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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与形式——文言文-白话文-大众语-方言土话-罗马字

周文

这次关于从反对复古运动而引起的反对“文言文”的论战，大家都承认这是和五四时代完全不同的。五四时代封建方面，对于“文言文”是顽固的保守；而反对者方面则是一种破坏旧的建设新的——白话文，现在这一个阶段所不同的，“文言文”不过是早已经被制死了的僵尸，亡国的封建为要挣扎它最后崩溃的命运，又想企图复活起来去麻醉大众，很显然地是有着它的背景和作用；而反对者方面则大多认为那东西并不值得一驳，主要应该反对的是它的作用——即是反对那种复古运动，要真正能够彻底完成这种任务，大家所认清的就是现在不是五四时代的性质，唯一的方法只有建设“大众语”，并且还要纠正五四式的“白话文”之不够的地方。 　　关于这个为了守护“白话文”反对复古运动反对“文言文”，同时提出建设“大众语”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和五四时代所不同的特点，就是：大家所注意到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形式方面“文言文”和“白话文”“大众语”的战斗，而且已经看清了光明的将来，看见了主要的前进的大众，实际地注意到战斗的内容。这为大众所迫切要求的问题，已经有着广大开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就是共同站在反对亡国的复古运动出发，以“白话文”发展到“大众语”，——“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胡愈之)。这就是它的真实的内容。 　　不过，在这个论争中，对于“大众语”应该要怎样的建设，还没有确定地得着丰富的答案的时候，所以有些问题不免发生一种不完全切合实际的缺点，比如《申报》的《读书问答》轻率地把“白话文”和“大众语”对立起来，胡愈之先生和傅东华先生认为“大众语”在“目前要语文合一是办不到的”，而傅东华先生则更认为“只好把大众语的范围缩小起来”。至于猛克先生和佛郎先生甚至对“方言土话”怀疑起来了。这问题的严重，是迫待讨论的，现在我就想大胆地来简单的尝试一下。 　　(1)为什么我们要反对“文言文”?主要的就是因为它是封建的产物，是束缚而且麻痹大众思想的东西。它的形式，始终为封建的内容所决定，成为封建特有的东西。它是为大众所不懂，尤其是现代的大众所不懂的。它在五四时代早已经被痛快淋漓的批判过而且死了好久。在现在这样亡国杀身的大祸临头的时候，它要复古，要复活“文言文”，要麻痹大众救国的情绪，所以我们只有彻底的攻击，揭破它的欺骗，扫除它这毒物。这些工作，根本就是为了大众，为了自己。如果有条件地用“文言文”这形式还可以为一部份被压迫的大众所了解的话，恕我说句要不得的话，为了唤醒这一部份人，也未尝不可把它利用一下。可是不行。大众并不懂。难道我们把“倭寇将悉亡我国矣”或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话去向着封建的老爷少爷们“对牛弹琴”么?何况这些句子压根儿就包含着十足的封建性。所以我们不但要反对它这亡国的复古的内容，同时也要彻底地反对这种麻痹大众的形式——“文言文”。 　　(2)至于“白话文”应该要怎样的批刊和纠正的问题，是应该和当前大众的要求的内容不能分开的。像《申报·谈言》上家为先生那样干脆地提出反对，我们是要反对的，至于《申报·读者问答》上那样机械地把“文言”和“大众语”对立，虽然它后来又修正过说是“对立的统一”，我们还是要提出批判。在《不要上当》那一篇文章里，我已经举出了些关于“白话文”的实际例子，为什么封建都可以利用，我们自己却要抛弃或者对立?这不是向敌人缴械么，何况在五四时代提出的内容是民主主义和科学，“白话文”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造出来的。虽然当时并没有完成它的任务就妥协了，但是“白话文”本身多少还有点是现代的。虽然它这种形式欧化气太重，而且还夹杂一些“文言”，以致脱离了大部份大众，可是还有一部份大众比如学生，小市民，还能懂，还在它的影响下。并且它这种形式还比较的精密，在文法上还比较科学的，并不如《读书问答》上所说“大众语”愈渐成长，则豪绅买办的白话愈显出衰弱，“愈暴露出它的反动性”。我们要知道它的反动性是在它的内容，而不在它的形式。何况“大众语”是依据当前的大众的要求，从“白话文”这个基础发展出来的。所以“大众语”决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机械地和“白话文”对立。只在看我们用甚么内容来用这种形式。还有甚么比束着手等帝国主义的刺刀和皮鞭打到我们的身上更痛苦更切身而且更迫切么?只要可以把这种亡国杀身的大祸告诉大众，可以唤醒大众起来救国自救的，无论甚么形式都可以用，所以“白话文”我们绝对不能攻击或放弃，它的难懂或不够的地方，我们只有竭力批判地去纠正，应用。 　　(3)说到“大众语”，这是大家热烈地提出，而是大众所迫切地要求的问题。从前在《文学月报》上宋阳先生和止敬先生曾经提起热烈的讨论，这次魏猛克先生又重新把它引出来作为参考，而且把这问题引到注意的中心点，我认为是很对的。这问题还在讨论，当然我们还不能肯定的说甚么才是“大众语”，甚么不是“大众语”。大众既是当前主要的大众，那么宋阳先生和止敬先生所指出的范围——现代的工厂，轮船，火车，码头，车站，客栈，饭铺，游艺场等等，想来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可以作为讨论这问题的根据的。当然在中国这样经济的破产，文化的落后，地域的限制，使各地方各种生活不能顺利的交通，大多数的地方还依然保持各自的“土话方言”。不过除广东，福建，浙江这些地方有着极特殊的“土语方言”以外，凡是交通便利，工厂商业比较多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大众的语言，确实正在变化，形成，发展着的。这问题要达到具体，实际，就只靠我们自己在大众中的实践。像《申报·谈言》上垢佛先生动不动就叫人拿货色来看，这都不过是恐吓人的话。记得好像从前是梁实秋先生吧，(恕我记不清楚了)好像对《大众文学》也说过这样的话，“拿货色来看吧”。当时当然还没有甚么，现在可已经大量出现了，而且据说还出了真正工农作家，而梁先生(?)也不再响了。从大众文学发展的铁的事实证明，我们可以预测到“大众语”这货色，不久一定会真的出现。不但是“不久”而且已经正在出现。不过还在学习而且在实验的期间，暂时的语文不能一致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我对于胡愈之先生和傅东华先生的意见稍稍有一点不同。自然在目前语文合一还没有办到，可是我们如果“要”去办到，五四时代那时所提出的“白话文”，不是当时已经办到了么?我以为问题不是在目前办不到，而是看大家真正地去在怎么办。当然胡先生和傅先生是知道将来一定会实现的，可是这种用语，我觉得会使人引起“等待”的心理，胡先生和傅先生以为这话对么?问题要提出，我们只有坚决地提出，实行起来才快而且有力。我相信这样的做，决不致“把大众语的范围缩小起来”，而且只有更加扩大，更加丰富。况且在目前救国自救的问题上，要告诉大众，同时要知道大众的意见，决不能因为难而把范围缩小，只有去扩大，只有赶快去到大众中想办法弄到“文言合一”的地步。 　　(4)这里就要谈到“方言土话”的问题了。关于这一问题，从前宋阳先生也具体说过，从前并没有甚么人反对，而且已经有人实行试验，得到相当的效果。我在《不要上当》里所举的一些实例，不是已经在大量地运用么?现在魏猛克先生(见魏著《普通话与大众》)和佛郎先生提出怀疑的意见，我觉得有在这里加重地提出讨论的必要的。问题还是前面说到过的，为了当前大众的需要，我们决不能把它看成“原始的，没有进步性的”，而把它抛弃。主要的，还是在我们所提出的内容的问题。自然，“方言土语”在表现现代的某种意思的时候，难免会感着许多缺点。可是亡国的大祸迫切，要大家起来救，难道等它发展到“大众语”的时候，才和他们讲么?可是到那时候，帝国主义的刀子已经架在颈项上了，或者是如东四省一样强迫着叫学日本话或者英国话那就会只能说得几句“天皇圣明”，懂不得别的甚么了!为了目前救急的办法，也只有在各地方的“方言土语”。我们不能因为像张天翼先生用“奶奶雄”使一些地方的人不懂而怪“方言土语”的不行，况且“奶奶雄”也是表现大众的意思和情绪的一个词头，用得法不见得就不懂，这又属于表现的问题了。即使别的地方人不懂，但是有“奶奶雄”这话的那地方的人一定懂。总之主要是为那地方的人写的。即使那地方的人觉得“奶奶雄”并不完全表现出要表现的意思或者不妥当，又未尝不可用别一个“方言土语”的词头来代替，我以为魏先生和佛郎先生是太看重一般“文化的”的问题了。文化应该是和前进的大众的要求一致的。当前严重的形势要求着文化应该和大众联系在一起，不然的话，“文化”跑得太远，大众连飞跑都赶不上，那就会弄得他们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了。所以“方言土语”这形式在目前是特别需要的。记得去年广州曾出过几个完全广州土语的刊物，有一个叫着《大众新闻》，还有两三个的刊名现在记不起来了。并且还出过广州土语的丛书。我看见过一本刻着“单眼虎出世”的。我不过仅仅懂得几句并不完全的广州话的。开头看自然很吃力，可是多看几下看惯了，有些地方就容易懂，因此我还被这本书增加了几句广州话。至于有几个广州朋友一看居然并不吃力地看下去，而且很有味。比如“寒棚冷放晒”，他们看了非常之懂。我也懂。自然我们是知识份子，比较有点敏感，容易学会，可是据我所听见的，这几个刊物和丛书曾经受过不少大众的欢迎。例子不再举了。总之，我认为“方言土语”是极应采用的。 　　(5)最后说到“罗马字”拼音的问题。五四时代钱玄同先生曾经提到过废除中国这可恶的方块字，用罗马字来代替的主张。照我在《不要上当》的举例，如果我的朋友说的话是千真万真的话，那么帝国主义早已经在运用了。从前也曾经有许多学者作家们提到过，而且在作品里面运用起来。这方法现在我们就应该热烈地来讨论，而且勇敢地来试验一下。许多人在从前早已经相信“罗马字”拼音可以代替方块字。就看我们这次的讨论和试验的结果怎样。 　　限于篇幅，不再写下去了。希望大家来讨论，使问题达到更具体的地步。总之，我们这次讨论到的这些问题，不单形式的问题，而是从反复古运动这一个大众的内容出发而来的，我们不要只从形式上去看，在脑子中划分成几种属性，把“文言文”认为是封建的，把“大众语”认为是劳苦大众的，是可以的，但要把“白话文”分为完全是豪绅买办的，把“方言土语”分为是原始的，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劳苦大众有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化遗产的权利。一切形式都应该以劳苦大众的内容来决定。我们要反对在这问题(内容)面前犹豫，离开劳苦大众，我们更要反对混乱阵营的胡乱攻击。 　　1934年7月1日、2日连载《中华日报·动向》 　　收入书籍：1934年9月《语文论战的现阶段》 　　(文逸编著，天马书店出版) 　　1936年10月《野火集》 　　(由征农编著，民光印刷公司印刷，读者书房刊行) 　　署名：司马疵 　　 周文文集第三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