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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话

周扬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多同志作了报告，老作家们也讲了话，会议开得很圆满。现在我只想谈谈我们怎样做一个新时代的作家。 　　我不是作家，没有写过小说，也没有写过诗，算不上什么“文人”，但却被归到作家的队伍里来了。我现在做党的行政工作，做一些创作的组织工作，而在文学理论批评工作方面做得很少。我用的是逻辑思维，不是形象思维。 　　我要讲的不一定适合于同志们，如果说换换口味还可以。讲得对不对请同志们考虑。 　　在座同志大都是二十几岁的人，是新时代的人，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也就要做一个社会主义的作家。苏联共产党在给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的祝词中曾提出：做一个新型作家，要求作家成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热情的战士。我们作个作家，首先就应该成为一个热情的战士。我们过去有很多伟大作家，为了人类的进步而奋斗，但是那时他们看不到共产主义，他们在阶级社会里看不到将来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远景，我们因为有了马列主义，不但看得见，而且正在为实现世界上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伟大理想而斗争。我们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用什么奋斗呢?用笔。工人用生产机器，农民用增产粮食，科学家以发明原子能，发现自然界的秘密来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我们用笔，用形象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这是一件光荣任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假如我们不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我们还能写出比托尔斯泰、曹雪芹更伟大的作品吗?他们反映了他们的时代，而且没有谁能超过他们。 　　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这个名称很好，表示会议的谦虚，在座同志都写过几篇作品，但并不等于都已经是作家了，当然很多同志将要成为作家，成为很有才能，很有希望的作家。我想在座的同志们，或不在座的同志，甚至于没有开始写作的青年中，一定会产生伟大的作家写出伟大的作品的。至于谁是这样的作家，究竟产生多少作家，那就需要许多条件；依靠我们的工作，依靠个人的才能和个人的努力，特别是个人的努力，因为勤劳是才能最主要的表现，世界上很少只凭才能而不坚持劳动就能成为名人的。谁也不能说我将来是伟大的出色的作家。当然我们希望作家越多越好。但文坛不仅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我们需要培养许多杰出的作家，象其他艺术方面一样，在文坛上独创风格，形成一种学派。但是这样大的青年作家队伍，也许象高尔基所说，一千一万个当中只能产生几个杰出作家。才能可以有大小，成就可以有大小，但所有作家都应该为共产主义奋斗，如果不为共产主义奋斗甚至是反抗的话，那就应该从作家队伍中清洗出去，那些人不应该在作家队伍里，特别不应该在青年作家队伍里。这是我们的人生观，这是我们的世界观，因为我们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热情战士。 　　我们要求同志们在开会之后，要成为这样的战士。我们是共产主义军队里的一支作家军队；我们文学的任务，就是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既然这样，作家首先就应该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觉悟的人，这是对所有作家的要求。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作家都是天才，但我们必须要求每个作家都是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这是我们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同志们很注意世界观与创作矛盾问题，在座有很多搞文艺理论的同志，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应该肯定，青年作家必须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必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如果没有，必须努力。有没有这种世界观，就是我们是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的根本区别。我想这样说不是庸俗社会学。历代作家的世界观是有矛盾的，这是研究文艺理论的人应该探索的问题。 　　旧时代作家的世界观往往充满了矛盾，是不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对世界统一的看法(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这问题后面再谈)，对世界最科学最正确的看法。作家既然是研究现实，当然应该具有对现时生活的看法，一个作家对世界没有一定的认识和看法是不可能把真理写出来的，过去作家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但还有其他进步的世界观，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不是完全没有进步因素的。如果他们的观点是完全落后的，怎么能看出世界上的真实呢?作家对世界没有一定的看法，发展下去一定是使创作走向无意识的、神秘的、无思想的道路上去。把创作引导脱离当代进步思想，走上神秘的道路，这是资产阶级艺术理论最大的特点，也是胡风的特点。这种东西服从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个人主义思想。过去没有马克思主义这是时代的限制，是旧时代作家的不幸，因为他们生得比我们早，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没有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那样形成完整的观点。我们的时代是最高的科学水平的时代，这是我们的幸福，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这与没有这个武器有很大区别。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家就不能写出真实作品。那么，过去托尔斯泰、曹雪芹为什么写出真实作品?为什么我们革命的作家写出公式化概念化作品?岂不是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比有了好呢?过去的作家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可以看到真实，我们今天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看生活就看得更深刻鲜明。举个例子也许不大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最新式的武器——“原子弹”。过去没有“原子弹”用手榴弹、步枪也可以打胜仗。过去作家因为没有先进世界观，有多少痛苦，多少限制，看世界比较困难，但还是看得到。因为他们去研究生活，有各种知识、才能、技巧，如果把世界观孤立起来看，认为有了先进的世界观就有了一切，那就是庸俗社会学。世界观带有积极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旧现实主义者看世界很困难，他看到时代的黑暗，但他看不到光明在哪里。契诃夫看到时代的黑暗，知道将来一定有光明，但光明在哪里呢?他看不到。因此，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很大的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武器，不过，有了武器还要会用。对我们的作家不要教条地来谈世界观与创作矛盾。如果不去分析具体作品，离开时代背景来谈，那对我们是没有多少益处的。 　　作家不具有时代的最先进的思想，是不可能成为伟大作家的。如果不具有我们时代的先进思想就不能成为新时代的作家，这个问题在作家中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而理论研究工作者却应该研究过去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矛盾在什么地方，可以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公开讨论。 　　关于世界观问题，我想讲两点。世界观是人对世界的看法，人生观包括在世界观里，世界观包括对自然和社会的看法，也包括着对人生的看法。作家的世界观包括作家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道德观点，美学观点，这些观点的总和，就形成作家的世界观。 　　世界观对作家有什么用处呢?首先解决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对文学事业应有的看法问题。我们都是搞文学创作的，既然要干这一行，我们对它就应该有一种看法，我想大家开始写文章时，绝对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只是看到人家写，自己也写，作品发表以后，看到自己名字变成了铅字，而且有时还和老作家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因而感到非常兴奋，得到一种满足，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文学事业是什么事业?这个问题必须考虑。文学不同于其他艺术，不需要专门训练，自己关在屋子里写出作品来就可以成为作家，而学芭蕾舞就不同，就需要长期的训练。这次开会是业务会议，同时也是政治性质的会议，大家应该对文学事业取得一致的看法，要有共同的世界观。如果没有共同的看法，就不能成为共产主义的作家队伍，而会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作家队伍，资产阶级的作家队伍。如果要准备终生从事创作工作，更要好好想想应怎样看待文学事业。在五十多年前，列宁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看法，这个看法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告诉我们的，列宁说：“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又说文学“将不是替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替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些劳动人民是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我们同志中间都解决了呢?我看并没有完全解决。 　　文学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服务是列宁的原则，到了一九四二年被毛主席加以发挥，提出文学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文学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一个作家刚开始创作时，可能并没想到自己创作是为了甚么，只是为着发表而写作品。但必须加以考虑的是，为什么要发表它?那就是因为作品能影响人民，帮助人民，教育人民。文学不是为个人利益服务，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发表欲，而是为了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这些话虽是老生常谈，但也确是最基本的原则。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说：我们要摆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与无产阶级结合起来，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什么叫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呢?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把文学当成了个人猎取名利的手段。列宁的文章提到：所谓文学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因为钱和刊物、剧院，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现在刊物剧院掌握在国家手里，对钱的问题也没有那么看重。但是不是就没有资产阶级思想了呢?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摆脱资产阶级物质关系的影响，比较容易，但摆脱资产阶级精神方面的影响是比较困难的。“三反”反对糖衣炮弹——贪污，这是物质方面的，我们还要反对精神方面的“糖衣炮弹”——一本书主义。同志们应经常注意防止灵魂上的“糖衣炮弹”，经常反省自己。有名利思想应该感到可耻，不要因作品没有发表而损害自尊心。在座的同志有搞钱思想的比较少，想出名的比较多。物质关系比较容易打破，而“一本书主义”的成名思想则不容易打破。一个共产主义者要有伟大热情，写多少本书也会感觉对人民贡献还小，不应该有满足的时候。 　　应该考虑文学事业还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不是超过其他事业之上。列宁告诉我们，文学事业是整个事业的一部分，首先是反映人民的斗争。我们许多同志为什么思想搞不通，问题就在于位置摆得不对。所谓立功、立德、立言，首先是许多英雄模范创造事业，然后才有反映英雄模范的作品。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伟大的人，有伟大的人民的斗争，伟大的人民的劳动。因此我们的事业应该与其他事业相配合。我们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往往是因为配合问题，不过要看你怎样配合，有一种高级配合，有一种低级配合。文学要配合任务。如果不为当前斗争服务，那又为什么服务呢?所以第一要把位置摆正，第二要把关系摆好。而只有摆好关系才能发挥作用。第三我们文学既然不是为了个人名利，满足个人欲望，而是为了服务人民、教育人民，那么我们拿什么去教育人民呢?肯定地说，是拿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而不是拿个人主义教育人民。我们必须与资产阶级世界观划清界限，我们的作品在任何时候都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集体主义思想的，宣传历史是群众创造的，而不是哪一个英雄创造，不是哪一个领袖创造的。我们的作品表现群众，表现有个性的群众，表现普通人。公式化的作品并不在于他写了群众，而在于他写的群众没有个性，我们的作品任何时候都要表现群众的作用，人民的伟大，真正的艺术家写的群众应该都是有个性的，不过作品所反映的个性，应当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相联系的，而不是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相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青年人应当有他自己的个性，写出的作品也应当有它的个性，使个性全面发展。有人认为提倡党性就是不要个性、个性就是党性，典型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毛主席已批判了这种思想。个性有两种，一是创造性的个性，一是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个性与社会主义思想集体主义思想相联系；破坏性个性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相联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性是把个人放在群众之上，集体主义个性是和群众在一起，它的力量是从群众来的。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就是创造新的个性，社会主义的个性，这是文学创作最根本的任务。古典作品创造了很多典型与个性，外国的哈姆雷特、吉诃德，中国的贾宝玉、林黛玉、孔明、李逵、张飞，这些是旧时代的个性与典型，我们要创造我们时代的新的个性、新的典型；这种个性与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战斗的关系，而与共产主义世界观是有密切联系的。 　　我们的思想感情，很多是与旧时代相联系的，个人崇拜就是旧时代残余；我们的思想里面(包括许多年青同志的思想)有很多东西与旧社会有联系，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是一代一代地走过来的。我们共产党继承了好的东西，但坏的东西也不可能没有反映，个人主义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祖先是不是都是个人主义呢?不是。我们祖先很多是劳动人民，现在许多古典文学作品里，创造了很多典型人物，表现了我们的民族性格，见义勇为，那不是个人主义，封建社会里个人主义并不很多，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资产阶级很提倡个人主义，而封建主义则提倡孝悌忠信的道德。我们祖先有很多好的东西，勤劳勇敢、善良……，这些好的东西我们都继承了下来。另外，坏的东西是否也有被继承下来的呢?同时也反映在作品里面了呢?个人崇拜是旧时代的遗产，封建时代崇拜皇帝，资产阶级崇拜个人英雄，我们小的时候崇拜过拿破仑、华盛顿的伟大，充满了这些英雄豪杰观念，仿佛历史就是英雄创造的。这样的思想，在我们同志们思想中难道没有吗?作品里难道没有吗?有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去分析和研究。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的《真理报》编辑部专论，批评斯大林，斯大林是现代最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列宁事业，在反对托派、布哈林，在苏联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方面有很大的功劳，对世界革命也有很大功劳，是一个十分伟大的人。但他个人还有错误，错误在于个人崇拜。人家崇拜他，他容许这样崇拜，助长了这种崇拜。因此在工作上取消了集体领导，造成很大错误。专论对他的批评，我们一下不能接受，因为斯大林是我们敬爱的领袖。但是他有错误，我们要崇拜真理，不能崇拜偶像，从这要得到一个教训，就是象斯大林这样伟大的人物身上都还有个人主义，那么，在我们文学队伍中要反对个人主义在我们思想上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使我们思想感情与旧时代割断联系，旧时代认为历史是个人崇拜，那我们就是对人民犯了错误。 　　所以说共产主义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战斗的关系，这是关于世界观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文学作品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政治原则。这个政治原则与真实描写生活这个创作原则相结合。我们拿什么东西为人民服务呢?就是拿对生活的真实的描写，不是脱离生活、歪曲生活。世界观在文学方面一是政治原则——为人民服务的；一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怎样从生活出发，怎样忠实于生活。艺术，按照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就是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为工农兵、知识分子服务，艺术反映真实，是现实主义的原则。我们对文学就是看这两条原则。文学任何时候都是为人民服务，任何时候都是要忠实于现实。要为人民服务，就不能是个人主义的。在思想上不要存在着唯心主义，而要具有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艺术上要有现实主义不要有反现实主义、公式主义、自然主义。这两个原则是我们文学事业坚定不移的立场。 　　忠实于生活不是忠实于生活外表，而是忠实于生活本质，忠实于人民事业，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放在一切之上。为什么要讲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因为国家集中反映人民今天的利益与将来利益的结合。严格忠实于生活，不允许对生活的歪曲，也不允许对生活的粉饰，要以这种对生活的真实教育人民，要对人民讲真话。理事会曾讨论了反对公式主义、自然主义问题。这个问题大家都比较清楚，但是现在的创作中还有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自然主义就是忠实于生活的外表，认为这些东西就是生活，把这些东西如实地写出来就是现实主义。实际上这是对现实主义的歪曲，对现实主义、庸俗化的看法，在创作上主要就是要反对这两种倾向。 　　关于公式主义、自然主义，很多同志指出它们产生的各种原因。公式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的生活是很丰富的，但反映生活时有些公式化的东西。“党八股”文章是公式化，党八股式方法也是公式化，但从作家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公式主义主要是作家对生活理解不深和艺术表现力不够的问题，也就是创作经验、生活经验不够。不能说开一个方子，公式主义就可以克服，它必须随着作家生活经验、创作经验、思想水平的提高增长而逐步得到克服。在这个问题上不要企图去找“秘方”，不要希望开会回去就解决了，这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在这里只能讲它的害处，如何去克服还需大家自己努力。 　　我们要努力追求生活，追求表现方法，关于写生活中矛盾冲突问题，许多报告都提到了。现在的作品写矛盾冲突不够。应该写矛盾冲突。这些话也有点变成教条主义的了。有些批评家以“矛盾斗争不够，人物内心世界不丰富”这两把斧子砍掉了不少作品。我们不要把矛盾冲突神秘化。矛盾冲突是什么东西?有些人对矛盾冲突的了解比较片面比较狭隘，我们现在生活中最本质的矛盾冲突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矛盾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过去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是基本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与帝国主义、反革命残余势力的矛盾，人民与剥削，压迫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对抗性矛盾，另外人民内部也有矛盾，这矛盾具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内心的矛盾。矛盾是多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现有前进落后，将来也是有的。要善于区别各种不同的矛盾，善于掌握不同的矛盾，矛盾是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呢?不是的，不要把矛盾简单化了。这一个矛盾解决了，另一个矛盾又产生，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如写敌我矛盾，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解放战争这些矛盾不是那样容易写的。现在写矛盾好象只是写内心斗争，这是不全面的。我们与苏联情况不同，中国现在还有阶级，苏联阶级消灭了，中国还有资产阶级，小生产者，这一方面不能忽略。我们要从中国的生活实际情况出发。苏联关于矛盾冲突问题在理论上曾经是摇摆的。一九四二年日丹诺夫批评左琴科以后，又倒到另一边去——似乎只有好与更好，而没有前进落后的斗争了；批判了这种无冲突论，一下又转到写主观真实写讽刺，这在前年又受到了批判。我们在生活与创造中要养成独立能力后应该认真研究生活，从实际出发。矛盾斗争不只是先进与落后问题，同时也不能忽略敌我矛盾，我们也不能夸大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批判了夸大矛盾的理论。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错误的。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成功，阶级消灭，斗争更尖锐。这个理论我们也讲过，后来成为公式，结果发生错误。当然，最后斗争是尖锐的，如消灭私人资本主义，但是不是越到最后斗争越激烈呢?按照斯大林的理论，就是现在比过去激烈，事实上不是这样，在无产阶级的力量超过了敌对阶级的时候，可以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说不尖锐不对，说更激烈也不对，因为这不符合事实。我们写敌我矛盾，要按照真实情况，要注意深和广。要从实际生活中去找。矛盾是并不容易被发现的。现在有些作家误认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都摆在那里，其实没有那样容易。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开始不很显露，慢慢才显露出来，解决这一矛盾以后，新的矛盾跟着产生。我们要观察生活中的矛盾，要区别对抗性的矛盾和内部矛盾，不要人为地制造，要去观察。生活中前进与落后的事物，这是永远有的。要看到生活中的矛盾，不但应具有艺术上的眼光，而且必须有政治眼光。有些同志提出不敢写矛盾，是受到政策限制。这是不恰当的。写作品从政治条文出发，从概念出发是错误的，但不应该说，不能写出矛盾是由于政策的妨碍；政策是帮助我们了解生活矛盾的，它反映了当前人民生活中间的矛盾；同时政策又是总结和处理矛盾的。搞土改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就是解决贫农与中农的关系，或者说贫农与中农的矛盾问题。矛盾的解决应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人提到写民族政策问题很难写，因为兄弟民族的上层人物是群众所反对的，不喜欢的，而政策却是要团结他们，这样作品就不好写。应该这样看：我们的政策是要这样规定的，要团结兄弟民族上层人物的根据就在于他们与群众有联系，因为这些人代表他们的部落，群众也还承认他们的头人。当然，他们是压迫牧民的，但是这问题只有在牧民觉悟之后，组织起来才能解决。作品既然是反映兄弟民族的问题就要反映政策。否则作品就不真实。但反映政策并不等于不反映矛盾，是可以反映上层人物与群众的矛盾的。政策是要团结上层人物，但群众与他们有矛盾，同时群众又是拥护政策的，把这种复杂的情况真实地反映出来，与政策基本上没有矛盾，但不要人为地制造矛盾。有些事物表面上有矛盾，实际上没有矛盾，有时外表很团结，实际是死对头，矛盾究竟在哪里?这是复杂得很的。 　　我觉得青年作家要学会深刻地观察生活，突破外表，看到内心，要象做思想领导工作一样能看到没有露出的矛盾，并用正确的思想去解决它。 　　写矛盾冲突与正面人物，作家必须要参加斗争。不能想象站在斗争之外而能写出矛盾，那样即使写出也不能深刻。少奇同志谈到作家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与人民斗争的联系。在群众中作家首先应该联系先进部分，这样才能从先进思想的角度看问题。一个机关先进人物与落后分子的看法完全不同，如果与落后联系，就只有看到消极一面。我们反对肖军的“太阳里有黑点”的论调，他说解放区也有黑暗面，当然他讲这话是不怀好意的，但在某些方面说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总有阴暗的方面。一个人走路总是有点摇摆的，完全不动摇就走不过去。消极分子只看到消极一面，左啦，右啦，太阳出来他不看，他指着树荫说，你看那里不是阴暗吗!他不看太阳，死也不肯换一个方向看，而且他还认为看到黑暗是有根据的，苏联有位理论家罗诺恰斯基说，有些作家看社会主义建设，与看建筑一样，他们不看地基，而跑到上面看，说房子没有屋顶，他只看没有完成的部分，或者是将要完成的部分。我们要做共产主义的热情战士，就要看先进的东西，同时也要看到阴暗面，对阴暗面不是指手划脚、不是唉声叹气，而是勇敢地去克服它。一个作家没有这种精神而以落后的眼光写看到的矛盾，那一定是假的。我们对于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问题，不要做教条主义的了解，人民有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任何时候都是这样，而且同一个人也有先进和落后的方面，但表现人落后方面的可以不表现。斯大林这样伟大的人物还有落后东西，过去十多年宣传斯大林的先进方面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落后方面过去没有看到，当然我们不是完全没有感觉，我们只从好的方面去想，这是对领袖的情感，其实这是有害的。先进落后应该按照人物的真实面貌来看，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先进，资产阶级工商界中也有先进的一面，就是它愿意接受改造。任何阶级、任何集团也都有先进的方面。对于前进落后是看它在当时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怎样，而不能简单化。个人崇拜阻碍社会前进。一个人是不是正面人物，要看他的思想和行为是不是推动社会前进，皇帝也有好的，不过他们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李希凡、蓝翎同志的文章赞美贾宝玉、林黛玉是否过分是可以研究的。我赞成说贾宝玉是先进人物，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贾宝玉反对封建思想统治，主张自由，应该说是小民主人士，尽管他乱搞对象，但他要求男女平等在家庭里起了作用，是有进步性的。同样李逵、宋江、程咬金摧毁封建统治也是有进步性的。封建统治者内部也有一些比较清醒的人受封建思想影响比较少，他们能动摇封建统治，这就是推动社会前进。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除了要看他在社会生活中起的作用是推动社会前进还是阻碍社会前进以外，没有其他标准。我们反对清朝皇帝，他压迫我们几百年，但他统一了中国的版图，这一点还是不能一概否定的。 　　评定历史人物或现代人物，看他是否促进社会前进，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是促进社会主义还是促退社会主义。个人崇拜，歌颂小生产者是促退，凡是能促进的就是正面人物。勇敢、勤劳、善良，这些都是好的性格，可是这只是抽象地说，你说在压迫别人方面勇敢或是善良得敌我不分也能算好的性格吗?我们必须具体地、历史地评定人物，标准只一条，就是看他的劳动，对社会是促进还是促退。 　　劳动产生社会价值，一个作家写出作品，在社会上发生积极影响，他就是有价值的。另外有一个人讲话很漂亮，文学知识丰富，就是不写作，对社会没有贡献，他就没价值。写人物就是要写他对社会的贡献，当然也要写私生活，每人都有私生活，劳动有分工，但私生活是共同的。劳动不能引起共鸣，写对朋友，对老婆，对家庭可以全面展开人物性格，表现人物思想感情，同时在读者中能唤起共鸣，但这不是写人物的最主要部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工作，他对劳动的态度。在作品中工作过程是不是可以写呢?可以写。问题在于怎样写，工作过程不只是写创造发明，不能太多地写技术，主要写他的思想情感，写他对工作的态度，不要把过程写得罗嗦，要有剪裁。《居里夫人》这影片非常好，有相当高的思想性，艺术性，这部影片一开始写她怎样对镭发生兴趣，直到实验成功这就是写的工作过程，可是我们不觉得讨厌，因为对工作过程有剪裁，不繁琐，主要写她对科学献身精神，也写出她的其他方面生活。所谓写人物私生活就可以把人物写活的论调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主要的还是人物的社会生活。 　　中国古典文学里创造出很多典型人物，有很多是写了家庭生活的，如《红楼梦》中宝玉吃饭穿衣，睡觉洗澡是不是自然主义可以研究。可是这样把人物写的很丰满，揭露了贵族生活。此外，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应该承认他也是典型，但是他有什么私人生活呢?诸葛亮是智慧与真诚的高度结合，完全可以做皇帝，但他忠于刘备，这是封建社会所要求的理想人物。他从出场到死都是动人的。他死的场面动人，出场时也很动人，作者先花了很多篇幅徐广怎样能干，然后指出还有比他更高明得多的人，就介绍诸葛亮出场，这给读者以很深的印象。诸葛亮死时讲了一句话：臣死之后再不能巡视军营了。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死，只想到他的事业，作品没写私生活，也创造出了典型。刘备的结婚是私生活但也是有政治性的。 　　私生活可以写，但不应过分强调，也不应作一般化的描写。现在有些作品总要加上一点私生活，一个孩子是红领巾，爱人生病，他因为工作忙不去看她，这些看起来有点乏味，领导人物也写得不好，不是生龙活虎，为什么呢?诸葛亮为什么写得那样生动呢?因为他有办法，遇到敌人能打胜仗。现在写党委书记没有办法，遇到困难只会说“与群众商量商量”“大家研究研究”，只会故作镇静，背着手走来走去，如果诸葛亮一遇到什么事情也说“大家商量商量”这就没意思了，一些作品所表现的集体领导很没味道，关键就是作者对他所写的人物不了解。 　　关于要不要写缺点的问题，有人不敢写，我同意写缺点，但在写之前同时要看人物是怎样工作的，如果不是官僚主义者，工作还好，应该首先研究一下他是怎么做好工作的，不管他有多少缺点，但应把这一点抓住，可能这是党的力量，群众的力量，但总还有他个人的作用。所以要写冲突与矛盾就是要去了解，找到真正的力量在哪里，真正的弱点在哪里，他的真正力量，不在乎他老婆生病不回去看。老婆生病不回去，胡子不刮，不睡觉，这样的领导同志任何人都可以做。如果司马懿打来了，诸葛亮只是不刮胡子就行吗?这是幼稚的写法。我们的一些作品把革命家写成好好先生，实际革命家并不是这样，他们对敌斗争很勇敢，在困难前面能想出办法来克服。所以为什么有个人崇拜呢，就是领导者是有点本事，他看得比人家远就能领导人。写党委书记要写他看得比人家远，人家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能解决。而且要告诉读者他是怎样解决的。诸葛亮的“空城计”怎样打退敌人，历史家已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追究这些东西。不了解人物全面精神和工作方法，只在他脸上抹胭脂擦粉是不行的。正面人物在舞台上很尴尬、很被动，老是防御的，遇着事情毫无办法，只会故作镇静，不能很明确地处理问题，来了事情就大家商量商量。很多外国朋友对话剧会演提出很好的批评，他们说有些剧的致命缺点是观众了解的，演员还不了解；这种批评很深刻。 　　有些剧本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却被简单化了，正面人物没有力量，往往落后于反面人物，因而有些人物的转变不是正面人物进行工作的效果，而是求助于某些外来的，偶然原因如天灾人祸等等。话剧《前进，再前进》故事很好，写落后工人转变，最初无论如何不愿试验新产品，怕妨碍生产，后来作了很多教育工作，党委书记、他的同志、朋友都不能使他转变，最后才转变了。他的转变是因为女儿和特务恋爱，知道儿子在朝鲜牺牲，其实不是这样人物也完全可以转变，为什么要叫他这样悲痛呢，这个表现方法是太不相信人能够转变。本来是完全可以用正面力量教育，却硬要教他难堪，然后再转变。现在的观众都会做诸葛亮，台上的戏一看就知道它的结果。所以作家应突破公式，真正去了解人物的斗争。 　　对一个人应该多方面观察，反复观察，追求真实，克服公式化，自然主义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参加实际斗争，站在先进分子的行列里，热情的理智的去观察生活，深刻地理解生活的变化，少奇同志说，现在作家写作品是不是有这样缺点，就是他还没有弄清楚就在写作。这话很正确，要写矛盾，必须搞清楚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哪些是矛盾的表面现象，哪些是本质现象，怎样去观察人。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告诉我们观察人物的方法。他的学生上汽车有两种现象，一种是让坐位时让大家知道，一种是偷偷地让坐，我们要从这些方面去观察。盗窃人家东西不可怕，另有一种人不是盗窃，但当无人的时候他脚上有很多泥就在扫得很干净的地毯上面走过。他说这样的人在讨论会上的发言是很正确的，可是他剥削别人的劳动。这样的人比偷盗还狠，因为他危害集体利益的行为别人看不出。马卡连柯看人非常深刻。一个人的性格、品质常常是在细小的地方表现出来的，观察人应该注意看他没有人或背着人时他做些什么。深入群众斗争中去深刻地、反复地观察，不要满足，认为已经了解了一个人。有时甚至是亲密朋友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了解的，要经过反复考虑。 　　作家应该忠实于人民、忠实于社会，忠实于人民要忠实到无条件，忠实于眼前利益和将来利益，忠实于生活的本质，要找到生活和矛盾的本质，人的本质。在艺术上加以概括，加以表现，不找到不罢休，并一定要找到表现本质的最独特的手法来表现，如果只满足于一般的表现生活表面现象的手法，我们就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关于修养问题。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作家要忠实于人民，忠实于生活，要深入斗争中去观察生活，另外也要有修养，作家要有政治方面的修养、文化方面的修养，另一个是道德方面的修养，做为一个新时代的作家，应该有这几方面的修养。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家至少不少于一个普通工作者所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家不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错误的，那样的作家不会有出息。作家应该研究党和国家政策，注意国内国际大事，如果什么也不知道，那就是落后作家。作家还要会用政治眼光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和大家关系搞不好是政治问题，政治修养高的与人家关系就搞得好，凡是搞不好的就是政治修养低。政治上不行，做个小组长别人也会反对。政治修养包括很多方面，除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时事以外，还要学会工作。 　　文化修养首先是文艺修养，作家应该具备丰富的知识，这方面我们都不够。少奇同志提出对作家的要求，要做真正的作家应该有丰富的知识，首先要有历史知识，有许多作家不知道中国的历史，还应该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要有科学知识，外国文知识(搞理论批评工作的同志，起码要懂得一种外国文)。这样才算一个有文化的人。我们有许多土作家，我们不是反对土作家，要洋作家，我们要求有世界知识水平的作家。 　　关于道德品质问题，我们应该成为品质很高的作家，否则就不能担当新时代作家的称号，中国有两句古语“文人无行”，“文人相轻”，这是历来对作家面貌的概括，我们要努力把它消灭。文人无行有两方面，一种是古代文人道德并不糟，应该说是他们在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反抗，宝玉在贾政看来是“无行”，但我们看来，他是革命，对当代社会的反抗，所谓“无行”实际上是有行。这种“无行”新社会已不需要。还有一种就是真正的无行。另外，还有自高自大的“文人相轻”，过去作家与生产脱离，搞的是上层建筑，他以为他做的事情是世上最伟大的。歌德说：一个人要认识他自己，有一种方法，就是：不是根据他自己所想的来认识，而是给他工作做，那样他便会知道他自己的本事。写合作化，自己办一个社才知道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依靠先进怎样依靠。所以歌德说得很好，你一具体做就知道困难了。有时能指出别人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但给我出题作文我是写不出的，作品有些公式化概念化是难免的，我们要保护它，要体会创作困难，象陈企霞式批评家，最好让他自己去写一下。我们要使“文人无行”“文人相轻”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新时代的作家是有行的，道德品质是高尚的。是不相轻的，作家应该与其他艺术家紧密团结，与音乐家结合，与作曲家结合，同戏剧家结合，同电影演员结合，和画家结合。使我们的艺术又是分工，又是综合。共产主义的艺术一定要高度综合。经过分工后的综合，因此要求作家艺术家要团结，“文人无行”、“文人相轻”是旧社会的遗毒要消灭掉它。还有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要消灭骄傲自满，它是我们的敌人。骄傲与无知相结合，这是不是因为知识多才能高，骄傲是知识贫乏、才能贫乏的表现。骄傲自满是陷阱，只能毁灭自己。要把骄傲当做最危险的敌人，《人民日报》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只有青年人才能骄傲，如果要骄傲，人人可以骄傲，年老的可以骄傲，年青的也可以骄傲。在这个问题上要想通，世界上这么大，有什么可以骄傲，庄子曾经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宇宙生命是不可计算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知道的那一点是很渺小的，对骄傲自满不要从道德标准提问题，应该以一种科学态度对待。 　　关于工作和写作问题。应该以业余创作为主，专业作家是少数的，将来也是少数，要培养大量的业余作家。少奇同志认为青年作家绝大多数应该是业余，不要让他们脱离工作。这也许与大家的愿望相违背，但是不能无限度的满足大家的愿望，如果那样就害了大家。有些确实有东西可写的人，可以给他一定的创作假期。做了很多工作，有创作才能，并且已经有了很丰富的生活经验，这样的人可以考虑调出当专业作家，而大多数人还是要搞业余创作。所以同志们要有思想准备，要坚持业余创作。当然党、政府一定要给同志们很多支持。但同志们自己首先要安心工作。我们希望同志们坚守工作岗位，要成为工作模范，自己就是先进人物。如果自己是落后人物，怎么能写好先进人物呢，至少也要与先进人物在一起，所以同志们要与群众搞好关系。机关里的群众也是群众、是革命干部。 　　有些同志做编辑工作不大安心，少奇同志说，编辑工作是高级创作，是培养作家的。编辑工作应该做得更好，今年准备开编辑会议，讨论编辑工作、交流工作经验。 　　最后谈谈领导的责任。同志们提出很多意见，要求加强作家协会工作，加强文联工作，加强刊物工作，办训练班，这些意见要求大都是很好的，作协、中宣部将采取适当办法实现同志们的愿望和要求。我们要求同志们坚守工作岗位，同志们要求我们帮助的，我们一概给以支持。除了错误行为以外一概给同志们撑腰，但是有一条就是同志们要坚守工作岗位、坚持业余创作。 　　青年作家已经成为文学队伍的主力军，数量比老作家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今后我们一定要大力帮助青年作家，我们特别注意工农出身的青年作家，但对于这些人我们决不使他们脱离工作。工农出身的同志要排除一种错误观点，他应该改变过去瞧不起知识分子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看法。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可能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但他本人是劳动知识分子，是国家工作人员，或是青年团员、共产党员，所以排斥这些人，认为文学队伍只要工农出身的作家，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不是主要的，这是错误的看法。 　　对兄弟民族作家过去注意不够，今后我们要特别注意培养，帮助兄弟民族的作家，希望他们写出很多作品反映他们本民族的生活，汉族作家反映其他民族的生活不免有些隔阂，当然我们也提倡互相反映，但更重要的是自己反映。我曾问过新疆的同志对我们发表的反映新疆人民生活的诗的意见，他们认为不太满意，对他们的生活有某种程度的歪曲。我们应真实反映兄弟民族生活，不要猎奇。兄弟民族应该培养自己的作家。注意培养这两方面的作家应该成为我们培养工作的重点。 　　对青年作家我们应该是热情地鼓励、严格地要求，我们已经看到：青年作家的力量是很大的。青年作家是我们的希望，很多作品都是青年作家写的，这些作品有多少缺点，但都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新的生活。假使只靠老作家是不行的，老作家有经验、有创作技巧，但是他们也有限制。新生力量普遍全国。可以从各个岗位上反映新社会的生活，因此就打破了这个限制，从集体事业来说，这是值得夸耀的。这是我们国家的骄傲。青年作家是我们国家新的创作力量，是值得珍贵的。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帮助他们成长。同时又对他们提出严格要求，要求他们提高政治修养、文学修养，成为道德品质优良，在写作上有高度技能的作家，这样可以把中国文学事业推到世界高峰，在这个高峰上产生一个鲁迅、两个鲁迅、三个鲁迅、很多的鲁迅，很多优秀作家，使我们文学创作事业走上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和茂盛的时代。 　　一九五六年三月 　　 周扬文集 第二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