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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到的周扬

周健明

我第一次见到周扬，是1950年冬天，当时我已参加工作一年多了，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父亲周立波带着我和弟弟去见他。我的印象是他的情绪极好，说了许多笑话。离开他的住所，父亲对我说，他现在担任文化部的副部长，茅盾先生担任部长，周扬对茅盾很尊重，把好的房子让出来给他住。 　　我第二次见到周扬，是1951年秋季，那年他经长沙到常德参加土改。谭丕模先生约我和魏猛克先生一道去看他，两位都是湖南大学的教授，他们见面后谈话气氛很热烈。我从他们的交谈中知道，谭丕模曾经担任过地下省委宣传部长，魏猛克在日本组织过左联。周扬曾经电邀魏先生去延安，后来虽然没能去，却积极投入了救亡运动，给地下党做了许多工作。有一次在传递情报时被捕，经老舍等进步作家奋力营救，才得以保全了性命。 　　谭先生当时担任湖南省文联筹备委员会主任，邀请周扬与省会文艺界人士见面，周扬答应了。第二天上午，在省文联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到会有二三十人，都是当时的活跃分子。在这次会上，周扬讲了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强调不要随便把艺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去处理，要注意文艺创作的特殊性。他还热情赞扬了长沙花鼓戏演员何冬保、萧重合演的《刘海砍樵》，说他昨晚看了这出戏，觉得很好，它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了优美的感情。经过他的称赞，引起了剧改工作者重视，后来稍加修改，成了一个久盛不衰的节目。 　　谭先生在会上向周扬介绍一些人，他把每个人的名字记住了。其中有位名叫项飞的画家，多年后游览北京中山公园，周扬从远处走到他面前，叫了他一声“项飞同志”，使他惊诧不已。他曾多次对我说：“周扬的记忆力真好!”我的父亲也常说周扬的记忆力超常，说他还有一双好眼睛，左联时期有一天在闸北路行走，突然被他推进一个弄堂，他低声地说：“×××从远处过来了，这个人早已叛变了!”由于他有很好的记忆力与眼力，曾经躲避了好几次凶险。 　　座谈会结束后他对我说，他想见见胞兄，要我去通知他。 　　周扬原名周运宜，他的胞兄叫周谷宜，曾到我家做过客，我很早就认识他。他把儿子送进了解放区，自己后来也参加了省工业厅的工作，我很快就把他找到了。后来他一直在那里工作，“文革”以前退了休。运动开始后对周扬进行大批判，他便突然被逮捕了，押解到各地进行游斗，最后投入了劳改农场。剧作家袁修广曾经对我说，他当时与周谷宜同监，亲眼看见他受尽了凌辱，在牢房中咽下最后一口气。从这位老人的遭遇也可看出，“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封建时代的株连法，在当代居然再现。 　　江青和康生发动对周立波批判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暴露了他们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嘴脸。康生在一次红卫兵集会上说：“周立波很坏，他是周扬的侄儿!” 　　根据周氏族谱记载，周扬确实比周立波长一辈，但他们已经相隔十二代，数百年前曾在一口锅里吃过饭。 　　当然，周扬是周立波的启蒙者，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又由他们介绍了艾思奇入党，1937年9月，应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之召，一起奔赴延安。周立波被派往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抗日战场的八路军将领，写下了广为流传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与《战地日记》。 　　周立波在西安给周扬写信道： 　　“我打算正式参加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了纸笔，去做一个游击队员。我无所顾虑，也无所怯惧。我要无牵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的战争，我爱这种生活，战斗的，而又是永远新鲜的。” 　　后来因为被周恩来派遣去主持《抗战日报》，他没能在华北当游击队员。而当三五九旅南下抗日时，他真成了一名战士。从延安打到湘粤边境，又由那里北返，行程超过万里，被人誉为小长征。王恩茂将军曾经对我说：“你的父亲是钢铁的文艺战士。” 　　我父亲与周扬的友谊是持久的，也是深厚的，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基础，他们思想境界是高尚的，江青康生之流无法理解。 　　周扬与周立波都出生于1908年，周扬虽比周立波大半岁，但他成熟得早，他们的相识是偶然的。周扬的同学林柏森介绍他认识林伯陶，林伯陶是周立波的表哥，在一次闲话中谈起周立波，说他期期都是班上的头名，周扬便主动去看他，两人就这样相识了。 　　当时周扬已经在上海大夏大学就读，周立波还在长沙省立一中读中学，周扬已经接受了革命思想，周立波还是一个埋头读书的好学生。但是经过周扬一鼓动，他便很快离开了故纸堆，接着迷上了新文学，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那时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两人一块去寻找党组织。他们听说曾三是党员，曾经找到了他家里，曾三家与周立波家三代联姻，但他们没能找着他。 　　周立波被捕前没有来得及入党，他不过是一个思想激进的革命青年。 　　周立波被捕时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当校对，被工人推举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张贴标语时与工头发生争执，被扭送到巡捕房，接着从床下搜出违禁书籍，他便被捕了。神州国光社的总编辑是胡秋原，与周扬有一面之缘，周扬请他把周立波保释出来，他却断然加以拒绝。周扬很气愤，找了律师潘震亚替周立波辩护。这是一位有名的红色律师，他义正词严进行辩护，还是被判了两年半徒刑。据廖沫沙的朋友林岳松告诉我，周立波判刑那天他和周扬都在场，周扬很难过，从法庭出来以后不愿回家，由他陪着在黄浦江畔走了一夜。周立波被关押在西牢，同时被关押的有吴亮平、曹荻秋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这段时间周扬回家一次，专程到邓石桥清溪村看望我的祖父。据他后来对我父亲说，老人听到这个消息很坚强，当他告别后走了很远，回头还看见老人停立在村口。 　　请辩护律师要花很多钱，周扬为此东借西借的花了三四十块光洋，对旅居上海的周扬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款子。 　　周扬的家在益阳新市渡田家湾，与我家相距十五里，他的祖父曾经经商，后来广置田产，造了一座大院，俗称田庄大屋。周扬到日本留学后参加左翼运动，曾经被日本宪兵逮捕，急坏了他的家人，立即变卖田产东渡营救。益阳沦陷时我随母亲到过他家，看到的是一片破败的景象。据说他的母亲生性好客，那时已无力招待客人饭菜。周扬的儿子也在益阳，与我两度同学，都因无力缴纳学费而辍学。 　　我第三次看见周扬，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农村出现饿殍，城里也有很多人得了水肿病。他到长沙来，我到交际处去看他，发现他不再谈笑风生，心情显得异常沉重。当我告辞时，他叫我等一等，说有位我也认识的客人就要到来。 　　来客我果然认识，是湖南图书馆馆长林柏森，不过这时他已经被打成右派，正在接受监督劳动。周扬征得有关部门同意，约他到住所相见。 　　林柏森与周扬是大学同学，同样出身于富裕家庭，他没有投身革命，却很同情这个事业。我父亲最后一次离家去延安，还是他送的盘缠。他用家产创办了私立蔚南女子中学，长沙大火后迁到我家的门口，我的祖父替他找到校址。这所学校内有个中共党支部，由常益中心县委书记帅孟奇同志直接领导。 　　帅孟奇到达延安后给中央写的工作报告，提到了这所学校： 　　“有我们关系的有常德静心中学、益阳蔚南女中、龙州师范、保育学校。蔚南女中在益阳民报上发表了告同胞书，……开了群众大会，出壁报，组织宣传队。……因为有同志在里面领导，可以帮我们做许多宣传工作，这次学校的宣传工作对群众影响很大。” 　　前后在蔚南女中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很多，其中包括大多数《抗战日报》支部成员，还有周扬的入党介绍人夏钟润。 　　1941年3月，皖南事变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封闭了蔚南女中，出动大批军警，搜捕校内的共产党员。校长林柏森与主任赖利贞被捕了，押解到县城和来阳严刑审讯，还搞了一次假枪决。林柏森临刑前朗诵《正气歌》，他们拒不吐实。蔚南女中的共产党员一个也没有被捕，党支部没有遭到破坏。 　　就是这样一位共产党的同情者，革命事业的坚决支持者，在1957年鸣放中，对基层领导提了几条具体的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剥夺了工作和正常生活的权利。周扬热情地接待他，对他讲了一些安慰话，他的样子是很同情的。送走他以后，还对我说：“要你父亲送他一笔钱。”他又要我陪他到街上走走，我和另一位同志和他一道在蔡锷路上散步。他很少说话。这时市面萧条，店铺大都关闭，只有几家小店，在卖甜酒。他走近看了锅里清汤寡汁的甜酒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四人帮”粉碎后，周扬复出，他便不断拜访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志，还有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的朋友，他诚恳地检讨，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当他出版自己的文集时，我曾听他说过：“如果将那些批判文章收进去，要加上注释，讲清时代背景，说明那些地方是错的，错的地方我要负责任。”他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受到了文艺界的普遍欢迎。 　　我父亲曾对我说，周扬在左联时期是很艰难的，有段时期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后来来了人，又遭到误解……。进入延安后，他感到心情舒畅，工作热情特别高，除了担任边区教育厅长以外，还在鲁迅文学院授课，后来又担任鲁迅文学院院长。他初到延安时发表过谈话，登在一本杂志上，说他到延安很好。毛泽东约他到自己窑洞里，替他安排了住处，然后促膝谈心。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分析了左联的得失。当我父亲1939年底来到延安，周扬对他说：“立波，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领袖!”以后周扬一直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他认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危难关头挽救了革命，他对他是十分崇敬的，根据他的“将令”修正自己的言行。在监狱关了十年之后，接到出狱通知夏衍当天就走了，周扬还在那里多住了几天，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 　　然而周扬也有认识不及之处，有时还不免表露出来。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把他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送给毛泽东，对他说：“你的对于生活与艺术的看法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似。”这位作家是旧的唯物主义者，这种比法不恰当。但是他很快便改正了自己的看法，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还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热情地推崇毛泽东文艺思想。 　　全国解放以后，周扬一直处于领导岗位上，文艺界的历次运动都由他做总结，后来变成文章公开发表了。这些文章大都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发表后组织大学学习。但是每次运动之后，他都要开许多会议，作一些内部讲话，调子与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同，重在强调文艺发展的规律，要求领导工作符合文艺的特点。后来他又花了很多气力制订《文艺工作十条》，想以它来保证文艺的发展。但这些后来都被姚文元歪曲，污蔑他为“反革命两面派”。 　　当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关心文艺，在太行山区发现了赵树理。这个消息传到延安，周扬把他的作品找来阅读，觉得它们反映了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在艺术上和大众化相当高度的结合，便写了一篇文章，热情赞扬了他的创作。全国解放后赵树理成了创作界的旗帜，他的作品风行全国。但是这位老赵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看不惯弄虚作假和蛮干，他在作品中提倡实干，还给《红旗》杂志寄去一篇文章，历数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错误，这一下惹怒了陈伯达，指令中宣部组织批判。周扬把这个指令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 　　后来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周扬在上海鼓励周信芳上演海瑞戏，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反映到中央，说他同情彭德怀。《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后，周扬的态度一直是明确的，学术问题不能作政治问题来处理，这个观点与康生的观点相对立。 　　1964年夏季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听了一个传达报告，主讲人是周扬，江青在会上插话。当周扬谈到对京剧等传统戏曲改革要特别慎重时，江青粗鲁地插话说：“不见得!”会后我的老师何洛悄悄对我说：“要拿周扬开刀了!”后来我把这话告诉我父亲，他还不相信，直到他被通知回京参加新侨饭店的会议，他才得到这方面的信息。那次会上批评了赵树理和周立波。父亲有个火爆性子，在吃饭桌上同别人吵起来。会议的主持人为了按下他的火气，低声对他说：“上面要批判周扬了!”父亲回到湖南后把这话告诉了我。后来我听一位参加这次会议的人说：“事情确是这样。当时因为周扬在‘五人小组’中的错误，上面已确定要对他进行批判。赵树理与周立波是外围，新侨饭店会议打了他的外围。” 　　周扬在“文革”中的遭遇尽人皆知，全国各地组织了大批判，他的家乡也掀起了批判高潮，田庄大屋成了阶级斗争的现场，后来又被全部拆毁了。如今益阳县志上把它列为“重要纪念地”，却只剩下光溜溜一块白地。 　　“文革”中我与周世钊先生保持着联系，这是位忠厚长者，他对我的态度没有变化。他常常去北京，有时能见到毛主席。有一次我去看他，是他的女儿周孟瑜引见的。他很高兴地对我说：“你的父亲没有问题，周扬也快出来了!”果然没过多久，便听见周扬真的出来了。 　　当时我在大学已开始讲课，行动上已比较自由。我便利用假期到了北京，到他的住所去看他。记得他当时在万寿路组织部招待所，住在一栋楼房里，许多刚被解放的老同志住在那里，楼道里弥漫着一股煤油炉气味。 　　周扬马上认出了我，他还问起湖南的熟人，我发现他的记忆力还是那么好，思维也像过去一样敏捷。他所住的房间是个套间，里面有一个小间。他把我领进小间，指着那张摆满书籍的书桌说，他每天在这里读书和写字，有时还到院子里散步。 　　周扬的勤奋是有名的，我不但听我父亲说过，还听林柏森、林岳松等人说过。他在上海翻译《安那·卡列尼娜》的时候，几个月不出房门，完稿后脸色苍白，身体显著的瘦了。后来出外活动的时间多了，就利用晚上读书和写作。 　　他在大学是学英文的，读得懂国外报刊和书籍，地下时期从外国报纸上了解共运的动态，与上级失去联系后也从此得到中央的信息。他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常用英文版，能用英文流利地写作。囚禁的时候，他比我父亲要幸运，专案组允许他购买书籍，他用生活费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包括一套《资本论》，数年之间他读了三遍。 　　后来我还去看过他，他已搬进招待所后院的小楼，他的隔壁住着帅孟奇。这位革命老人的名字我早知道了。我的母亲对我讲过她的故事，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具有神奇色彩的人物。但这时英雄的帅大姐已经失明，她的一只眼睛是被国民党特务弄瞎的，一只眼睛是被“文革”中的专案人员弄瞎的。 　　因为我的工作岗位在湖南，在北京逗留的时间不多，虽然周扬对我十分亲切，但我见他的次数很少，只有1980年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才有机会常常去看他，和他作过多次交谈。有一次我约好去看他，那天因为有事耽搁了，第二天我到安儿胡同一号，传达室的人告诉我，他昨天问了两次健明来了没有?这使我不再考虑会耽搁他的时间，去的次数就多了。有好几次是和在地方工作的朋友一块去的，他对他们的态度很热情。记得同去的朋友有李满天、李进、峻青、柯兰、还有盛裕和古华。他记得他们的经历，并且读过他们的作品。峻青提出要办《文学报》。周扬说上海作家很多，办一张这样的报纸是适宜的。峻青听了很高兴，连夜打电话告诉了上海的同志。 　　我因为在教学和研究单位工作过，曾向他请教过一些理论与史料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不能一一叙述，只拣两件自己印象最深的事说一说。 　　我曾查阅过“文革”中资料，发现周扬、周立波被公开点名始于《红旗》杂志，罪名是提倡国防文学和反对鲁迅。经过十年监管审查与批判，周扬一案作了结论。结论与周立波见面时我也在场，发现其中还保留着一条尾巴，即提倡国防文学反对鲁迅，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而所根据的只是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这个问题常在我脑际萦回，曾经使我大惑不解。有次我问周扬，当时你和夏衍、田汉、阳翰笙去见鲁迅，是怎样冒犯了鲁迅先生?周扬回忆了一下说：“那次我们去拜会鲁迅先生，先约好的。鲁迅先生很热情，谈话气氛很融洽。田汉对胡风的作风有不满，说了两句，我忙扯了一下他的衣角，他就没有说了。鲁迅先生没有生气，也没说什么责备的话，最后拿出一百元给我，说是交给左联的会费。”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周扬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他总是责备自己，对鲁迅先生认识不深，没有向他多请教，对他有过不尊重。他有时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多次在公开场合作检讨。记得“四人帮”粉碎后，他在一次纪念会上发言，又沉痛检讨了这个错误，当时有许多左联老同志在座，觉得他说得过重了。任白戈还当面对他提了意见，说如果他再作这种检讨，他要写文章公开辩论。后来我见到这位老人，他将那天的话告诉了我，我的心中对他充满同情，我想时间会作出判断，历史会作评说。 　　另一个问题也一直在我脑海中萦回，江青为什么对周扬那样仇恨?我的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他们的矛盾由来已久，但是到底始于何时，他也不十分清楚。他只记得周扬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的时候，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供职，两人在电影评价上相左。我带着这问题问过周扬，他无保留地告诉了我，他说：“除了其他政治上的原因之外，我确曾和她有过几次冲撞。一次是关于她的党藉问题，她曾多次谈过她左联时期是党员，但是我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后来又当文委书记，我一直没有她是党员的印象，因此不能加以肯定。据说后来康生证明了。我不知他的根据是什么?另一次是她在文化部下设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工作，总用左的观点来看待过去的电影。《武训传》不用说了，还准备批判《清宫秘史》等一些影片，她的批评不从艺术方面着眼，而多往政治路线上联。当她下去调查武训历史时候，这种表现很突出，钟惦裴也管电影方面的事，曾经向我多次说过。我也觉得总是很难办，曾经向中央反映了这种情况，我说江青喜欢发表意见，分不清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她自己的。不久她便不再来文化部上班了，中央给她另外安排了工作。” 　　我曾经劝周扬写回忆录，把他所经历的事情写下来，不但可以保留一份史料，还可澄清一些问题。周扬摇摇头苦笑了一下，他说现在没有时间。 　　自从周扬重新恢复工作以后，他的热情一直很高，七十高龄的老人还像年轻时一样勤奋，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有人劝他星期天休息，他也利用这个时间接待客人。他的工作十分繁忙，而最重视的是理论战线的建设，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非常好，但是理论必须跟上去。 　　后来我回到了湖南，没有再常去他家，到了北京去坐一会，不忍对他多打扰。但是有两件事一直挂在心头，使我常常责备自己，一件是周扬回过一次湖南，曾深情地对我说：“全国解放我回益阳，是你父亲陪去的，这次我回益阳，你就陪我去吧。”我却因为参加文代会选举，没有履行他的嘱托。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他去了田家湾，还去拜访了他的老友。另一次是他病了，我趁出差之便去看他，病房的门卫把得很严，我没有探视证，有熟人答应带我去，我却迟到错过了。我没能最后见他一面，使我感到深深遗憾，我想如果进了病房，看到他那凄惨的病容，我会和许多看过他的人一样，伤心得控制不了自己。 　　我们家乡的老人们常说，周扬自小美姿容，翩翩如浊世佳公子，但他抛弃了繁华选择了艰辛。他把一生献给了事业，饱历磨难而无悔。人大会堂的掌声是对他奖励，八宝山下的告别行列是替他招魂。我想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田。他的事业也将永远存留于世上。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