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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字叫“没法说”……

刘真

1959年，经河北省批准，康濯带头批判我没有发表的小说初稿《英雄的乐章》，说是要打自己的孩子给赫鲁晓夫看，赫氏不一定能够看见，周扬看见了却是真的。1962年周扬来到河北省委所在的天津市，召开省市文艺界座谈会。我因为《英雄的乐章》受批判不能参加。他听说不许我参加会，特派他的秘书用他的车子把我从省文联接到会议上，用此表示对我的安慰与支持，这是少见的。 　　在一次领导人的小会上，让受批判的人和主要的作家们都坐在一起。周扬的批评是严厉的，他很激动地说：“人家没有发表的稿件你们拿出去公开批判，这是不道德的。”接着他说了一段后来成为他的罪状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弄不好比资产阶级专政还厉害，人家受不了还可以跑，你跑到哪里去呀!我们做领导的应该对每一个同志负责任，多爱护。”等等，他讲得很多，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感动得放声大哭，又哭又诉苦，很像是小孩子见到了亲娘。散会时，周扬又当着全体领导人的面说：“刘真，吃了午饭，我再听你谈谈，有话你尽管说。” 　　这次谈话从午间十二点半到下午三点，谈话的要点是，他说读了我受批判的小说《英雄的乐章》，印象深刻，不会忘记。一句批评也没有。他说：“党需要你在各方面尽快成熟起来，写出更多的好作品，你是有才华的。”其余时间，他完全听我说。我说了徐水县大跃进的种种坏事，因反映真实情况受了处分，假话我不会说，说真话无法活，等等。 　　这次会议以后，我又可以写了，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不知不觉的不算数了。我感谢周扬。 　　我1951年写出了第一篇小说《好大娘》，得到了宋庆龄主席发给的儿童文学三等奖，从此结束了我从十八岁开始的战地通讯、故事、小剧本之类的写作而变成一个小说作家。1953-54年，一面在文学讲习所学习，一面写出小说《春大姐》与《我和小荣》。1956年被周扬发现，在全国一次重要的创作会议上，表扬了我这两篇小说。于是，这两篇小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北影分别拍成了电影故事片。在1956年的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上，我成了主席团的成员，和老舍先生一同主持大会，还坐在怀仁堂的舞台上，周总理坐在边上，让我们坐当中。 　　这次会上周扬来到团中央礼堂和大家见面，联欢，座谈。我第一次见周扬，他被人领着找到了我，再三问我晋驼是你大哥?亲哥?一个妈生的?大哥写小说的才气也是周扬在延安时发现的，这时又发现了晋驼的小妹。晋驼被人诬陷为叛徒开除了党藉的事，不知道周扬是不是知道，反正他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过晋驼。 　　“文革”中，在周扬被揪斗的时候，我们也被揪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个个被清算如何为周扬提供理由反对毛主席。被清算的是全国文艺界，大家都和周扬共命运。他是“阎王”，当然被揪斗的更狠。“文革”前夕他刚开过刀，我以为他很难活下去。 　　不料，周扬竟熬过了“文革”，活了过来。1976年大地震时，空军总部的一个老战友告诉我：“宋任穷政委现住在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他很烦，很寂寞，天天想念老部下，你去看看他吧，我们都去看过他。” 　　我去看了宋任穷政委。吃过了午饭，他告诉我，周扬也住在这里。每天早晨和傍晚，他们二位一定在这个老大的园子里散步，谈心，无话不说。周扬没有地震棚，从四层楼上躲到院门口的两间平房中。他和老伴苏灵扬正在吃午饭，急忙迎出来问宋政委：“你也认识她?”宋政委用手比在腰间说：“她从这么一小点就在我身边，在我的部队长大的。” 　　周扬领我进屋，我告诉他，老同志都挂念他，想他。他眼望着屋顶，不知如何回答，终于开口说：“现在路线正确了，你写吧。”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他能说什么?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庆幸他还活着。难忘他被红卫兵揪住头发，散发到全国的传单百丑图上的照片，他能活过来是非常不易的。 　　令人更痛心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似乎一切政治运动都过去了，周扬仍不能寿终正寝。1989年周扬去世了，我在周扬的遗体前深深鞠躬，我哭了。多年来，他做了那么多次长篇大报告，发表了那么多文章，死后竟没有一篇文章悼念他，肯定他一生的辛劳，似乎他的名字不叫“周扬”，叫作“没法说”。他如何领导着整人的事我不知内幕，也没法说，只想说现实生活本身在替他说话，从各方面为他辩护。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