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周扬 > 全文图书 > 周扬文集 第二卷

关于当前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讲话

周扬

应该老实说，对于一些大问题，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典型问题，没有很好的研究，这里只把自己的看法作为交换意见和同志们谈一谈。 　　最近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许同志们不大感觉到这个问题，但在一些老科学家和老作家中，是引起了欢欣鼓舞的情绪的。而且不但在中国，就是对全世界也有很大的影响，全世界都在注意着这个问题。很自然，这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有关。不管这个批评的本身怎样，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思想解放，迷信破除。斯大林是最被人尊敬的，并且在今天还是一样被尊敬的，但就是这样的人也不是没有错误的，对他也不可以迷信。我们不否认对于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但这个混乱现在看起来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收获。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以得到了世界上特别是东欧国家的非常强烈的反应。不知道同志们是否了解，他们搞得很厉害，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有些人甚至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赞成，认为这是错误的，认为这个看法是斯大林提出来的，还是二十年代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于今天。又认为捷克在解放以后没有出过好作品，说苏联自从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后也没有好东西。捷克有几位作家甚至认为不要提什么主义，艺术就是艺术。象这样的一些议论，正在他们国内公开讨论。所以批评斯大林的好处是揭开了盖子，让大家独立去思考，因为今天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成熟到这样的程度，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可以允许这样独立地去思考，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后，立刻获得了大家的赞成，不但是中国国内赞成，就是外国也赞成。南斯拉夫的同志碰到我的时候说：陆定一同志的报告很好，但有一点，在报告中还是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对于这一点他们不满意。他说他们也是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的，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最好的创作方法。在我们，过去有些同志不但承认这是最好的方法，甚至认为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再来看看苏联的反应。有人问米丁对于陆定一同志的报告的意见，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好象还肯定得不够。米丁是苏联有名的大哲学家，他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这说明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一方面获得了各方面的欢迎和拥护，同时其中也有不少问题引起了争论。比如我们主张可以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米丁就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不知道同志们是否认为：唯心主义可以自由宣传，而我们又是反对唯心主义的。这是不是矛盾呢?是不是去年的气候跟现在大变了呢?不是的。其实，在今天不能不让唯心主义自由。苏联也是一样：有宗教，允许宗教自由，就等于允许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除非不让宣传宗教，所以实际上在苏联也是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的。既然如此，倒不如象我们这样漂亮一点，承认它的自由。 　　关于“百花齐放”，的确是有很大的意义的，我们现在正研究这个问题，在文艺工作的许多方面，都准备要改变一下做法。“百花齐放”这句话最初是从戏曲方面提出来的，提出来以后，毛主席写了八个字，即“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我们现在理解“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就是各种艺术互相竞赛。提出了“百家争鸣”以后，有的同志认为也应该加四个字，比如郭沫若先生认为争鸣应该有目的，不然也许会混乱，主张加上“实事求是”四个字，意思是不能乱争，要求真理。还有一位民主人士提出加上“去伪存真”四个字。我说这些意见都是很好的，但后面的字还是不加的好，我们的“争”是有目的的，我们争的是真理，争的结果真正的真理一定会出来。“百花齐放”虽然最初是从戏曲方面提出来，并且要“推陈出新”，照我想，不但在戏曲方面要这样，同时还应该推行到各个艺术部门中去。 　　要在艺术方面蓬勃地放出花来，得解决几个问题。花，它总是要在一定的土地上生长，有两种东西是艺术的花开放的必要条件，一个是生活，还有一个是传统。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只有通过人民的生活，才能很好的放出花来。为什么“百花齐放”提出后戏曲方面会获得那么大的发展，当然，这与政策方针有关；但是不能不指出一点：对于戏曲方面的粗暴和干涉，是在所有的艺术部门中最厉害的。可是花还是放出来了，昆曲的《十五贯》，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它的根扎得很深，它在人民的生活中早就有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作家，应该解决他们对生活和对传统的关系问题。所谓“推陈出新”，“陈”就是传统。“新”就是社会主义，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要求这两个问题——生活问题和传统问题在艺术里面都能解决得很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使花开得好，还要有一个适宜的气候，可是现在的气候并不十分适宜，阻碍了花的成长。这是因为有几种东西在作怪：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领导方面对于文学艺术所采取的行政方式。这三个东西是妨碍“百花齐放”最严重的东西，假如我们能把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领导方面的行政方式去掉，作家能够同生活和传统结合，那一定可以做到真正的“百花齐放”。根据上面所说，结合同志们提的问题，今天谈三个问题。(一)作家对生活和典型的认识问题，(二)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三)对于文学艺术的行政领导问题。 　　同志们提出的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就是解决作家同新生活的关系，同人民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艺术应该反映社会主义时代这样一个问题，看来同志们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偏重的。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教条呢?有的，包括我自己在内，而在苏联则更多。现在我们一方面要感谢苏联，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作品和理论，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帮助；可是对有些东西，我们做了机械的搬运，没有看出它是教条主义。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作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么不满意，这有它一定的原因。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武断地说这些作家都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看法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里面有进步作家，也有共产党员，他们就是对这方面有反感。在中国，艺术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方法，完全是搬的苏联那一套，至于东欧国家，比我们还要搬得厉害，几乎是苏联怎样讲的，他们也就怎样讲。所以要注意。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决不能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 　　但是，我们的创作是否需要一个方向呢?同志们自己也可以研究一下。我现在的想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不应该去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人民艺术发展的新方向，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这个新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继承了世界文学艺术中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继承了来做什么呢?来表现人类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的伟大的斗争，来反映这个伟大的斗争。这样一种继承了过去好的传统，为反映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伟大斗争的文学艺术的新的方向，又有什么不对呢?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有一位南斯拉夫的同志遇到我的时候说：“你给苏联《旗》杂志写过一篇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现在你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你是否准备修改你的意见?”我说，我写的那篇文章可能有些错误，但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一定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矛盾。所以我们应当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方向，肯定我们的文学是社会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不犹疑。同时，也应该肯定苏联的文学是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不管你怎样批评它，它在世界仍是起了很大的影响的。现在有些同志只看到苏联文学的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没有从正面去看它有更多的好东西教育了全世界的人。中国有那么多的青年从苏联的文学作品中获得益处，这难道不是好的吗?所以对于苏联的文学，我们还是要肯定，我们今后还是要向他们学习，当然不是教条主义式的学习，至于它应当克服缺点，应当进一步提高，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应否肯定，同志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有怀疑的话，可以大胆的提，不要害怕提了会被当作是政治思想问题。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应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解为一种新的方向，而不能把它当作教条，或者当作创作上的一种公式。不然的话，就有很大的危险。但是，过去乃至于现在，在我们的创作上是存在着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教条和公式的情况的，苏联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有一个定义吗。现在有些人对这个定义是很不满的。“从现实底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底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个定义很可能是也许就是斯大林拟定的，所以现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感，还加上了一个对斯大林的情绪在内。 　　这个定义是否有毛病呢?如果一定要挑毛病是可以挑得到的。定义后面所指的相结合，好象是把社会主义的精神从艺术的真实描写之外加进去的。实际上在革命——这个革命当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的发展中，一定有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也就是说，在对现实的真实的描写中本来就有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所以后面的相结合的那句可以不要。又如有人指出定义里面对于文艺的特点说得太少，文艺创作要创造典型，要在典型环境中描写典型性格，斯大林的定义里面就没有关于典型的，而典型恰恰是艺术的特点，要挑毛病，这也可以算上。同志们挑了没有?我想可能是不敢去挑，其实是研究学问的话，任何人的毛病都可以挑，连毛主席的东西也可以挑，这不是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在学术上完全可以不同意别人的看法和保持自己的意见。当然，也不能随便去挑毛病，随便去反对，应当用脑筋，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不管定义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我们不必去强调它，不要把它搞得太狭隘。我们过去对作家有这样的情况：作家应该这样写，不应该那样写，定得死死的，这对作家有很大的害处。他写得真实不真实，艺术造诣高不高，可以根据社会反应来判断，可以由人民群众来判断，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为很固定的创作方法，那没有什么好处。事实上，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决不会按照创作的定义或规律去从事创作，只有低能的没有生活的人，才会按照教条去写，而这种作家也确是有的，他觉得如果不按照教条写，而是按照生活写，按照特殊的感受和特殊的经验写的话，就好象不合创造的公式，就会被人批评。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指示人们一个方向，引导艺术朝社会主义的方向走。至于具体的方法，决不是立一个定义所能规定得了的。作家不是按照创作的定义去进行创作的，而是按照生活的逻辑去进行创作的。生活的逻辑是怎样，有时候作家自己也不能作主。一个作家，如果真正忠实于生活的素材，当然还没有写到纸上，还在他脑子里酝酿，逐渐融化成为作品的胚胎。这时，作家自己也不能指挥人物，它已经成为客观的东西，它一定只能按照生活的逻辑来发展，而不能按照定义或批评家和理论家的要求来发展。我没有实际创作的经验，但这可以说是一种创作上的常识，谁也不能否认的。当然，这必须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观察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那就会相反的写出歪曲的东西来。 　　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创作的教条和公式的害处，还在于对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起了排斥的作用，因为他们不合乎教条。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在世界上多得很，因为这样，就不能跟他们建立正确的关系，只有打击他们，而不是在创作上互相合作。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先进的倾向和最好的创作方法，但这并不等于世界上除此以外就再没有别的好的文学，要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么就是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应该是这样的。在苏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别的东西完全看不起，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批判了世界主义以后形成的一个倾向，就是苏联第一，对于其他国家的东西，差不多只有批评和反对，很少加以肯定，什么都是俄国第一，有一个时期甚至把沙皇的侵略都说成是好的，总而言之俄国的一切都好。这样的做法现在看起来是有偏向的。比如对批判的现实主义，现在已经承认它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朋友，而在过去就不是这样讲的。除了批判的现实主义外，还有一个形式主义，对这两个东西我们应该给予恰当的估价。 　　批判的现实主义对现实是不满的，是暴露的；但同时它也不同意社会主义。我们是首先看它对旧社会的暴露，还是看它的不赞同社会主义?应该是首先看它对旧社会的暴露。象安得烈那样的作品，使人看不见社会主义的前途，但是可以使人看到资本主义的前途，这是好的，人们对资本主义不相信，慢慢的就会相信社会主义。所以苏联过去对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估价是不够的。 　　再说形式主义，这是苏联反对得最厉害的。对于这个东西，似乎也可以研究一下，是不是“形式主义”里面一点好的东西都没有。我觉得至少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有不少革命的作家、艺术家，在政治上是进步的，有的还是共产党员，可是在艺术上是形式主义，有所谓超现实主义，如毕加索，马迪斯，在绘画方面还有所谓“抽象派”，完全是追求一种形式，在音乐方面也有同样的现象，大概是因为这几种艺术的形式的因素比较重。对于这些是否要一笔抹煞，是否这里面就没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在苏联也并不是一致的。比如爱伦堡，他就喜欢这类追求形式的画，他跟我说你们中国的招贴画是最坏的，为什么会坏，因为学了苏联。他说苏联的画是照相，他认为中国最好的是齐白石的画，说这才是真正描绘现实的。我虽然不懂画，但对这样在追求形式方面是否还有可取的地方，总觉得还是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考虑。 　　不能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东西成为一块铁板，成为向别人学习的障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方面反对形式主义，另外一方面又不承认别的国家的文学有可取的地方，估价很低。过去它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文学，从来没有给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评价，只说是革命的或进步的文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只要不是现实主义的，就用“形式主义”打过去。总之，门关得紧紧的。这种现象最近两年来才有了改变，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才提出要向别的国家学习。事实上也是如此。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可取的东西。所以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狭隘地理解为是一种教条；它是一个指路的方向，只要是忠实于生活的人，自然会慢慢地走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但是，当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成为作家的血肉和灵魂时，勉强地要他表现社会主义思想，恐怕是很难的。资本主义国家说苏联的作家要有党性，萧洛霍夫回答得很好，他说：是的，党性对我们苏联作家说也就是良心。要党性变成作家的良心，变成作家的灵魂，脑子里处处都是党的影子，而不是勉强的外来的“党性”，在这方面是不能丝毫作假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的艺术流派所存在的不正常的关系(只有打击，没有合作；只教训别人，不向人家学习)，这恐怕也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新文艺工作者，开口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那些“五四”时代的老作家，对于老艺人，对于国画家，统通都瞧不起，其实他们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学习。不知道我们文学讲习所的同志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以为看了一些苏联的小说小册子就行了，如果这样，那是大错而特错的。苏联的东西决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全部，这只是要学习的一部分；我们要向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学习，要向我们的老作家学习；要向世界的文学学习。 　　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还有一点感觉，就是对浪漫主义强调得好象不够。高尔基把浪漫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因素和一个部分包括在里面，这是很好的，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向来都是对立的概念统一了起来。但是我又觉得，浪漫主义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流派，并且是一个独立的流派，浪漫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流派，对它的估价似乎还不够，过去在这方面有些忽略，提倡得比较少。中国艺术家的传统中自然主义比较少，中国的文学作品创造了许多典型(关于典型问题，我们下面还要谈到)，可惜我们过去在对典型的讨论中很少接触到中国的典型。在中国的传统里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比较结合在一起，我们看一些中国的戏曲，艺术上的魅力是非常强烈的，很容易使人感动。为什么现在有些新的作品看起来非常枯燥，而古代的作品那么敢于想象。有很多国际友人看了中国的画和中国的戏曲，常常提出这样两点批评：第一，认为中国的画和戏剧特别是话剧，自然主义很浓厚，过分的模仿了苏联，第二，中国的画家和戏剧家为什么不向自己的传统学习，他们认为中国自己的传统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 　　我们的文学和戏曲里面浪漫主义丰富得很。而且我们还感觉不出它是不现实的，相反的以为是很现实的。为什么?因为它表现了人民的愿望和理想，对于在旧社会里不可能得到实现的理想和愿望，采用了幻想的方法，这种幻想给了人民很大的鼓舞。要举例子的话不知道有多少。象梁山伯祝英台化蝶的故事，活着的时候不能如愿，死了以后还要化蝶在一起，这是多么美丽的幻想。又如《窦娥冤》，这是关汉卿的名作，现在不大演了，感染力也是非常强烈的，将来应该拿出来演。又如《活捉王魁》，王魁是一个陈世美型的人物，他考中状元做了官，就抛弃了原来的爱人，结果她死了以后变成鬼去活捉王魁。中国戏曲处理这样的事通常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出清官，如包公、况锺之类，替人民泄不平，但是不平的事是那么的多，光靠几个清官解决不了，所以又有一种采取完全的幻想——变成鬼也要报仇，这表现了人民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愤懑，过去认为戏里出鬼是宣扬迷信，其实出鬼的戏有很多是好的。再说中国的绘画，有些人瞧不起，挑剔它没有明暗，不合透视原理等等。中国画强调神似，讲究“精神”，主张神形兼备，要能传神。这里的“神”能不能说它是唯心主义呢?我看是不能这样说的，这个“神”也可以看成是典型。所以我看中国的艺术中确是有很多好东西的，浪漫主义就是一个例子，它是和现实主义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总之，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要反对把它当做教条，不要去推敲它的定义，这对我们是毫无益处的。但是，必须肯定它是一种方向。至于对作品的具体评价，可以从他对生活的反映深刻不深刻，生动不生动，概括的深度如何等方面去看。过去的经验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无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的经验，外国的和中国的作家的经验，都可以去研究，但不要使它成为教条，成为綑在我们身上的“绳子”，不要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的“绳子”捆住。 　　对于典型问题(这里说的典型，当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里面的典型)也同样存在着教条。我觉得文学界有两个问题可以好好讨论(不一定要作结论)：一个是典型问题，还有一个是传统问题。在讨论时，不要去引用苏联的条文。我们自己有那么多的典型，为什么不去研究?诸葛亮不是一个典型吗?李逵不是典型吗?杨四郎不是典型吗?鲁迅以及现代作家的作品中不是也有许多典型吗?所有这些，统通可以来研究一下，不必去考虑定义，中国的典型不一定同外国的典型完全一样，我们要解放一下，我们要独立地去研究，不要钻在定义里面，马林科夫不是下了一个定义么，现在被推翻了，我们还没有马林科夫高明，而且那时候斯大林还在，大概也是经过斯大林同意的。所以追求定义没有什么好处，先研究自己的问题，把这两个问题——典型和传统问题在文学界讨论半年一年，这里面是有着分歧意见的。 　　要创造典型，这不会错，可以说是普遍的真理，文学作品一定要创造典型。同时，我们提出要创造先进人物即正面人物的典型，这话错了没有?我看应该说也是没有错的。因为创造新时代的正面人物的典型，过去从没有人做过。所以这样提完全正确的。现在一般作品中写的人物，大体上都是工人、农民以及比较下级的干部(高级干部写得比较少)，写这样一些人应当说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写的方面还不够广泛，还应当写学生，写商人，应该在今后克服这种现象：但我们写群众，写劳动人民，还是我们今后的主要方向。特别对于我们青年作家，这是时代所给予的任务，过去的作家包括“五四”时代的作家都没有写过的我们来写。正因为过去没有人写过，所以要求不要太高了，最初写群众的作品中，里面有灵魂，也有趣味，但正如毛主席所批评的是“小市民”的灵魂。我们强调艺术上写个性，但如果不去研究新的个性而企图以旧的个性来代替，那一定会失败。所以我们现在正走在困难的路上，我们看到了群众，我们的作品中也反映了群众。但是我们只反映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反映了一个外表的轮廓(当然，这里面又有反映得比较清楚或模糊之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到群众中去，把他们的千变万化的个性找出来，不仅是写群众的外表，而且要写出群众的内心，不是写一堆堆的群众，张三李四，无所不包，看多了会忘记；而是一个个地方出来。我想写新的人物应该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因为这是从前没有过的，而艺术作品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作用。决不能因为写新的人物比较难，就去改写别的东西。 　　写新人物既然要肯定，那么毛病在什么地方呢?毛病在于我们只强调写新的人物，好象就不必写落后的或中间状态的人物了。这是有偏向的。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一样。应该有各种不同的人物，我们可以强调写新的个性，新的人物，但不等于只要写新的个性、新的人物，更不等于写新的个性就是没有个性，好象新的人物一切都是好的。所以现在最主要的是写出新的个性来，这是我们时代的任务，但是我们的作品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即所谓抹煞个性(这在最近已开始注意了)。我们过去强调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强调纪律性，反对个人主义，于是许多英雄人物出来了。如黄继光、罗盛教……等，这对人民有教育作用。是它积极的一面。但是也有它阴暗的消极的一面：因为反对个人主义连个性也反对掉了，因为强调集体主义把个人的事情忽略掉了。只承认党性，不承认个性，这可以说是我们这几年来实际上的倾向，这种倾向多多少少地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于是就有些公式化。强调集体主义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这是对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强调。可是不能忽略了另一方面，所谓“大公无私”，好当然好，但这只是理想，不大可能办到，所以毛主席说要“大公有私”，这就对了，这才是辩证的。先是公，后是私，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但不能把个人利益一笔取消。所以，个人利益和集体主义的关系的正确解决，党性和个性的关系的正确解决，和我们文学作品有很大的关系。又如青年团组织和大、中、小学，现在已开始注意了，过去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青年有一点个人的表现都不行，有一个青年学俄文，渐渐的练习翻译投稿，得到了稿费，青年团的组织就斗争他，说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只图个人利益，一直到这个青年被迫放弃俄文为止。试想学俄文又有什么不好呢?象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总之，它不让你有个性，不让你发表不同的意见，在开会的时候都是说一样的话。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风气，因为作家认为这样是对的，所以也就这样反映了。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反映个性，而且要有新的个性。旧的和个人主义相联系的个性，我们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写得不少，而我们现在是要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个性，它和旧的个性是不同的。旧的个性是和社会对立的，凡是好人，象林黛玉、贾宝玉、梁山伯、祝英台、罗亭、皮喀林……等，都是同社会对立的、都是同社会不可调和的，要么被迫害而死，要么就妥协投降，只有这两条出路。我们所要写的新的个性当然不是这样，但是谈谈容易，写起来就难了。新的个性和周围的人可以有不同，但他不是对立的，新的个性应该在新社会里面有很大的作用。这里要指出：新社会里面也有旧的东西，需要作者敏锐的去观察和选择。过去的教条主义是要写光明，忘记了新东西里面也可能掺杂很多旧东西。比如现在的官僚主义，这不是旧东西吗?而且新东西和旧东西结合起来，往往比旧东西还要厉害，假如在新民主主义制度里面搞进了旧东西，它的危害性就远远要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现在的官僚主义者要做起坏事来，群众无法逃避，而且也不能抵抗，从上面一直到村干部，大小报刊一齐发动，谁能吃得消?所以我们要注意，做错任何一件事都会害死人。还有是否新的东西都是好的呢?这作者也要好好考虑，新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我们不能忽略旧的残余还存在，再说新的东西不一定都经得起考验，公式化和概念化也是新东西，还不是经不起考验吗?所以作者要仔细观察哪些是旧的残余，哪些东西全然是新的，但是并不合理，它是一时的产物，副作用很大，它不是真正有生命的东西。 　　我们现在要培养新的个性，在教育方面提出要因才施教，全面发展，要发挥个人的特长。过去提倡模范班，提倡先进集体，每个人都要求是五分，都要五分能否做得到?可以做到的，但是这样一来个性被抹煞了，有些特长就不能发挥了。所以不但在文学上，就是在文学上，就是在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抹煞个性的现象，忽略了党性和个性、集体和个人的正确解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对于我们个性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大家可以讲话，各人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为什么苏联把这些问题联系到个人崇拜，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什么事情都由斯大林想好了，好象斯大林想的决不会有错误，于是大家都可以不去想了。中国也有这样的现象，过去延安有这么一句活：“天塌下来有毛主席”，这样大家可以不想了，但毛主席一个人又怎样想呢?不是这样，应该大家都想，就我们文学工作者说，不要因为是搞文学的，就只想文学方面的，也要想国家大事，有自己的见解。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有两条，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真理一定要坚持，有错误就应主动纠正，不要等人家批评你时才去检查。总之，写新的个性是非常重要的，在文学方面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帮助社会上培养新的个性，使人们受到影响。所以讲到典型问题，下面这些问题就很值得注意，即：新时代的个性和旧时代个性的区别，新的个性和社会的关系是怎样，旧的个性和社会的关系又是怎样。可惜我们在研究典型的时候很少注意到，这一方面因为我们对新的个性不熟悉；还有一方面，就是社会上有这样一种空气，好象新的个性可以不要，具体表现在作品的一般化和简单化上。 　　从写个性联系到典型，我看我们对典型的了解，恐怕也有些问题。现在一说起典型，常常拿高尔基所说的话来作为定义，即把许多同一个阶层的人的共同特征概括起来放在一个人身上成为典型。我觉得我们搞创作的人，最好不要这样教条式地去理解，因为这个说法有时候会产生毛病，仿佛典型就是共同的特征，劳动人民是勤劳勇敢的，先进人物是大公无私的。于是在写一个先进人物时，就把勤劳勇敢、大公无私统通找来，放在他身上。我们不能承认这就是典型，典型决不是把共同的特征抽出来加在一起，这样简单的加法是害死人的，是违反生活的真实的。这样去理解典型，使得作家在观察生活时看不见个别的东西。他在创作上只追求共同的抽象的东西，他不是把人当作一个活的整体看待。最大的危害性在这里。 　　我们在创作上应当去观察个别事物，把个别事物看透了，然后再从个别的事物中找出一般性的根本性的东西来。有时要观察的不只是一个个别事物，而是应该在观察许多的个别事物中，找出带有根本性的东西来。所以一个作者最重要的是去观察个别事物，而不是去找共同的特征，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观察，歌德说：“观察个别事物的能力，就是艺术的生命”，有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些。对于个别事物的观察应该达到透彻的程度。如果你能把一个个的人看透了，差不多也就可以创造典型了，如果这个人有艺术才能的话。而我们既没有看透人，同时也不准备去看透人，只是找些共同的特征加起来，那当然是假的，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我最近把十几年前译的那本《生活与美学》重新校对了一下，那本书虽然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二十七岁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的确是天才的著作，对于我们来说只有惭愧。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典型的看法很有独特的见解，他不同意典型就是很多共同的特征加起来，他举了一个例子：把人身上的精华加起来决不是典型，比如酒精，它是酒里面最好的东西，是酒提炼出来的，但是酒一旦变成了酒精，就不再是酒了，酒是可以喝的。我们看到谁喝过酒精没有?所以以为典型是把最好的东西加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它已经变质了。如同酒的变成酒精一样。我们现在创造的典型或人物，象到有些象，但不是活的，不是真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改变一下和解放一下：就是去观察个别事物，深入地去观察，反复地去观察，无数次地去观察，然后再在他身上找出共同性和根本性的东西。观察一个不够，就观察二个、三个……，把着重点放在观察个别事物上。事实上，一般的东西离开了个别就没有一般。在每一个个别中都有一般，只有把他观察得很深刻了，他身上的个人主义，他身上的旧社会的影响……都被搞出来了，而且是很完整的，这时，再根据你自己的见解，根据从他身上找出来的东西给予恰当的评价。周遐寿(即周作人)写了一本书，《文艺学习》批评他不注意典型等等，最近《人民日报》上又有人写文章批评《文艺学习》的那篇文章，我是同意《人民日报》的批评的，周作人是鲁迅的兄弟，对鲁迅青年时代的事情当然比较熟悉。从他的书所介绍的来看，可知鲁迅年青时接触的农民并不太多，也没有象我们那样到各地去观察和体验生活，就是因为鲁迅观察得深刻，对于那些农民有感情，同时他自己有新的思想，所以能创造出典型来。鲁迅并没有去找什么共同特点来概括成为典型，不但鲁迅没有这样去做，所有世界的大作家都不是这样做的，因为这是违反创作的规律的。那末为什么我们要抓住这个东西不放呢?高尔基说那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观察得多了，深刻了，自然就能找出共同的东西来，并不是说原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在。要到每个人身上去找出来，简单的加在一起。如果是这样，那是主观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方法。所以对同志们来说：一个是注意个性，注意新的个性：还有一个是注意个别事物，这是最重要的。 　　黑格尔这个人可以说是最大的唯心主义者，但他对艺术的看法有些地方是很深刻的，他反对把一般和特殊对立起来，他认为一般的东西都是在特殊之中的，离开特殊就没有一般的东西，而我们现在恰恰相反。他在一本书里讲了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有一个哲学家，喜欢搞抽象的东西，习惯了抽象，脑子里面什么都是抽象的。一天他病了。医生诊治了以后劝他多吃水果，于是他的仆人给他送来一些水果，大概总是樱桃、苹果之类，他拿着水果说这是水果吗，水果是这样的吗?”我们现在对典型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个哲学家拿着水果不知道是水果，要找世界上没有的那种抽象的水果，而我们都在找没有那种典型的典型，这是很好笑的。还有歌德的一本书——《爱克曼的谈话》①——中(我看的是原文，不知道译本译得怎样)，在这方面比许多理论家讲得还要好，爱克曼是歌德的秘书，经常纪录歌德的谈话，写这本书时歌德已七十五岁，这里面对于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等方面的一些意见，有许多是很成熟的，值得我们深思，究竟是大作家的毕生经验，他非常强调个别事物，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是现实主义者。他说只有你仔细的深刻的观察过和想象过，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就没有谁能模仿。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和你有同样的经验，作同样的观察和想象。同时，他认为任何个别事物中决不会没有共同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改变方法。不要去找共同特征，这个东西是没有的，正如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水果一样。这里提出注意个别事物这一条，作为一个建议供大家参考。当然，这也不等于说理论就不要学了。 　　“典型”表现一个时代的特征，不能够离开阶级，也不能离开阶级，也不能离开时代，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抽象地了解典型就是阶级性，就是阶级的特征，这是不对的。典型是表现在一定的阶级基础上的东西，但不只是这个阶级有，别的阶级也有。比如，阿Q是人民阶级的，可是表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难道说也是人民的?所以对于典型不要理解为阶级的特征，因为实际上要比阶级的特征广泛得多。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是互相影响的，统治阶级影响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也可以影响统治阶级，比如被统治阶级起来革命以后，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进步的就会转变过来。还有时代的特征，我们不能超越历史，有时候人民的意志也可以在封建统治阶级身上表现，比如《说唐》《杨家将》等，文学价值不高，但它们在戏曲里面经过一代一代的人民艺术家的创造，形成了许多典型，在这些典型身上，表现了人民的东西。人民的意志也可以从资产阶级身上表现出来。比如纳赛尔，现在是全世界最注目的人物，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埃及人民的力量加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了。他的表现是不是偶然的?不是的。因为社会主义的世界已空前壮大，国际上有强大的苏联和中国存在，所以他才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我们分析典型不能拘泥于教条和定义，就说纳赛尔，他是资产阶级，按照教条，资产阶级一定要向帝国主义投降，可是纳赛尔并没有这样，如果我们光根据教条而离开时代背景——苏联和中国的存在——去分析，那是得不出答案来的。所以我们对于典型的分析，不能离开时代特征，不能离开阶级间的相互影响，也不能离开个性的特征。 　　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化，要深入地观察，比如要写农民，你去观察个别的农民。一个不够，再观察两个，观察南方的农民不够，再到北方去观察，但总要有一两个农民跟你非常熟悉，什么话都敢跟你讲，然后你才能写农民，才算观察透了，不然就不能写。作家要创造典型，就要熟悉到这样的程度，不然的话，随便你看多少理论，歌德的也好，高尔基的也好，马克思的也好，都是没有用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怎样去观察人。怎样去研究时代背景和阶级背景，至于他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还得根据你自己的观察。观察了以后，你可以根据马列主义来解释，解释不通，可能在观察中有片面性，那末就再去观察，如果观察结果硬是这样，你就可以放开这些理论，按照你观察的生活的真实去写。我们必须服从生活，生活是第一的。 　　有同志提出陈毅同志讲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理想的，说这和苏联的定义不同。这很容易理解，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就说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最高的理想，最美妙的理想。我们不要去追究这些定义，定义从来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列宁说：定义是最唯心的东西，因为社会的生活很难用一二十个字来概括，一概括的话，就必有漏洞。不要因为我们的定义和苏联的定义不同，就认为是个问题，不同就让它不同，有两个定义就让它有两个定义，甚至没有定义也可以，反正社会主义是好的，现实主义是好的，至于怎样来解释，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等到时代过去，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再来作结论，看哪个对哪个错。在现在应该放弃这个包袱，你只去深入观察，从个别事物中去发现特点，看哪些东西是属于他个人的，哪些东西是有社会意义的，对于他的行为可以根据马列主义来作解释，但你首先要了解他的行为。我们不要以为观察一个人很容易，不是这样，对你自己最好的朋友，甚至于自己的爱人，你敢说了解他的一切吗?如果你过早的说了解他的一切，都是要上当的。了解一个人可难了，他脑子里面有些什么，打的是好主意还是坏主意，是高尚思想还是卑劣思想，你能绝对正确的判断吗?恐怕是不见得的，一定要观察多了，深了，才会慢慢的清楚起来。所以歌德不主张青年作者写长篇，因为长篇作品是整个时代的概括，青年对社会只能有一部分的感受，不可能知道得很全面，所以写短篇还可以，有多少东西就写多少东西，如果没有东西硬写的话，结果一定会把原来是好的东西也糟蹋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绝对尊重生活。 　　关于传统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讲得简单一点。)总的说来，我觉得我们在文学艺术方面对传统的注意是不够的。尽管注意了传统戏曲，昆曲也出来了，国画也出来了，但是轻视遗产、排斥遗产和以粗暴的态度对待遗产，在目前还是存在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就不能前进。或者至少前进起来非常缓慢。 　　就文学来说，和戏剧有些不同，它是斗争过来的。现在可以说完全是新文学，但是有没有新问题呢?有的，比如对“五四”的传统就不够尊重。“五四”尽管有这样的偏向，过分地强调了外国的东西，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革命的一面。同时“五四”也继承了它以前的传统，鲁迅先生不必说了，象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五四”作家，他们读的旧书比我们多得多，恐怕我读的旧书又比你们多些，说到生活经验、斗争经验，可能你们是超过了他们，在读书这一方面，在继承传统方面，恐怕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我说得很不客气，可能你们读的书也很多)。现在青年中有这样的倾向：只看苏联的书，对中国旧东西知道得很少，有的不知道《西厢记》是什么，有一个大学生考中国文学史(采用口试的方式)，老师问到《红楼梦》里的薛宝钗，这个大学生答得很好，但再问他薛宝钗这三个字怎样写，他竟写不出来。大学生不知道薛宝钗三个字怎样写，一开口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见我们对传统的东西是太不重视了。 　　关于戏曲方面的传统问题，复杂得很，这里就不说了。总而言之轻视传统在今天是主要的。我是主张继承传统的，但检查起来我恐怕还有些调和，究竟身上外国的东西多些。传统问题对自己还没有很大的感觉。过去对那些轻视传统的倾向没有去作斗争。在文学方面，赵树理有些意见是偏的(我当面也提过)，他把“五四”的传统和中国旧的传统划了一条鸿沟，他总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学是知识分子的文学，“五四”没有把它以前的很多民间的好东西接受下来，而我们今天又只接受了“五四”的传统。这个说法是偏激的。但也值得我们注意。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凡是西洋没有的，总要想尽办法把它去掉，我们没有办法，就干脆让它唱对台戏，比如，单独设立一个国画院，又如有一个戏剧学院，再来一个戏曲研究院。培养打鼓的，打鼓的是西洋没有的，于是它在中国也就失去了地位，好象可以不要，由西洋的东西来代替。西洋的东西可以吸收进来。油画是西洋的，我们吸收进来，这很好；但为什么不让彩墨画得到同样的发展呢?话剧、歌剧很好；但为什么一定要它来代替京剧和地方戏呢?外国有歌剧、舞剧，我们的京戏有歌有舞，这是我们的特点，西欧的国家还应该向我们学习，为什么我们就不承认它是歌舞剧呢?为什么西洋没有打鼓这样的打击乐器，我们就一定要取消它呢?以为这样就提高到世界性的水平了!实际上这是对外国东西无批判的硬搬的艺术教条主义，对于这种教条主义，这几年来我们没有很好的批判。现在当权的人，包括宣传部长、宣传处长、文化局长、艺术剧院的院长等等，几乎都是西洋艺术训练出来的。这当然并不坏，但这样使他们有一个成见，更恰当的说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把中国的艺术看得低些。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戏要看歌剧、话剧，音乐要听交响乐。象我这样的人还算是有觉悟的，对传统的东西喜欢，但是喜欢得不够。这种风气如果不改变，会得到一个非常痛心的结果：毁灭我们的传统和遗产，使我们的后代不知道自己的先人曾经创造过如此丰富的艺术。 　　我们不能犯这样大的罪恶，让民族的传统毁灭在我们的手里。当然，应该消灭封建的遗毒，剔除传统里面的糟粕；但是好的东西不应当消灭。不但不应当消灭，而且要加以继承和发扬。试问打鼓的有什么阶级性呢，打鼓的是封建落后的吗?彩墨画在运用色彩上也许比油画更好些。为什么一定要抹煞它，不让这种有民族特色的表现方法存在呢?难道放在画架就一定好，放在桌子上画就不行吗?要知道这些正是我们传统的民族的特点。有些人也承认我们的传统里面有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但忽略了它的特点，这是非常错误的。 　　现在在文学方面也很少注意传统问题，研究民间文学和民族传统好象只是大学教授的事，跟搞创作的人不相干，这个风气要改。曲艺这个东西是过去赵树理再三呼吁过的，我原来对它也不够关心，现在想起来心里很不安。其实任何一种艺术都有它的特点，曲艺主要继续了中国散文的传统，它是群众所喜欢的表示形式之一，最近准备在这方面鼓励一下，把它们整理好的东西赶紧印出来。还有诗歌方面，象格律诗这个东西，是否应该继承成为今天诗歌里面的一个流派，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难道说从诗经一直下来到唐宋的诗词里面就完全没有可以继承的东西吗?恐怕不是这样的。所以关于传统问题，特别是它的特点。它是民族艺术发展的规律，每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我们向外国学来了不少东西，同时外国的东西也确实给了我们不少的好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但是外国的艺术有它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企图以外国东西来代替中国东西，忽视了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这也是非常错误的。 　　必须指出：中国艺术的发展规律有自己的特点，许多地方如果按照外国的说法就讲不通，就说民族问题吧。斯大林的定义是有了资产阶级以后才有民族，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我们中国要到一九四九年才有民族，因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到这时候才成功，而以前好象就没有民族了?事实上不是如此。中国从汉代开始就有民族了。又如最近《学习译丛》上登了一篇苏联作家的论文，他认为现实主义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有的，也就是说在有了资产阶级以后才产生的。这样一来，中国就成了问题，好象中国过去就没有现实主义了。不要忘记中国是在东方。西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规律还比较相同。而东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和西方割断的，东方和西方文化上的交流，还是近百年来的事情，特别是“五四”以后的事情。而西方的文化很高，他们经过了资本主义，有的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古代的文化和西洋的文化碰头了，问题就在这个碰头上。在我们吸收的时候，还是把自己的一切取消，把西洋的全部搬过来，还是一方面吸收他们的优点，参考他们的经验，另一方面把我们的传统找过来，发扬自己的特点?我认为一定要找自己的规律，找自己的特点!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而且这个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过，怎么能够在我们这一代把它割断呢?对于西洋的规律，我们可以承认它是科学的，但不一定能适合于东方。我们必须找出自己的规律和自己的特点来，西洋的东西也要，自己的东西也要，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吸收了外来的经验和技术后，应该是使得它更丰富，而不是变形和消灭。 　　除了艺术的规律和特点外，还有一个方法问题。我们承认他们表现的方法是科学的，但这是根据他们国家的经验，他们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比如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好是好，但如果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的戏曲中来，也是不合适的。不能认为人家的方法是科学的，自己的方法是不科学的，于是就拿人家的东西硬套，有了这种思想，按照这种做法搞下去，最后会把我们的艺术在形式上完全成为外国的东西，所剩下的只有一个内容，而内容中国可以这样写，外国也可以这样写，这样，我们的艺术就没有自己的特点了。特点不一定是封建的。认为打鼓的不好，格律诗不好，曲艺不好，彩墨画不好，难道这些东西是封建的吗?这实际上是一种固执的偏见，是对西洋东西的迷信。我们可以展开争辩，主张这些东西不好的人，不妨写文章发表，公开谈一谈。我相信是讲不出什么道理来的，再不好也是自己民族的东西，难道起码的爱国主义和自尊心都没有吗?起码的创造力——把自己的传统发挥一下的能力都没有吗?一定要学西洋吗?简直太不上进了!我们要在一切学外国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把这当做一个方向：你们如果写成《水浒》那样的东西，就是你们的成功，如果写成苏联的小说那样，就是你们的失败，因为那样写就不能表现中国的现实。尤其艺术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它要保持自己民族的特点和风格，对于传统问题过去也提过，但提得不够有力，大家好象都忘记了似的。现在我们要很有力量的提一下，号召大家起来反对洋教条! 　　最后谈一谈关于领导问题。 　　假如我们把传统问题解决了，推出了“陈”，就要进一步去“出新”，让艺术放出社会主义的花朵来。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自己的民族传统继承下来了，我们要进一步去完成产生社会主义的艺术的任务。领导方面在完成这个任务起保障作用。要起到保障作用，主要是对艺术不采取行政的手段，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 　　不能否认，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新文艺工作者对老艺人，新画家对国画家，新作家对老作家都有那么一种“优越感”，你们党外的都是落后的，我们是新的，我们是共产党员。这种排斥传统的宗派情绪，实际上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我们来看看几个协会的情况。美术家协会的主席齐白石，他是国画家，是九十多岁的老头子，连话也说不清楚了，摆在那里只是一块牌子。下面的副主席如江丰、蔡若虹、吴作人等，都是搞新画的，没有一个国画家。戏剧家协会的主席是田汉，田汉本人是比较注意传统的，并且还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但是下面办事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洋得很，没有一个搞戏曲的。音乐家协会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我们上面已经够厉害的了，下面的还要厉害，有些新文艺工作者就有那么一股骄气，不讲道理，强不知为知，开口就是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就这样把那些老人吓住了。谁敢反对共产党?谁敢说不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我们要反掉这种宗派主义!要使那些国画家、曲艺家、民间音乐家……在社会上都有地位，并且不是作为名义上的牌子，而要使他们真正有权。甚至我们可以考虑自由办刊物，不必将一些刊物都成为各个协会的机关刊物，定得死死的(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研究)。这样可以解放创造力，让各种艺术流派在社会里面有充分发表的自由，打破目前这样的沉闷状态。当然，目前的状态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从全国解放以后，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胡适等一系列的运动，这些都是必要的，对这一点我们丝毫不能怀疑。把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搞臭了，资产阶级完全孤立了，然后我们再来自由讨论。有人问为什么去年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打得那么凶，而现在又允许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自由?要知道不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打一下，就根本谈不到什么自由讨论，学术界思想界被唯心主义统治了，还讨论个什么?所以首先要推翻唯心主义，然后才能有讨论自由。 　　总起来说：领导方面要搞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搞掉行政方式。许多问题如典型问题、传统问题，让大家去自由讨论，一时作不了结论也没有关系。也许有人问这样发生了问题怎么办呢?过去是北京方面怎么说或怎么办，就照着怎么做或怎么办；现在得改变一下，让自己去想，你认为是怎样就是怎样。比如典型问题，不管陈毅怎么说，马林科夫怎么说，恩格斯怎么说，他们说的都很重要，但还得你自己去想。 　　解决了作家和生活的关系，解决了典型上的问题，克服了轻视传统的倾向，反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才能使艺术界的创造力充分地发挥出来，才能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我们民族的特点和风格，才能去掉作家和艺术家们思想上和精神上的顾虑，才能充分发挥他们艺术上的独创性。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日 　　①现译为《歌德谈话录》。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周扬文集 第二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