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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新时期的周扬

温济泽

三十年代初，我在上海读书，又是做地下工作的共青团的基层干部。我爱好文艺，接触过左联的一些人，在福煦路一家专卖“左联”和进步书刊的小书店里，认识了夏衍、丁玲，还见过冯雪峰等。周起应(周扬)的名字，我听说过，也在书刊上看到过，知道他是“左联”的领导人之一，但没有见过面。1932年7月，我被捕，被关进苏州军人监狱，从此，高墙和铁丝网把我和外界隔绝了好几年。 　　1937年，全民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我在这时才被释放出来。第二年初，到了延安。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时候，曾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写过一部高小适用的《自然课本》，又分工调查研究延安几个干部学校的情况。当时周扬任边区教育厅厅长，又任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教育厅是别人来找我，我去鲁艺也是别人接待的，没有见过周扬。我第一次见到周扬，是在1942年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候，不过那也只是见面和认识而已。 　　我和周扬同志有工作的上关系，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 　　周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我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一个副局长，广播事业局在业务上是受中央宣传部领导的。但从1956年11月起，中央决定，对国外宣传的业务一律改由中央联络部领导。恰在这时，我在局里分工主管对国外广播工作。中央联络部规定每两周召开一次对外宣传工作会议，由各对外宣传单位负责人参加。因此，每次开这样的会议，都是我代表广播事业局去参加的。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不久，我看到一份周扬在文艺界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录稿，其中有段话，大意说，香花和毒草在分辨不清的时候，可以让它们都先放出来，让大家辨别；如果是毒草的话，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嘛!我觉得这不能适用于广播，毒草在报刊上登出来以后，可以批驳和纠正，如果广播出去，这次听到的人下次就不一定听到了，怎么“锄”呢?差不了几天，我又从报上看到中共中央统占部部长李维汉在一次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觉得在对国外广播中应加上以各民主党派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这个大目标为前提，不加这个前提，外国听众听了是可能发生误解的。我在中联部召开对外宣传工作会议的时候，就把这个意见在会上说了。 　　主持会议的是熊复同志，当时他是中联部秘书长(后任副部长)。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并且说，中央已向周扬同志指出这样说法有错误，但他又说只是告诉我们知道，叫我们不要再向下传达，我主持的对外广播工作很复杂，每天要发十几种外语和4种方言的广播稿，为防止错误，第二天我就向几个主持发稿的同志传达了。 　　过了两个多月，有一天，局长、党组书记梅益找我谈话，问我：“你是怎么说‘周扬有错误’的?”问得很突然，我一时想不出来。他就拿出一个听过我上述传达的同志的笔记本，指着“周扬有错误”几个字要我看。我看了日期、前后文字，就把两个多月前在中联部开那次会的情况说了一遍，我说：“熊复同志关照我们不要传达，我对几个同志传达了，这是违犯纪律的错误。”他要我自己去找周扬同志说明。 　　我没有及时去找周扬同志，大约过了个把星期之后，是在一次去中宣部听周扬同志做报告，趁中间休息的时候找他的。我说：“周扬同志!我想向您解释一件事，我没说您有错误，……”他在打火抽烟，并没有看我，就打断我的话说：“你说我有错误，我就有错误了吗?你倒应当想想，这样说对你会发生什么后果!”他转身就走向休息室去了。到了1958年初，梅益同志告诉我中宣部又来追查这件事。 　　几天以后，局党组开党组会议要我检查这件事。我说明和检查了一次又一次，表示绝不能把我在中联部会议上讲的话同“右派向党进攻”联到一起。中宣部还派了两位处长来旁听。由于事实就是这样，中联部也有证明，这个问题就不了了之。但是局党组并未罢休，接着又提出一大堆问题。在那年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敌我混淆，是非难辨。批斗我的时间从初春一直到10月，最后终于将我划为右派分子。这以后的十七八年，我再没有见到过周扬。 　　我再见到周扬，已是1976年春天。 　　那时候，“文革”浩劫已近尾声。我有一个青年时代一同做过地下工作、一起被捕坐牢、后来他在东北局做过书记的老战友，已经从“牛棚”解放出来，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去看望他。他请我吃午饭，在饭厅里，我遇见了周扬。我们隔着好几张饭桌，他先吃完，看到了我，就弯着腰，端起一个凳子，慢步走到我的身旁坐下。我们寒暄了几句，他亲切地问我：“你还写科学小品吗?你在延安写的，我很喜欢看。”他鼓励我多写，还把他住的楼号告诉我，希望我去看他。 　　我曾看到过的高傲的架子，在周扬身上消失了。过几天，我去看望他，他独自一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正在低着头戴着花镜，专心致志地读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谈话中，我知道他从“文革”一开始，就遭诬陷被投入监狱，在被关押的九年中，他有七年时间反复精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庆幸他有这么充裕的时间读马列，听得出他的确有不少宝贵的心得。 　　1978年1月，我从“失业”中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这要感谢胡乔木。延安时期，我在新华社工作，胡乔木、廖承志领导过我，而且比较了解和接近。我被广播局划成右派时，他们曾一起到中宣部表示过不同意见。但那时“左”风乍起，越吹越烈，后来“文革”祸及全国，乔木、廖公都无法自保。1977年，乔木复出被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后，他于1978年初调我到社科院，要我先到院科研局任副局长，同时在适当时候办理冤假错案平反的事。我在4月写了一个要求复查的报告请胡乔木同志转中组部。胡乔木同志自己也附了一封信，说明我被划成右派是个错案，一并交给院政治部(后改人事局)办理。政治部同志看我是全国要求平反的第一个右派，为得到充分证明起见，又请廖承志、吴冷西、熊复同志分别写了不应划我为右派的信。政治部同志还要我找周扬，希望他也能为我写个证明。 　　此时周扬已调到社科院任副院长。我去找他，他问我：“你要我证明什么?”他说他已经想不起来我被划成右派的事了。他又几个字一顿、几个字一顿缓慢地说：“我们这些三十年代从白色恐怖下走过来的人，会有‘左’的、右的思想，但是怎么能划成右派呢?过去搞错了的人确是太多了!”他的声音里带着哽咽。 　　我同他并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就掉过头看看他，只见他内心既忏悔又痛苦的样子。我再没有要求他为我做什么，何况我听广播局一位与我同时担任过副局长、党组成员的同志说过，在局党组多数通过划我为右派后，另一位副局长到中宣部汇报，说已根据周扬同志的意见，将温济泽划为右派，后来周扬曾叫人打电话给广播局党组，声明他并没有要广播局划温济泽为右派，我相信周扬说记不得是真的，并认为即使是他同意过的，他既忘记，现在又是这样的态度，就算了吧。 　　对我的错案的改正，很快得到胡耀邦同志的批准。有些人说我是中央机关右派得到平反的“春风第一燕”。我恢复了自1929年以来的革命历史，恢复了党籍，参加了院的党组。不久社科院创办研究生院，周扬兼任研究生院院长，我兼任副院长，我尊重他的领导，又视他为良师益友，我与他的关系进入一个同志式的密切合作的新阶段。 　　那一年，周扬已年近古稀，身体又不大好，我常到他的家里去谈工作。有一次，我走进他的客厅，看看没有人，就叫了一声“周扬同志!”客厅的一侧是他的卧室，他在卧室里应声说：“请进来吧!”我进去，见他躺在床上，显得很疲倦的样子，有气无力地说：“我刚写完一封信，是给中央，要求为雪峰平反的。就在桌上，请你先帮我看看。” 　　我在他书桌旁的藤椅上坐下，仔细地看信，看了两遍。他说：“你看行吗?有不妥的地方，你就改。”信写了四五张八行书。我看他写得十分诚恳，自己承担了把雪峰错划为右派的全部责任，自责的话很沉痛，要求为雪峰平反的话非常恳切。我就连声说：“行!行!就这样送给中央吧。”我站起来走到他的床前，他躺着仍在流泪。我此时此刻想，周扬同志像许多同志一样，过去“左”过，也许有时是违心地“左”过，后来自己也吃了“左”的苦头，现在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周扬同志原来对马克思主义就有较高的修养，经过在监狱中精读了七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定会有新的认识体会，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也会把马克思主义学得更好些了。 　　1978年10月11日，研究生院举行开学典礼。我主持大会，周扬讲话。 　　他说，我们办研究生院，“要造就的不但是学者，而首先是战士”，“是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答实际问题的革命家，革命战士。”“我们要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个思想体系，掌握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知识的精华。我们要的是：对现实问题、对当前国内和国际问题，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的问题的浓厚兴趣和热烈探讨的气氛；是密切联系实际、认真读书、独立思考的钻研精神；是教学相长、师生互学、自由辩论的学术民主空气。我们应当办成既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思想指导，又有最广泛的学术自由这样的学院。” 　　他强调要“研究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何向前发展。”他谈古论今，旁证博引。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曾和一个同志讲，还用手指做比喻说：‘你读的以马克思主义的书比我读得多，但你有个缺点，你不能用，你读了十本，我读了一本；我一本有用，你十本都不能用。’读书要能用，就要联系实际，独立思考。”他又引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的一个故事，他说：“犬儒学派的哲学家第欧格尼要学生回答问题，当学生表示同意先生的意见时，这个哲学家就拿拐杖打学生的头，说：先生讲的意见你为什么不反驳?列宁对这个故事很欣赏。”他接着说：“我们研究生院的导师们，将来学生完全按你的意见回答问题，你也可以拿拐杖敲学生的头”。他说：“当然，不是叫人胡思乱想”，“是要经常注意现实的问题，特别是注意现实生活中刚冒出头来的新事物、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我们自己的头脑，……多看，多想，多和大家交换意见，交流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思想僵化，才能繁荣社会科学。” 　　周扬同志这个即席讲话，我完全同意，会后了解，也受到全体师生的热烈赞同。 　　1979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请周扬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报告。 　　他说，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运动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第三次。历史已经证明，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总要有一批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先驱者们，敢冒风险，冲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坚持科学的新思想，才能划破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 　　他着重论述了第三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他指出：“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坚决摆脱他们的所谓‘句句是真理’这种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新的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又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且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他回顾了两年多来，党中央一再号召全党和全体人民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彻底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令和禁区，肃清他们多年来制造的思想流毒，促使一些思想僵化或者半僵化的同志端正立场，跟上形势，摆脱一切落后于时代的陈腐思想如官僚主义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去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样把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开展好呢?他提出：“应当按照党的优良传统来办。第一，要允许自由讨论。政策宣传和科学研究是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工作。政策宣传遵守党和政府决定的政策界限，科学研究和理论研究则必须保证有研究的自由。科学无禁区。科学思想不能听命于‘长官意志’，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应当允许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允许有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的自由，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我们应当鼓励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第二，要尊重实践的检验。一切理论和学说，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丰富和发展。实践检验出不符合新条件的、或者证明是错误的地方，就应当予以改正；实践中提出了原来所没有的新发现，就应当予以补充。如果能够自觉地切实地做到以上两条，那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树，也就可以长青了。” 　　周扬这次讲话，在全国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发生很大的反响。 　　1980年6月17日，这是瞿秋白就义45周年的前一天，为了纪念瞿秋白，为了洗刷“文革”中对瞿秋白的诬害和凌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举行纪念座谈会。周扬作为中国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作了重要讲话。 　　他对瞿秋白评价说：“秋白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才识卓越的领导人，他不但负起过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重担，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建设上，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他指出，30年代初期，秋白和鲁迅一起，参与和指导了左翼文化运动，粉碎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取得的文化成果是极其丰硕的。他和鲁迅之间的革命友谊是光照千古的。 　　座谈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已经批准搜集瞿秋白的文稿，重新编辑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胡乔木把这个任务委托给周扬，并要我协助他，这就使我同周扬又多了一个工作上的关系。1982年以后，周扬身体不好，这付担子就全落到我的肩上。 　　此后，周扬同志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工作日益繁忙，加上身体日见衰弱，终于辞去了在中国社科院和研究生院的职务。我仍有时去看望他。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3月7日，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学术报告会。报告人是周扬，地点在中央党校礼堂。那一天，我比较早赶到了，坐在前几排，为的是想听得更清楚些。 　　周扬同志慢步走上讲台，看来身体又差些。他开头讲了几句话，就请一位女播音员代念讲稿。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那位女播音员口齿清楚，念得流畅，语调能恰如其份地表达出原稿的涵义。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倾听，不时地响起一阵阵掌声，结束时鼓掌热烈，经久不息。 　　我们有些人都期待着《人民日报》能早日发表周扬的报告，但是一直拖延到3月16日。听说拖延的原因是胡乔木对周扬在报告中讲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有不同的意见。 　　过了大约八个月，1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周扬同志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内容是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文章的错误作自我批评。几天之后，我又去看望周扬同志。他的态度似乎轻松和平静一些。他说，3月以后，乔木就“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找他谈过3次话，谈不拢，他自己也不冷静，每次谈话时他都拍了桌子。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和中顾委的会议上，又组织对他的批评；最后又派新华社记者要他发表谈话。他说，“我总要顾全大局啊!我承认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我知道周扬对“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是早有研究的。在他这次受批评以后，我查找到1963年12月出版的《红旗》杂志上，有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其中早就讲过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不过，这时我不想同他再多地谈这些问题，就把话题转到他的健康方面。他告诉我，他常感头晕，有一次在院子里散步时摔倒，又有一次在房间里也跌了一交。我没有想到他的脑子会有什么病变，就随口背诵了一句马克思说过的话：“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楚。”他似乎很欣赏这句话，记得他还把这句话复述了一遍。我总希望周扬同志的身体能逐渐好起来。 　　事情的发展有时同人们的愿望相反。我听说周扬同志的身体逐渐更差了，他住进了医院，医生说他可能成为植物人。我简直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直到1985年秋的一天，我又到北京医院看望他，他过去有时还能说上几句话，现在说不清，甚至说不出来了。我说的话，周扬不能完全理解；周扬想说什么，只能由他的夫人苏灵扬看他的口形和表情来转述。这样，苏灵扬就成为我和周扬之间谈话的中介，而周扬一直是呆滞的。最后我要告别，周扬似乎听懂了。他两眼凝视着我，把两手艰难地从被窝里伸出来，紧紧地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嘴唇微微掀动，说不出话来。他滚滚流下两行热泪，我非常难过，强制地不让我的泪水流出眼眶。倒是苏灵扬很坚强，她靠近周扬耳边大声说：“温济泽同志很忙，让他走吧!”说了两遍周扬才把手慢慢松开。我也轻轻地抽出手，注目地看着他，又向苏灵扬示意，倒退着出了病房。 　　1988年，研究生院纪念建院十周年，我让一位同志写了一封向周扬同志的致敬信递到他的家里。苏灵扬后来告诉我，她把信带到医院里大声念给周扬听，他的脸上曾流露过一丝欣慰和笑意。 　　周扬同志离开我们8年多了。他生于1907年11月7日，今年是他的诞辰90周年。我写下这些回忆，是表达对他的真挚怀念，也作为我献给他的一瓣心香。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