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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延安孩子的回忆

密密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爸爸周扬和妈妈苏灵扬就带了不到两岁的我奔赴延安。我在延安一直生活到日本投降。 　　我记事很早，最早的记忆从延安安塞开始。那时爸爸任边区教育厅长，妈妈在抗大、党校学习，很少回来，所以平时我和爸爸在一起生活。推算起来，当时大约三四岁吧。记得我们住在一个黑乎乎的窑洞里，我的床——一只柳条箱的盖子靠在大人们的床边。每次我爬过大床躺到自己的“窝”里去，都感到这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地方。 　　那是冬天，爸爸在屋里生火，或因柴火湿或因灶难烧，也可能是技术不行，总之，搞得满屋是烟，满地柴草木片。他自己头发上沾着几根草，眼睛熏得通红，几次叫我到院里去，可我赖着不走。后来，大概是屋里的火没生着，他的肝火上升，一把把我抱出门外，我又坚决地跑进去，于是他把我提到院中间一条长凳上按住狠狠揍了几下屁股才算了事。我自小顽皮，脾气又倔，挨妈妈打是家常便饭。可爸爸这辈子只打过我这一次，我倒记得清清楚楚，成了我最早的回忆。 　　1940年以后，爸爸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当院长。我们住在桥儿沟东山坡，“鲁艺”有一群小孩，名导演章泯的儿子克宁、克朗；戏剧家于伶的儿女力平、力凡，冼星海的女儿妮娜等等。他们的父亲都不在延安，由自己的妈妈带着。也有不少和父母在一起的，有李大钊同志的外孙贾森林，画家蔡若虹的女儿小青等等。这些孩子中后来不少成为专家、名人、官员，也有些过早凋谢了。孩子长到六七岁上学年龄，就上延安保小或干小寄宿，留下的全是幼儿园年龄的娃娃，大人们白天都去工作，娃娃们就在院子里山坡边自己玩。这群娃娃中我和力凡最大，是孩子头，走到哪儿，后面都跟着一大串，最小的还蹒跚学步。为小弟弟小妹妹们擦鼻涕、解裤子、擦屁股是大孩子的义务。 　　没有玩具，我们就拿柴棍土块瓦片过家家玩，手绢两边一卷，折过来，中间拴根线便是个“小人”，所以我一直想要个洋娃娃。 　　小青妈妈夏蕾是个非常温和善良的阿姨。说话走路都悄声细气不紧不慢的。有一天，她居然缝了个洋娃娃送给我——一个画着眼睛嘴巴、穿着花裙子的布娃娃!在延安，花布都难见到，何况穿在布娃娃身上呢!小伙伴们都羡慕得睁大了眼睛，轮流拿在手上摸一摸。我更是喜欢极了，天天拿着不离手，睡觉也搁在枕边。 　　谁知好景不长，那天我上茅厕，布娃娃不慎掉下粪坑了。桥儿沟的厕所，就是一个坑上搭几条木板。好在时值冬天，坑底粪便都冻结实了，我实在舍不得我的布娃娃，就缘着木板爬下厕坑把它拾了上来。然后，沾着屎尿抱着布娃娃就这么一边哭一边朝自家的窑洞走去。小伙伴们早就把这不幸的消息传开，爸爸已从窑洞里出来站在门口，老远他就一面摇手一面叫：“走走走，别进来!”我能往哪儿去呢?只能站在院里大哭。这时，只见颜一烟阿姨端着一大木盆水走来，给我洗了脸和手，用湿布擦净了沾在棉裤棉鞋上的屎，好言好语劝慰我，答应请夏蕾阿姨再给我缝个新娃娃，我这才十分不舍地把那个布娃娃交给她处理了。那个布娃娃是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玩具。现在夏、颜二位阿姨都已到迟暮之年。那年去看望蔡若虹叔叔和夏蕾阿姨，他们仍是那么温和慈祥，那时才知道小青就是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导演之一蔡晓晴。颜一烟阿姨后来成了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我在电视中见过她一次。她们大概至今也不知道，她们曾在我的童年留下过那么深刻的记忆。 　　大约是1940年的某一天，我正经过冼星海家窑洞门口，看见他的夫人钱越林阿姨躺在床上大声呻吟。见到我，她大叫：“咪咪，快去叫你妈妈来呀!”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撒腿跑去找妈妈，傍晚，听说钱阿姨生了个女儿。1977年去上海出差，妈妈叫我顺便去杭州看看钱阿姨，那次，我也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在浙江图书馆工作的冼妮娜。尽管沧桑岁月已在我们脸上刻下了抹不掉的痕迹，她还和小时候一样热情爽朗，我们彻夜畅谈，竹筒倒豆子般地相互倾诉了三十多年来的酸甜苦辣。我才知道，钱阿姨这辈子活得非常苦，非常不幸。我想，冼星海伯伯在天之灵若知自己妻女这么苦，也会掉眼泪的。几年前，钱阿姨悄然离世，像她这样心地善良纯洁的女人，解脱了人间的苦难，定会升天堂的。 　　我妈妈苏灵扬，从到“鲁艺”后就和我们在一起了。我从小就不关心大人们的工作，直到“文革”结束后，许多劫后余生的延安老同志来看望父母，言谈中称颂了我妈妈的许多美德，才知道妈妈那时在“鲁艺”做过指导员、宣传科长，当过妇女模范、模范党员等等。她这一辈子的生活准则是：革命工作第一，关心他人胜于自己。从我四五岁起，她就叫我学着帮助别人。记得有几次萧坤阿姨出门办事，家里只有二三岁的克朗一人(现在是北影的导演萧朗)，五六岁的我被借去陪住。夜里克朗要撒尿了，我便爬起来点上灯，他自己会踩着床下一个小凳子爬下床去，屋角有个小便盆。现在有些孩子五六岁还要喂饭，他们的父母很难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童年时的独立生活能力。萧坤阿姨是著名诗人萧三的妹妹，解放后我家住文化部大院时，她经常来，每次见到我总得提起此事。“文革”时她也历经磨难，现在总算能和小儿子克朗一起安度晚年了。祝萧阿姨长寿! 　　桥儿沟时代我最好的朋友是力凡，她比我大一岁左右。我俩是娃娃头儿，也是“鲁艺”秧歌队最小的演员。每次总是秧歌队打开场子，坐成一圈后，我俩的开场戏便出场了。《小放牛》、《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等，都是她扮男我演女，不记得有谁专门教过我们，大人们排练时跟在后面学就是了，跟得最多的是王大化，李波。我的这些“传统剧目”从1943年演到1948年，从延安演到张家口、石家庄，只是后来换了几次搭档。日本投降后，力凡随母亲王季愚去了东北，之后身体一直不好，“文革”中悲惨地去世了。王季愚阿姨是我妈妈最好的朋友之一，是个真正的女强人。去东北后，她创建了哈尔滨俄专(现在黑龙江大学的前身)，李鹏、邹家华、叶正大等一批早期留学生，都是在这个学校培训后出国的。王阿姨“文革”中也和许多老同志一样饱受磨难，“文革”后调到上海外语学院，可惜没几年就病重去世了。我和力凡各有一个弟弟，是桥儿沟时代走到哪儿也甩不掉的两个“尾巴”。我的弟弟周苏苏，聪明善良，四五岁时就能背好些首唐诗。1946年张家口撤退的行军途中翻车摔死了，当时才六岁，葬在阜平县陈南庄一个小山坡上。他也没能逃过“文革”的劫难，在他死后二十年，那小小的土坟也被造反派挖了抛尸扬骨。我想他们真实的意图大约是想挖到点什么，岂不知我那可怜早夭的弟弟，只穿着一身妈妈为他缝制的粗布棉衣裤躺在一口小小的薄棺材中入了土，什么也没有。好在那个山村还有几个记得父母的人，一位老大娘悄悄地把弟弟那块一尺宽二尺高的小碑连同一包土藏了起来，“文革”之后，当地人又在原地立起了那块碑，在那包土上又堆了一堆土，还拍了照片寄给我们，可惜父母直到去世也没有机会再去看看爱子的“新坟”了。力凡的弟弟王力平，现在是上海市委副书记，在延安一块玩时，他还是个拖鼻涕、学走路的小娃娃。1977年我在上海见到他，我们都已是四十上下的人了，他失姐我失弟，几十年坎坷，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我们这群延安孩子的这一辈子，几乎没有过过几年安逸平静的生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随父母跑遍半个中国。解放后，五十年代是我们的太平盛世，中学、大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入团入党。毕业工作之后。全部政治运动都赶上了：大跃进、反右倾，反完又甄别。去农村参加“四清”，到工厂搞“社教”、下厂劳动，部队“四好运动”、下连当兵。“文革”后更升级了，先当“现行反革命分子”，打扫厕所，关牛棚，然后变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种菜栽棉，养猪牛鸡等等，我们几乎全处在风口浪尖之上，来回折腾得成熟了。“文革”后偶然相遇，都有劫后余生之感。八十年代起我们赶上了祖国经济飞速发展和转轨，又得重新认识历史、社会、自身。现在，我们陆续步入退休年龄，走进或走到社会舞台的下场门了，回想起来，虽然我们历尽坎坷，但有幸尝尽人间酸甜苦辣，经历了历史的变迁，也算没有白来这世界一趟。我认为，我们是幸福的。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