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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周扬

听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报告，我完全拥护。现在我就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说一些意见。 　　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的胜利引起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解决文化革命的任务。关于这个问题，少奇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已有说明。文学艺术是整个文化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影响人民精神生活的一种有力工具。今天它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和群众保持了亲密的联系，努力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劳动人民在新时代的生活和斗争。文学、艺术和电影事业有了很大的进展。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的戏曲、音乐、舞蹈、绘画，有了广泛的发展和革新。群众业余的文艺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展开。文艺的新生力量不断地涌现。文学艺术的这种群众化，也就是真正民主化的过程，在我国文化史上是破天荒的现象。 　　应该估量：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在创作上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受到人民的称赞。但是，也无可否认，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还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群众对一些平庸的、千篇一律的、公式化的作品感到不满；他们要求作家写出更多的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好作品。 　　由于我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性的胜利和亚非国家的兴起，具有古老传统的中国和东方的文化艺术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他们对于我国在文化上的努力寄以很高的期待，希望我们产生出有民族特色的新的作品以参与世界文化的创造。 　　这就需要把文化艺术界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动起来，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热情进一步地鼓舞起来，把我国的文化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繁荣的时代。 　　党中央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这就是鼓励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中的自由竞赛，鼓励文化艺术工作者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和特长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全国文化艺术界人士热烈欢迎这个正确的方针，认为这个方针的提出是必要的和适时的。他们认为，经过解放以来一系列革命斗争的锻炼，经过对文艺界胡风反革命派别的斗争之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已经在为人民服务的共同思想基础上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就为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正如列宁指出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在我国，作家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公开地揭露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与和平敌人的罪恶，歌颂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的伟大，歌颂各国人民的友谊，宣扬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可以大胆地批评新社会中的一切落后现象，说自己要说的话。他们可以到工厂、农村、部队和一切他们愿意去的地方去，到处受到群众的爱护和尊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国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批作家为了争得这种自由曾经付出了鲜血的代价。在今天的某些所谓“自由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多少进步作家、艺术家为了争取这种自由还在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当然，我们的作家也清楚地知道，只有在他透彻地理解自己的时代，透彻地理解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的时候，只有在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表现这个时代而又为群众所理解，所喜爱的时候，他的创作自由才能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发挥。作家脱离了现实，脱离了人民，那他的“创作自由”，只不过是一种主观的，假想的，渺小的“自由”罢了；我们是不希罕那种“自由”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向文艺工作者指出了唯一正确的创作道路，指出了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只有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才能找到发挥自己创作才能的真正自由。 　　社会主义革命为一切创造性的劳动开辟了道路。但是在我们中间，经常发生的文艺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却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成为了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主要障碍。 　　教条主义是扼杀艺术的独创性的。文艺只有打破教条才能有活泼旺盛的生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推翻了文言文的统治，打倒了旧八股、旧教条的权威，这样就开创了一个文学革命的新局面，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新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文学。延安的整风运动和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同时又打破了“五四”以来文艺界对洋教条的崇拜，这样，就使我们的文艺创作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思想的基础上，从自己民族传统的和民间的文艺中，吸取了养料，使文艺更好地和群众相结合，因而改变了文艺的面貌。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上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庸俗化和简单化，给文艺创作制定了许多僵硬的“清规戒律”，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手足。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结合起来，给文艺的发展造成了损害。 　　无论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或者是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都有历史的、社会的根源，同时又是和对文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文艺服从政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继承与发扬传统等等问题的看法相联系的。因此，我们必须澄清对于这些问题的不正确的看法。 　　我们的文艺是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密切联系中发展起来的。过去斗争的紧张形势要求文艺配合当时当地的迫切任务，在群众中立刻发生政治鼓动的效果，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的；文艺在当时所起的战斗作用，应当得到肯定的评价。文艺是应当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的。鲁迅就曾经正确地指出：“为现在抗争，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但是，鲁迅从来不赞成标语口号式的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在政治上也是没有力量的。鲁迅的有名的杂文就很好地反映和推动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同时本身又是不朽的作品。他找到了自己适合的题材和艺术形式来为革命斗争服务。 　　文艺为政治服务，在今天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服务。文艺发生作用的范围比过去是大得多了。作家、艺术家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题材，利用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来服务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的革命为文艺创作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我们的生活是丰富无比的。生活本身要求在文学艺术中得到生动的、多样化的表现。文艺作品应当具有丰富的内容，同时又具有优美的形式。假如说在过去，在紧张斗争环境中，有些作品即使内容比较简单，形式比较粗糙，只要它能够起一定革命的宣传作用，人们也不去苛求它；那末，现在人们就要求文艺作品更加丰富多采。文艺的任务是通过对于现实生活的形象的描绘来帮助人认识世界，从情绪上感染人，陶冶人的性格。我们的文艺应当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培养人们高尚的美感，树立新时代的美的观念。要求文艺服从政治，不是机械地规定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作家在作品的取材和形式上应当有广泛的自由。离开内容去追求形式，固然是不对的，但是忽视艺术风格的优美和多样性，也会使作品的内容变得单调贫乏起来。作品的政治性应当力求和艺术性相一致。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人类艺术发展的新方向。苏联文学给予了人们以深刻的革命化的影响，博得了全世界读者的感动和热爱；它的成就是大家公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最进步的创作方法，我们提倡这种方法。世界各国的作家、艺术家正在保卫和平和发展艺术的共同事业上团结起来，这不单纯是一种政治上的合作，而且也是一种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经验的创作上的联系。我们有充分的可能从世界各种艺术流派吸取于自己有用的东西。我们应当尊重别人在探求新的表现方法上的成就，研究他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而不应把任何对于形式的追求一律看成形式主义而加以唾弃。正确的创作方法可以大大帮助作家更深刻地认识和表现现实；但这必须是作家自愿地采取，经过作家自己的探索，而是丝毫不能勉强的。如果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教条，当作简单的创作公式，到处乱套，那就只会带来害处。我们的新文艺应当包罗各种能够表现生活的不同的风格和流派，而且容许不同的创作方法并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应当团结一切爱国的作家，共同建设祖国的文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和宗派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的。只有在各种风格和流派的文艺创作的自由竞赛中，社会主义的文艺才能得到最坚实、最健康的发展。 　　有的人承认现实主义，就不承认浪漫主义，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热爱一切伟大的作品，不论它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过去许多卓越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往往带有热烈的浪漫主义的气氛，同时，许多卓越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也往往包含丰富的现实主义。这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我国古典的作家、艺术家在表现生活的时候，很少对现实作照像式的、自然主义的摹写，而十分注重表达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精神；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大胆的幻想和想象。社会主义的文艺应当是最富于理想的，它应当是真实性和革命热情的高度的结合。革命浪漫主义，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这种浪漫主义，在我们的许多作品中，特别地缺少想象、诗意和热情。 　　提倡文艺作品表现工农兵的形象，创造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的典型，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我们也提倡题材的多样性，作家完全有自由去选择他所愿意写的题材。我们有些作家因为对于新生活的体验不深，在表现工农群众的时候，往往只写了一般化的抽象的群众，而没有写出群众中千差万别的个性；只写了一个人物的外表而没有写出他的真实的思想和情感。尝试表现新时代的人物，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是前人没有表现过的，我们应当在这方面给作家以最大的鼓励。表现新的社会主义的个性，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但是，有些人却趋于极端，变成只准许作家描写工农兵，描写先进现象和先进人物，而描写先进人物又常常是从抽象的道德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实际生活出发的。这样，许多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就成了没有生命的，没有个性的。新旧斗争中的复杂的现实被磨去了棱角。生活中的矛盾、困难和缺点被加以掩盖。有些作家丧失了批评落后事物的勇气。粉饰和简单化地描写生活的结果，就使作品失去了真实性，读者也就不信任这样的作品了。 　　社会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应当善于歌颂，也勇于批评。 　　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必须具有自己民族的形式，它是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不但适用于戏曲，也适用于文学艺术的一切部门。 　　我们必须继承我国的文学艺术的优良传统。同时，为了创造和发展我国的文艺，又必须吸收外国文学艺术中进步的、有益的成分。排斥民族传统或拒绝向外国学习，都是错误的。但是，无论继承传统或学习外国，都必须有批判的态度。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这些话对我们今天仍有重大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整理和出版古典文艺作品，整理和研究民间文艺，推广各少数民族艺术，特别是在改革和发展戏曲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开始。轻视、排斥和粗暴地对待民族传统，仍然是目前文艺界一个主要的错误倾向。 　　有些同志，在他们的头脑中，是只有西方文化的地位而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地位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外国的盲目崇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本国遗产缺乏知识，缺乏理解，因而不爱、不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就以我个人来说，对遗产的认识也是逐步加深的。在这些同志看来，我国固有的艺术是已经过时了，不合今天的需要了。他们或者根本不要传统，对学习本国遗产不感兴趣，或者在采用和发展民族艺术形式的时候，把一些外国的东西生硬地加进来。他们不是把外国的经验经过自己溶化吸收到创作中来，把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有机地、自然而然地结合，而是生吞活剥，勉强拼凑；不是用从外国学来的技术来发展和丰富我国艺术的特点和风格，而是用西洋的风格来代替中国的风格，取消自己民族的特点。这种作法显然是不仅违反广大群众的艺术欣赏习惯，而且也是违反我国文艺事业的利益的。 　　继承传统，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加以保存，也不是无批判地模仿。保守主义，故步自封，只能使传统陷于停滞和衰落。传统只有经过创造性的发展才能得到真正的继承。但发展应当是逐渐的，有规律的。革新决不能割断历史。在文化艺术问题上，急躁和粗暴是最有害的。 　　在戏曲改革中用新的观点整理和改编旧有剧目，对舞台艺术作适当的革新，这是完全需要的，正确的。我国戏曲是一种活在民间的遗产，它兼有古典和民间的风味。它的人民性是很强烈的；它的独特的精练的表演艺术引起了世界的惊异。经过新的整理和加工，就剔除了它所包括的封建的落后的因素，而使它原有的人民性和艺术性更加鲜明和提高了。最近《十五贯》的成功，就是一个范例：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而又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同时在演出上保持了原有的高度的技巧。但是有些人在整理和改编剧本的时候却违背历史的真实，生硬地把一些现代的政治概念和术语加到历史人物身上，把古代人现代化，这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倾向。我们曾经严厉地批判了这种错误的倾向。在舞台艺术的革新上，有些人硬套西洋歌剧或话剧的格式，以致损害了戏曲特有的风格，这种作法也是不妥当的。 　　我国文学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风格和特点，有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只有外国艺术的技术方法是科学的，而中国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歌、舞和表演三者的结合，本来是我国戏曲的一个特色，但因为不合西洋歌剧的规格而被认为“落后”；虚拟的表演方法被看作是违反现实主义的。国画的笔墨技法因为不同于西洋绘画的方法而被斥为“不科学”。我们尊重科学，尊重西方近代文化的成就。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中国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而且也决不应当硬搬外国艺术的现成经验；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本国艺术创作的经验，从中找出它的特殊规律和方法。把我国艺术创作的丰富经验科学化、系统化，正是我们的文艺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有计划地整理和研究民族遗产，我们还必须采取许多必要的具体的措施。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是十分不够的。 　　要发展民族固有的艺术形式，也要从外国移植新的艺术形式。认为“五四”以后所产生的新文艺是外来的，非民族化的，把它和我国固有传统对立起来，是不对的。事实上，外来形式一经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之后，就渐渐变成自己民族的东西了。我国人民从来都是善于向外国学习的。我国文化在很早的年代就曾受到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有益影响。后来，我国人民又从西方国家学习了许多东西。我们这一代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是俄国和苏联的文学。我们今后还应该努力向苏联先进的文学艺术学习。 　　随着我国新生活的需要，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展开，我们将更好地更大量地吸收世界各国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学习和研究东方国家的文化艺术遗产，尤其是我们的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翻译工作者在介绍世界各国文化的工作上，已经作了有益的贡献；今后应更有计划地培养精通外国语文而又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翻译人才。轻视翻译工作的观点是错误的。 　　继承传统和借鉴外国，都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的新的文学艺术的创造。毛泽东同志说过：“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新的现实生活，要求创造出许多新的艺术形象、新的艺术形式。我们应当以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的文艺创作来贡献于世界文化的宝库。只有这样的文艺才能受到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 　　最后，我谈一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强调文艺的特殊性到绝对化的程度，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一个完全自发的过程，根本不应当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这是错误的。这种看法忽略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人民的性质，只会把文艺引导到脱离人民、甚至反对人民的道路上去。 　　但是，应当指出，在我们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上，是存在着缺点或错误的。我们时常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法去领导文艺工作，粗暴地干涉了一些不应干涉的事情，特别是有些地方极粗暴地干涉了民间戏曲的活动；有的同志甚至以感想代政策，以个人好恶来取舍艺术作品。这些都是妨碍文学艺术的发展的。 　　党的指导作用，首先是在帮助文艺工作者认识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帮助他们经常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坚定地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用进步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武装自己，同文艺领域中各种反人民的、反社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为了进一步加强文艺界的团结，必须克服各种形式的宗派主义。有些新文艺工作者，轻视传统的和民间的艺术家；有些党员文艺工作者不尊重党外的作家、艺术家，这是目前最有害的宗派主义的表现，是我们必须首先加以克服的。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虚心地向党外作家、艺术家学习。谦虚和学习应当是我们永远的口号。 　　文学艺术团体应当成为团结和包罗一切站在人民立场的文艺家的组织；应当努力扩大文学艺术的队伍，必须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培养少数民族的文艺人才。文艺刊物上应当发表各种不同风格的艺术创作和展开不同艺术见解的自由讨论；任何团体或刊物都不应成为少数人包办、垄断的工具。 　　艺术性质的问题应当主要依靠文艺工作者自己的创作实践和互相讨论来解决。我们必须发展健全的、正确的文艺批评，保证文艺工作者有进行艺术实践的充裕的时间和条件。我们应当采取各种具体措施，包括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来发展和繁荣创作，彻底地实现“百花齐放”的方针，让文艺工作者能够充分发挥他们潜在的创造力，做出更大的成绩来。我相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是一定能够回答这个伟大时代的要求，是一定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的!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载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周扬文集 第二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