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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后记

周文

当1933年我刚来到上海开始发表小说的时候，就曾经打算要写这么一篇东西。因为像这里边所写的那种生活，我究竟比较熟悉些。记得是1924到1926年的北洋军阀时代，在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我曾经在那里面生活过来，体验过来，看见了些平凡的或不平凡的事件，经历了它的几次兴衰成败以至最后的灭亡。生活在那里面的各种各样人物，我看见他们怎样的无知和腐败，争夺着，冲突着，然而也苦闷着，烦恼着。自然那已经是过去了十余年的时代了!在近几年，我们这被逼到了存亡危急关头的国家民族，当然不同于我这里面所描写的那些人物，一方面虽然有着不顾民族利益的汉奸，但另一方面却也有着一些不挠不屈的抗敌的民族英雄，而且这样的英雄在人民大众热烈的希望中还在增多起来，共同挽救我们民族国家的危亡。因此我这单纯是暴露性质的作品，而且所反映的是1926年以前，即中华民国十五年以前的时代和人物，且是边荒一隅的人物，对于目前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自然是很难说的。不过那生活于我究竟太熟悉了，虽然这熟悉并不是人的幸福。它像恶魔似的时时紧抓着我的脑子，啃噬着我的心，而且常常在我的梦中翻演着过去了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陈迹。是一个很可怕的重负呵!使我烦恼，使我痛苦，任我怎么决心要忘掉也忘不了它!我真要不禁这么喊道：不曾在那里面生活过来的人们是幸福了。 　　但我终于决心写它了。在我的一方面，虽然是不愿再负这样的重负，想用笔尖把它从脑子里扫除出来，了却一件事；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把它作为过去了的历史的某一角的镜子看，或者对于我们现在起一点借鉴的作用，所谓“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也未始不无多少的意义吧?凭了这一点，我就大胆的把它送到读者的面前。 　　我的起意写这篇东西，如我上面说过，是在1933年。主要的，当然因为我是初学写作，对于怎样把握题材和怎样描写人物，实在没有一点把握；其次是生活的困难，要好好坐下来一个长时期写这么一个虽然并不算得怎样长的长篇，究竟也困难。所以我一直都不敢写，不能写。在这四年中，我完全学写些短篇来训练我这支笔。时不时也想想这题材和那里边的人物，但也不过想想罢了，并没有急于要把它就写出来的意思。因为这几年来，自觉虽没有不长进，但说到要写，究竟还是有些惴惴然。但今年终于“逼”出来了——虽然还只能算是一部分(要到后一部我才能展开另一个场面)。这东西写得怎样，我自己实在不敢说，让读者去批评好了。不过，单从“逼了出来”这一点，我不得不感谢几位诚挚地鼓动了我的友人。在今年一二月间，因了某种缘故，我曾经有一次发牢骚似的说：“既然发表短篇的地方这样少而且‘那个’，我决定从此以后写长篇了。”这话我也不过说说而已，但W兄却认真的向我说：“好，你就写长篇吧，我帮你向B先生问问看，把它收在《文学丛刊》里。”这话我以为不过说了也就算了。不料过几天，B先生居然信任我这不过发发牢骚而且从来没有发表过长篇的初学写作者，竟向我要题目来了。我当时确是非常惶愧但也非常感动，觉得却了人家这样的好意太过不去，所以就冒昧的答应下来了。用了一天的工夫，想了一个题目寄去，不两天竟在报纸上被预告了出来。我一见时，又是非常的惶悚和后悔，因为假使拿不出货来，那不是很糟糕么?这里，我应当要提起一些使我不能忘记的事，就是：当我曾经在那一段时间因了某种烦恼和苦闷而没有写一点小说之类的时期的某一天，鲁迅先生曾经鼓励了我几句话。他大意说，一个作者的创作生活，好像走路，应该要不断的向前走去，但如果因了别的事件而停了你的脚步或者回转身去给纠缠着，那你自己也就失败了，因为你至少在这时期是停滞了!还有M先生在一封信上，也和我谈了“多产”的问题，他是主张劝朋友多写的。他大意说，只要自己是郑重下笔的，就是一天写一篇要什么紧!……放手写，拼命写，我们不多写，难道让“××××”多写么?不过可惜他们其实写不出!这些热情的鼓励，的确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气。我于是重新又开始写作，恰遇当时新起了不少的文艺刊物，几乎出了我的意料地，在这苦闷时期反而较之从前多写了几篇，几乎有比去年还更“多产”之势。同时我要写长篇的决心也更强，到了最近，终于用于一个短短时期把它逼出来了。 　　虽然没有十分把握，但还敢冒昧动笔者，当然一部分也是因为在这几年来不断学习中渐渐增加起来的一点自信。这里，我应该热烈地记起鲁迅先生。他在我创作过程中，是细心地看了我的每篇原稿，而加以批评和纠正的有力的赞助者。他的赞助，不但是关于怎样把握题材和怎样创造人物，甚至连句法也都谈到。不管我到现在写得成功或失败，都应该感激他的。 　　还有C，自从我开始写作以来，几乎是合作似的帮助了我，而尤其是对于这个长篇的帮助更大。我每写完一章，总逼着C看一章。看了后，就不客气的给我指出那里面的某些人物的不够或缺点，而且提供一些很好的意见。我很多地方都照那意见修改了的。到写完了改了又改之后，C还不满足，还在指出某些人物的缺点，可是一因为时间的关系，二因为我实在太疲倦，并且我的手腕只不过如此，终于无力再改，只好让它去。等以后再说了。 　　周文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夜记于上海 　　(按)我在10月5日写好的这篇《后记》原文上，我们的伟大先行者鲁迅先生之名，本来也以F来代的。那时曾经想连小说一起送去请他指教。但因为先生刚在大病之后，实在不应该拿这样一篇长文去麻烦他。所以我就一直送到书店去了。希望出版后才送给他。谁知，才隔了十四天，先生竟以用完了他最后的一滴精力与爱护他的大众永别了!在这校完的时候，心里感到非常的沉重。现在就索性把先生的名字改正写出，算是以此来永远纪念先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补记 　　 周文文集第二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