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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致《文艺阵地》主编(茅盾、楼适夷)信

周文

(一) 　　1938年4月16日 　　第1卷第1期 　　马先生①最近也瘦多了，然而他还是极热心地帮助成都的文艺作家们进行“文艺界抗敌工作团”(现在听说已改为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 　　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文阵广播》第1卷第1期。 　　(二) 　　1938年7月16日 　　第1卷第7期 　　最近已找了两个朋友，由他们设法弄了点钱，共同把《文艺后防》弄起来了，近日出版，现在我寄上一份，请看看。这回弄这小小的一个刊物，我才深深地感觉到不容易。我这是几天来完全搅在昏乱中，拉稿，寄稿，接洽印刷，跑印刷厂，接洽书店，办登记，做广告，派报，送报……从起意起，到派完止都非亲身干不可。疲倦得不得了，可是兴奋得很，因为我们终算弄出一个东西来了，讨厌的是纸张问题，此地卖新闻纸三十九元一令，而且还缺得很。四川产的带点黑黄色的新闻纸，也要十七八元一令。所以此间的报纸杂志，都用夹江土纸(七元半一令)，就是《文艺后防》这类纸。 　　1938年7月16日《文艺阵地·文阵广播》第1卷第7期。 　　(三) 　　1938年9月1日 　　第1卷第10期 　　我写信给《七月》的一篇关于旧形式问题的通信，是在第三集第四期上发表的，六月十六日出版，但我在最近才收到。一看，那篇通信的错字多得很，特别是有一句错得把意思完全相反。那一句原文是这样的： 　　“……所以，我以为今天把这问题提的‘重’是必要的” 　　“这是说对旧形式的问题，虽然不必把它提得高，但因为目前普遍的要求，而且包含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所以不能不提得重。”但因出来的，却错为： 　　“我以为今天把这问题提的‘重’是不必的” 　　我在《文阵》上的一篇《唱本·地方文学的革新》里面，也是把这问题提得“重”的。但他那一个错字在相形之下，倒弄得一个人在两篇文章里说自相矛盾的话了。我本来想马上去信请胡风兄帮我更正，但他最近的来信说，《七月》正在办清理，筹备迁地出版，是否来得及请他更正，很难说，所以我在寄你这封信之后，附带把这寄上，不知可否在《文阵》上代为登出，作为更正? 　　1938年9月1日《文艺阵地·文阵广播》第1卷第10期。 　　(四) 　　1939年3月1日 　　第2卷第10期 　　全国文协成都分会已于一月十四日由总会理事冯玉祥先生、老舍先生前来指导成立。现有会员四十几人。已决定于二月十六日创刊会刊一种，先拟名为《文艺岗位》，后又有人提出《笔阵》。总之不久就可以出版了。出时当寄本奉一册。总会寄来百元帮助分会。 　　※ ※ ※ ※ 　　此间成都(×协)分会会刊《笔阵》创刊号今天出版。我们这里已决定在本月二十二日举行第一次文艺晚会，开始试验诗歌朗诵和读散文小说等…… 　　1939年3月1日《文艺阵地·文阵广播》第2卷第10期。 　　(五) 　　1939年4月16日 　　第3卷第1期 　　……萧蔓若并未“故世”，他来成都已数月，参加全国文协成都分会工作，《文阵》八期上消息请更正。前周我们分会曾举行小说研究会，我在会上向他说起，他也不禁失笑，据他推想，那大概是朋友给他开的玩笑。此间会刊《笔阵》因经费关系，和印刷纸张的困难，所以第一期出来不很满意，现已设法改进，三期起改新五号字，编辑问题也重新切实决定，想可好些了。… 　　1939年4月16日《文艺阵地·文阵广播》第3卷第1期。 　　(六) 　　1939年6月16日 　　第3卷第5期 　　1939年5月14日 　　我最近因事到重庆去来，会见老舍他们，但那边因为轰炸，许多朋友都疏散到乡下去了，那里的文协的工作，最近当困难，幸文协地址未遭殃，朋友们大都无恙。我去的那天(五四)正遇大轰炸，与老舍、之的、罗烽等躲在青年会防空壕里，得免于难。七号就动身回成都了，我觉得今后成都的工作更形重要，但成都最近因重庆被轰炸的影响，人口疏散的很紧，这样一来，我们的会员恐也将暂时要有分散，现在我们已考虑并进行疏散中的各种工作问题，以后情形如何，当再去告…… 　　1939年5月17日 　　我最近和刘盛亚接编了一个副刊，拟名《文岗》，现已开始集稿，不日可发刊，我们想把这副刊编得像样点，弄得活泼而精彩，是我们的希望。此副刊容二千字。计划至少每天要四篇文章才好。 　　1939年6月16日《文艺阵地·文阵广播》第3卷第5期。 　　(七) 　　1939年9月16日 　　第3卷第11期 　　自“六一一”被轰炸后，我们重新整顿了一番，会员们多分散到外县各地，但尚有三十余人留在成都，其实这倒是敌人给我们的好处，因会员分布到外县，分县也被散布了文艺种子，现在已有四五个地方在出文艺刊物，有的就是会员们弄起来的，内容还不错。至于在成都的我们呢，在整顿一番之后，把《笔阵》弄得不脱期了。现在出了十期，并且和总会合办了一个《通俗文艺》(五日刊)，每月有总会暂寄一百五十元，有成都负责编辑印刷发行，送一部分到前线，留一部分在后方发卖，现已出到四期(八月底创刊的)。内容一期比一期有改进，销路也不错。经费一天天也有办法起来，教育厅补助三百元，市政府补助一百元，又按月补助二十元，此外还有些热心爱护文化之士，乐捐了一些。因此我们在计划中，将来还要出丛书，自然是只有一点点的做去了。至于此间文化一般的也在发展，已有几个很值得一看的报纸副刊，我同盛亚合编的《文岗》写稿的都是些颇不错的作者，此外有些新起的文艺青年，也出了一二个文艺刊物，看来颇不寂寞。…… 　　1939年9月16日《文艺阵地·文阵广播》第3卷第11期。 　　(八) 　　1939年11月1日 　　第4卷第1期 　　1939年9月 　　此间由文协分会、中苏分会、青记分会发起，邀请本市各文化团体筹备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正着手进行，将来除纪念会外，并拟组织鲁迅研究会作有系统研究、演讲、搜集鲁迅遗著及有关鲁迅之纪念品开展览会，如可能还打算在纪念日演剧…… 　　1939年11月1日《文艺阵地·文阵广播》第4卷第1期。 　　(九) 　　1940年3月1日 　　第4卷第9期 　　……我这次想不到跑到延安来。我本来是受了民大的聘，去任教授的，于去年十二月初同着民大在成都招收的一百多新生徒步出发，走了三千余里，经过快两月之久，看看就要到宜川了，那招生主任忽然接到X战区②发生事变，民大被武装接收，许多教授和学生都逃走了的消息。(编者按：×战区一部分顽固分子，企图破坏抗战，掀动事变，不久即被压平。)我们那时正是非常踌躇，明知再前去是危险了，但后退也不可能，因为由洛川回西安这条路沿途有×××③的部队，回去亦有危险，我们尤其担心的是如果学生一跑散，这一大批青年很有被“招待”或被叶青训练班拖去训练的危险。那时真是苦闷极了。在洛川，学生们碰见了好些民大初期毕业生，也得到了消息，他们也非常苦闷，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民大派了四五个队长之类来接了，对我们取了监视态度，这些家伙到底要对我们干些什么，那实在是不可想像的，由洛川出发后，才从队长的口里知道学生派有武装一连在牛武镇等候，应该感谢那位队长，使我们真正明了前途的危险性究竟怎样。好在由洛川到宜川要经过边区边境，大队一到鄜县④茶坊就再不前进了，当晚立刻齐集广场，向那派来监视我们的几位队长告别，说明不再到宜川的理由，便折向延安前进，连夜就赶到榆林桥，天明时，估计到宜川方面可能派队伍来袭击，于是又走，赶到甘泉，算是没有休息地一气就跑了一百八十里，到二月二日就安抵延安。现在学生们都分别投考延安各学校去了。丁玲兄等要我在文协工作，我已搬来几天了。……这次我们来这里，外面会有些谣言，我希望你把这信“广播”一下，使人们知道真象。 　　1940年3月1日《文艺阵地·文阵广播》第4卷第9期。 　　①马先生：即马宗融。 　　②×战区：即二战区。 　　③×××：即阎锡山。 　　④鄜县：今名富县。 　　 周文文集第四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