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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文集第三卷：关于《山坡上》——答《文学》的水先生

周文

当《山坡上》在《文学》五卷六期上发表的时候，我立刻发现那已经不是我的原文了，第一段被改错了很多，第二段甚至被砍掉一大段。于是我当即写了一封信，声明那篇东西不能算是我的作品，要求《文学》编者把那被修改被删掉的原文连同这信一起刊出。现在这信和《山坡上》的第二段已在《文学》六卷一期的最后几页刊出来了，同时水先生还在同刊的“文学论坛”里写了一篇题为《经验理论和实践》的文章。不知怎样，这期《文学》对于“通信栏”忽然不列进“目录”里了，这也许是该刊的新的编辑方法；但这《通信》既排在不易注意的篇幅，又不列进“目录”，大概会使读者容易忽略过去的罢?至于水先生的那篇《经验理论和实践》，中间论列的，则多所牵强，离了事实。现在我就要一一的列举在下面。 　　(一)先谈我和“文学社”交涉的经过。十二月四日我带着那封信到“文学社”，先要了我的原稿来看的时候，简直吓了我一大跳。原来我的十八张原稿纸很多都被删改过，而第二段的最后六张，几乎是完全涂掉!的的确确，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我的作品，接着就会见傅东华先生，他马上看完了信，说明那文章是他改的，答允把信连同《山坡上》第二段的原文在“通信栏”里刊出，他自己只在我的信尾加几句他为甚么要改的按语。我回来仔细一想，觉得我那《山坡上》只登第二段很不妥，因为这还是不容易使读者看得清楚，照原稿纸上的涂改看来，全篇都应该由傅东华先生负责的，但我们的谈话已经是那样当面决定了，自然不好再要求他全篇一起刊出。可是那第一段确又错得太厉害，单是九九二页的下半页就被改错了四处之多，那是容易引起读者会这样疑问的；“怎么确曾当过好几年兵士”(这是水先生在《一个小小的实验》里给我加上的时髦头衔)的作者，会连枪上的名称都弄不清楚，不是笑话么?关于“确曾当过好几年兵士”的部份，我总算已经在那信上用非正面的方法给以否认了。(我说我当过的是“小军佐”，很显然地我这并非是夸耀我作过官，而鄙视兵士的意思。不过自己没有当过兵士，而编者先生硬给我以“确曾当过好几年兵士”的时髦头衔，读者会不会觉得起鸡皮疙瘩我可不管，但在我自己这方面确难首肯。但现在我才知道我的那种“非正面的”否认方法并不高明，已经有人在误会了，我就只得再声明如上。)至于被改错得太厉害的部份，还是应该稍为提一提，我于是决心写了这样一个希望能排在《文学》上我那封信之后和《山坡上》第二段之前的简短“附白”： 　　读者诸君看这第二段的时候，顶好是参照着五卷六期上本文的第一段一起看，因为这两段在全篇里人物和主题的发展上简直是分不开的。本来第一段也被改错了许多，但我不打算一一列举，不过为免误会起见，只把错得最厉害的四点在这里提出来。九九二页下面第三行原文本来是“他立刻从枪身上去抬起他兴奋的黑红三角脸”，但却被改为“从瞄准器上”，其实瞄准器是在步枪上差不多二分之一之间，脸无论如何是伸不上那里去的。同页第五行原文本来是“只听见桥头弟兄们的枪声一阵加速的快放”，这意思是说兄弟们本来是在快放的，不过是王大胜这时候才更注意的听见罢了。但一被改为“随即听见桥头弟兄的枪声”，意思就变成弟兄们的放枪都跟随王大胜似的，把作为兵士之一的王大胜倒变为了兵士的头儿，这很错，而且“弟兄们”的“们”字也掉了。同页第十四行原文是“右眼凑在瞄准器后面”，但被改为“凑在瞒准器上”，是不合理的。同页第十三行原文本来是把它“按进枪的弹仓”，但被改为“把它安进弹腔”；“弹腔”是不合军语的。作者附白。十二月五日 　　另外我还写了一封信连同这《附白》就在十二月五日寄去。但过几天再到“文学社”去问，据说傅东华先生决定不登这《附白》了。我现在只得索回。为免读者误会我冒充兵士起见，就把它补抄在这里罢。 　　(二)现在我们就来谈水先生的那篇《经验理论和实践》的文章。水先生说：“本刊从创刊以来，对于发表的作品一字一句都极慎重……至少要求字句上没有疵病，免得贻害青年的读者们。”这态度当然是极可贵的。不过水先生对于我的《山坡上》改失了主题弄得前后文非常矛盾，可以说是超出“慎重”以上了!水先生又说：“现在有这机会，读者将未修改和已修改的地方细细对看，便晓得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的不苟且”。这自然也是很好的。不过遗憾的是我上面所抄的《作者附白》，先生为什么拒绝排进我那《山坡上》第二段的前面?现在我又只得请读者再“细细对看”了。这里读者将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傅东华先生“很慎重”而又“不苟且”地替我修改了的枪上的那些名词，不知他是从哪里找来的?是不是我的“弹仓”之类会“贻害青年读者”，就用他的并不“贻害青年读者”的“弹腔”之类来改换呢?从这一点，可以知道傅东华先生并没有军事知识，那么那些修改的字句和砍掉的大段究竟对不对，是可以想见的了。 　　水先生说：“现在据作者自己说，他写《山坡上》这篇的动机，是因为他当‘军佐’的时候，在一个山坡上看见过十几个尸体的印象不能磨灭而起的……但仔细分析他这篇题材的根据，就只不过“山坡上的石板桥头横呀顺呀的躺着几十个尸体……那一霎时的印象”。这里水先生对于我这篇题材根据的分析，显然是断章取义，故意避开我说过的一些同样重要的话。那信上不是说过“以后我的军营生活继续过了四年，后来还在一个‘训练所’受过半年的军事训练，体验了一下类似兵士的生活，中间经过三次战争，我虽没有亲自拿过枪去参战，但都亲看见的”这些话么?这证明那篇题材的根据不单单是靠山坡上的那一点印象的，但水先生故意避开了这些，便说我的题材根据“只不过”是“那一霎时的印象”，这不知水先生是甚么意思! 　　水先生说：“作者为要显出王大胜之‘强’，就不恤叫他变一个虾蟆，直到肚肠流出来还会跟别人打架，……以常识推测，王大胜已快到肚肠流出的时候，说他居然还能和李占魁翻来覆去的打那么几个回合，及到他肚肠流出之后，又说他还能把李占魁的手咬住，还能跟敌人抵抗，这样的描写，总不免要使人想起了一部什么旧小说里的‘罗通盘肠大战’的奇迹!”自然，肚皮受了伤还要和敌人肉搏，我自己没有经验过，但却听见讲过。这不是“奇迹”，而是实际的问题。问题是在1.敢和敌人肉搏的受伤者是甚样一类的人和怎样的性格；2.在怎样的情况中；3.受的伤是否是致命的。关于1.兵士的“性格”和别人是不同的。不说兵士，即使同是读书人也会有不同的性格。比如有些读书人受了点伤就会喊“呵唷”，而有些却不那样。为甚么会不同呢?这不是单单生理学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因为“人是社会诸关系的总和”的原故。虽然同是两个读书人，但两个的生活环境不同，教养不同，形成的性格也就不同，因而在同一事件上表现出来的态度自然不同。知道这，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士兵和读书人更不同。2.我所写的是战争，这种“情况”是反常的，因而人的性格心理必然会起激急的变化，像那种带伤后再肉搏完全是可能而且有过的事。不说战争，我们举容易懂的普通例子来看罢。谁都知道，火这种东西是谁都不敢摸一下的，但每当火灾时总是有许多人敢冒着火冲进屋去救人或救值钱的东西，弄得焦头烂额，他们还要勇敢的干。我还听见说过，有一回有一个女人救了一个钱柜出来，到火熄后，她再去搬那钱柜，她才忽然诧异那钱柜太重了，搬不动，终于是用了两个人才搬走的。这并不是“奇迹”，而是在那种反常的情况中发生出来的自卫本能。3.我在《山坡上》所写的王大胜的伤是在肚皮，肠子还没有流出，不算是“致命伤”。而他的打架也并非出于他的主动，完全是为了自卫，到了他的肠子流出，他并没有“盘肠”也没有“大战”，而只是躺在地上顺手抓了敌人的手来咬。从以上三点的研究看来，那发展是极自然的。但水先生为了便于他的反驳和嘲笑，既拿了他的“常识”来加以“判断”，同时更不恤曲解我原文的事实，夸张为“罗通盘肠大战的奇迹”!至于王大胜在肠子流出痛慌之际，“顺手”抓了敌人的手来咬，也是人情之常。他这咬敌人的手，包含有两点意义：一是报复；二是咬着东西来和缓自己的疼痛。——这完全是本能的需要。在那时他如果咬不住敌人的手，恐怕他自己的手也会咬一口的。我们仍然举普通例子罢。有许多害疯狗病的人在痛的时候要咬床沿，木头都咬下来。有许多害肚痛的人，常常痛得咬烂被头。这些都是常事。那么王大胜在肚破肠流痛得发昏的时候，抓了敌人的手来咬，一点也不值得嘲笑! 　　水先生说：“关于李占魁……奇怪的是，他第一次看见王大胜流出肚肠来，他只‘感到克敌的痛快’，为什么必要等到第二次看见那些肚肠才会‘麻脸上忽然痉挛起来’呢?我们实在分辨不出使他‘心理变化’的第一次刺激(肠的印象)和第二次刺激到底有什么分别。”水先生大概对于社会底人的“矛盾心理”不清楚罢。要知道，李占魁是在“拼命”肉搏，看见敌人的肚于破了，当然会“感到克敌的痛快”，这也是人情之常。“痛快”是打败敌人的反应；对方遭殃，自己人到“痛快”，可以说无论任何人在打架时都会有这同样“心理”的。如果不感到“痛快”那倒才是怪事呢，不过李占魁究竟是兵士，而又孤独地处在凄惨可怕的夜间的战场上，像他那样较弱的性格，在“痛快”感后，刚才那几个尸体的印象就会回复，那么在第二次看见昏了过去的王大胜的肚肠的时候，是可以化仇敌而为同感的。为甚么呢?就因为都同是士兵而自己又已孤独了的原故。先感到“痛快”，第二次才感到“麻脸上忽然痉挛起来”，这才是现实的活人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不单士兵，可以说人人都容易体验得到的。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里的《铸剑》里写眉间尺就写得好。如果水先生看了那篇文章，大概一定会不懂眉间尺的对，同是一个老鼠的印象，为什么一下又恨它，一下又可怜它的那种反反复复的心理罢?这可见我所写的李占魁的“矛盾心理”是正当的，倒是被水先生替我改成并非活的而是单纯化了! 　　水先生说；“至于一定要两次狗来吃肚肠，才会使他起心理的变化，我们也实在看不出为什么有这必要。依我们的常识判断，在两个活人还在挣扎互扭的当口，而狗居然会两次来抢肚肠吃，这事的本身就已经不合情理了。”如我上面所举的例，水先生对于人和事物的理解一贯的是单纯化，这里他自然也就不会理解，我写两次狗的跑来，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说明在战后的战场上简直是狗们横行的世界，狗可以欺人，即是战争小说中的“可怕氛围”之一；二是用这“可怕氛围”来促起李占魁渐渐觉醒到保护他的“同类”的心理。起先他第二次看了王大胜的肚肠虽然觉得“麻脸上痉挛起来”，但他究竟还有着个人的自尊心，马上要他自己和王大胜从敌人的地位转过来是不会的，经这两次狗的跑来，那么他的保护同类，就并非“突变”而是“自然流露”的了。现在我们就来谈狗罢。山上的野狗，根本就不同于都市里的叭儿狗，它们是还有野性的。如果一到战争时期，这些野狗就更野，它们从吃人的经验中，简直要变成狼。那时的狗，已经不是常态的狗了。这是常事，而且也非纯粹都市人所能知道的“常识”。记得前年《译文》上有一篇安德生的《林中之死》，就是描写一群家狗的狼的根性的发展，吃掉它们的主人婆的故事的。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声》也是写狗的性格的变化。我那《山坡上》写的狗不是有十几条之多么?而人却只有两个，在这情况中，狗当然敢逼近人的。而我写狗的跑来，是在李占魁同王大胜停止了“互扭”的时候，并且狗们的跑来也只是看着，并没有马上动嘴。这都是我的作品中的事实。但水先生却又夸张的说：“依我们的常识判断，在两个活人还在挣扎互扭的当口，而狗居然会两次来抢肚肠吃，这事的本身就不合情理了。”这里，水先生恐怕连我的原文都没有看清楚，弄得与事实不符了! 　　以上的几点，是他误解得最厉害的，因而就完全用了他的“常识”来替我改去了。“弹仓”改为“弹腔”，“枪身上”改为“瞄准器上”，自然都是依照了他的“常识”。这样，我的军队里的常识倒变成说谎了!总之，现在有两篇文章，一篇就是登在《文学》五卷六期上经他的“常识”改过的《山坡上》，一篇是我已收在短篇集《分》里的完全是我的常识的《山坡上》。现在我所希望于读者的，就是请把两篇作一比较，并给以严正的批评。 　　最后我要提到，水先生用“理论多余”和“自打嘴巴”这些咒语写成的《经验理论和实践》的理论，经我上面事实的揭出，就毋须再驳了。至于他说“希望他仍向前期的那些作品——《雪地》——的方向去求发展”，更是很奇怪。我写小说以来，我自己的态度就无所谓“前期”“后期”的区别。至于《雪地》，那只是我第一篇被发表了的习作，现在我自己看来，那写得并不好，中间没有写出一个人物，只算是不成熟的作品。但水先生却希望我仍向那方向求发展，不知他为甚么到现在还把我四年前的作品偏爱得那样，我就只好抱歉地谢却他这好意。 　　1936年2月1日《知识》第1卷第5号 　　署名：周文 　　 周文文集第三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