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周文 > 全文图书 > 再论周文

川康边境的历史画卷——谈周文小说的特色

刘传辉

周文是“左联”著名的青年作家，他的创作是在鲁迅先生直接关怀和具体指导下进行的，他说：“这里，我应该热烈地记起鲁迅先生。他在我创作过程中，是细心地看了我的每篇原稿，而加以批评和纠正的有力的赞助者。他的赞助，不但是关于怎样把握题材和怎样创造人物，甚至连句法也都谈到。不管我到现在写得成功或失败，都应该感激他的。”(《烟苗季》前部《后记》)毫无疑问，他的创作是忠实贯彻了鲁迅三十年代的创作主张的。 　　那么，鲁迅三十年代的创作主张是什么呢?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一、地方色彩；二、暴露文学。 　　鲁迅曾大力提倡过新兴木刻，他在《致罗清桢》的信中说：“广东的山水，风俗，动植，知道的人并不多，如取作题材，多表现些地方色彩，一定更有意思，先生何妨试作几幅呢”。①他认为文学的地方色彩，既可以杜绝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又可以打出世界去。他说：“我想，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②又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③直到一九三五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他在《导言》中总结新文学十年的创作实践，提出了“乡土文学”的主张。他认为蹇先艾、斐文中、许钦文、王鲁彦等人的小说“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其实，鲁迅自己写的《故乡》、《社戏》、《祝福》等，又何尝不是“乡土文学”呢? 　　作家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强调暴露文学，这是鲁迅先生一贯的主张。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说，左翼作家“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没有工农出身的作家，要他们写出革命和工农的实际很不容易。“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判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他根据读书界的实际情况，在《关于翻译》中特别引述了恩格斯《致敏·考茨基》中一段话，这段话现在通译为： 　　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合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六卷第三八五页) 　　据周文回忆，他与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三三年夏在一个创作座谈会上，他们正“烦闷于偏重农村工厂一类题材上，而且烦闷于正趋向公式主义的牛角尖的危机上。”正当他们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鲁迅发言了。他根据恩格斯那一段话，结合中国的情况阐述说：“农村工厂的题材自然重要，但当中国每个角落都陷于破产的现在，别的题材也还是很需要的。一方面，我们的作者们，大半都是从旧社会出来，情形熟悉，反戈一击，易制敌人的死命；另一方面，现在能看小说的大多数，究竟还是稍微能出得起钱买书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地使那些觉得的这世界一切都很完满的人们来看看他们所处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暴露的作品是还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在怎样的看法。譬如别的人写跳舞场罢，我们也未始不可以写。但我们的写法就和他们的不同，主要的是在写实。”(《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鲁迅这次谈话，对左翼文艺创作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开拓了作家的生活和题材的视野，摆脱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束缚。 　　鲁迅积极提倡的乡土文学和暴露文学，在“左联”的中后期创作中获得蓬勃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作家作品，周文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乡土色彩和暴露性相结合，就是周文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 　　周文是原西康省荥经县严道镇人。他在军阀军队当过文书，在军官学校当过学员，除了“等因奉此”、“立正稍息”之外，每天看到的是军阀、官僚、商人，是麻将、鸦片、钻营、趋奉、勾心斗角和乌烟瘴气。他虽没有提枪打过仗，但随军队转徙于康藏高原，“在死的边沿上爬过几回”，目睹了军阀官僚们的凶恶残暴和腐化堕落，军阀混战的互相残杀、鱼肉百姓，他唯一的一个弟弟就死于军阀混战之中。他说：“这段生活对我底对于文学确实非常重要。”他一开始创作，就选取了他最熟悉的生活作题材。一九三三年九月，他在《文学》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雪地》，就以川康边境的乡土色彩、深刻的暴露、朴质的作风、细致的描写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茅盾在《〈雪地〉的尾巴里》指出：“这《雪地》前半部‘地方色彩’的描绘是可爱的。他的‘白话文’和‘口语’颇接近，没有古怪的欧化句子，也很少流行的文学描写的术语，也没有装腔作势故意‘卖关子’的所谓技巧，他只是很朴质地细致地写下来。”(《文学》一卷三号)鲁迅先后将这篇小说选入了英译本《草鞋脚》和日译《中国杰作小说》。 　　周文在创作题材上，曾走过一段弯路，但在鲁迅、茅盾等人的帮助下，他很快又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上来了。他的《分》发表后，茅盾在《〈文学季刊〉第二期内的创作》中对《分》作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写知识分子有所突破，但他劝告说：“我们知道他是川边西康人，而且经过军队生活的，我们觉得他应该多多应用他这特殊的生活经验，至于知识分子的流浪生活，现在写的人多得很，让他们去写也就罢了。”(《文学》三卷一号)周文自己后来也总结说：“一个忠于现实的作者所应该遵守的一个创作上的铁则，就是：应该写他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那么，那些生活和人物，我既然比较的熟悉，把它采取下来，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想来是可以的罢?”(《在白森镇后记》)。在他三十余个短篇中有半数是取材于川康边境生活和军队生活的，中篇和长篇则全是取材于川康边境生活和军队生活。 　　所谓“乡土色彩”，简单地说，就是作家选自己所熟悉的乡土题材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地方色彩。周文的小说基本上没有使用方言土语，也没有着意去描写川康边境的山水景物、山川地理、风俗习惯等等，但川康边境的山水景物、山川地理、风俗习惯等等都自然流露于他的笔端。 　　《雪地》所描绘的是甘孜大雪山——折多山，一重高过一重，连一根草一棵树都不长，一望无涯，光秃秃的白银银的、太阳映在雪上的光，刺得行人眼睛发痛；那变化无常的气候令人神秘莫测，一会儿白雾弥漫，一会儿大雪纷飞，一会儿雪弹子劈头盖脑而来。行人一不当心就会掉下几丈深的雪坑而送命。这对于没有到过康藏高原的人是何等的奇观!翻越大雪山的士兵穿的是毪子军装，缠的是毪子裹腿，裹着毪子在雪里睡觉，吃的是酥油糌粑面，脸上抹的是酥油(防止脸被紫外线照烂)。因空气稀薄三步一停五步一歇，呼出的气立刻在胡须上结成冰，用手一抹，胡须和嘴就会分家，冻麻木的手脚一烤火，手指脚趾就变黑断掉。这是康藏高原藏民的特殊生活知识，给读者的印象是何等的新奇! 　　川康边境大部分地区属于高原性气候。《热天》写一群士兵汗流满面，“周身好象火在燃烧”，一觉醒来连胸口都积着一塘水。这种异常的气候，只有夏天在西昌一带才能感受到。《俘虏们》写麦收季节，俘虏兵被押着在火辣辣的太阳下艰难的行走，喉咙干得旰烟。这只有雨季到来之前在高原的河谷地带才能感受这种酷热和干燥的气候。 　　《退却》中写的背后是“耸入天空的丛奔的荒山，荒山的左右两臂起起伏伏地延伸出去，象一把椅形似的，抵住平凭江面”的小镇。军阀部队深夜从小镇穿过“那高过头的丛奔，在崖边上摸着前进”，经过“黑松林的山头”狼狈溃逃，一不当心就会连人带枪掉下悬崖深谷。这是雅安地区青衣江流域特有的地理环境。《烟苗季》所写的鹅毛山脚的景物：“象骆驼背脊似的连绵起伏的不大不小的山，山上是长满蓊郁的森林，一直延到山脚的一条潺潺流水的小河边。沿河两岸摇摇摆摆的垂柳。山峰环抱中的平原，丰饶的土地，黄色的田禾，白色的墙垣，灰色的瓦屋，高大的龙门”。这是川康山间特有的良田美地。 　　《退却》在揭露兵、匪、袍哥串通一气的怪现状时，为我们留下了军阀部队每年六月六日纪念关云长磨刀会拜袍哥喝雄鸡血酒的风俗画： 　　“……上上下下大小官兵忽然一下子都会亲热起来的。大家都‘你哥子我兄弟’的叫起来了。传令长照例是‘承行五大哥’。大家团团地站在大堂前面的时候，他便把钱纸一张一张地在一条长凳上摆了起来，左手把鸡头弯到背后来执着，右手便拿起明晃晃的菜刀，做了一个请安的架势，就在鸡颈上杀一条口，把鲜红的血从头一张纸滴到末一张钱纸，于是他便向着站在当中关云长像前的副官鞠着躬严肃地说道： 　　“禀大哥，恭喜恭喜!” 　　“大家这时都提起穿着军服的手来打个拱，便高高兴兴地等着喝酒去了。”还有兵、匪、袍哥相遇，只是“兄弟，山不转路转，场头不遇，转头相逢”的黑话一通，就互相放行了。 　　此外，他所写的住房、器具、服饰等，无不具有川康的乡土色彩。封建军阀、官僚和绅士差不多留着八字胡、穿着长袍马褂、坐着绿纱拱竿大轿、住着八字形粉墙有黑漆大门的大院。农民则穿的是土蓝布短衣，打齐膝盖的裤子，头上缠着一大盘布帕。《父子之间》在揭露荀金福父子一家的腐化堕落时，写黄三痞子“包了一个青纱大包头，在左耳边还吊下一寸长的青纱头”，身穿黑紧身衣向两边敞开，“现出裤腰上一段两寸宽的闪着光的黑丝板带”，这是解放前四川一般赌徒无赖的时新装束。 　　鲁迅《致罗清桢》中指出：一地区的风景、动植物、风俗等的“地方色彩，也能增画的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方人，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界眼，增加知识的。”④、周文小说对川康边境的山水景物、山川地形、风俗习惯、服饰用具等的生动描绘，不但开拓了内地读者的眼界增长了知识，而且加强了他作品美和力的艺术感染力。周文这些小说不能不说给左翼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给读者带来了奇异色彩和地方生活气息。 　　周文的小说是以描写真实生活和人物取胜的。他用现实主义手法，通过对川康边境特殊的乡土题材描绘，深刻暴露川康边境黑暗现实。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评论了马子华的中篇小说《他的子民们》后，强调指出：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文学》六卷二号)这就是说，乡土题材并不是作品成功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仍然是作者的立场和世界观，是作者对题材的如何运用。周文的小说所给我们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即既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又概括出社会生活中带有普遍意义和本质特征的东西，关键在于他坚定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运用先进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确处理了乡土题材。他说：“我的弄文学，并没有想‘登龙’或者做‘文学家’之类。从开始我就觉得要发泄，这一股怨气呀，好象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似的。”(《在摸索中得到的教训》)。 　　鸦片烟是川康境的特产，也是周文小说的重要题材。在那里，种鸦片、贩卖鸦片、抽鸦片、官府禁止鸦片而开烟馆烟市征烟税，都是公开的秘密。在那里，官僚、绅士和军阀都抽鸦片烟，军队用鸦片烟发军饷，作攻城占镇的悬赏，以致闹出那里的士兵有步枪和烟枪两杆的大笑话!请看周文《父子之间》描写荀全福抽鸦片烟的一个细节：他躺在烟榻上，“苍白嘴唇紧箍着那竹烟枪的绿玉嘴，好象吹箫似的，两眼凝视着烟灯玻罩口那舐着烟枪那头烟斗上的黄色烟泡一跳一跳的火焰。他匆忙地嘴动两动，便使劲一吸，苍白的两颊都凹了进去，只让两个黑洞洞的鼻孔在透不过气来时漏出丝丝的白色烟雾。看看吸到了底，他便右手五指拿着铁签子尖去一拨，吱的一声，那烟泡蒂便被火焰尖送进烟斗的小孔里去。放下枪，嘴唇闭得一线缝也没有，竭力不让一丝烟雾再漏出来。”他抽烟后还要在草席上倒立，喝苦茶。这抽鸦片烟的过程描写得细致入微，抽烟的神态描写得维妙维肖，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通过这一细节描写，我们可以想见这地主少爷腐化堕落到何等程度了。 　　《红丸》描绘了一幅禁烟机关的群丑图，无情暴露了一伙贪官污吏贪赃枉法的罪恶行径，揭穿了国民党当局的禁烟骗局。禁毒者就是贩毒吸毒者，打着禁烟的招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当吴巡长查获一坛红丸送到王科长办公室，就只有大半坛了。一时，张科员、李督察员、局长的听差、郑局长等如蝇逐臭一般都一齐来了，馋涎欲滴地盯着坛子打主意。趁人不注意，这个抓一把、那个抓一把，张科员和李督察员又找来小铁筒，串通王科长直往铁筒里装，乃至王科长惊慌地用身子挡住杨传达的视线，闹出把帽子当成报告单的大笑话，真是一幅群丑图!一坛红丸所剩不多了，然而王科长还要一板正经地开庭审判烟毒贩，真叫人哭笑不得。作品就这样无情鞭挞了这伙“明吞面抢真强盗!” 　　三十年代，国民党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内战连年不断。军阀混战更是四川的特产，也是周文小说的重要题材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四川大小军阀战争在四百次以上，平均每年二十次左右。他们催粮索税、抽兵拉夫，互相间则“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给广大群众和士兵带来了深重灾难。《山坡下》和《山坡上》就是集中揭露川康军阀混战罪行的姊妹篇。 　　《山坡下》通过赖老太婆悲剧的拒绝，侧重揭露了军阀战争给广大群众带来灾难。“又逃难，又逃难!我真活够了!长毛那年，逃难，反正那年又逃难!前四年闹‘洪宪’，今年又闹北洋兵。那些要死的光打仗，逼得我们不能安生!逃，逃，逃得好，什么东西都逃光!……”这是赖老太婆身受痛苦的控诉，这是她也是对川康军阀混战历史的总结。也是她身受痛苦的控诉。因她不肯离家逃难，结果她一条腿被炮弹炸断，被几条狗抢去啃啮，而成千上万的蚂蚁蚕食着断腿处的血肉，终于惨痛呼号而死。至于广大群众所受苛捐杂税、抽丁拉夫，逃难之苦更可想而知了。《山坡上》侧重揭露了军阀战争给广大士兵带来的不幸。鲁迅在《观斗》中说，军阀们爱斗争，“然而军阀们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是使兵士们相斗争，所以频年恶战，而头几个个终于是好好的，忽而误会消释了，忽而杯酒言欢了，……不消说，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来了。”士兵是军阀们争城夺地的工具和炮灰。小说写军阀们驱赶广大士兵残杀搏斗，而士兵得到的却是死亡伤残，军阀们无论是胜者或败者对于为他们卖命而死亡受伤的士兵都弃之若草芥。难怪李占魁受伤醒来，想到自己的部队一定打胜进城了时，愤怒地发出“妈的，为什么不把我抬走”的质问。战场上横横直直的尸体，到夜里被一群狗掏食着内脏，惨不忍睹。这不但是人吃人的世界，简直是狗吃人的世界!这既是艺术的形象概括，也是黑暗现实的真实反映。作者在《我怎样写〈山坡上〉的》说：“第一次看见的一场战争是在家乡的一个山坡上。我是站在坡下的，看见我们的部队冲上山，把敌人冲败的时候，我跟着骑马上坡去，只见坡上的石板桥头横呀顺的躺着十几个尸体，有的虽还没有死，但衣服已被剥去，全身和全脸都冻得惨白而带土色，而且发抖，恐怖的两眼一翻一翻地看着我们这些胜利者的敌人跑过他们的身边。”小说还具体描写了身负重伤的王大胜与李占魁终于由仇敌为成“兄弟”。虽然这转变不是由于阶级觉醒，而是李占魁对王大胜肠子爆出和寻死的同情，但共同的不幸命运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了。当听到“兄弟”的呼唤时，他俩都感到对方的一股暖流涌进了自己的心头。这种感情只有劳动人民才会有，这转变被作者描写得那么细致、复杂、真实感人。 　　国民党军阀部队的广大士兵的处境和命运如何?因为一般作家对军队生活不熟悉，所以文学作品中很少反映和表现。周文以他在军阀部队生活的亲身经验，不但揭露了军阀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不幸，而且多侧面表现了他们的困难处境和悲惨命运，在文学创作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弟弟》写了小田参加军阀部队由积极勇敢、寻找出路，到对军阀部队的奴役、腐败、勾心斗角、卑鄙龌龊逐渐产生反感、厌恶，到无路可走而终于送命的过程。《退却》写一部队被军阀司令部丢弃，在深夜狼狈溃退的情形。《雪地》写一营士兵开出关“防藏番”，被打死冻死两连多，回来只剩五六十人了，他们的军饷被营长扣下换回了四驮鸦片。营长连长可以任意骂人打人抓人，将士兵踢下雪坑、枪毙逃兵。士兵不得有半点反抗。他们刚逃回鬼门关，又要立即改编开出关去，终于引起了士兵的哗变。这些都有力地揭示了军阀部队士兵的处境和悲苦命运。《俘虏们》揭露即使当了俘虏，官兵也有高低贵贱之分。俘虏小金腿负重伤，鲜血涌流，陷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地步，却得不到俘虏伍连长的半点同情。他拿手巾蒙着鼻子，显得那样傲慢冷漠。当俘虏老李经过种种思想斗争后，最后鼓足勇气向伍连长要手巾给小金裹伤! 　　“报告连长!小金的伤口很厉害，请把连长的手巾给他裹裹……” 　　“‘报告连长!报告连长!你喊魂啦!手巾!我给你手巾!’他手一扬就给老李一个耳光，打得叭的一声。老李踉跄退一步，立刻又笔挺地立正。”当了俘虏还如此威风，那么平时他对士兵的打骂虐待到何种程度即可想而知了。本来，伍连长自己都担心被认出是连长，“说不定会枪毙”，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敌军王连长反而吩咐给他安排了住处、饭食、派了卫兵。王连长的官官相卫和对自己士兵的打骂，终于引起了士兵们的不满。 　　军阀部队是一口大染缸，凡参加军阀部队的人无不染上打牌、财钱、酗酒、抽鸦片等恶习，《热天》中的士兵在穷极无聊时，没有钱赌竟冒着大汗围住一团，“六!六!六!”“幺!幺!幺!”的掷骰子寻找精神安慰。《投水》中的陈幺回家后不务正业，东游西荡、又喝酒又打牌、与老婆吵架打架成了地道的流氓。他把耕牛卖了，把老婆的银耳环、银簪子逼来卖了，家产荡尽，还欠下一身债，老婆气得几次跳水自杀，在寿松奶奶讨债时，他发酒风耍赖，做流氓动作骂人，逼迫老婆拿出唯一的手镯还债，将老婆打得披头散发，终于投河自杀，小说深刻揭露了军阀部队对士兵的毒害。 　　解放前，川康地区封建军阀官僚的野蛮残酷、腐败堕落，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陈司事》和《恨》从两方面揭露了封建军阀部队的“钻营、趋奉、乌烟瘴气”的黑暗现实。军阀部队是封建势力集聚的场所，是社会上一切黑暗的投影。在那里讲的是金钱、地位、人缘关系，需要的是钻营、吹牛拍马、阿谀逢迎和卑鄙无耻，否则就立不住脚。陈司事看到刘副官嫁姊妹给上司而升官的事实。他也采用了温顺趋奉、卑躬屈膝的方法往上爬。他在卢参谋长面前毕恭毕敬，连坐板凳也是“侧着身子挨到那方凳，惴惴地用半边屁股坐上去，把两手掌端正地搁在两膝盖上。”他又是诉苦叫屈、又是问候恭维、又是编造谎言效忠，终于使得卢参谋长对他“姿式、态度、口吻，都很满意”，答应给旅长说说，大有升官的希望。相反，杨明只知道“在这个万恶的社会里，要生存，就只有出头；要出头，就只有努力”，没有金钱、地位、人缘关系，又不会吹牛拍马、阿谀逢迎一套，所以处处遭到打击排斥，他考入军官学校，自以为可以出头了，可是军官学校是为有钱人办的，进来的都是有后台的“狐群狗党”，他们拉小团体结宗派，用种种手段打击排斥无钱、无势、无地位的人，甚至制造假盗窃案陷害开革了木匠鲁健。杨明也受到歧视凌辱，关禁脚，他由排长而连长一直到师长的出头梦想也彻底破灭了。军阀部队更是拉关系、讲人缘、请客送礼、吹牛拍马、无聊奏趣、勾心斗角的地方。杨明毕业到旅部当服务员遭到歧视打击是理所当然的，终因一件不该他抄的公文而被参谋长无理关禁闭撤差了。事实雄辩地说明：军官学校和军阀部队都是“吃人世界”，是“狐群狗党”的场所，不是穷人和正直的人立足的地方。 　　长篇小说《烟苗季》深刻暴露封建军阀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腐败黑暗，以及野蛮残暴。小说以争夺禁烟委员为焦点，展开了一场军阀内部互相猜忌、狗咬狗的激烈斗争。斗争以赵军需官、张副官长、旅长等为一方，以李参谋、周团长、吴参谋长等为另一方，旅长拥有军事实力，吴参谋长有司令官作后台。为了争夺到可以捞几万元的禁烟委员，赵需军官挑起了旅长与吴参谋之间的矛盾，吴参谋长则利用司令官的支持，策划了攻击旅长的全县绅商秘告、乡民不稳、士兵危机的报告。作者从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复杂的利害冲突中，真实地描写了双方从抓军事实力到撤换调动部队到暗杀到公开的武装冲突的斗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什么都不怕，唯独怕洋人，一方畏洋人如虎，一方倚仗洋人为虎作伥。这场斗争终于发展到武装冲突，赵军需官、李参谋、周团长和司令部钱秘书都送了命。 　　作者在《后记》里说：“在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我曾经在那里面生活过来，体验过来……生活在那里面的各种各样人物，我看见他们怎样的无知和腐败，争夺着、冲突着”。那些人物和事件，“它象恶魔似的时时紧抓着我的脑子，啃噬着我的心”。他怀着强烈的憎恶和仇恨的心情去暴露鞭笞他们。在他们身上既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气质，又具有帝国主义奴才的心理，他们穿着长袍马褂。留着八字胡和长指甲，坐着绿纱拱竿大轿，掌握武装控制着政权和商店，拥有大量钱财，田地和房屋。他们打牌赌钱、抽鸦片、嫖女人、争风吃醋无所不为，在生活上是一批腐化透顶的家伙。其中，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洋奴才沈医官就是一个衣冠禽兽，他有两个老婆，还坏了人家几个女学生，又为宋保罗的女与李参谋争风吃醋。钱秘书更是一个大烟鬼大色鬼，他成天躺着抽鸦片，讨了八个小老婆，还想要吴参谋长买的丫头。为了捞到禁烟委员，阴险残忍的赵军需官不择手段地竟设计陷害吴刚为刺客，又假借旅长太太的名义布置暗杀。旅长是倒土不洋的封建绅士官僚的典型，他粗暴地毒打并枪毙了吴刚和秋香，而且用火背兜等酷刑拷打青年农民。青年农民“赤裸着的背上的皮肤全变成锅耙似的焦黑，也锅粑似的破烂，象烧烤坏了的猪皮，裂开几条缝，绽出变紫了的血迹，在那焦黑的边缘，则红肿起来，光亮地非常可怕地突起”，真是惨无人道。 　　中篇小说《在白森镇》是《烟苗季》的姊妹篇，它则重暴露了“军人政治”下的官府和官僚的丑恶。由于官多地盘小，只好把一县分割而治，各人依靠着自己的军阀后台，用了各种卑鄙毒辣的手段在那里进行骇人听闻的明争暗斗。小说具体描写刘县长与陈分县长，在一县内为争夺刑事诉讼案子所进行的激烈斗争，揭露了川康特有的怪现状和黑暗现实。刘县长性格粗暴，心黑手毒有余而计谋不足，陈分县长阴险狡猾而诡计多端，刘县长虽然对抢走案子的陈分县长怀恨在心，但畏惧他有硬后台不敢轻易下手。左右受利用的是施服务员。他虽心进过政治军事学校，学了一点新知识，幻想做一番事业，其实不过是一个幼稚无知，官迷心窍，利欲熏心的封建破落户子弟，那能识破老奸巨滑的刘县长和陈分县长的阴谋诡计呢?当刘县长与黄村长精心策划了深夜剿匪、村民“控告陈分县长的状纸”，上报想以“通匪”的罪名置陈分县长于死地，就利用他的幼稚无知将状纸上报军长。当目的没有达到，马上又利用他去白森镇接事。而陈分县长得知“着即撤职”的真相后，怀着“此仇不报非丈夫”的刻骨仇恨，利用他的幼稚无知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并制造了假交接、空衙门、匪劫、通匪事件相报复，弄得他狼狈不堪、走投无路，搞得刘县长也下不了台。由于作者对“那些生活和人物”特别熟悉，所以这场斗争也写得特别真实生动、惊心动魄。 　　这两部作品，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把它作为过去了的历史的某一角的镜子看，或者对于我们现在起一点借鉴的作用，所谓‘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也未始不无多少的意义吧?”它不但保存了过去川康历史的真实，而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茅盾在《〈烟苗季〉和〈在白森镇〉》中指出：“象《烟苗季》和《在白森镇》所写的那种丑恶，亦何尝之限于那‘边荒一隅’，不过是形式略有变换而已”，“希冀其没有，十年的时间似乎也太短，更何况十年的时间所加于这社会本质上的改变只是零呢!”(转引自茅盾《抗战前夕的文学活动》) 　　恩格斯说：“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周文正是从这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运用中，形成自己朴质自然、真实细致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特点。他不追求离奇的故事情节，也不靠戏剧性的高潮和故意“卖关子”的所谓技巧去抓住读者，而往往是选取他所熟悉的乡土生活中一个或几个片断进行概括集中，然后加以客观的细致的描绘，反映生活的真理和社会的本质。他在《我怎样写〈山坡〉的》一文说：“要写出客观的真实，应该是由人物在事件发展中自然的流露，那么在写法上采用叙述，或作者随时从作品人物行动间伸出头来插说几句的办法，究竟不妥当了。因为叙述的、常常会多出许多作者主观的议论，而不是现实自然的流露，这样看来，要做到完全是写实的，必然地应该是素描的，因而也才是形象化的。”初读他的小说，似乎生涩难懂，但仔细读，读多了，就会领略到它真实生动、朴质自然的力量，趣味盎然，有身临其境之感。 　　周文是一位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他对题材的选择、乡土色彩的描写。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的探讨，都作出了杰出贡献。可是直到近年来对周文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许多问题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研究。 　　① 《鲁迅书信集》424页。 　　② 《鲁迅书信集》476页。 　　③ 《鲁迅书信集》528页。 　　④ 《鲁迅书信集》469页。 　　 再论周文/王莹，何检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