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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和我

于光远

(这是我的一篇回忆文章。一个人的回忆总不会完全，有时还免不了发生差错。希望听到指正的意见。) 　　我不是文艺界人士，建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文艺工作也不关心，因此周扬在文艺工作中的是非功过，他和文艺界某些人士的恩恩怨怨，过去不了解，直到现在也还是不甚了了。知道的一鳞半爪不会超过许许多多评论周扬的人。但是我同周扬的关系应该说还是相当密切的。我同他相识的时间到去年已有50年之久，自信对他基本上是了解的，有机会我想写一篇评论他的文章。不过今天我只想回忆我和他接触的经过，想写的那篇带有评论性质的文章暂时放一放。 　　一 　　在三十年代，我听说过周起应这个名字。1940年初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开成立大会，我同他都在主席台上。我请人指出台上都是些什么人，指到周扬时我注意看了一下。这次是2月间的事。6月，延安开新哲学年会，我又把他在与会者中间辨认了出来。这是“见面”。那时他是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在延安，抗大、鲁艺、陕公、女大……这些干部学校大家都很重视。但这些学校都不归教育厅管。边区普通中学没有几个，小学也不发达，周扬这个教育厅长的本职工作不会多。后来我读了他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我想大概就是他当教育厅长时翻译的，因为在那次新哲学年会上他提交年会的论文的题目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 　　我和周扬相识也许就在1940年6月举行的那个新哲学年会上。那时我早已知道他了。在那个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我这张延安哲学界的“新面孔”，很可能引起周扬的注意。散会后我有幸同毛泽东坐在沟口新开张的胜利食堂的一张餐桌上，而且我就紧靠他的身边。毛泽东在餐桌上问了我的姓名、专业，讲了一通哲学家要多学些自然科学知识的道理。这时周扬如果也在饭桌上，更不会不注意到有我这个人。但我们没有交谈过一句话。 　　我和周扬从相识到同事相隔了四年。那是在1944年，党中央决定重建延安大学，任命周扬为校长的时候。重建后的延安大学向正规大学迈进了一步。它下辖行政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三个学院。行政学院的前身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管的，是为陕甘宁边区培养地方行政干部的学校，本来不出名。院长王子宜也很少有人知道。1942年后，在抢救运动中一度成为专门从事“抢救”后的甄别工作的地方。我也从西北局来到这个学校接受甄别。那时集中在那儿的人很多很多，并不上课，也不搞运动，只是住在那里等“结论”。重建延大时它又变成一个真正的学校。它的地位比整风前一下子提高了许多。院内设有财经、教育、行政三个系。鲁艺很出名，那时沙可夫任院长，自然科学院李强任院长。这两个学校内也都设有若干个系，学习时间也比较长。三个学院加在一起是当时延安干部学校中最大的。延安大学校长的职务，应该说是很重要的①。那时我在行政学院刚结束甄别，党组织就没有让我回西北局，跟着行政学院到了延安大学，留了下来，成了周扬的部下。 　　但是如果不发生毛泽东指示延安大学开一门大课的事，我和周扬还不会熟悉起来。有一天，周扬把副校长张如心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们：他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毛主席指示延安大学开一门全校都听的大课。这门大课应该包括三个部分：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和现实的理论和思想问题。毛主席还说自然发展史这门课可以让于光远讲。周扬说，这门大课就由张如心、我和他自己三个人开。我先讲自然发展史，接着张讲社会发展史，最后由他自己讲第三个部分。每周上一次课，每部分讲四到六次，就在延安南门外的行政学院礼堂讲。(延安大学校部与行政学院在一起)。校部和行政学院全院工作人员、各系师生都听。鲁艺在延安东边十来公里外的桥儿沟，而自然科学院，那时也已经从南门外杜甫川搬到北门外大便沟内。这两个学院都离上课的地方很远，只好派“代表”听课。 　　很快就开始上课。三个人各自准备，各讲各的。周扬提出，在一个人讲课时，其余两个人最好听听，便于向毛主席汇报。我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周扬和张如心果然来了。我讲了五次，他们是否每次都来，记不得了。而张、周讲课时，我是一次也没有漏掉，都去听了。我很想了解张如心和周扬的理论水平，同时那时我还是延安大学教务科的副科长，更该了解有关这个“大课”的教学状况。 　　经过这三个来月的大课，我对周扬就有了比较多的了解：他操湖南乡音，但口才很好，讲的是自己的心得体会，既生动也深刻。相比之下，张如心讲的大都是书本上的东西，就相当枯燥。通过听周扬的几次讲话，我很佩服他的学识和水平，看出他是个思想很开阔的人。 　　同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接触：日本投降后，延安大学全校师生要到东北解放区工作。于是全校组成了一个行军大队，下辖行政学院、鲁艺、自然科学院三个中队。周扬是大队长。我是大队秘书兼直属中队的队长。加上直属中队，延安大学共四个中队。四个中队分开来走，在行军过程中不能联系。所谓直属中队，它的主要人员就是周扬一家、张如心一家、何干之一家。此外还有自然科学院最低年级的十几个女孩子。自然科学院那个中队想走得快些，不便照顾这些低年级的女孩子，提出让她们跟我们这个直属中队走。我同意了。那些女孩子其实都能走，让我耽心的倒是在行军中要照顾周扬的只有十来岁的两个孩子。我想这也许是比较麻烦的事。一路上周扬和他的夫人苏灵扬都能忍受艰苦，没有提出任何使我为难的要求，说明我是过虑了。周扬很照顾行军中做实际工作的人的困难。这段行军时间很长，有二十多天。行军中没有什么事，我和他闲谈的时间不算少，使我增进了一些关于抗战前上海文化界的历史知识，也使我增进了不少对他本人的了解。 　　这是第一次和他同事。到张家口后，我去北平参加“北平《解放》报”的筹办工作，很快就与周扬分手了。没有想到两个月后和他又在北平相会。那时候美国的费正清邀请他、老舍和曹禺去美国访问，他就到北平来办理出国护照。他听说我们办这张报纸的人已经买了一个院子，就不想住在翠明庄中共代表团的招待所，要住到我们这个院子里来。我们表示欢迎。他不是报社里的人，我们就给了他一个“社长”的假名义。报社工作是由钱俊瑞以总编辑的名义领导的。但是周扬住在报社，在一起吃饭时，他也有时给我们出点主意。 　　周扬在报社的院子里大约住了不到两个月。那时他经常出去活动，同北平的文艺界人士来往。就在他到北平后不很久的3月24日，中华文艺协会北平分会就在中山公园的水榭成立了。选举了张恨水、马彦祥、周扬、张光年、徐盈、彭子冈、陈北鸥、俞平伯、顾颉刚等为理事。当时我与周扬住在宣武门外方壶斋九号的一座小楼里，天天见面，一起吃饭，经常聊天。他在文艺界的活动报社的同志不参加。那时在石驸马大街有一所房屋是师大女附中学生解华芳(后改名为解冰，建国后我在北平曾见过她，有一次在周扬家谈过解冰，周扬知道她在北京的某个单位工作，可是我一直没有再见过她)的家。我为了联系报社的读者有时到她家里坐坐。盛家伦是她家的常客。在那里我也见过周扬。在那里我听他们谈论文艺界的事情，也增加了一些文艺界的知识。 　　正好在这段时间内，北京发生了有名的“四三事件”：二、三百个军警宪特在4月3日凌晨闯进《解放》报的编辑部和发行所进行搜捕。报社的工作人员大部分被捕。周扬正住在报社。那天早上，由于报社同志们进行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坚决抵抗，他们派出的军警宪特虽然很多，三个人架一个我们的同志押往警察局，人手还是不够。因而周扬和我等二十来人，当时未被捕走。我们在报社编辑部继续和特务开展了斗争。周扬那天早上在方壶斋九号门口对那些士兵和警察发表演说的事，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关于在“北平《解放》报社”门口的这场斗争，当时我写了一篇通讯《特务现形记》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里面就讲到周扬演说的事。 　　5月底，报社被查封。周扬因为拿不到出国护照在查封前早些日子已回到张家口，做了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而我在1946年5月底、北平《解放》报被国民党查封之后，6月初撤回张家口，暂时在晋察冀中央局帮助工作。到张家口后我找到了他的家，给他讲了《解放》报最后几天发生的情况。在这之后，我就同丁玲、李又常等人一起到桑干河上搞减租清匪反霸运动。8月我又从张家口骑快马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社工作。从这时起，到1949年北平解放，我和他之间有三年多的时间没有见面。只是听到有关他的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那个行军时在延大直属中队和我走了一路的小儿子，在晋察冀中央局向阜平转移途中因翻车身亡。这件事带给他的悲伤是不必说的。我知道周扬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对这个小孩子也特别喜爱。 　　二 　　建国后，他在文化部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和他没有多少来往。在这期间我只知道有关他的一件事，那就是在建国前中宣部调来了十来个年轻人，成立了一个资料室归我联系。资料室里有两位同志，呆不多久就调去了文化部，其中有一位叫谢素台。周扬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译者，他大概对自己的译文不满意，就把谢素台调去帮助他重译这部名著。于是我就知道在那个时期，他做过的一件工作。 　　大约在1954年他到了中央宣传部当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我是科学处处长，又成了他直接的部下。他分管科学处后，第一次同全处同志讲话时，讲了这样意思的一段话：把科学工作和文艺工作相比，他认为科学更为重要，但是自己对科学懂得的比较少，这方面的工作也不熟悉，因此只能多管些文艺工作。他说好在你们科学处的人，大都是学科学的，科学处的工作你们一定会做好。虽是如此，他表示部领导既分配他联系科学处，自己还是一定尽力去做组织分配给的工作。后来的事实也是这样。 　　今天我写回忆他和我之间交往的这篇文章，考虑到在中宣部科学处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十年之久，因此应该多回想一些有关周扬与科学——主要是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事情。当然他把自己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文艺方面，但也表现出对科学工作的相当大的兴趣。 　　首先我想讲的一件事是，1957年他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 　　195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编制1956-1967十二年自然科学远景发展规划。我是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十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我认为应该同时制定1956-1967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在一次周总理主持的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建议。周总理立即同意，要我抓这项工作。于是我们中宣部科学处就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商量，组织力量编制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由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主持，由学部秘书刘大年，带领学部刘桂五等若干同志，并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1956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大报告中讲到编制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的事情。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写进了这一条。但是自然科学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两者在制定过程中的领导状况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学规划先是由陈毅后是南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直接领导，并在工作进行中经常得到周恩来的关心。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虽然也纳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管辖的范围，但陈毅同聂荣臻都知道这件工作有中宣部在领导，因而从不过问此事。其实中宣部就只是我们科学处在抓，部领导没有过问。这种情况在编制过程中倒也罢了，可是在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要向中央汇报时，我就很发愁。我总不能说中宣部领导没有看过，整个工作由一个处长于光远负责。于是我找陆定一，请他对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的稿子审查一下。陆定一说正忙其他的事情，不能看这个规划稿。我知道他对这件事情的确没有兴趣，只好去找周扬。在我提出这个请求后，他勉强答应看一遍这个大部头的有许多分册的规划。看后他没有提出什么意见，算是审阅过了。而我只要求部领导有人看过，有中宣部承担了责任，也就满意了，否则这么大的事，我无法向中央交代。周扬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难题，我是很感谢他的。 　　他没有提意见，并不是没有意见。1958年在一个会议上他批评我，说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同制定自然科学规划不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思想性很强的事，而我主持编这个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的过程中，在思想引导方面注意得不够。对他的这个批评我发自内心的接受。1956年那次请他看规划稿，他没有提这些意见，是因为到那个时候事实上已不能重新组织力量去改。那时自然科学的规划已经可以交卷，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需要同时交出，没有时间去作根本的修改。他照顾了我的这个困难，因而采取不提意见的方针。而在两年后，他才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我。在1977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编制新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时，就根据周扬那时对我的这个批评，特别注意每个学科中的思想方面的问题，纠正了1956年时的缺点。 　　周扬领导我们科学处期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四次全体大会。1961年聂荣臻宣布《1956-1967年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提前五年完成，决定制定1961-1972年第二个自然科学远景规划。我向哲学社会科学部提出也应该检查自己那个远景规划执行的状况，考虑哲学社会科学在1961年到1972年间如何发展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部接受了我的建议，作了一番准备之后，决定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并扩大举行。大会请周扬在大会上作报告，他答应了。他作了一个长篇的报告，其中讲了反对修正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任务。这是当时党中央的一个主旋律。报告中他当然也讲了有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其他方面的问题。周扬自己在讲话前作了充分准备。在作了报告之后把讲稿整理成文章时我们科学处的同志做了一些文字工作。周扬一遍一遍地改，定稿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在这个稿子上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加上一些重要的论述。“一分为二”这个提法，毛口头上讲得比较多，文字上第一次公开发表就是在周扬这个报告中。周扬在这个报告中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有很大的兴趣。毛泽东看稿改稿时对这没有提不同的意见，对这周扬也一直很高兴。周扬本人对这个报告是十分重视的。 　　那时，我感到周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发生了颇大的兴趣。他很看重卢卡奇的著作。这一点我想同卢卡奇对美学也作了比较深的研究，同时又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有关，因为这也是周扬的专门领域。卢卡奇有一本书《历史和阶级意识》很有名，卢认为社会革命的目的是铲除异化和实现“真正的人性”。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的问题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找了一些卢卡奇写的东西翻了一下，文字很不好懂(也许同译文有关)，不想花很多时间去钻研，因此同周扬在这方面谈不到一起。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我觉得周扬对哲学的兴趣的确很高，甚至比文艺方面更高。 　　在提到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会议时，我想附带说几句：毛泽东本人对这次会议很重视。他提出愿在会议期间找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名单是我们中宣部开的，报上去，毛泽东同意了。名单里的老年科学工作者中有高亨和杨荣国这个在“文革”中受到特别重视的人。青年科学工作者中我们提出王若水和姚文元两个人的名字。毛和姚文元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第一次见面。 　　在这里我想讲讲周扬改别人起草的稿子的一个特点：他把别人稿子上有用的词句甚至一些中性的句子都留下来，按照自己的思想把稿子改下去，然后把他留下的这些字句，很远很远地用线勾到它应该在的位置上。这倒不是为了少写几个字，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对起草稿子的人很尊重。他的改稿方法同另外一位不一样。那一位常常只留下原作者开头的几句话，然后自己一路写下去，写完后把原作者写的统统删掉，并往往不给原作者看过就用原作者的名义拿去发表。 　　周扬在主持文科教材方面的工作的成绩是不应该忘记的，他为主编这一套系统的文科教材，没有少花气力。编写文科教材是一项把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进行系统研究然后写成教材供高等学校使用的工作。周扬对此非常重视。当然这套教材的编写是由各学科的学者参加，组织工作是由中宣部各处、教育部高教司和许多高等学校的人参加，但周扬对总体设计、确定主编、某些教材的审订出版是管得很具体的。我是他做这件工作的助手并主管各经济学科。在“文革”中，主持这一工作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有一件事，是既同我们中宣部科学处也同中宣部文艺处有关的，那就是举行了一次关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的小型学术讨论会。那件事的起因是，《红旗》杂志社从吉林调来了一位文教书记郑季翘担任这个刊物的副总编辑(总编辑是陈伯达)。郑写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文中认为形象思维这个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对使用这个概念的人进行批评，而且批评时用字相当重。郑抗战前是我清华同学，在学校学中文。他是“一二·九”的参加者，也是1946年我在北平《解放》报工作时的同事。可是我以前没有看过他写的文章。也不知道他对哲学有这么大的兴趣，这回是我第一次读到他写的文章。这篇东西，是有他独立见解的。但他并不把这篇文章拿出去发表，而是送到中宣部来要求“审查”。中宣部收到郑写的文稿和来信后，周扬就把我找去商量。我们两个人认为这类学术问题属于争鸣范围，中宣部不应该去“审查”，但又都认为不能不给以答复。我主张中宣部开一个小型的讨论会，请郑参加，这样我们中宣部既表示了对他写的东西的重视，同时也处理了他的来信。周扬完全同意我提出的办法。他还认为中宣部以后可以经常开开这种会议。我当然赞成这个主张。周扬让我同陈伯达商量，陈伯达也赞成中宣部可以多开这样的会议。于是我提出一批会议参加者的名单，其中有哲学所研究黑格尔的杨一之(他单独翻译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贺麟(他翻译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并参加翻译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王玖兴(他也参加翻译了《精神现象学》)，北京大学的朱光潜(他是“美学”专家、黑格尔《美学》的译者)和王大庆。我们还提了邓拓、廖沫沙等人。文艺处也提了若干人。座谈会就在中宣部教育楼会议室举行。周扬主持会议，陈伯达、郑季翘参加。那天朱光潜未到。会上各抒己见，发言集中在所谓形象思维与艺术想象之间的关系；所谓形象思维究竟属不属于思维的范围；形象思维与艺术创作、艺术欣赏的关系；在美术、雕刻中的形象思维与音乐创作和欣赏中的形象问题等等。周扬对这个问题非常有兴趣，会上也讲了不少话。 　　虽然周扬认为这样的会中宣部可以经常地开，但事实上只开过一次，没有再举行过第二次。 　　关于周扬在自然科学工作中所作的贡献，知道的人就更少了。我建议当时在科学处工作的一些同志专门写一篇周扬与自然科学的文章。他们对一些具体工作的情况似乎记忆得比我清楚。 　　六十年代刚开始不久，周扬有一次因病住进了医院。同时聂荣臻因病住在同一所医院里。在建国前的四、五十年代，周扬曾在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中央局担任过工作，同聂总本来就很熟，在医院里二人有比较从容的时间交谈。他们谈话的时候我虽不在场，但是从周扬出院后和我的谈话中，也从周扬的表现中，看出这次谈话对周扬思想上的启发很大。在这之后周扬对科学工作明显地比以前更加热心了。他对政治运动中科学工作者不能正常工作这一点表示很不满意。他特别强调科学工作要多出成果、出人才，党应该保护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 　　1956年党的八大是一个开得非常好的代表大会，不久前我写了一篇纪念八大的文章。但是八大路线只维持了一年，甚至不到一年，就因反右派斗争实际停止执行了。不过在党领导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方面，周恩来、聂荣臻等仍通过坚持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办法，和制定科学十四条等办法，一直在实际工作坚持八大路线。我在50年代和60年代10多年中，同时在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两个系统中工作，我知道这两个系统中的指导思想是有相当差异的。中宣部的指导思想是“抓政治、抓思想、当参谋、当哨兵”，从1957年毛泽东提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后，跟得很紧。国务院抓建设工作，对搞阶级斗争不那么积极，甚至有些抵触。周扬在与聂总谈话后，依我观察，思想上有比较明显的转变，比较多地倾向聂总他们在自然科学技术工作领域中采取的做法。 　　科技系统也就开始找周扬参加他们的活动。1961年4月中国科协在北京饭店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请周扬去做报告。他答应了。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周扬对聂总在医院里跟他讲过的一句话表示欣赏。聂对周扬说：“我过去干武装革命，现在想用我的余生，建立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周扬说：“这是一个革命家的动人的愿望。” 　　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出成果、出人才”的口号是周扬最早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讲话提出来的。这一点，有人写到中国科学院的院史里。在中国科协这次讲话中他也讲到，要求自然科学家创造发明正如要求工人生产工业品、农民生产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文学家创作文艺作品、社会科学家写出理论释作一样。周扬讲，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产品来适合国家各方面的需要。 　　在这次讲话中他非常强调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1956年5月由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演讲中提出之后，科学家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许多人怀疑这个方针的真实性，也有人翻过来认为这个方针是错误的。总而言之，这个方针在人们头脑中变得很模糊。因此周扬在这个讲话里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周扬不只是在这个讲话中重申了陆定一讲过的那些语言，还作了自己的发挥。在反右之后，有一次他去湖南了解到那儿有些高等学校又重新对遗传学中的门德尔摩根学派进行政治性的批判，他就严肃地进行制止。他看到科学处办的一期简报中反映各地发生反对百家争鸣的现象后，立刻指示中宣部把这期简报寄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宣传部，要求他们注意克服这些现象。 　　三 　　五、六十年代，中央宣传部在文艺工作方面的事情很多：“胡风问题”、“丁陈(丁玲、陈企霞)问题”等等。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周扬当然每次都参加，每次都发言，对这些问题他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而我作为中宣部的一个处长，虽然每次开部长办公会议我都列席，在会上对这些方面的事我也听到许多，但当时我认为文艺方面——特别在人事方面的事，太复杂了，实在听不清楚。心想反正自己不管文艺处的工作(文艺处处长是林默涵)，也就不去仔细听，经常利用开会的时间去作“副业”。现在我写这篇文章，读者们当然会希望提供一些第一手的资料，我也觉得应该讲一些当时听到的情况、讲一些当时自己的想法。可就是说不出什么来，真很抱歉。 　　但是我毕竟在中宣部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会上会下总听到见到不少事情，还是可以写一点的。 　　比如有人把周扬描写成特别喜欢在政治上整人的人。我了解的周扬，并不是这样的人。当然我对文艺界的事几乎完全无知，我不敢说他在文艺界的表现究竟如何，我只能说说他在中宣部内给我留下的印象。 　　关于胡风与周扬的关系，我所知道的只有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口号之争和鲁迅文章中所写的关于“四条汉子”那些话，其它一概不知。关于这个口号之争，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刊物上的文章，作为一般的读者，我倒注意了一下，但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原则的分歧。觉得本来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东西却变成大是大非的问题，争来争去理解不了，也就不再关心。我认识周扬之后彼此闲谈的事情不多，从未谈起这“两个口号”之争，可能他以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直到“胡适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之后，在中宣部里我又听到了还有一个“胡风批判”的事。关于胡风问题，开头的一段，给我的印象是又一场学术批判，一场与文艺路线有关的学术批判。按说，既然是学术批判，同兼任理论、科学两处负责人的我，并非没有关系。如批判梁思成的建筑思想的事，就找到了我。我也就管过一阵子。可是对胡风批判，完全没有给我任何任务，连要我关心这方面的事的话，部领导也一句没有对我说过。我本来就没有接触过文艺界的事，情况不了解，乐得不闻不问。 　　1955年初我在部长办公会议上又听说胡风问题不简单，可能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在活动。不久就公布了舒芜提供的材料。《人民日报》发表这个材料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把胡风等人定为“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以后又接连公布了第二、第三批材料。编辑部加了注，还有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加的那些份量很重的按语。 　　对这我当然反复读了许多遍。 　　坦白地讲，在延安批评《轻骑队》时，我就曾产生过一个疑问：什么叫“反党”?“反党”与不能算做“反党”的错误之间的界限，究竟该如何划分?为此我曾请教别人，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关于这个问题也没有讨论的机会，所以我这个疑问一直没有解决。不过以前我认为“反革命”与“不是反革命”的界限还是比较清楚的。看了这二批材料，学了毛泽东那些按语，知道了不少事情，也受到了教育，可是我对什么是“反革命”却糊涂起来了。从公布的那些信件中，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反革命活动来。我在等证明他们真的是反革命的证据，这样的证据我始终没有见到。 　　在看到的那些批判材料中，胡风和他的朋友我都不认识，只看到一个谢韬的名字。一问，就是我认识的在人民大学工作的谢韬，对他我倒是相当熟悉的。但我不知道他对文艺有兴趣。可是在我的脑子里，无法把这个我认识的谢韬同“反革命”连起来。 　　那时有一段时间中宣部部长会议经常讨论胡风问题。在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打成反革命集团这件事上，部长是十分积极的。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我们多次听到，认定胡风等是反革命是党中央、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把问题提得那么尖锐、那么明确。那时毛泽东虽然没有署名(把它们作为毛泽东的著作正式发表是在《毛选五卷》出版时)，但是不仅我们这些参加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的人，而且可以说许许多多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当时我认为，毛泽东这么说，必然会有充分的根据，没有朝另外一个方向去深思。当时，我的觉悟程度和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低。 　　在反胡风的“斗争”中，周扬当然是主角之一。每次讨论他都发言。但是我实在记不住他和别人在会上发言的内容，甚至可以说一点也回忆不起来。部长办公会议是那些熟悉情况、有意见可发表的人讨论的场合，他们之间早已有共同的信息为基础，不了解有关人和事的人，即使听了仍然不懂。周扬也是处理“胡风反革命问题”十人小组的成员，但组长不是他。而且这个小组的许多工作是公安部长在抓。周扬在部内一直被部长认为是“政治上不那么尖锐，带有书生气的人”，部长常常说周扬是“好人”(带有某种贬义的“好人”)，说他把胡风和“党”的斗争，视作“文艺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这样的话，我就是在部长办公会议上听到的。当然部长的话说得很温和，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听明白。对这种批评，周扬也从不辩护。当时我还听说毛泽东对周扬也有“政治上不尖锐”的批评。参加部长办公会议的还有些处长，我请几位和我共同回忆了一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印象。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也许有人会说，你说了一大篇，对胡风问题什么也没说清楚。我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好在胡风集团这个涉及到许多人的大冤假错案已经正式平反。而且有许多人写了文章。文章的作者有的是作了调查研究的，写的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结果，有的是当事人，写的是自己亲身的经历。文中所写的周扬的言行，我想大都会是事实。事实是最雄辩的。我是个局外人，而且并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上面写的那些只是在中宣部期间给我留下的印象。 　　丁陈事件对我来说与胡风事件有一点不同。丁玲和陈企霞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丁玲这个人和她被捕后在南京的那段历史，1939年我一到延安就听人们讲得很多。后来，她的《三八节有感》发表后，人们对她又特别议论了一阵子。但一直没有见过她。直到1946年我同她从张家口一起出发去桑干河流域搞土改，算是相识了，不过不在一个村工作。建国后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她当过一个短时期的文艺处长，一起开过会，但没有交谈过。没留下什么印象，好的不好的都没有。我同陈企霞倒比较熟悉。1940年我在延安中央青委机关，他同我都是“轻骑队”的积极分子。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闲聊。我认为他有一个优点：看问题尖锐。我喜欢听他讲话，只是感到他说话似乎过于尖刻。1941年下半年他从中央青委调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当丁玲助手之后，我们再没有联系。 　　1955年提出“丁陈反党集团”后，我有这样一个思想活动：从四十年代起我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反党”。这是个很重的罪名，但是我一直不懂得怎样的行为是反党。我觉得“反党”似乎是一个模糊概念。连什么是“反党”也不清楚，却在中宣部办公会议上对丁陈究竟在什么事情上“反了党”讨论来讨论去，我实在没有去认真听的兴趣。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虽然说得非常之多，我却越听越不明白。 　　在讨论丁陈反党集团时，我听到又把丁玲和陈企霞的历史问题翻了出来。丁玲的历史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连我这样对她的经历毫无知识的人，1939年一去延安就听人讲了很多。我想既然是老问题，想必组织上早审查过。建国初期她来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组织上一定审查清楚了，而且问题的性质一定不严重，否则不能让她担任党内这样一个重要职务。陈企霞也是延安整风中经过审查的，我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又成了有问题的。可是也没有听说发现了什么新的材料。有没有历史问题是个硬问题，查清楚就是了。当时部领导对这件事抓得很紧，我估计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一定作过什么指示。对这，我当时没有听到，我只是根据中宣部所开展的批判都是毛泽东的某种指示这个一般规律来判断的。我想对丁陈也不会例外。最近看了《炎黄春秋》上李之琏写的《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一文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在1956年12月的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审查丁玲历史反党集团问题专门小组”汇报之后，“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李认为周这么讲是不真实的。李之琏说，“我对于周扬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对李之琏提出的这一点，我倒觉得并不“奇怪”。毛讲的话要不要人传达，不是周扬能作主的。过去的历次批判也并不都传达。而且周扬讲的这件事我想陆定一是一定知道的。那次部长办公会议上周扬讲这句话时陆定一在场，他没有说否认周扬的话，可以反证周扬讲的是实话。根据多年与周扬的交往，我相信周扬不会也不敢无中生有地把毛泽东没有说过的话歪曲成毛说过，周扬也不会当着陆定一的面说假话。周扬可以有这种错误或者那种错误，但周扬不具备李之琏文中所描写的说假话的那种品质。 　　至于在处理丁陈“案件”过程中许多复杂的情况，有待于弄清楚。可惜知情人一个一个地逝世，完全弄清楚的难度相当大。 　　我认为这个事件一定有“左”的指导思想这个大背景。而这个大背景是不容忽视的。 　　那些年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上我听到文艺界受批判的事可真多，凡是在部长办公会上讨论过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事件，而这些事情，我回想了一番，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指示：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在前，小说《刘志丹》、电影《早春二月》、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后，都有毛泽东的指示。丁陈密件毛泽东作了什么指示，至今我不知道，可是我相信周扬的话，也会有。 　　我还有一个疑问：毛泽东为何对文艺发表这么多的指示，是否每篇都是他看了作品后的感想?有一些我不怀疑，有一些我怀疑是江青在其中发生了作用。对电影《武训传》和《海瑞罢官》进行批判这两件事中，江青是出了面的。其他江青未出面的事情中有一些江青也可能起了作用。她起作用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对这我只是怀疑，我不掌握材料，因此不能使我作出有事实根据的判断。 　　在“文革”结束周扬到科学院后，有一次在安儿胡同，我对他谈起陆定一“文革”后在北京医院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陆定一对中宣部的工作能作这样一个反思，使我对陆产生很高的敬意。周扬听了我的话苦笑了一下说：“可不是么!事情就是这样。”陆定一讲话向来概括性强，周扬不会说陆定一说出的那种高度概括的语言。“文化大革命”后，周扬对自己在中宣部(或者更早以前的那些年分)做过的事，也常作反省。在许多场合他还向许多文艺工作者道歉。那时我听说在周扬作这种反省时，有人还认为周扬不应该那么做，因为许多整人的事并不是周扬自己决定的，而是中央决定的，周扬无权去检讨。但是周扬还是反省、还是道歉了。对于在我们党内统治了许多年的“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经过“文革”，陆定一有了很大的觉悟，周扬也有了很大的觉悟，而有一些人却不觉悟。 　　周扬这么做我认为是很正确的。尽管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事情有当时的大背景，周扬却没有因此推卸自己个人的责任。他能这样做说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是有原则的人。也说明他是一个服从真理的学者，而且他作检查和道歉也不是不冒一点风险的。那时在意识形态部门还有一股不小的势力阻碍他改正错误。 　　我还认为他在“文革”前在文艺界所犯的错误，在不同的事情上，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还是喜欢说一句话，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要掌握真理必须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我对许多事情还没有作具体分析，不便发表意见。因此我在这里想再一次声明，我说的有些话并没有把握，说出来只是表述自己的一些认识，更多的是有一些疑问，我写的目的也是提高自己认识。希望不吝指教。 　　四 　　反右派斗争开始，运动不断：1958年反右补课，1959、1960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七次人大会后才有了一个短时期的比较宽松一点的空气，这时候聂总搞“科学技术十四条”，我参加了这个工作。此外工业有个二十条，教育也有个多少条，这些我都没有参加。文艺先是有个十几条，后来成了八条，我知道这是在周扬主持下搞的。我看过，只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我认为对周扬在文艺工作上的是非功过，不仅要研究1954-1957年他的表现，还要研究60年代他的表现，尤其是他主持起草的文艺八条。应把这八条的内容，和柯庆施、张春桥，也许还有江青等反对八条的活动联在一起研究。由于我不是文艺界人，“文革”前对文艺太不关心了，所以不太了解，没有资格写中国文艺工作、文艺思想的事情，可是我真希望有人研究一下，这对我了解周扬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1962年春，在广州同时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一个是讨论第二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还有一个是讨论戏曲电影等工作。这两个会议受到周恩来、陈毅的特别关注，聂荣臻还亲自主持了科学技术那个会议。那时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领导人主张要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个主张得到参加这两个会议的人的肯定。广州文艺工作方面的会，是一个在党的文艺工作历史上很重要的会议。周扬参加了这两个会议，开会的地址很近，科技的会在羊城宾馆(现在改建成东方宾馆)，文艺的会在越秀宾馆(现正在改建)。那时我忙着科技方面的事，没去找周扬。对会议上周扬的表现也是应该研究的。 　　1961年-1962年春这种比较宽松的环境的时间可惜很短，广州会议后不到半年，毛泽东八月间在北戴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广州会议的基本精神也就被否定了。 　　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中，对原先刘少奇起草的那个草稿予以否定，提出把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为运动的目标等等。在这段时间内，周扬一直在斗争旋涡的中心。在1965年他被任命为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但我观察到他情绪不高，有一种想离开这场运动远一点的倾向。在这期间他常去天津。他去天津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做，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他去天津小站搞社教，这是不对的。去小站是陈伯达的事，周扬并未参加。他去天津名义上是研究青年问题，我看出他不过是借个题目下去走走。当他在天津的时候，我也曾为其它的事去过天津。见面后我向他汇报了科学处的工作，也同他进行单独的谈话，在谈话中听出他一些心声。 　　1965年下半年，医生检查出周扬患了肺癌，在阜外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并且幸亏是早期。手术后他去了天津休养。他也就因此暂时离开北京尖锐的斗争。 　　正当周扬在天津养病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在北京爆发了。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陈伯达做了权力很大的“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风声传到天津。周扬从天津打电话给陈伯达，想了解有关这个运动的情况。陈伯达同周扬私交是不错的。可是周扬的电话陈伯达根本不接。周扬在中宣部中是仅次于大“阎王”陆定一的二“阎王”，同时他又是“又长又黑”的那条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红得发紫的陈伯达又怎能不和周扬划清界线、接他的电话呢?我想，从陈伯达不接电话这件事中，周扬是会得知有关“文化大革命”对他将是一场很严峻的政治运动的信息。 　　我不知道周扬何时从天津被弄到北京(后来才知道是1966年12月)。在“文革”初期，周扬从来没有在中宣部大院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挨过斗(也是最近我才知道他被弄回北京后在部队的一个礼堂他和陆定一俩人被中宣部的群众各斗了两个晚上。可是当时没有让我参加)。在文艺界据说周也挨了斗，我更不知道。只是在沙滩中宣部大院里见到许多批判他的大字报，在教育楼“参加”声讨周扬的大会，看到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出的批判他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见到过他这个人。在周扬被带回北京前，他其实一直在天津。当时都说周扬在上海养病，这是中宣部部长陶铸等保护周扬的一个措施。许多红卫兵组织要去揪斗周扬，没有找到他。按照当时还在台上的刘少奇的指示，要周扬“有病养病，病好了再接受批判”。半年之后他才从天津回北京，回北京后没有回家(他家就在中宣部院内的孑民堂)。直接关在安定门外的一个部的招待所(那时陶铸还没垮台。后来听说那几次斗争会周就是从被监护的地方揪出来挨斗的)。后来周又被关进了秦城。 　　在“文革”期间，我同周扬虽然毫不接触，可是同他的夫人苏灵扬却成了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的“同学”。从延安到张家口一路行军中我和她有所接触。在这之后，将近二十年中很少见到她。我只知道建国后她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后来听说她去了北京市教育行政学院。后来又听说她去了北京市艺术师范学院。在艺术师范学院她生了一场大病，动了手术，调来中宣部。可是我在中宣部一直没有见过她。“文革”开始，中宣部副处长以上干部都成了黑帮受群众专政时，也没有见过苏灵扬。原来她是被从艺术师范学院中分出去的中国音乐学院揪走了。在中国音乐学院因要她交代周扬的下落，把她斗得很残酷，几乎生命不保，后来也被送去天津。一直到1969年中宣部到宁夏办五七干校，我才见到她。在干校，我同她不只是一般的“同学”，我们还一起制作醣化饲料。制作的过程很简单：先是把秸杆用粉碎机粉碎，然后装包用板车运到另外一个地方装到一个缸中去醣化。我干力气活，她是我的帮手。认识苏灵扬的人都知道她个子小，长得也纤弱，没想到干起活来很认真，不怕苦也不怕累。我对她的印象很好。反正我还真有些气力，两人在劳动中配合得很好，也很愉快。只是我对她发过两次急。这是因为她对我笨手笨脚看不上眼，老要教我这个小兄弟这么做、那么做，老是对我指责。我听烦了，对她态度不好。为此曾经有两次对她发急。所以我一直对她有歉意。二十多年后我有一次去周扬和她住的安儿胡同的家做客，见到她时，谈起这件事，我向她表示歉意。她说这件事她一点也记不得了，而我却没有忘。当时她的确对我很生气的。 　　五 　　我看到一位党史研究者写的一本书。书中披露有关释放周扬的一件事情，是当时我所不知道的。原来，在1975年5月林默涵被宣布解除监护、恢复自由后，6月林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感谢。毛在林的信纸上给党中央写了“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病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于是周扬在7月14日被释放出来，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一号楼一个房间里暂住。 　　关于周扬的定性问题这本书中也披露了这样一个情况：在周扬被释放两天后，即7月16日，中央“专案办公室”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在周扬、夏衍、阳翰笙释放后，到现在“凡关押、监护的人员全部释放”。在这个报告中对周扬定性为“问题性质严重”，因而在讲对他采取的处理办法时用的语言是“可以分配适当工作”这样的不很确定的语言。报告中写周扬专案受审对象“结论属于人民内部问题的，原工资照发，并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党员应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而在说到周扬时，却不讲“原工资可以照发”，讲的是“工资照发”；不提“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这就是说对周扬问题还留有尾巴。而且7月16日这份专案办公室报告，7月27日才送到毛泽东那里，此时毛左眼才动过手术，不能阅读，他让机要秘书读给他听，在听到对周扬的定性问题时，他说周扬应该是人民内部问题，命机要秘书把报告中“问题性质严重”改为“人民内部问题”。7月28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把毛泽东对专案办公室的报告的这个修改意见送政治局委员传阅，“四人帮”在周扬定性问题上耍弄的手段才归于失败。 　　周扬这样被释放出来，并且定性为人民内部问题，我虽然已恢复工作，而且在消息比较灵通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却知道得很晚。他在中组部一号楼住的时候已经可以会客。 　　不过那时没有听说过他出过门。是他不愿在那种情况下出门，或者有人给他打过招呼，给他立个规矩劝他以不出门为好。就更无法知道了。 　　不过那时候也还有许多人，包括我在内，还以为他关在某个地方呢。 　　1975年10月，那时恐怕周扬还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的一号楼时，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接触到一件有关周扬的事。那就是1975年国庆宴会通知了中圆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所属各研究所中的一批老社会科学家，让他们参加。这是“文革”以来多年没有的事。这些老社会科学家对能让自己去参加这个活动反映很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就把他们的反映汇集在一起，出了一份简报。胡乔木把这份《政工简报》经过邓小平送到毛泽东那里，毛在简报上批了一句话“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这个批语在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中传看了。看后我说不清自己的感情：一方面看来周扬不至于老关下去了，另一方面毛的批语又把周扬与梁漱溟并列，周的前景并不美妙。1977年11月邓小平找胡乔木、我和邓力群去他家汇报时，他还提起过这件事。 　　记不清楚是几月份，我才知道周扬可以自由会客，并且从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前院的一号大楼搬到后院的一所小楼里，我就赶快到那儿去了。 　　回忆一下那次我见到周扬的情景。 　　“文革”前，我在通县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在北京城内，即便偶然回到北京，也没有去找他，后来他得了肺癌，在阜外医院动手术，对这我也是事后才知道，没有去医院看望过他。因此在1964年我在天津云南道那次和他畅谈后足足有十年没有与他见面。那天到了他和苏灵扬住的那座小楼。在外面一看那个地方环境倒还可以，进楼之后觉得每户人家居住的面积即便把两层加在一起，也还是相当小的。周扬住的地方，比起他原来住的沙滩中宣部大院内的孑民堂要狭窄多了。 　　进楼后，我先上楼到他读书和睡觉的地方看了一下，然后就下楼聊天。多年不见，彼此都多了十年“文革”期间的经历，要说的话是很多很多的，当天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只能彼此简单地问一下现状。他住的那样的小楼，每座住两家。两家的房间在楼内不相通。同周扬住在同一座楼内的是帅孟奇。她和我只是相识并不熟。她是我很尊敬的大姐，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很不寻常。她有一只眼睛早在白色恐怖中被弄瞎了，另一只眼睛在“文革”又受了很大的损害。我既然到了她的住所跟前，也就想到她家去拜望她，向她致敬。与周扬相邻的一座楼内住的是宋任穷。我和宋任穷一起工作过。我也同许多人一样见面总称他为“宋大哥”。周扬就陪我到宋的那座楼去，同宋一起聊天。话题除了“文革”中各自经历外，大家关心那时邓小平出山后的形势。由于我在邓小平亲自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他们要我给他们多讲一些“新闻”。我也就尽可能多讲些给他们听听。当时我都讲了什么早就不记得了。可是我在招待所的楼里却听到一个“新闻”：那就是在我去那儿的前两天的一个上午，招待所里忽然来了许多警备人员，在那几座小楼前警戒，不准人们走近那几座小楼，搞得住在小楼的人相当紧张。有人甚至猜想，会不会过一会儿有人要被抓走。结果是一位在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到小楼来拜望住在那里的一位老同志。大家虚惊一场。这一则“新闻”表明，那时住在小楼里的那些老同志虽然得到了自由，但他们的家属(也许包括有些老同志本人)还心有余悸。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总的局势还是不能让人放心的。 　　那一次我去周扬和宋任穷那里聊天时，感到他们对已经成为过去的“文革”中的遭遇，还是敢说的，但对当前的事情还不能畅所欲言。在那样的形势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次我去，看到周扬和宋任穷的身体和精神比我耽心的好得多，我很高兴。他们算是在那场磨难中走过来了。 　　周扬住的那个小楼，我只去过一次。因那次见面后不太久，又来了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又成了这个运动的对象，整天在中南海单位里接受批判，不断“交代检查”。中间插进了一个“四·五”运动。在批邓运动中北京又受唐山地震的影响，全城居民包括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都忙于防震。不久毛泽东逝世。接着一举粉碎“四人帮”。那些日子真是重大事件一个接着一个，一直处在紧张的气氛中。这一段时间我当然不能再去看周扬。不过有时也偶然想起周扬和苏灵扬不知道在这一个时期的处境有没有变化。 　　好在这段时间并不很长，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1977年，那时“四人帮”已被粉碎，我还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同时中央决定胡乔木、我、邓力群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要我们把这个学部改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一年的11月26日那一天，小平同志把我们三个人找去他家听汇报。小平同志见我们时，李先念也在座。那时我们才到这个工作岗位不久，所以小平同志一见到我们第一句话便是问：“你们开工了没有?”胡乔木回答：“去了，但还在作调查。”小平接着指着我说了一句：“他是挂两个名”(即兼社科院和国家科委两头)。就在这天，在我们的汇报快结束的时候，胡乔木请示可否请周扬到社会科学院来当顾问。小平同志表示，周扬写的许多文章毛主席看过，认为“周扬到社会科学院来当顾问是可以的、合适的”。 　　于是我和周扬又成了同事——第二次同事。 　　六 　　周扬刚到社会科学院时只有一个“顾问”的名义。我知道这只是暂时性质的。后来(时间和过程记不清了)他被改任为“副院长”。开头他没有分工管什么事。那时候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是胡乔木。协助胡乔木工作的是我和邓力群两个副院长。后来周扬来了，先是顾问后改副院长。由于这个职务是虚的，似乎就没有让他参加党组。那时他常来院部开会，但我也不记得会上他发过什么言。他是个爱动脑筋、了解到一些情况就会产生想法、而且是喜欢说话的人。而这期间他几乎不发一言。我知道这决不是表明他没有想法，一定是他心情还不那么好。那段时间我很忙，但是我还是去过他的家好几次(这时候他已搬到安儿胡同)。在他家里，他说话就比较自由。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倒是讲了些意见。 　　1978年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研究生院。在1977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设立了研究生院，我受到启发，向胡乔木提出在社会科学院也应把研究生院建立起来。我还对胡乔木说：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大学各系集中的人才远远比不上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研究所，可是人民大学多年来培养了不少人，而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却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出来，各个研究所里的人眼看着老化。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必须积极改变目前的状况。胡乔木同意我的意见。在讨论研究生院院长人选时，周扬提出请陈翰笙，陈翰笙不愿担任，于是就由温济泽以研究生院副院长名义主持了一个时期院务。以后温济泽提议，经过社会科学院我们几个做常务工作的人同意，请示中央后，作出决定，请周扬担任研究生院院长。这样周扬在社会科学院内才有了一个实际工作的岗位。大概也就在这时候，周扬参加了院党组工作。 　　我相信他在研究生院当院长会是比较高兴的。我和他在延安大学同事期间我知道他很喜欢跟青年人接近，喜欢帮助青年人学习长进。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东郊，离城很远，我没有去过，我不了解研究生院的情况。恐怕那时研究生并不多，又有温济泽在做日常工作，周扬去的次数不会很多。只听说学生对他讲的话很欢迎。我想这是肯定无疑的。 　　早在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不久，我知道国家科委已经着手制定新的科技工作远景规划(108条)之后，向胡乔木汇报并提出也应该制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新的长远发展规划。于是我们就向党中央提出，得到小平同志的支持。实施这个规划的时间跨度为1978年到1985年，共八年，为的是同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同一年完成。以后可以一直衔接下去。1977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争取把制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事写进去(我参加了这个报告的起草工作)，华国锋表示同意，在这个报告中还列举了必须制定规划的十几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名称。在社会科学院内分工由我负责制定这个规划的工作。于是从1977年底起到1978年加紧做准备工作，酝酿整套做法。 　　这时候我想起1958年我在中宣部时，周扬对我抓的那个1956-1967十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曾针对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问题重视不够的缺点提过批评意见，于是我决定改变二十年前的作法，从研究发展整个社会科学的现实意义、现实任务出发，并决定同每个学科的专家们开会讨论这个学科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同大家讨论如何去解决这些思想问题或者理论问题。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在1978年6月初在上海社联组织的一个报告会上作了一个题为《制定和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历史和今后设想》的报告，回北京后我向周扬汇报了。他听了很高兴。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在1978年9月召开会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预备会议，这个会议除本院各所有关职能机构的人之外，还有来自各地区各部门有关的负责人，同时也请了不少专家学者。那是个动员性质的会，会议开了一个多星期，在开幕这天，周扬以《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题作了一个相当长的报告。他讲的这个题目在此时是有很重要意义的。那时候我国正处在拨乱反正时期，他在报告中就特别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一定要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任务结合起来，而且在这个报告中具体地批判“四人帮”的各种谬论。这篇讲话可能是他在“文革”后第一个长篇报告。听了这个报告后，我让哲学所的同志把这报告发表在《哲学研究》上。 　　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周扬没有参加，那时他还不是中央委员，工作会议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也没有参加。 　　1979年2月的理论务虚会周扬积极参加了，而且是十一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周扬在会上发表了不少议论，只是记不清楚了。但至今还有人记得，周扬曾经发表过一个意见：尽管那时有一些青年们的言行不完全恰当，但不要过分责怪他们，说他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青年们的许多言行，表明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提高了认识，表明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务虚会的参加者是有不同看法的。 　　理论务虚会分两个阶段进行，春节前的第一阶段参加的人数少，春节休息了几天之后把各省市的人也找来，参加的人数扩大了，这是会议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会我从头到尾都参加了，第二阶段因我要带一个代表团访问日本，在日本停留了三个星期，只参加了会的开头和结尾，但总算赶上听了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结束时的讲话。我想周扬前后两个阶段都参加了。在理论务虚会结束时要求代表把全部简报交上去。周扬的发言，因为我与他不在一组，尤其是第二阶段不在一起，就说不出什么来了。 　　1979年春天，要纪念“五四”六十周年。我感到当时的思想战线重要的原则问题是：一方面要注意纠正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倾向，避免错误思想的自由泛滥；另一方面要继续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发扬科学和民主。我提出要隆重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强调在我国发扬民主和科学的必要性。我认为在新时期，我们要的民主和科学应该有新的内容：在民主方面我们要强调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在科学方面要特别注意普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因而我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现在德先生和赛先生都已参加了革命，成为德同志和赛同志了。社科院党组中黎澍和温济泽在纪念“五·四”应该强调科学和民主这一点上同我完全相同，于是我在党组会上提出要以社科院名义召开一个以讨论新时期中发展科学和民主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组织院内外学者们积极参加。并且建议在院内建立一个由周扬、温济泽、黎澍和我四个党组成员组成的会议筹备小组，进行工作。我们知道在这个学术讨论中我们想强调的这些内容与胡乔木想强调的肯定会有距离，但是“五·四”六十周年又不能不纪念，纪念“五·四”强调科学民主又是理所当然，胡乔木不好反对，如果他不同意我一定要他讲讲他的道理。由于在社科院中我分工负责学术工作，我觉得应该这么来办。会上胡乔木倒没有提不同意见。黎、温和我觉得开好这个学术讨论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主题报告。大家认为周扬是作这个报告最合适的人，于是我们去请他。而且希望他在开会的第一天，即5月4日正日子，第一个讲，周扬同意，问了一下胡乔木他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 　　在那天会议上周扬所作报告的题目是《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报告中他把“五·四”、延安整风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解放思想运动称之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对各次运动作了回顾和展望。这三次解放运动的说法是周扬在这个报告中首先提出的，尤其是他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解放思想同“五·四”、延安整风并列，这是别人以前没有讲过、写过的。 　　周扬在这次讲话中特别提到“天安门事件”这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说它预示我国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即将到来。在论述这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时，他指出其特点便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彻底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令和禁区，肃清他们多年来制造的思想流毒，促使一些思想僵化或者半僵化的同志“端正立场，跟上形势”。周扬前一年在讲哲学社会规划时已经讲过这样的意见，他写道：“我们之所以要彻底摧毁‘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是因为他们是禁革命人民的，现在有些人，在摧毁‘四人帮’的禁区之后，还想设置新的禁区，下新的禁令，这就是使我们许多同志顾虑重重、‘心有余悸’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说明周扬是很有远见的。 　　周扬在这个讲话中指出，为了健康地进行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要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错误倾向是像当年的‘左倾’教条主义那样……，反对解放思想，反对破除迷信，甚至把我们党根据新情况做出的创造性的方针政策看成是大逆不道。这种‘左’的错误倾向，是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分不开的，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阻力，还有一种倾向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建设，这根本不是解放思想，而是变成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我和大家都认为他讲的这个题目抓得很好，讲得也很好。这篇文章发表在1979年5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和周扬前后三次同事，两人间的关系各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次在延安大学时，他已是中国文坛上的著名人物，是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一位主将。而我只做过几年青年工作，在文化界连一名新兵都说不上。在那一次同事中，他和我完全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他分配我工作，我积极去完成，彼此间谈不上什么思想上的交流。我和他也说不上是朋友。 　　十年后在中宣部我和他同事时，他是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旗帜下的，我国文艺工作的领导人，我那时在学术界也稍有地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之一，并在中宣部科学处任处长，也应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那时候他同我的关系，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我和他之间有了思想上的交流。这一次我和他同事的时间不算短，有十一年之久。特别是60年代之后，随着彼此了解的加深、观点的接近，在同事这层关系的同时，也建立起朋友的关系。 　　在现在我讲的第三次同事关系中，他和我不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1978年时，而我也已过了花甲，都属于老人的行列之中了。这一段时间并不长，从1978年算起恐怕只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工作上、活动上是各干各的，除了“五·四”六十周年活动外，我想不起我们曾经一起商量过什么工作。那时候我和他的同事关系，只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在同一个单位里开会讨论问题，听到彼此的言论和别人的谈话，在本单位中发生的问题彼此都了解。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里做的事、说的话，他可能完全赞成，也可能另有看法，在行动上也可能有发言支持的，有保持沉默的。这种沉默有可能是同我默契、互相配合，也有可能不愿介入对方的活动。因此我比较注意他对我的言行的反映。由于周扬毕竟比我年长不少，阅历丰富，同时性格上也不同，所以他比我稳重得多。我年纪后来虽然大了一些，但还保持“少年气盛”的劲头，他对我的言行作出反映的就不多，因此在这篇文章中就会把我自己的事写得多，而他的话写得就比较少。这是这一次我和他同事时客观上的特点的反映。 　　对于周扬在社会科学院内工作的安排，别人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我的思想状况是，按他的资历、能力、水平远远在我和邓力群之上，尽管他和我在组织上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我的心目中，他作为我的老领导的地位没有变。 　　七 　　周扬在“文革”前是候补中央委员，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名单都没有他。1979年中央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把他补为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记不清楚是1980年还是1981年，周扬在中宣部担任副部长。也有人说周扬只是中宣部的顾问，同时在中宣部担任顾问的还有李卓然等。后一个说法也对。听说周扬在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后，一次见到担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提出自己年纪大了是否可以改任顾问。胡后未经与别人研究就表示可以。事实上以后并没有这么做，仍让周扬担任副部长。 　　周扬又当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后，我们就不再是社会科学院的同事了，那时我不知道他作为新的中宣部的副部长分工管哪个方面，不过从他发表的文章来看，他似乎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文艺工作上面，还听说他搞了新的文艺八条，但不知道什么缘故，这新的文艺八条没有能搞成。我们虽然还有见面的机会，但是他的议论就不大能听到了。 　　在1981年记不清楚是几月份，我想是他到了中宣部之后，中央发了一个书面通知，宣布党中央成立了一个思想工作小组，其中有他。这个小组的成员按发表时排名的次序是：胡乔木、王任重、周扬、于光远、朱穆之、华楠、邓力群(秘书)。这可以表明，周扬和我又有了在同一个机构工作这样一层关系，可是这个小组并没有积极开展工作。从我接触到的情况来说，仅是传阅过两封来信，提出一些要中央来办的事情，小组成员中几个人批了一些字，没有开会就算事情办了。这个小组从来没有开过一次会，连成立会也没有开过。我与周扬并没有在会上见过面。 　　就在这个思想小组成立后不久，在1981年的8月上旬，党中央委托中宣部召开了一个“思想工作座谈会”。这个会议，思想小组没有出面，而是由王任重以中宣部部长又是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主持会议。胡乔木在王任重上面领导这个会议。这个会议的范围包括整个思想工作，社会科学工作者来了不少，但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因此文艺工作者来的人更多。周扬这大概是“文革”后第一次以文艺界领导的身份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出现。他一直参加文艺界分组的会议。因为我在另外分组会上，他在文艺界分组会上都发表了怎样的意见，我没有听到。 　　由于这个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文艺工作方面的，周扬在这个会议上的责任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会议结束时，除了胡乔木和王任重外，周扬和我也讲了话。冯兰瑞同志保存有周扬讲话的笔记。最近她给我看了这个笔记。她记得不全，但从笔记中可以看出周扬讲话很系统也很全面。他正面讲了当前思想战线、文艺战线，确实存在涣散的状况。他说，《苦恋》电影看后，他不满意，但他主张修改。《解放军报》发表批评文章有它的需要，但他认为，对批评也可以有不同意见。也有人对军报的批评很愤慨，原来有许多人主张批评《苦恋》，但军报文章一发表，就站在军报对面。他说，《文艺报》未发表批评《苦恋》的文章是错误的。现文章已写出，不过写得还不行，还要改。他提出一个观点：“我们的国家是死水一潭好呢?还是滔滔长江、泥沙俱下好?我主张后者。山间流水、小溪流与我们伟大的国家不相称。”他再一次调双百方针不能动摇。农民怕政策变，知识分子也怕政策变。他讲的话的精神同我的想法一致。他讲话的方式还是与“文革”前当中宣部副部长时一样。他讲话时我在场。当时我的印象，整个演讲娓娓动听。他对白桦的《苦恋》进行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有分析的，而不是打棍子的。我看出，总的说来他特别注意保护文艺界的积极性。 　　在思想工作会议结束时我的那次讲话，也讲了有关白桦的《苦恋》和《解放军报》批判白桦文章的事。讲话前我没有同乔木商量，倒是问了一下周扬。我对他说，我想对白桦和《解放军报》各打五十大板，它们都有形式主义的毛病，概念化、公式化。我问周扬这样讲可不可以，他只笑了一笑，没有说话。我写了一个草稿，中心意思是“我承认在思想路线上的确存在松散软弱的状况，因而一定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一定要坚决纠正和防止我们在思想文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的左的倾向。”我在发言稿中写道：“批评本身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全党全国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要达到建设的目的，不能不对错误的思想倾向进行批评”，“但是批评必须正确地进行，批评方法也是原则问题”。批评得不好，“经过长期奋斗才初步形成的生气勃勃思想活跃的局面受到挫伤，是必须给以极大注意的问题”。我的稿子带在身边，就顺手给了周扬说，“你有空望一望。”他果真当场望了一下，把稿子还给了我，说“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去讲好了。”开会那天，我就按照那个稿子的精神发了言，并离开稿子讲了一些更“白”的话。对我那次讲话，文艺界的同志报以相当热烈的掌声。会后有人反映说，这是会上一个奇怪的现象。 　　中央思想小组成立后，没有做什么工作，十二大以后，这个小组自然消亡了。 　　1982年，党中央召开十二大。我因年龄已超过65岁，就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周扬比我年龄大，也退了下来，也当选为中顾委委员。我不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还当了一个时期社科院的顾问。周扬不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后，似乎也担任了一个时期中宣部顾问。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他似乎就在中宣部顾问的岗位上。 　　从这时起我们不再是同事。中顾委在京委员们的组织生活不在原单位过，而在中顾委中过。中顾委有一个党委，中顾委在京委员们，大体按照原工作单位的性质分为若干支部过组织生活。在我们这个支部中文艺界、理论界的人比较多。周扬、夏衍、张光年、孙冶方、吴亮平和我这些做思想工作、科学工作或者文艺工作的编在一个党支部。我同周扬成了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的党员。在中顾委过组织生活很正常，一个月总要开一次会，中央有什么重要文件、重要传达，中顾委总要开会议论一下。中顾委开会也是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碰面的机会。由于大家都是不在位的老同志，讲话就比较自由，也有比较多的空闲时间，过一段时间聚这么一次，可以交流思想也可以交流信息，大家都愿意参加这种会。会议开得挺生动活泼。同时中央每年还要开一两次全体会议，中顾委委员有列席中央委员会议的权利，到时候大家就到空军招待所去，小组会在空军招待所开，一日三餐也都在招待所吃。因此在那段时间，同周扬见面的次数和时间也比任何一个时期多。1983年，中央决定要整党。有一次我们这个支部开会，会上吴亮平发言说到文艺界，说我国处在伟大的时代，有伟大的领袖，但是出不了伟大的作品。这是整党中文艺界应该注意的问题。当时在场的周扬、夏衍、张光年没有起来反驳这个看法。我知道他们是文艺界的权威人士，讲的话分量重，发言慎重。倒是我讲了一大篇话，不大同意吴亮平的这种说法。因为伟大作品和伟大时代、伟大领袖的关系，并不是如吴亮平所说的那样直接、那样机械。我举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说这部小说写作的时间同小说中描写的那些故事发生的时间，相隔了好几十年。娜塔莎是托尔斯泰祖母时代的人。我又举了一位苏联作家写的一部关于一个科学家事迹的“文献小说”的例子。(不久前我清理图书，发现这部小说还保存在我的书柜里。)这部小说完全根据文献描绘这个科学家如何精确地计算时间，以非常高的效率利用时间，因而出了许多成果的事迹。我在支部会上指出，伟大领袖的事迹是不允许对之随便进行“文学加工”的。他的形象不应该随便塑造。对他的描绘应该完全忠实于历史。对发生在伟大领袖身上的事情必须忠于事实，对客观事实任意的夸张或粉饰，都构成对历史的歪曲。因此以伟大领袖为对象的作品恐怕只能写能“文献小说”。而“文献小说”我认为在艺术性上是很难达到伟大作品的水平的。在那个会议上，我讲了一通“文革”后我国年轻作家的优秀成果(那时我正把几本获奖的中篇和短篇小说集看过一遍，脑子里还有比较清晰的印象)。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作品数量不小，有的质量也相当高。其中有一些人将来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写出伟大的作品。在那次支部会上，我为我国文艺界大大讲了一番好话。 　　对我在中南海的两次关于文艺的发言(中顾委、中宣部办公的地点都在中南海，思想工作座谈会也是在中南海开的)，周扬都表示高兴。以前周扬一直注意到我对文艺工作没有多大兴趣，我也的确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在他面前发表过有关文艺方面的言论，他也从来不对我讲文艺工作者或者文艺作品方面的事。这两次发言可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中顾委那次支部会后，有一天我去安儿胡同看他，说起由于我一直不关心文艺，在“文革”中造反派写的对我的一个“声讨书”中只好写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于光远，除了插手文艺以外，在什么什么方面罪行累累……”这样的话，这是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任何有关文艺方面我的“反动”言行，可是他们又不甘心轻易饶过我，于是就这样虚晃了一枪。谈到这里，周扬对我说：“你现在开始关心文艺工作了，这是‘文革’后你的一个进步。不过如果再来一次‘文革’，你就有了文艺方面的‘罪行’，他们对你就会有话好说了。” 　　八 　　1983年3月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我非常重视这个纪念活动。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淡主义已经相当严重。我认为这首先是许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的结果。我认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应该认真回顾这一百年来，尤其是十月革命胜利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对今后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作一番探讨，明确我们努力的方向，以便组织力量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当时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主义应分上下两篇，上篇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下篇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由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得特别薄弱，应该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强调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在我的心目中，“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比“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内容更加丰富，也许不止列宁所说的那三个组成部分。不过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总是必不可少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多年来我一直特别注意。我认为需要特别发展的，无非是我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的那些内容。在哲学这个领域中，我注意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斯大林的哲学思想影响很大，他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观点到处可见，在马克思主义这个下篇中似乎应该针对这个现象，结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问题，去改变这种现状，深入探讨，使得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更彻底化。我注意到外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特别热心研究马克思早期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尤其是对异化问题有很大的兴趣。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当前我们要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要问题。这个观点我对周扬说过。 　　在十二大前，作为副院长，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分管学术研究，并且还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我认为部署这次纪念性的学术活动是自己应该担负起来的责任。因此早在1980年我分工管的马列所就着手部署这个纪念活动。在1980年12月在我主持下召开了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的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提出要积极筹备这个纪念活动，并提出十七个要研究的理论问题，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思考。并且在会上当即建立了一个筹备班子。在1981年我又召集社会科学院各所开了个会，再次提出抓紧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准备工作，并要求社科院各所把这个活动纳入自己的1983年的计划。但是在1982年我还在社会科学院负责工作期间，即十二大前，就有人利用我一次出差的机会，背着我把开这个学术讨论会的领导权拿了过去。这不应该视为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是中宣部决定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第一个报告人是周扬这一点，我还是满意的。 　　报告会的第一次会议1983年3月3日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这一天，周扬宣读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论文。讲稿很长，他讲了开头的一段之后，由一个广播员读完这篇写得很好的论文。周扬的报告在会上受到与会者，包括会议主持者的热烈欢迎和会后的赞扬。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演讲会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会前我倒已经看出，那时解放思想的气氛已经大不如十二大前，风闻有人想批判我的论文。批判的基本意思也透露出来了：是想说我这篇文章把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分割成两部分。我已作好辩论的准备。结果是周扬代替我处在受批判的位置。 　　由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必须要写出若干篇高水平的文章。还在1981年我就希望周扬能够写一篇分量重的文章，并早日准备。为此我特别找了周扬。他说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一定写。又过了一年，我听说他已经开始酝酿构思，找到了他认为能够帮助他写好这篇文章的人做助手，住到外地去，集中力量在写。那时我已不再是纪念活动的筹备者，但我对周扬写文章这件事还是非常关心的。关于他讲的题目和内容，我事先一无所知，是3月3日听了他的演讲之后才知道的。 　　先说一说我对周扬这篇论文的基本态度。对异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要问题这一点，我和周扬没有分歧，甚至胡乔木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反对过我的这个观点。只是周扬和胡乔木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都特别重视异化问题。他们都在异化问题上做了文章。而我不想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后来胡乔木和周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我也没有介入。 　　周扬的文章分四个部分(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前三部分同那场风波没有关系，就不再在这儿去说它们。与这场争论有关的只是其中第四也是最后的那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它的篇幅占全文的三分之一，约五千五百字。在这部分中，周扬先是反思以往岁月中“我们”(包括周扬本人在内)把人道主义视作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的东西进行批判的错误，又有感于林彪、“四人帮”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提高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为他们进行残酷的斗争制造舆论。因此周扬认为有必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他说，这是他写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和动因。接着他讲，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毕竟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乃至生产都不是目的，只有人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他引证了经典著作包括毛泽东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周扬用比较大的篇幅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他注意到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对“人”的问题谈得比较多、也比较集中，其中有十分精辟的见解，后期谈得比较少，但马克思始终关心、重视人，主张解放全人类，在人的问题上有新的发展。他认为马克思的早期和后期著作在思想成熟程度上是有区别的，但他反对“马克思后期放弃了人道主义”这种说法。 　　周扬在文章中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后来的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作了一番历史的考察。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他的这些人道主义有根本的区别，他指出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根本缺陷是，他们说的人是抽象的人，而马克思讲的人道主义中“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他赞成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的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直观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于这种根本的区别，周扬明确表示“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是周扬又认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仅在历史上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今天在某种条件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仍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 　　接着他说，“异化”是个“辩证法的概念”，说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以抽象人性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改造成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异化”这个概念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说，黑格尔、费尔巴哈都讲异化，但只有马克思讲的是现实的人的异化，主要是劳动的异化。克服异化的途径到了马克思手上才不再是什么“理性的力量”、“美育”等等，而找到了“改变社会关系”、“取消私有财产”、“建立社会主义”这样的途径。 　　周扬文章的最后，用不到一千字的篇幅讲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问题。在这一千字中，他讲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并说它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并且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在经济建设中……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不健全，人民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与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上的异化，最典型的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已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这是周扬这篇文章中最有分量，讲到现实生活的几行字。 　　下面周扬写了一段关于如何克服以上这些异化问题的文字，我想文字不多，而且是他文章的最后的结尾，干脆全文抄在这里： 　　“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异化。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所以，我们的改革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掌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当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关于‘异化’的问题，理论界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希望这个探讨能够进一步深入下去。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社会，最有利于人的才能的发挥；社会主义社会新型的社会关系，使每个劳动者都可以平等地受到社会尊重。当然，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或由于某些制度不完善，或由于旧意识影响，在某些局部情况下，糟踏人才，埋没贤能，侵犯人格尊严的情况，并不是不会发生的。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理应受到重视。我们要教育青年建立科学的价值观。把人的价值抽象化，用实现‘人的价值’来装扮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不足取的。应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劳动中，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献身的奋斗中，实现人的价值，提高人的价值。” 　　周扬演讲后不久，我就听说胡乔木对这个讲话很不满意。为了组织人发表同周扬不同的意见，本来该结束的那个报告会突然宣告延长，空气立刻紧张了起来。而在3月14日《人民日报》把周扬文章发表出来之后，轩然大波就激荡起来了。我一直不清楚事态发生的过程，只是从事后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一篇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这一点，看出了问题。这些文章的水平没有法子和周扬的比，说理性很差，完全是一面倒，没有学术讨论的色彩，明显地是搞有组织的批判的架势，同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大批判的作法类似。许许多多人，也包括我在内，看到这种现象，对思想战线形势发展很是担心。 　　作为局外人，我只能从表现在外面的事情，从文字材料中来观察。我注意到在这之后报纸上批判周扬的文章一篇一篇在发表。这对周扬当然是一种压力。除公开发表的文章外，胡乔木、邓力群还让有关机构编印旨在批周扬的内部参考资料。作为中顾委委员的我，可以接触到比较多的这样的资料。这种资料，看的人地位高、工作忙，不会直接去看文章或书籍，想多知道一些情况，这样的资料最为合适，但也就很容易受编这种材料的人的影响。就我看到过的有关批周扬的文章的内部参考资料有单篇的也有系列的，编得很巧妙，把正面的和反动的，周扬的和其他人的观点同时编出发给人看，使人弄不清楚周扬与反动分子的立场的区别，这样的材料周扬也会看到，不能不使他感到压力。尤其是胡乔木、邓力群等把周扬的问题提到1983年10月举行的二中全会上，这对周扬是更大的压力。周扬列席这个全会，在中顾委的一个小组会上作了一个为自己辩护的发言。我听了，感到他所讲的这些，多数不是干理论文化工作的委员是听不懂的，这个发言也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总之从1月到10月这几个月，周扬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情绪和身体也越来越坏。 　　11月初，我在电视台的荧光屏上看到周扬作检讨，同时也看到报纸上转发了新华社的同样的报道。我去安儿胡同想了解事实究竟如何。一到那儿，苏灵扬正在气头上，给我描绘了胡乔木如何去周扬家、劝周扬检讨，周扬又如何感到受了欺骗的情况。苏灵扬告诉我，就在10月底或11月初的某一天(我没有记清楚这个时间)胡乔木来到周扬的院子，一进门，见到周扬深深地鞠了一躬。苏灵扬说周扬是对胡乔木有恩的人，这一鞠躬大概是向周扬表示敬意。然后向周扬进行劝说工作，劝周扬检讨，他只说要反省几句，这场批判就可了结。如果不这样做，中央就下不了台，事情就不好办了(这话实际上也带有威胁性质)。劝说的时候大讲他和周扬的友情，眼眶里噙着泪水，不断用手绢擦鼻涕。周扬开始执意不肯检讨，经不起胡乔木再三“诚恳”的劝说，答应接见记者讲几句。没想到媒介立刻在电视和报纸上广为传播，仿佛是对广大读者说：你们瞧，周扬犯了严重错误，自己检讨了，而批判他的人证明是正确的，更有理了，也更起劲了，对周扬的批判向前推进了。只是允许周扬在报刊上可以发表文章，但周扬的形象已受到很大的损害。而且批判也一直在进行，并没有停下来，周扬并没有真正过关，事情没有了结。周扬感到自己受了骗，但又说不出这样的话，于是就郁郁不乐。周扬本是一个健谈的人，在这之后总是沉默不语，我看出这个情况不妙。 　　这次批判的实践效果非常之坏，不讲别的方面的影响，单讲对周扬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次打击。它毁坏了周扬的健康。周扬动过肺癌手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折磨，这些他都挺过来了。这一次虽然没有开他的斗争会，没有把他关起来，可是他心中的创伤却无法愈合。接见记者后，对自己的思想感情被扭曲，是他事先没有估计到的。在胡乔木再三动员他接受记者采访后，他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结果却完全不是如此，使他处在无法声辩的地位。他感到抬不起头来。 　　我对胡乔木批评周扬人道主义这件事一直不赞成，就为周扬不平。我又看到周扬那样不快乐，于是我去安儿胡同的次数也就多起来，为的是安慰他。到周扬家里我并不多谈使他很不愉快的那件事，而是东讲西讲，让他多知道各方面的消息，知道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的进展，多关心一些各方面的问题，少想这件不愉快的事。但是还是不能不为周扬的身体耽忧。苏灵扬激昂慷慨地在数说胡乔木时，周扬总是在一边发呆。 　　九 　　我对于胡乔木批判周扬的文章这件事开始就反感，对这件事完全没有兴趣。如果不是为了安慰周扬，我一点也不想接触这件事，我有我自己的许多工作要做。但是胡乔木并没有忘记我这个朋友。 　　1984年1月12日他写了封信给我：“光远同志，久未晤面，时以为念，前因党校一再邀请，在月初去讲了一篇话，这是集体创作，费时两月，四易其稿，但疏失处仍不在少。顷因中央决定要发表，正在征询各方专家意见，准备再作一次总的修改，现奉上一份，敬乞指正，多多益善，谢谢你。敬礼。胡乔木。一月十二日”。信后还附了一句，“周扬、若水同志处送请指正”。收信后我感到他写这样一封很客气的信给我，不予理睬是很不礼貌的，准备写封回信。于是就对他寄来的材料——在中央党校一月三日所作的演讲、一月十八日的修改稿——看了两遍。说心里话，如果不是为了给胡乔木写回信，我是不会去看那个实在没有意思的演讲稿。一遍都不想看，更不会去看两遍。 　　看了两遍，我感到胡乔木在批周扬这件事情上的确下了苦功夫，尽管他动员了许多机构中的许多人为他写这本书服务，他本人也的确惨淡经营，挖空心思写了这篇文章。但是我对这篇文章实在无法恭维。总的说来是强词夺理、自相矛盾，漏洞不知多少，就是在胡乔木的作品中，也可以算得上最差的一个。看完这篇东西我就想，当初他开始发动对周扬批评的时候是何等声势滔滔，似乎真理真的在他手中。可是在他运用了硬和软的两方面的手段突破了周扬的阵线，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之后，在理论上学术上却并没有站得住脚。而如果不能在理论上学术上战胜周扬，不但他原先的目的没有达到，而且政治上取得的“胜利”，反而会使他的形象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因此必须写出本象样的书出来。他的这种心情我认为可以理解，可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写出的竟是这样一部著作，连它究竟要批周扬的哪些错误观点，要立自己的哪些论点，论据是什么，究竟是政治批判，还是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讨论这样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书中都写得混乱不堪，不知所云。谁都知道他写的这篇文章是批周扬的，但是又不引周扬的文句，仿佛是在批判某种错误倾向，但是又时时刻刻提醒读者周扬是这个错误倾向的代表(这历来是这一类文章的通病)。胡乔木提出来的、用以支持自己的某些论据，又十分薄弱，让人看不懂。比如他十分强调一定要区别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和作为伦理原则的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人们就会反问，难道伦理原则道德规范不就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具体体现吗?他又把区分马克恩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是他大力提倡的)作为他辩论的出发点，也十分牵强。在他的这部著作中的有些地方，所用的批判周扬的语言，有时几乎每个字都是周扬文章里写的。比如周扬在他的文章中强调“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胡乔木就用这样的论点来批评周扬。周扬这篇文章似乎早就想到有人会批评他，因而筑了不少防卫工事，比如他预计到有人会在“抽象的人”和“现实的人”上做文章，于是他不但反复讲自己说的是现实的人，实践的人，而非抽象的人，并且引用经典来支持自己。胡乔木就没有能攻破周扬的防线，经不起反诘。比如他批评周扬说的“只有人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据无非想批判周扬说的是抽象的人，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他那么写，应该说完全无视周扬在他的文章中再三强调的他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他对周扬所引的经典作家的语言，如毛泽东所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不敢去批评毛泽东也抽象地讲人，说毛泽东这句话中也竟然只用了“人”一个字。我们总应该有点生活常识，人们说话免不了有时要把话说得简短一些，不能看到谁只使用了“人”一个字，一讲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就说他是抽象地谈论人。而周扬在谈论社会主义建设时说的一方面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同时必须指出在建设时期阶级斗争毕竟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这一点，是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所公认的。至于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中的消极现象，这个问题我从周扬文章中看到他只是简单地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异化现象，并没有以为“只要盖上异化的印记，问题就得到了深刻的说明，弊病就找到了有效的药方”。周扬在文章中开的“药方”也不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定的解放思想而已。我在前面简单地介绍周扬文章中有关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时，就顾虑我这篇回忆性的文章的读者大多数不是搞理论的人，怕他们厌烦。而那只是对周扬五千多字的介绍，现在面对胡乔木的四万字，恕我不再来作介绍了。 　　我给胡乔木写了回信。但是没有把我的看法和盘托出，只是讲了一些我认为适合写在回信中的话。这封信太长了，不想占用过多的篇幅，就不在这里引录了。我写这封信只是为了礼貌，不想说服他，更不想介入这场争论，但又实在难以接受他的文稿，于是讲了这样几点：(1)我说异化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这对他如此起劲做的这件事的意义有所贬低。(2)我说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步动力的原理没有讲清楚，而他的理论就是以此为基础的。(3)我说马克思主义许多学科的研究都涉及人性，某些学科更以人为对象。经济科学必须重视“人的需要”。这是针对他批“人是目的”、“人是价值”这种口号的。(4)他只接受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不接受马克恩主义的人道主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并无不妥之处。我的信所提出的意见是很温和的。但是如果他接受我的意见就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我知道他是无法接受的。胡乔木给我的信是1月12日写的，在同一天中宣部理论局还发了一个准备在1月13日在中宣部内讨论胡乔木那个未定稿的座谈会，我没有去参加。 　　胡乔木在写那四万字时的确下了苦功夫，可惜的是他下这番苦功夫太迟了，迟了一年。按照正常的论战的规矩，要压倒别人，应该首先自己要把道理弄清楚，站住脚跟。可是胡乔木却在自己还弄不清楚的情况下，在1983年3月就迫不及待地发动对周扬的批评，而且把问题的性质说得那么严重。他不仅宣布周扬那篇文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而当周扬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使社会上的人都能看到周扬那篇文章写了些什么之后，他又把问题进一步提到组织的高度，即先蛮不讲理地批了一通周扬之后，才感到自己在道理上并没有能够站得住脚。 　　历史嘲弄了胡乔木。他反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异化的说法，可是就在他本人的身上，即在他和周扬等争论这件事情上，就出现了一种异化的现象：1983年3、4月间他做的事、他发表的意见，是他的思想活动的产物，到了1983年底1984年初就异化为统治他的主人，他不得不服从它，从而无法自主。这种本人的“劳动成果”异化为自己的统治者，使人成为其奴隶的事是常见的。如果没有对自己做过的事有一种敢于放弃、敢于批判的精神，这种异化现象是不能克服的。这场“辩论”本来是很不正常的，胡乔木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事实是他越是想把这场辩论说成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就越使人感到滑稽可笑。 　　我对他寄来的书的版权一页翻了一下，印量十万册，可真不少。 　　这本书我没有再看，只看了一下前面的那段“献辞”，这是上次他寄给我希望对之提意见的那个文稿中所没有的。这“献辞”中最后一段是值得寻味的，他写道：“也把这本书献给一切曾经抱有或继续抱有不同观点的同志们，他们的观点令作者获得了写本文的动机和展开论证的条件。如果本文对他们提出某些批评意见，这也完全属于正常的同志态度。”这一段话我想用四个字来描绘是合适的，那就是“欲盖弥彰”。 　　现在周扬和胡乔木花了很大功夫的作品都在这里。只要以不存任何偏见的理性态度研读这两篇著作，孰是孰非明摆在那里，毋须我在这里多说了。胡乔木始终未能自圆其说地为自己进行辩解(胡乔木在2月7日给我的信中自己说“此书实为辩解”)。这场辩论是胡乔木自己引起的，并且周文在先，胡著在后，何为答辩?本来是受到批评指责才必须辩解。但他在迫使被批判者不能再讲话时却感到自己受了攻击，必须“辩解”，而且自己越攻漏洞越多，且无法修补起来，始终摆脱不了自己制造出来的困境。 　　胡乔木和周扬之间的友谊从此破裂。周扬很少说，苏灵扬是直性子，说话就很不客气。 　　在这段时间内只要不出差，每隔一两个月我总要到周扬家里拜访他一次。每次见他都有一个感觉，似乎他的身体每次都不如前一次。周扬本来是一个健谈的人，可是越来话越少，先是感到他忧郁，后来又觉得他有些麻木，我认为他已出现某些脑软化的现象。根据我对几个熟悉的人的观察，得到一个结论：一个人如果做了违心的检讨，心情很不愉快，是很容易出现脑软化的。 　　1984年夏天，有一天我去安儿胡同。那次我第一次扑了一个空。我去周扬和夏衍家，从来不事先打电话约，因为他们从不出门。这次却扑了空。留在家中的人告诉我，周扬和苏灵扬出差去了。我感到他能离开北京会使他心情好一些是一件好事，他的身体可能出现好的转机。 　　后来才知道他在广州养病，而且病情很重。9月，他回到北京，下飞机后没有回家，直接到北京医院。 　　这些情况当时我不知道。1984年底我估计他已从外地回北京，又去安儿胡同，仍然没有见到他。家人告诉我，周扬已回到北京，但住进了医院。苏灵扬也去作陪了。我去医院，看到周扬有了失语症状。开头精神还好，给我的感觉有可能逐渐恢复。后来变成越来越不能说话，最后他几乎完全不能说话。有一次，我和他握手，我见他脸上露出无法描写的表情，他用力握住我的手，很长时间不肯放手，我看出他有许多话想和我这个老朋友说。 　　我一直想出版周扬的这篇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义。1985年我编出了一本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文集，主要的目的是把周扬的这篇文章收进去。这个工作在被拖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取得了人民出版社的支持，终于编成一本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为题，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文选》为副题的书在1988年出版。题目就用周扬那篇论文的题。收的第一篇就是周扬的那篇文章，署名是“周扬等著”。除他的论文外，还收有黎澍、苏绍智、廖盖隆、丁守和我的文章，一共六篇。这五篇文章也可看做是陪衬的。做完这件事，我很高兴，总算为周扬做了一件事。不过在那样的时候我写的那篇《编者的话》不得不非常简单，只写了几句有关编写出版事务的交代。可惜在书出版后，周扬已经不能作出反应了。 　　在医院里我后来又见过周扬几次，他已不能再说什么话。不过，当我去医院时，我握着他的手，从他手的握力中还可以感到他认出了我这个部下兼朋友。再迟他完全不认识了，成了植物人。 　　后来苏灵扬也不能去看他，她自己也病倒了。1989年7月31日周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世长辞。 　　1996年1月写 1997年3月改 　　① 人们都说周扬担任过鲁迅文学艺术院院长。我对他担任延安大学校长之前的履历不很清楚，也没有特别注意，最近问了比较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才知道鲁迅艺术院成立初只包括音乐和美术等艺术，而未包括文学。鲁艺第二期才设文学系，鲁艺的名称也是在这之后才改为鲁迅文学艺术院的名称。此时周扬担任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并兼文学系主任。周扬没有当过鲁艺院长，院长一直是吴玉章，他只做到副院长。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