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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文的小说创作

李浩

周文是三十年代活跃于上海的“左联”作家之一，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烟苗季》，中篇小说《在白森镇》，短篇小说《雪地》、《山坡上》等。鲁迅曾将他的短篇小说《父子之间》介绍到日本《改造》杂志“中国杰作小说”栏上发表。三、四十年代他致力于文艺大众化，将苏联小说《毁灭》、《铁流》缩编为通俗章回小说出版。在延安期间，筹办大众读物社、出版《边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为普及文艺和文化教育做出了贡献。1952年因病去世。 　　周文的小说内容主要以军阀统治之下“边荒一隅”的川康社会为主，这与他本人的经历有着极大关系。周文，本名何开荣，字稻玉。1907年出生于原西康省荥经县城(今四川雅安地区)一个中医兼营药铺的家庭。父亲何天枢是个秀才，他在周文五岁时便因肺病而英年早逝，家道由此很快衰落下来。周文八岁时被过继给无依无靠的大伯母，作为两房长子的周文读书非常努力，十五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雅州联立中学。第二年，他在母亲的包办下成婚。两年后，因家中无法再资助他继续学业，便在友人的介绍下，到当时驻川的军阀部队中做侯差，随后又任书记员、县禁烟委员会委员、代县长等职。在四年多的川康军政生涯中，周文目睹了军阀控制之下的军政界的相互倾轧、争斗和“乌烟瘴气”。身处其间的周文首先对他“自己不能住学校而干‘等因奉此’不满，其次是家庭问题的不满，自己似乎很孤独，于是也就对在同事间谈谈‘今天天气……’之类更不满。”(周文《在摸索中得到的教训》)年轻的周文心中郁积了许多不满对社会、对人生乃至对自己，他一直想发泄它们。因而当周文偶然在西康的图书馆看了几本刊有陈独秀、鲁迅和郭沫若等人小说的文艺杂志后，“便像发现了新大陆般，马上就结为好朋友了。”(同上)由此他对人生、对社会产生了新的认识，并开始学写小说将自己的内心的苦闷和怨恨发泄于其中。1929年，周文辞职，背着两箱新文学书籍回到故乡荥经县城，组织同学、亲友成立“读书会”共同学习新文学。回乡后第二年，周文组织荥经县文化促进会，以促进五四新文学的传播，促进荥经县的白话文的教育与运用。然而他的活动遭到当地警察局的禁止，并被追捕。故乡在周文眼中似乎是一个“坠落”之地，他曾亲眼目睹一个自己所敬重的老师，因为一个“蛮娼”而与他的学生争风吃醋。此外他计划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还未展开就遭到了当局的阻挠。于是周文抱着“学文学”的想法，离开荥经城离开四川到武汉、南京、广州等地寻找新的生活。在1930年到1932年三年多的“漂流”生活中，周文不断看到故乡的“活剧”在异地一次次重演，川外的社会也是如此!他只能不断地用写小说来发泄自己，他的“漂流”过程，也是他在文学园地中的摸索过程，他曾几次将所写的文章烧掉，在写作和烧毁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加深了对文学的认识。他像当时许多青年作家一样进入小说创作的园地是出自于对当时现状的不满，受惠于“五四”新文学的滋养，勃发于上海“左联”兴盛期。 　　1932年，周文经友人介绍到安徽安庆任教育厅事务员。不久他与当地的左联作家叶以群等发生联系并参加左翼文学活动，这是他的文学生涯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他小说创作的真正开始。“一二八”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又一次陷入了危机，面对祖国的危亡，周文感到自己的责任，他有目的地看了一些关于二次大战问题的中外书籍，这使他眼界大开：“呵喝，原来世界是这么一回事。”“一二八”给了周文一个教训，即人不应该仅仅关注于自身(小我)的苦痛，而应该放开眼，将自己的命运与社会、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认识是周文小说创作的第一次飞跃。这年夏他创作了小说《冰天雪地》部分发表于《皖江晚报》副刊，翌年这篇小说经鲁迅推荐在上海《文学》(1933年9月，1卷3号)杂志上发表，更名为《雪地》。这篇小说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写士兵哗变”(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众多小说中的一部。小说截取雪域山地军旅生活的片段，以严谨质朴的笔触，向身居东南的读者展示了他们心中那个奇异诡秘世界中一群如鬼魅般人(川边军人)的真实生活与思想，小说通过白描的手法将一群士兵心理变化层层推演出来，从而避免了俗套的程式，为这类小说带来新鲜的空气。《雪地》不是周文的处女作，但却是他的成名之作。当时茅盾就这样评价《雪地》：“他的‘白话文’和‘口语’一颇接近，没有古怪的欧化句子，也很少流行的文学描写的术语，也没有装腔作势故意‘卖关子’的所谓技巧；他只是很朴质地写下来。”(《〈雪地〉的尾巴》)然而《雪地》的成功并不预示周文在写作上的成熟。他后来在《在摸索中得到的教训》中说：“《雪地》以后，我又做了三篇东西。可是几个朋友看了都说不行。到几个杂志去也都退了回来。苦闷是够苦闷的。可是我终于找不出为什么不行。后来我想，《雪地》的生活也许对于我比较更熟悉了的缘故，所以笔一碰就碰着了吧。”对于周文来说，也许是有太多的情感要抒发，然而他深深觉得一时找不到一种恰当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思想与创作之间的煎熬中，有段时间他几乎要“不再写东西”了。 　　1932年底，周文从安徽来到上海正式加入“左联”，开始了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从事文学创作的生涯。从1932年底到1937年离开上海这五年左右的时间里时周文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期间，他出版了四个短篇小说：《父子之间》、《分》、《多产集》和《爱》，一个中篇：《在白森镇》，一部长篇：《烟苗季》。虽说它们在总量上不比当时有些作家多，但在年均量上来说是空前的，以至当时有人揄挪他是“多产作家”。曾经在创作上有过痛苦、有过徘徊，并在“左联”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周文，为何在短短五年里有如此丰硕的成果?这其中的原因是可探究的。 　　三十年代初，“左联”提出要实行文艺大众化，作为“左联”的骨干周文积极响应。他计划要将当时在读者中有很大影响的苏联小说《毁灭》和《铁流》改编为通俗本。这是件看似容易，但做起来十分艰难的工作。由于要改编，周文仔细阅读了鲁迅翻译的《毁灭》。这一阅读过程不仅帮助了他较好地改编原著，更重要的是它帮助周文解决了在写作上的难题，也即如何将生活的真实转化为文学的真实。他曾说：“我的改编完全为了练习自己的创作。”(周文《关于大众本》)《毁灭》和《铁流》的改编一方面是改编名著的较早成功尝试，(其中《铁流》在1933年第一次出版时的印数有两千册之巨。)另一方面是周文小说创作上的一次飞跃。后来他在回顾这次改编过程时说：“读了这么一本书(指《毁灭》)，实在是胜过读十本小说作法之类的书。他告诉了我们这世界上活生生的事情，告诉了各种阶层人物不同的心理和形态。……他好象这么告诉我们，创作并没有什么神秘，只在题材的现实和真实。”(周文《在摸索中得到的教训》)其实早在这之前周文就曾考虑过关于文学创作的问题，他在1932年所写的《文艺的形式与内容》一文中认为：“文艺是影响社会最有力量的东西，它可以推动社会，也可以阻碍社会。”而文艺的美不在于文艺的本身，“而是因社会诸条件给予意义的”。“美这东西不是绝对的真理”，它是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讨论文艺的形式与内容时，他认为内容决定着形式，“(作家的)生活即受客观环境的限制，所以他在文艺上所表现的形式，也就是为他那生活内容所限制的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说，那形式是由内容而产生的。”因而周文提出“文艺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对于三十年代中国的文艺创作时，他说作家应把当时中国的现实的现象反映到文艺上来。具体的是首先内容要平凡化，形式要清晰、简明，文字要采用大众化的白话：它不是旧的白话，也不是“五四”以后的白话，而是“我们口头说得出来的白话，要大众听得懂的白话，即无论什么人都听得懂的普通话。我们的文艺要做到这一步，才算是能够完满。”周文的这些议论，虽承袭了当时左翼文艺理论的某些观点，但对当时的周文来说却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探索，如白话文的运用问题就是明显的一例。当然，对周文的小说创作有着巨大推动作用的还是首推鲁迅。30年代身为“左联”成员的周文，在创作上曾为要写“偏重于农村工厂一类的题材”而“烦闷”，因为这并不是他所熟悉和他愿意写的题材。正在这时，在一次“左联”创作座谈会上，鲁迅的谈话顿使他摆脱了创作上的“烦闷”。鲁迅说：农材工厂的题材自然重要，但当中国每个角落都陷于破产的现在，别的题材也还是很需要的。……我们应该怎样地使那些觉得这世界一切都很完满的人们来看看他们所处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暴露的作品是还重要的。……主要的是在写实。(周文《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鲁迅的这一谈话使“左联”成员特别使周文解除了小说创作上的条框，为他创作小说开辟了新的道路。统观周文的小说创作，他是努力去追求他心中所理想的文艺最高目标的，而不是将文学作为自己的“敲门砖”或是一种“登龙术”。正是这些使周文成为了“左联”优秀作家之一。 　　周文靠着自身的努力探索出别具特色的小说创作之路，最终形成了他的小说风格。 　　首先是平实的叙说方式。读周文的小说我们很难遭遇到曲折回复的情节、惊险奇巧悬念以及叙说者大段的评论、感叹。他常常以平实自然的笔触，来展示一幕幕人生的场景。如短篇小说《红丸》，就是叙说在某局的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一坛刚刚查获“简直红得闪光”的红丸(即鸦片)成为了所有人(包括读者)的焦点。这坛红丸似乎有一种魔力，上到局长，下到科员、听差都动了起来：“张科员也走过来了，站在坛子边。局长的胖脸听差也走来了，站在门外边，细着两眼盯住坛子。李督察员也走来了，隔门伸进半个胖脸来。……”而局长却是伴随一声响亮的问话：“又查到一坛红丸吗?”突然在窗口出现的。在这无惊无险的叙述中，小说却更加凸现出各色人物间的紧张激烈的势力争斗。在表面叙说的平静与内部情节的尔虞我诈所造成的张力中，读者在不自不觉中间对旧官僚机关的腐败与荒诞又一次加深了认识。他的长篇巨制《烟苗季》是叙说在一个偏远封闭小县城内发生的一次军阀内部的变故。在这“边荒一隅”的县城里，刚刚战胜劲敌“江防军”的驻军旅长与曾私通“江防军”的参谋长，他们围绕着“禁烟委员”和补充团团长两个肥缺展开了一场权力的争夺战。对于这一可能悬念迭出的题材，周文只是以平直自然的叙说手法来出场人物的性格特征。而可能出采的争斗双方的交锋在叙述中被搁置一边，或被轻轻带过，其中包括最能凸现旅长武功的战争场面。全篇最令读者感到紧张的场面，不是双方的正面冲突，而是旅长手下设置的圈套以及他自己内心冲突相生成所造成的虚惊，当双方矛盾达到白热化程度，将要发生正面冲突时小说却嘎然而止，令人回味无穷。 　　周文这种平实的叙说有时会形成一种具有原始态冲击力的自然叙说。如小说《山坡下》是写军阀混战中兵匪乘机洗劫平民的这一在川地经常发生的事件。但小说没有直接叙说军阀兵匪的暴行，而是写一个不愿再次离家逃难的老夫人赖老太婆的惨状：炮火将赖老太婆的房屋震塌，倒下的房屋把赖老太婆的一只脚砸断，但这还不是最惨的。当赖老太婆拖着残腿靠在一边休息时，发现了令人惊栗的一幕：“她把小腿翻转过来一看，立刻两颊痉挛，全身都觉得痒痛起来了。在这一面膝关节的管骨边，正爬着成百的大黑蚂蚁，几百只脚和几百条触须在一个肉洼的血水中翻腾。有一半蚂蚁的背染成了红色，血亮亮的爬动。”而在这时又有两只狗来啃咬她的残腿。……这种叙说将一个可能落入俗套的题材，写得恐怖凄厉。然而周文的这种叙说方式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的。1935年周文创作了《山坡上》，小说叙说了战场上一个士兵在肚破肠流的情况下仍与敌人肉搏的故事。在这里他大段地描写了战场上受伤士兵的惨状，为的是引出战争与人性的思考：“原来不只我一个!还有人!——人!”然而《文学》主编傅东华在刊发这篇小说时认为这种描写不真实而将它删去，周文写文据理以争。双方各不相让，因而导致了一场笔战，即“盘肠大战”。 　　平实自然的叙说方式自然有它的长处，但有时难免给人平淡拖沓之感。为避免这一弱点，周文常常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一个镜头来表现他的思想，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同时也易造成情节上的紧张感。另一方面，他在较长篇幅的叙说中，在叙事结构安排上也多横向展开与纵向推进显隐互承的方式，以造成叙事的节奏感，如上文提及的《烟苗季》，它所叙说的时间跨度仅仅是三天，小说主要场景也只是驻军营地和旅长家两处，但小说所牵涉的人物近二十人。在这狭小的时空内，小说采用了横向展开的方式，使矛盾双方的两群人物如旅长手下的陈鉴印官、赵参谋、张副官和吴参谋长手下的李参谋、周团长、沈军医等人的性格特征得以齐头并进地逐一展示。横向结构的运用必然会产生叙事上的跳跃，而这恰恰在无形中拉大叙说的时空与读者想象的空间。然而在叙事中周文并不排斥纵向结构的运用。在这篇小说中整个情节的推进，矛盾的发展则是完全依靠时序来步步深入的。简约地说小说第一章到第四章时写第一天，交代矛盾两方人物的状况；第五章到第十章是第二天，叙述双方的矛盾激化；第十一、二章则是两方人物蠢蠢欲动，起兵火并。纵横结构的并用加强了小说叙事的层次感。 　　其次是人物的塑造。周文曾说：“无论人物或环境，都去写他要害的地方找他的特点”。(《在摸索中得到的教训》)在具体的手法上，周文一是运用人物对话来完成。1934年创作的《冬天到春天》是叙述一对追求进步的男女青年在冲破家庭、自由结合后，由于追求目标的改变而产生的矛盾。这篇小说类似于鲁迅的《伤逝》，但矛盾的焦点却全然不同，显示出三十年代的时代特征与周文对婚姻与社会间矛盾的独特思考。小说的男主人公流峰原是一个积极参与进步社会活动的青年，但他在与秀青共同生活后却发生了转变，从进步变得萎琐、庸俗。而这一转变却是用两人间的日常寥寥数句对话来完成的：“临着分手的时候，流峰一定又要问一声：‘几点钟回来吃饭?’‘十二点。’‘一定?’‘一定。’已经要走开了，他还要再说一句：‘当心呵。’”又如描写一群妓女生活的《一幢房里》，周文以一个片段的对话来揭示出妓女的痛苦以及那个靠妓女赚钱的“工人似的男人”的蛮横和凶残：“……女人大声的一面哭，一面说；而男人却比她的声音更大：‘哼!他没有另外给你钱吗?这骗不了我的耳朵!拿出来!’‘没有!’女人斩钉截铁的叫着。‘妈的!你真的不拿出来?’‘没有!’‘你再敢说一句“没有”看!’‘没有就没有!’‘你妈的!’——咚……!‘哎呀!我的妈呀……!’”二是细致的人物心理描写。周文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特别注重心理描写，这也许得益于对苏联小说《毁灭》和《铁流》改编的经验。在《烟苗季》中，其人物塑造得最为鲜明的恐怕就是出场不多的旅长了。周文就是通过多次描写旅长的内心活动，使旅长的性格特征更为显现出来。如在他与太太吵架后旅长独自躺在床上：“——自己已经快五十岁了，一个融和的家庭是必要的。——他想着，觉得自己还是到她房间去一下的好。但立刻他又自己克制住了。——不行!那她会高傲起来的!一个堂堂的旅长去俯就了她，那不成了笑话么?”小说中几处对旅长的心理描写，使一个在其他人的作品中可能被脸谱化的军阀旅长形象，在这里被丰满、被立体化了。而周文在小说《爱》中对家庭、性爱、人生的深刻思考，正是通过母亲、儿子焕章和寡妇玉环三人的心理刻画而得以显现的。第三是取材的多样性，周文是写川康境内的社会特别是写军阀政府内部的争斗、撕杀而闻名的，但他的许多小说不尽限于此。如探讨青年知识分子人生与追求的《分》、《冬天到春天》，探讨家庭伦理的《爱》、《一天几顿》，写城市市井百态、各色人物的《一幢房里》、《病马》、《健康比赛》、《名》等。除取材的多样性外，周文在成都时在创作中篇小说《救亡者》之余，还以“四川童话”为题创作了一系列寓言小说如《吃表的故事》、《没有时间的城市》、《肚皮里的国家》等，对抗战时期的城市中的各种丑恶现象进行了辛辣地讽刺。 　　周文四十多岁就英年早逝，而他的大部分小说是在上海“左联”的五年多的时间里完成的。周文并不是个天才，但他是勤奋的。曾经有人揄挪他“多产”，在《多产集·序》中周文回答到“只要‘有’，就应该‘产’，‘产’而不‘滥’，更应该‘产’，是不必一听见人家一说：‘呵呀呀!多产呀!’的话，就立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起来的。因此我倒不妨把这两个字借来用用，定名为‘多产集’。”对周文来说每写一篇小说都是一次新的探索与积累，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迫使他不得不终止了这种探索与积累，去从事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更需要从事的工作了。虽然如此，周文小说中那白茫茫的雪地与黑黢黢的血沟会永远留在读者的心中。 　　原刊《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70周年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再论周文/王莹，何检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