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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文集第四卷:自传①(一)

周文

周七康整理注释 　　我的籍贯是荥经②，过去属于四川，现在是属于西康③。 　　我生于一九○七年(大概是光绪三十三年吧)，照中国的甲子算是戊申年。我家里姓何。我的学名是何开荣，字道瑜，或稻玉。我的父亲是何天枢，是一个中医。他们弟兄五人，他占行二。我的母亲张氏，性格很强。我的祖母爱四叔五叔，所以对四婶五婶很偏爱，而对我母亲却非常苛刻，我母亲愤于那种压迫，便当卖所有赔嫁的首饰，出钱为我父亲开一药店，离开了祖父母，另立门户。但当我五岁时，父亲因肺病去世了，母亲遂独力撑持药店，但从此我们就开始受到封建社会更残酷的待遇和压迫。 　　我父亲是病在祖父床上的，母亲朝夕在床前照应，但祖母时常在旁监视，及到父亲断气，母亲悲痛万分时，祖母却诬我母亲偷了她柜里银子，母亲遂更加悲痛，向“菩萨”伸冤，而祖父亦因家庭纠纷，痛惜其子，也在第二年病殁。自祖父死后，我的叔父们遂和我们断绝来往，为了争夺遗产，他们造出种种谣言诬我母亲，有一晚上，他们煽动我的舅父来“捉奸”，半夜敲打开房门，那时我们三弟兄(二弟四岁，三弟两岁)都在母亲身边睡着的，惊骇得莫名其妙。母亲受了那次的刺激，第二天便吐了血。我的叔父们还向衙门告了我母亲，说她偷了祖母的银子，那年一直被官司纠缠住。年幼的我们，便开始受到社会的冷眼和歧视，遭到亲戚的呵斥，受到大大小小孩子们的侮辱。我的一颗小小的心，便刺上各种创伤。白天不能不上学去。那时读的是私塾，我常常为周围的可怕的眼睛所苦，晚上一回家，就不大敢出街，而且也被母亲禁止出街。第二年，我的三弟就死去了。我母亲更加痛苦，以至痛得很厉害，但她是要强的，痛一好，就硬挺着撑持门面，我们常常看见她在晚上一个人说着说着就哭，我们便也以泪洗面。我们那里的乡风，凡是一个男孩到六七岁时，一定已经定婚，才是有面子的人家，我母亲于是到处为我说亲，可是都遭到拒绝，可是我的母亲并不死心，终于给我说定了一个在乡下的小地主的女儿。姓王，长我三岁，因为她有了后母，所以才肯给我们订婚。因此有许多人就常常把这事来嘲笑我，而且编造出些不堪的话加于那女孩子的身上，因此使我得到很不好的印象，颇感到不满。因此我在这几年间，已经对这社会感到愤恨。 　　到一九一八年，那时我十一岁了。我有一个表姐，和当地川边军的驻军贺团长结婚，因为我母亲从来对那表姐很好，因此我母亲的地位渐渐在社会上提高起来。她的挣扎，是在往上爬，她从仅有的一点财产中设法给我们读书，时常告诉我们，要我们赶快出头，替她出一下恶气。十六岁时我读中学，感染了自由结婚的思想，对我自己的婚姻更不满意，但是我母亲却强迫我回去结婚。那时我那亲戚已当了旅长，担任川边军的总指挥，我母亲就是想借我的结婚来大肆铺张一下，因为有那许多官儿来贺，以为她在地方上扬眉吐气，殊不知她一切都准备好了，正当举行结婚礼那天，川边军和刘禹九④的军队打起来了，川边军从我们那里败退，他们警告我们赶快躲藏，因为我们和他们有亲戚关系，那边军队一到，我们会遭殃的，我们于是赶快躲到山上去，我自己倒觉得好，因为这样可以逃脱婚事，殊不知到了下午，在川边军已经退去，而刘禹九军队还未到来的那个当儿，我母亲却又派人来强迫我下山去结婚，因为她感到既已用了一大笔钱，还是勉强完成这件事吧，于是在恐慌中结了婚，这使我非常不舒服，我觉得我完全是这么被支配过来支配过去的。 　　一九二五年春天，我母亲写信叫我抛弃学校到我亲戚那里出做事。我不愿意，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年青，正该努力求学的时候，——我进中学不过才两年。但我母亲不寄钱给我，她说家里已非常困难，希望我趁这机会给她出头，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没有办法，只好回家商量，我母亲的意思是这样：我两弟兄，拿一个出去做“官”，一个在家给她做生意，但我弟弟不愿意，在我动身的前几天就偷跑了，当我到了我亲戚那里时，才知道我的弟弟已先跑到了那里，在我亲戚处当了勤务兵。我则当了候差(月薪十二元)。接着战争爆发了，我们这队伍从汉源⑤打出大相岭⑥，在我家乡的城外，展开了一场血战，我的弟弟是跟着我的，亲戚在前面冲锋的，我感到很大的痛苦，小小的他，居然就卷进了战争的漩涡。战争胜利后，我经过战场进城，看见遍地尸体，非常凄惨，这里第一次使我感到战争的残酷。那一次打了十几县，沿途牺牲的人真不少，那时成都的统治者是杨森⑦，川边军是和他有关系的，杨森也正和联军作战，到几月光景，杨森失败了，川边军也跟着失败了，我们于是跟着队伍退到雅安⑧。 　　川边军的整个队伍都是哥老会系统，连总司令、副时令都是哥老会的“龙头”，所以在那里边做事都得入哥老会，在雅安时，经另一个亲戚的介绍，参加了哥老会。哥老会在军队里其实是有名无实，不过是那些军阀借那种名义以为统治地方的工具罢了。所以我并未感受到哥老会的甚么影响，而只觉得有些无聊。 　　在这时期，刘禹九的队伍又来进攻了，不久川边军也就被改编，隶属于刘禹九之下，川边军改称为西康军了。我在亲戚那里担任书记和监印(月薪二十元)。一方面，我因亲戚关系，一方面，我因职务关系，从那许多男男女女中，能够从正面，从反面，看见了各种各样卑污龌龊，淫乱无耻的事实，他们中互相倾轧，互相排挤，互相陷害。军阀们的喜怒无常，随时大拚，不知怎么一下又打起来了，而遭殃的是人民，他们用拘捕、用敲诈、用毒刑来压迫民众，剥削民众，一个比一个凶，一批比一批毒辣。社会是那么混乱，那么残酷，我愤慨，便产生了一种虚无思想，来对现实的逃避，除了玩弄诗词之外，同时被同事们中有些好谈佛谈道者所影响。而那时全个部队里，几乎没有一人不抽鸦片烟，我也开始受了传染，变成了混混，糊里糊涂过日子，身体又很坏，常在病中，虚无思想也就更深了。有一个亲戚介绍我去进同善社，我也就进同善社，但进了之后，又觉得没有意思。 　　我十九岁那年，我母亲跑来在我亲戚面前给我活动禁烟委员，我又看见了各种各样残酷的斗争，终于我被委为副委员，和一位参谋(他是正委员)到天全⑨去办禁烟。我甚么也不懂。被委时是一个“傀儡”，到天全也还是一个“傀儡”。完全是那正委员独断独行，专横至极，他到处去敲剥民众，常常把些老百姓抓来叫人吊起打，而把我派到土匪最多的乡镇去走走，在那里，我看见许多土匪随便背枪到镇上来赶场，与一般老百姓杂处，他们大家都好像毫不在意，但给予我的是这社会太混乱的印象。我回到城里时，我母亲已赶来了，她说，听说那正委员已刮了不少钱送回家，为甚么我不拿一个钱。她就和那正委员算账，两个当时就吵了起来，我感到讨厌，无聊，而且痛苦!我的身体实在太坏，终于病倒了，我母亲便从正委员那里夺得数百元运回家去，而我也决心离开那里，回到副司令部。不上一个月，战争又爆发了，那时是刘文辉⑩以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的名义来打国民革命军二十三军即刘禹九的军队，我们被围城了几天，终于败走，一连走了两天两晚，败到我的家乡，终于全部瓦解。这些败兵我们这次是完全同路的，大家一同感受到各种艰难困苦，经过山上时，被土匪拦住，缴去一部分枪，被杀了一些人，而那些兵是好久都没领到饷的，他们在被改编时，要求发饷，他们的营长(也是我的一个亲戚)跑去向他们讲话，制止他们的骚动，可是那些兵气愤他吞没饷款，一枪把他打死，便上山当土匪去了。我过去对于土匪，总不能彻底了解他们为甚么要作土匪，现在才完全明白，觉得倒很值得同情。所以这次当我看见我的另一个表姐抱尸大哭时，我简直毫无所动，心如古井。而且觉得人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死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而已。 　　当还未开战时，我的弟弟已在二十三军军官学校受训练，当时队伍改编，他们也编到二十四军的军官学校去了，我那亲戚也成了光杆，要往成都去，我对家乡是愤恨的，对家庭也是厌倦的，常常总想跑得远一点，不要再看见那些可恨的事情。所以我也跟着跑到成都，但我已不能远走高飞，因为几年来在那龌龊的军队生活中已使我消失了活泼，堕落到抽鸦片烟，我开始痛恨我的懦弱、无能、和腐败，痛恨我自己是一个衰弱的病夫。我于是决心振作，坚决的戒绝了鸦片，考进了二十四军办的川康边政训练所。明知道它有军事训练，但我认为去拖死都没有关系。因为我需要的是能够远走高飞的力量，不然倒莫如死去的好! 　　这个训练所对我的影响很大，它不仅是有军事训练，使我的身体一天天强健起来。而且使我知道了许多新的东西。因为我过去在童年时代完全进的私塾，读的都是经书，虽然后来读过两年中学，但除了英文算数之外，也大抵是经书之类。可是在这训练所里，我才第一次和从来不曾听见过的各种学科接触，如：政治学、经济学、帝国主义、三民主义等等，那些教员中其实有些是国家主义派的，有些是国民党的，但那时的我，所听见的，总觉得都是新的东西。因为它使我懂得这社会并不如我所想像的那么简单，里边还有所谓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国家民族的问题。而当中有几位老师，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有一个教政治学的，他大概是国民党左派，在讲课中常常用反语来讽刺国民党的清党(虽然清党是怎么一回事，我同样完全不懂)。有一个教财政学的，吐了血都还要上课，使我很感动，而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副所长刘伯量，他没有一点官架子，对学生态度很温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学生因为老婆生孩子，晚上翻墙出去，被队长查出，大家以为一定要打烂屁股开除，那队长也是那样说的，而且坚决主张着，殊不知那副所长来解决，仅处罚了几个手心，并叫他放心，已经派人给他老婆送蛋去了。全体学生都非常感动。总之，这一切对于我都是新的，觉得社会并不如我过去所了解的那样完全黑暗。而在同学中，我开始发现了新的文学书籍。如《洪水》，郭沫若，张资平等的小说。我对于新文学感到非常大的兴趣。觉得人有甚么不满不平，也可以这么写写的，我于是发生了想写的欲望。快毕业的时候，忽然听见成都的三军长枪毙了十五个在成都各中学抓的学生。那是关于打死校长杨廷铨那一案发生的事件，我的同学多是各中学的学生投考来的，他们明白那些被枪者的底细，于是纷纷议论，说他们都是干革命的，我又才知道这社会还有些秘密的活动家在。这一切感染了我，逐渐的在改变着我过去的虚无思想，而想为社会干一番事业。身体一强，精神也振作起来了，我们那学校的口号是：“不怕挨冷!”“不怕挨饿!”“到边地去!”。半年毕业后，我就被派到西康打箭炉(11)(即康定)西康政务委员会任服务员(月薪约二十四元)。我决心在那里好好的干一番。 　　我们这次被派去的有好几位同学，而在政委会里的委员，大半是我们的老师。我一到康定，就被派担任泸定县化林坪新路工程的督察员(月薪得二十四元)。这条路是由化林坪通荥经的。我每次巡视都和民工一起住在雪山上，我觉得这是为了事业。但其实工程处在搞甚么鬼，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太幼稚。每次巡视回来后，我就住在泸定县政府。那时泸定县长和化林坪分县长的冲突正在大大发展，那县长利用了我，当我们一同去巡视的时候，他发动了一些人来告化林坪分县长的贪污敲诈和通匪行为，他故意让我看见，由我向政务委员会揭发，终于那分县长被撤职了，电令那县长暂时兼代。于是那县长明明知道去接收交代是一个麻烦事情，而代理期间又是很短的，他于是托我去代，我到了化林坪时，那分县长却给了我种种麻烦，有一天，居然有一个土匪跑来要逼着我买枪。我才感到这些家伙的可恶和可恨，我于是坚决辞去，后来那分县长回到军部时，也拿出种种证据告泸定县长，泸定县长也被撤职。工程完了后，我回到康定，又知道一件使我很惊讶的事，从前那位教我们财政学的老师，在康定任财政处长，因为他和一个我的同学抢夺一个“蛮(12)丫头”，居然派马弁用铁棍打了那同学一顿。这位老师在过去几乎是我脑中的偶像，现在才知道他也是卑鄙无耻的人物!此外，我还看见那些委员间的互相冲突，互相贪污的种种事实。我过去在学校里培养起来的一点美丽的幻象现在完全被打的粉碎了。我在这西康已失去了干一番事业的信心，这时我任的是参事(月薪约三十元)。除了每天照例办办公外，就寻找些书来读。我借到一部《独秀文存》(那里边所搜集的文章都是五四前后《新青年》上发表的)。我越读越感到很大兴味，又知道了更多的社会问题，鲁迅的《而已集》我也在这里开始看到了。并且还从同学中得到了两本秘密的书，一本是《唯物史观》，很薄的本子，一本是《第三国际》，我的思想于是展开了真正新的一面，自然还是非常模糊的，但我已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书籍，但是没有。文学书是我所爱好的，却还找着了不少，而且也开始学写起来了。我很想能够写出我胸中的各种不平。结果写成了一篇，是关于我的婚姻不满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很高兴，决心从这方面来发展。 　　有一次，有一个同乡来西康，告诉我在雅安发生的农民协会暴动的故事，是：他们师范学校的同学下乡宣传反对苛捐杂税，后来就组织起农民攻城。结果失败了，被城防部逮捕屠杀了!而那军法官就是我们川康边政训练所的同学。他用了最残酷的刑法。我很同情那些学生，而痛恨我那同学，我觉得我的周围仍然是一团糟，一团漆黑，我决心离开西康，尤其是在西康，鸦片到处都是，我觉得我刚刚才从它逃出来，绝不能再陷下去，于是抛弃了我的职业回家去想办法，决定到更远的地方去，宁可去过飘泊的生活。 　　一九二九年冬，我回到家里时，正是各校放假期间，我和那些放假回来的学生们一谈，都愿意从事文艺运动，我便发动他们来共同组织一个荥经文化促进会。而这会的目的主要是演话剧，荥经是非常偏僻，非常顽固的地方，从来是没有演过话剧的，更没有青年学生上台子的事，但我们为了文艺的爱好，大家都热情的干起来，居然表演了三天，开创了我们那地方的新记录和新风气，我对文艺活动的热情因而更高了。 　　三月间，我用了种种方法说服了我的母亲(其实是骗了我的母亲，因为她希望我能够做大官)。她允许了我，我在成都进边政训练所时，一位同学的弟弟骆枕寒和我很要好，他是邓锡侯(13)的军官学校毕业的。他也不满于家庭和军队生活，坚决离去，在上海流浪，他的个性很强，人很正直。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在上海经常和我通信，叙述他流浪的苦境，也叙述他的快乐。那种苦我是不怕的，在我觉得倒是一种快乐。我能够离开我的家乡，能够离开周围一切我所痛恶的，我好像就得到了解放似的。我于是带着两百块钱出川了。当我走出川境时，我的心是那样充满愉快。我是那么坚决地想着：你丑恶的四川，我永远不要再见你了。 　　其实我那时也还是非常幼稚，因为我几年来所跑的地方，就只是四川和西康，所看见的丑恶，也只是四川和西康，因此对于四川以外的地方抱着一种幻想。五月间我到了上海，骆枕寒的哥跑来接到我，他警告我，上海是太奢华的地方，决不能停留。我们于是一同到南京和他两弟兄一同住在鼓楼的公寓似的院子里，那里有很多流浪的四川人，我便开始和他们一起过流浪生活。这里的一批人，有少数是傲世不恭的，但大都是失业的人，很浪漫的生活着，有钱就随便用掉，用掉之后就用别人的。因此我一到不久，钱也就用完了。这种“自由”的生活我自然乐意，然而我又讨厌他们的无所事事。只有骆枕寒是我最佩服的，他有着坚强的性格，和优美的思想，他穷困时并不依赖别人，宁可饿着，他讨厌那批人，他喜欢文艺，常常谈着《阿1正传》之类，使我懂得了许多新的东西，我开始看《阿1正传》。他有一个好友姓康，也是四川人，住在上海，但不知他的住址，(他的名字记不起了)据骆枕寒告诉我，他过去在四川也是从私塾出来的，在军队中任过书记之类，也是厌弃旧生活的一个，在这外边进求着新的思想。当我到南京不久，他也来南京，和我一见如故。他从上海带来《拓荒者》一类的文艺刊物，他的思想非常前进，我对他发生了最大的热情。不久，他又回上海去了。把刊物留给我，他的行踪是那样不定，骆枕寒猜想他大概是共产党，这使我第一次感到很大兴味，我才知道原来共产党中有和我一样的人物，我很可惜没有和他谈得更深，能够再知道得多些，我只是在心里藏着深深的敬爱。从他走后我就热心的看着社会科学一类的书。 　　从前在川康边政训练所的副所长刘伯量，正在南京农矿部任林政司长。他对我很好，在生活上帮助我。那时我已穷得要命，恰巧有一个同乡杜志远要往浙江兰溪任公安局长，他就把我介绍给他任第三科长。(月薪五十元)那正是一九三○年的七八月间。一到了兰溪，就有许多流氓(青帮)来钻营，来包围，使我一开头就感到这种工作的污秽。我从此看见了公安局这样的机关是必然地要和土豪劣绅流氓地痞联结着的。我们在那里抓红丸抓烟灯很厉害，但抓来的不是被警察吞没，就是被局长吞没，他们进行着最卑鄙的分赃，有一次他们抓着一个据说是土匪，是档卷里有名在案的，马上就送法院了。但我一看那档案里的名单，原来所谓“土匪”者就是共产党，我感到很大的痛苦，原来我的职业就是屠杀共产党的刽子手!我想着在上海的那位朋友康，我就非常惭愧和内疚，这职业我实在干不下去了，那时另外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据警察来报有些绅士在大赌，问是否去抓，局长迟疑着，我坚决主张去抓。我的理由是公安局为甚么光抓穷人，为甚么不可抓那些富人?结果抓来了八个。都是地方上最有钱的士绅，有一个还是从前代理过本地县长伪商会会长。我照样审问并处罚了他们，第二天，县长跑来责备局长，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富”，说是这一下可糟了!果然那些家伙放出去后用了种种威吓，局长屈服了，向他们赔罪，我很气愤，就在那个期间，局长怕发生乱子，到南京活动去了，我也就坚决的辞了职。仍到南京过流浪生活。其时正是十二月。 　　在南京，过着穷苦生活，骆枕寒已不在，他到广州学修理飞机的工人去了。我在南京无聊得很。有一次我跑到上海去，找着那位朋友康，他肺病很厉害，我就把我身上带的仅有的几块钱送给他，我见到他，心里就仿佛愉快得多。他告诉我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但是也欢迎小资产阶级的份子，我那时虽然对他很敬重，对共产党很同情，但因认识不深，所以没有即时向他提出加入。不过我从此是更决心把我自己的生活弄得更刻苦，愿意过最苦最苦的生活。我没有了钱，不能不回到南京，我的老师刘伯量见我生活那样狼狈，仍然帮助我。那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准备所谓“国民大会”，要招考一大批人来抄表册，是临时性质的，刘伯量就介绍我去考，考上了，工作的地方是在秀山公园附近的导淮委员会里边。三间大屋子，集中了两百多青年。抄的是国民党的党员调查表和测验表，抄法是用复写纸一次抄五张小卡片。字要抄得端正而小。每份给工资四分。如果有一二字抄得不好，就不算工资，这完全是一种工厂的办法，而我们这二百多青年就是二百多写字工人。不过我想这也好，因为我当了工人了!我住的地点是鼓楼，每天，天刚刚微明，就起来，冒着寒风，踏着几尺深的雪，一口气跑一二十里去上工，在工作室里，周围被工头和警察监视着。从早一直抄到晚八九时。有一天晚上电灯忽然熄了，工头和警察更是密密的包围着我们，叫不准动，仿佛怕谁暴动似的。有一天有一个青年用了两张公家信纸，工头责骂他，他们就冲突起来，于是警察就把那人当“暴徒”抓走了。全体都非常气愤，但都不敢说甚么。我才开始认识了国民党原来就是压迫我们这些人的东西，我们每天是十一个钟头的工，成天伏在桌上不断的抄，一刻也不敢停，许多人都咳嗽起来，我才工作了一个月，就得了很厉害的肺病，痰里带血，失眠，发生了很大的恐怖，经过两个医院的医生检查，都说是第二期的肺病，需要找疗养院休养。不得已，就向刘伯量借了一笔钱到西湖疗养院去，住了半个月，疗养院却向我要一百多元，吓得我赶快出院，我想：穷人是连病都病不起的，在庙子上住了两个月居然好了些，到六月又回到南京。当然生活仍然是非常成问题的，有一位同乡，是刘伯量的好友，名曾济宽，要到江西去，就任江西党政委员会修水分会的委员长，他就把我介绍给他。那时，骆枕寒由广州来信介绍一个朋友给我，也是一个流浪者，名杨绍萍。这人也很喜欢文艺，对一切都看不上眼，对一切都采取嘲讽的态度，不愿和社会同流合污。性情也很强。我欢喜他，愿意帮助他，我就间接介绍他，一同往修水。那时正是大水灾，经过江苏、安徽、江西一带。眼见洪水泛滥，田地和房舍都被淹没，人民都听着凄惨的现象，这使我触目惊心。到了南昌，我才知道这里原来在围剿红军!我过去不大看报，中国已经有了红军我还不曾知道，而且不知道在遭受着残酷的围剿。从我那时的眼光看来，南昌军队之多，征调之忙，也不过是如我过去所亲历的军阀混战时的景象。到了修水，才住了十多天，我才从人们的口中知道红军是共产党所领导的。许多新奇的故事展开在我的眼前。他们惶恐地谈着国民党军队叛变的情况，谈着红军如何和民众结合在一起。然而这使我知道我们这中国的土地上，原来已有一片新天地，那儿的军队是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我在委员会里任的是科员(月薪四十元)，看见那些家伙们和我从前做过事的地方一样的卑鄙无耻，我不愿意和这些家伙们在一起，不愿意和他们来干围剿红军的事，而我介绍的杨绍萍因不满那些家伙，常在办公室嘲笑，那些家伙非常厌恶他。我便和他一起坚决辞去。算起来我们在修水还没有住上一个月。在回来的火车上，遇见许多伤兵，有一个伤兵告诉我们，他曾被红军俘虏，红军对他们很好，把他们送进医院里，受着种种优待，病好后，因为他要回家看他母亲，红军又送他路费。他气愤的骂国民党的医院，简直没有把他们像人看待过。这更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我那时想，能够到红军里去多好。从此，我知道我们中国真正在革命，有了红军，而且到处有着共产党，我对上海那位朋友康，更是非常的想念，他已经成为照在我面前的星光。可是我到南京后，从朋友中打听，却得到他因为散传单被捕了的消息，我感到无比的损失，同时觉得他的伟大。 　　于是我又开始学写小说，想把几年来所见的光明和黑暗写它出来。那篇作品是写一个从旧社会里逃出来的青年，在流浪生活中，感受到更残酷的压迫，便坚决的投身到工人里，踏上革命的道路。我在这篇作品的写作过程中，我几年来的经验和思想的发展得到一个更深的综合的机会。我才痛苦地认识到，我几年来是多么的因循和苟安，我痛恨我自己是一个弱者。我决定从今以后要真正的寻求新的道路。 　　我的生活仍然很穷，但我不愿再要刘伯量给我介绍职业了。我不愿再那样苟且偷生。那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它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动，但我却并不重视，因为那时认为所谓救国，只是一种狭隘的国家主义的观念，我应该和工农大众一起，来反对压迫阶级，我仇恨这样的社会，我要彻底推翻它。我应该要赶快成为共产党的一员，来和这社会战斗。但朋友康是已被捕了，我认为要找寻共产党恐怕只有骆枕寒才有办法。我认为他一定还认得一些共产党。我决定到广州去找他。 　　我到了广州，骆枕寒已不在飞机厂，是在四川会馆住着。杨绍萍也在那儿。我就和他们一起住在四川会馆。四川会馆住的青年相当多，都是四川人，是一群失业的流浪汉。他们许多人都常常讨论着结队上东北去当义勇军。但他们都只是说空话，并不见他们实行。我和骆枕寒、杨绍萍商量，共同加入共产党。骆枕寒非常兴奋，他也很后悔失去了朋友康。一时没有办法。杨绍萍口里虽然说干，但并不热心。骆枕寒告诉我杨这人有些流氓气，他是不会干的。我们于是避免他，不再和他商量。后来我们看见他常常一个人出去活动，带来一张共产党宣言。他告诉我们那是共产党的所谓“失意派”的宣言(其实就是托派)，上面主张甚么开国民大会之类，杨说是他最近认识的一个朋友给他的。我和骆枕寒都认为共产党哪有主张开国民大会的道理，我们是要革命的，要根本推翻这社会，我们要干就要干的彻底，一定要找着真正彻底的共产党，就是朋友康所加入的那个共产党。我和骆枕寒认定，这是为了追求我们的理想。为了革命献出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马虎，一定要慎重。我们俩个就商量，从此慢慢留心寻找就是了。因为生活没有办法，我们商量回到南京再行设法，一面写信向家里再骗点钱来(从前家里虽然有时寄钱来，但我从对家里不大理，现在为了暂时维持生活，以全力找寻党这一计划的实现，所以决定暂和家里的关系弄得好一点)。我同骆枕寒便抛开了杨绍萍，先后回到南京。这次因为缺少路费，在路上受了许多苦，挨了一二天的饿，但我并不觉得苦，而且觉得这是一种锻炼，和工人农民坐在一个车厢里，就觉得自己和他们是如此的接近。可是我们到了南京不久，“一二八”战争就爆发，南京情形非常混乱。生活更没有办法，不得不偶然靠刘伯量的帮助，但一时又找不到共产党，心里非常的焦急。刘伯量愿意送我路费，劝我和他的亲戚一起挤上船回四川，我拒绝了他。我母亲也写信来叫我回家，我也拒绝了。我和骆枕寒每日节省的维持着最低最低的生活，互相鼓励着看书看报，我们看了《苏俄视察记》，懂得了苏联革命成功后伟大的建设，看了些社会科学的书籍和帝国主义问题的书籍，又懂得了帝国主义战争必然的不可避免，这短短的几个月期间的加紧努力，丰富了许多知识。“一二八”过后，我们的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骆枕寒就去考导淮工程的监工，他决定去和工人一起生活，我那时则在进行完成过去那一部长篇小说。刘伯量的儿子刘盛亚那时在金陵中学读书，他也喜欢文艺，我们于是商量办文艺刊物，一切印刷等等事情，由他去负责，可是那只是一种小孩子的幻想。结果是失败了。五月间，刘伯量介绍我到安徽教育厅去做事。为了生活着慢慢找寻党，我接受了他的介绍。就到安徽去了。 　　在安徽教育厅里任事务员(月薪五十元)。我除了办公外，就把我全部时间拿来完成那个长篇小说，我没有了稿纸，我就把大衣当了几块钱来买稿纸。我成天伏在案上写，就被一位同事注意了。他是厅长的堂弟，名叶元灿(14)，在秘书处工作，编《安徽学生》月刊。他跑来和我谈，看我的稿纸，发现我有一本小说《一周间》(这是苏联小说，是禁书)，他就和我谈得更多，从创作思想涉及到社会思想。他就设法把我调到秘书处，和他一同编《安徽学生》。他给了我几本书看：吴黎平译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苏联版的党员初级读书。我很兴奋，很仔细的看这些书，我开始进一步有了新的哲学思想，艺术思想，和对于革命的认识，我对这位同事发生了极大极大的热情。我们时刻不离，他走到哪里我就同他到哪里，他所说的每句话我都非常佩服非常信任。我看见他存下的发表过的小说和速写之类，署名是华蒂，我知道他也是从事文艺的，过了一两月，他告诉我组织安徽文艺研究会，他就介绍了三个人给我认识，一位名叫刘复彭(15)(后来到上海入了党)，一位是汪汉雯(16)，还有一位记不起了。我们开始了集体的文艺活动，更进一步讨论社会科学上的各种问题。华蒂还在《皖江晚报》上编了一个副刊，名叫《雀鸣》，他天天叫我写文章，他鼓励我，说我在文学上一定有更大的进步。后来他就叫我去负责编辑。我们认识了四个月的光景，他请假到上海去，那时他已更深刻的了解了我，便告诉我他是左联，我不懂得左联是甚么，他告诉我是革命的文艺组织，鲁迅都在里面。他到上海去后，我是多么热望他赶快回来呵!他回来后，就更进一步推动我们组织当地一些学生进行秘密的研究活动。他说就把我们的研究会算作是左联的一部分。我在这时期，一直都非常兴奋，我们研究着，工作着。到十月，华蒂回上海去了，我就介绍骆枕寒给他，骆枕寒也就到了上海。十一月，我便辞去了教育厅的职务，赶到上海，参加左联。因为骆枕寒是修理飞机的技术人员，他们把他介绍给党，送到福建苏区去了，听说他后来在那里当了参谋，带了伤，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牺牲了!我在左联里参加了一个小组，并担任油印工作。那时左联编一部改编名著的大众丛书，要我编《铁流》、《毁灭》。工农通讯社叫我抄钢板，我又抄了一个时期。在小组里则经常作散传单贴壁报的工作。我开始发表小说，用的笔名是何谷天。那时我发现送到左联来的为了纪念“九一八”扩大党的号召，我便向华蒂同志和丁玲同志提出要求入党。(那时我已知道，左联是党领导的组织。华蒂是左联组织部长，丁玲是宣传部长。)他们就为我介绍了。在二月初举行入党式。第一天由丁玲同志来给我讲入党须知。第二天由彭莲清(17)来给我讲党史，第三天由林伯修同志来给我讲国际问题。没有后补期，算是正式党员。 　　我自从参加左联，尤其是入了党，我感受了无限的同志的爱，无限的温暖。我过去多少年来都在卑污龌龊的环境里，受尽了种种的压迫和侮辱，现在我才在无产阶级的党里感到我是一个“人”的存在，真正能够把多年来压弯了的腰在这地球上伸直起来。我无限的兴奋，成天都像燃烧在火里，我决心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了党，献身到底! 　　我改编大众本那期间，担任了左联的发行工作，经常和中央发行部接头，由他把党的书报交给我，我便分配到左联各小组和左联所领导的群众团体去发行。在我住的地方，放左联的文件和油印机之类。 　　三月间，左联改选，我被选为执委之一。加强发行工作。四月间，我和郑玉墀(18)同志同居。她那时是青年团员，同时参加左联的。七月间我被编入党组，由周扬同志来出席，但开了一次会，就没有开过了，我被调入组织部任干事，出席几个小组，到九月，各小组的联盟员感到刊物太少了，遂决定出版一个月刊，名叫《文艺》，由我负总编的责任。那时期，世界反帝反法大会在上海开会，党调郑玉墀同志去住大会的机关，派我采买了些大会用的东西。一个星期光景大会顺利完成后，郑玉墀同志又回来同居。 　　过去我还和我母亲通信，这时因我没有妥当的通信处，我母亲又来信要我回家，我便和她断绝关系了。尤其是那时四川二刘发生内战，我曾写信去劝我弟弟离开那种军阀队伍来上海接受点革命的影响和训练，但我母亲不让他走，弟弟终于在那次军阀战争中牺牲了，因此我非常悲痛和气愤，更是和我母亲断绝了关系。 　　十一月的某天，郑玉墀同志到团里去开会被捕了，我就一面搬了家，一面设法通知她的父亲家里，由她父亲去设法营救。她父亲那时在金业交易所当科长，通过他们广东人的上层关系，用了千元的贿赂，同时她在公安局里一直没有承认她有任何关系，所以保了出来。出来后，她父亲就禁止她离开家一步。后来公安局仍要她去填表，她就马上很巧妙的瞒住她父亲从家里逃出来了，又和我同居。 　　当她被捕的那期间，我编了第二期的《文艺》，她回来同居时，我编完了第三期，第三期以后，终于被禁止了。 　　十二月，左联援助美亚绸厂罢工(19)，我们组织部动员起来，发印刷品给美亚工人，和他们发生实际关系。不久，组织部长被捕了。党要我担任组织部长(20)。参加党团。党团是周扬同志为书记，由文委林伯修同志出席领导。 　　这期间，上海的白色恐布一天比一天更加厉害。过去左联的工作过“左”，弄得和党一样，参加小组的联盟员的日常工作是贴壁报，散传单之类，在文艺工作上发展得太少，因此有的同志很容易遭到破坏了，有的不愿意作这种散传单的工作，便不参加小组生活，和左联的个别负责人发生着不大密切的关系，有的则认为左联的工作还不够“左”，便转到别的组织去了。使左联的工作受到相当的影响，我于是提出意见，要加强联盟员的文艺教育和文艺工作。一方面在组织工作中逐渐改变着过去的作风，帮助联盟员研究文艺写作问题，帮助介绍稿子出去发表，我自己在这时期，除了经常领导各小组外，也抽出时间来写东西，断断续续的也写了好几篇!这期间的生活全靠这些文章的稿费维持的。我改名为周文，因为何谷天这名字太广也。 　　组织工作逐渐有了新的改变的时候，左联所遭受到的破坏是要比较小些，而那时期左联整个在文坛上的文艺活动相当的蓬勃和活跃。左联的联盟员也逐渐有了些增加，大约有将近百人的样子，我整天的忙着。公安局注意我了，因为叛徒之类告了密。我只有更加机警地工作着。但是我的身体太坏，因为整天要跑来跑去的，痔疮经常要在路上走的时候脱出来，咳嗽一天天更加厉害，痰非常多，是肺病复发了，工作了半天，就不能支持，周身出一种粘液的汗，我一直拖了几个月，到八月间实在拖不下去了，我就向党团提出请假，文委林伯修同志允许了我，我便向左联常委会请假，也得到了允许，于是由路丁(21)同志代替组织部并参加党团。我们的党的关系就由他来联系。 　　当我负组织部责任的时候，我的地方即作为党团机关，郑玉墀那时还在团里，参加“上反”(22)工作，林伯修同志认为我们两人的工作关系不同，对于彼此的工作会有影响，他遂叫郑玉墀同志住党团机关，由团转到党。他的身体也很不好，所以当我请假休养的时候，她也同时休养。 　　在休养期间，虽然没有跑了，但我仍然集中精力在文艺创作上，这时期特别写得多，差不多一个月写成一篇小说，也就经常有了稿费来养病。 　　那时我们住在法租界福履里路(23)一个弄堂里(里名忘记了)，此地比较清静些，十二月的某一天，彭冰山同志(现名柏山，在新四军)到我那里玩，我们就约着一道去霞飞路巴黎大戏院(24)看苏联电影《循环》，是一部很好的文艺影片，可是我们到了里面坐下的时候，就神经过敏的发现有人在望我们。因为过去北四川路映苏联片子常常有人被捕的事，因此我们警惕着到了散场出来的时候，快走到亚尔培尔路(25)，就发现有一个外国人在我们后面跟，我们觉得危险，马上准备分手，可是那个外国人赶上前来叫回力球场门口的巡捕把我们拦住，不让走。我们向他说“我们是才看电影回来的，把我们拦住干甚么!”他仍不放。那外国人就打电话去了。马上法国巡捕房开来一部汽车，强迫我们三个人上去。我们：彭冰山、郑玉墀、我。在上巡捕房石陛的时候，马上趁机会互相交换了假姓名。并说地址是郑的父亲家里。到了巡捕房，是被押往刑事处，立刻我们被拷问，问了我们的姓名，问了我们的住址，就问我们钻石戒子在哪里，赶快拿出来，我们莫名其妙，他就打了我们几耳光，说是我们偷了白俄商店的钻戒，赶快拿出来，我们更是非常的奇怪，我们回答说，没有拿过。因为夜深了，就把我们下到牢里。我们觉得这事情很古怪，怎么会说是我们偷钻戒?不错，那时候我们实在太穷，三个人穿的衣服都非常破旧，一定是被认错了吧?但我们还是怀疑是骗我们的，一定内中还有蹊跷。到第二天早上，就带去刑事处又问，还是没有头绪，说是要等那俄商和俄商的西鬼(26)来当面对质。我们这才确实明白我们是属于盗案，才放了心了。接着法捕房派到北四川路郑玉墀父母家去调查的包探回来了，说是我们并不住在那里。那是因为我们换了假名，郑的父母姊妹不敢代我们承认，但又不放心，就由郑的二姊和三姊来看我们来了，一见之下，就当着法捕房当局认了我们。现在就只等俄商和西鬼来对质。后来俄商和西鬼来了，当堂一认，俄商认出是误会，是昨夜看不清楚把我们错误了。因为他们店里白天曾有俩男一女去偷他们钻戒的。俄商于是撤消控告。这事本来可以完结了。但因为我们讲了假地址，便又拷问我们，我们不说，巡捕便将我和彭冰山俩人轮流毒打，用脚用铁尺，遍身乱踢乱敲，并且把全身提起来向地上掼。我们始终不说，连挨几次，我看他们是非要把我们打死不可的样子。但我们却只是盗案的误会，这么给他打死，实在太不值，好在我们是请假休养期间，家里并无文件和有嫌疑的东西。同时也盖无别的同志来往，为甚么不可以说呢，于是我讲出我的地址，并说彭冰山也住在我们那里的。这样一说，才没有打了。那天是星期，巡捕房为我们的事情闹了一天，不能休息，都有点厌倦了。便派人把我们押着和郑的姊妹一道乘汽车往我们住的地方去搜查，并无甚么东西，包探说看有无当票，结果也没有。这才押回捕房把我们释放了。当天我们马上通知路丁同志，由他把我们这次情形报告了党。 　　郑的姊姊见我们因衣服太破旧以致被认作贼而被捕，于是马上为我们缝新衣，从头到脚都换过了，居然和以前判若两人。我们就离开法租界搬到公共租界胶洲路去住。恰好我的两篇：《一家药店》和《冬天到春天》在《文学》上发表了，拿着了些稿费。左联有一同志办一刊物名叫《新路》，要我写一篇一九三四年中国文坛回顾的文章，我答应了，是由一位女同志静子来向我约的稿。限定了时间交稿。(是一月的哪天，我忘记了。)静子的住址我从前常去的，是在法租界福履里路另一弄堂。我们还约有警号。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和郑一道送稿子去，见警号不动，我们以为在家，便上楼去，刚刚到了门口，殊不知里面有两个包探守候，我们才知道静子和他同居的爱人(是剧联的)被捕了。我们要回头已来不及，包探把我们抓进房去，我们推说：我们是来看房子的。包探说不行，一定要送到巡捕房去。他们说他们不能放我们，因为弄堂外还有包探守着。于是把我们押起走。我和郑在出房门的时候一挤，就把稿子挤过郑的手上，装进袋里去。没有被包探看见，到了法捕房，马上押到政治处，这政治处和前次的刑事处不同，刑事处靠外边些，政治处靠里边一些。距离得相当远。两处办事的人都不同，所以我们没有被发现是前月才来过的。到了政治处，郑就惊喊要撒尿，我就帮她向外国人要求说：她是女人，撒在裤子里有甚么好?外国人就允许她。她到了厕所，就把稿子丢进抽水马桶，用水冲走了。我的身上被搜查后，她已回来了，她被搜查，都没有证据。我们是休息期间，家里是没有文件之类的，并且才搬了家，更没有人来往，他问我们的住址，我们就讲了。我们只说到福履里路去租房子的。因为我们住的是公共租界，他们不能马上直接去搜查，于是把我们押在一个地方等着。这才听见那里的一些人讲，前天是公安局通知来捕的，捕着四个，已经捉到公安局去了，我的才知道静子他们原来在头一天就被捕。等了一会，一个外国人，一个包探，一个翻译，带了我和郑同坐一个汽车到公共租界戈登路(27)捕房去，在路上的车中，我们向包探说，我们实在太冤枉，我们是看房子的。他向我们摇手叫不要说话，意思是怕前面坐的外国人听见。到了戈登路捕房，那外国人进去了，我们几个就站在阶沿上等。我们又向包探说，实在冤枉。包探就说，你送翻译多少钱，我请翻译放你，我就答应只要放我们，我们出去一定想办法。正在这时，那外国人又和另一个外国人、另一翻译出来了。包探就向我们递眼色，叫不要说话。于是一同坐了汽车到胶州路我们的住址去搜查，没有证据，那翻译随便在抽屉看看，说说，又翻书籍看看，说说，就走了。把我们一同带回法捕房之后，这才释放。(捕房对于这样的事情，比较讲究证据，他们是照法律办事，没有我们的证据，所以被释放。)那包探送我们出来，就向我逼钱，我身上还剩有几十元稿费，都全部被他逼去。他说还要，要我回去赶快想办法，他晚上来取。我就去找着胡风同志借了点钱，又找郑的姊姊借了点钱，果然晚上包探来了，我们拿了将近百元给他，他还要，我们于是翻箱倒柜给他看，他才走了。第二天我们就又赶快把我们这被捕和放出的经过通知路丁同志，由他报告了党。我们于是又搬家。 　　这以后，仍然由路丁同志和我们发生关系。我们从此很少出街，专门在家里写小说。那时，上海的破坏是太厉害了，叛徒很多，在街上找人，我们更不能出街。但病却不见好，在一九三五年四月，我们向路丁同志说明到杭州西湖去养病，由他和我们取联系。我们到西湖住了两个月，因为太穷，就又回到上海来了。从一九三五年六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这一年间，我都完全在专门写小说，这年写得特别多，一共写了十好几篇，这一年读的书也相当多，对于文艺上的问题研究得也相当多，在创作上也有了许多进步。 　　一九三六年七月(28)，冯雪峰同志(那时他名李永生)受中央的派遣到上海找寻组织，他经过鲁讯先生那里找到了我。要我担任由上海跑西安之间的交通。我答应了。便从上海带上联络局的文件，书籍之类到西安，在西安和刘鼎同志接头，后来是和王立人同志接头，由西安带大批款子和文件之类到上海。这么往返跑了好几次。接着就是我和路丁同志跑交通。这期间，郑玉墀同志则在上海任内交。我把路丁同志带熟了后，冯雪峰同志便在九月调我担任上海联络局的秘书，作保管文件，保管款项，抄写文件，购买苏区所需物品，和送到苏区去的同志们接头等等工作。 　　到一九三七年一月(29)光景，王稼祥同志到上海，就由我们给他做机关，这期间，没有甚么跑的工作，就写了些小说。到五月(30)的光景，他离开上海往苏联医伤去了，我仍担任上海联络局秘书工作，一直到“八一三”抗战爆发的时候。 　　“八一三”以后，我一面还参加了一点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工作。到九月，我要求到四川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因为自从我担任秘书工作以来，我己懂得了许多，对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我更觉有了很多把握。潘汉年同志和冯雪峰同志都愿意我去，由潘汉年同志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到成都去找李一氓同志，并带一份关于成都救亡活动分子的秘密调查报告给李一氓去。 　　殊不知我双十节到了成都去找李一氓，据那家人回答：李一氓已到南昌新四军去了，我就赶快写信到上海去通知汉年同志和雪峰同志。后来汉年同志到汉口，通知罗世文同志赶快来找我，罗世文同志找到我后，说明是潘汉年同志要他来找我的，我就把介绍信交他看，并把带来的秘密文件交他。他就把我们交给四川省临委(31)，那正是一九三八年二月间的光景。 　　当我在成都找不着李一氓同志的时候，我就设法独力来开展成都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那时我的老师刘伯量已回成都，在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任委员。我自从一九三三年到上海后就和他断绝音信了。直到“七七”事变前，我在报上看见他任北大农学院院长被学生诬告吃官司被判决无罪的消息，我就才开始写信去安慰他。因为自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来，我们已懂得过去割断一切关系的态度是错误的。因此就和刘伯量恢复了关系。他这人是一个学者，爱好文艺，他知道我离开他以后的几年来，不断的努力创作，出过好几本书，在他看来在创作上是算得有了点成就，在社会上也小有地位，对我过去的对他断绝关系并不介意，而且对我更好些。我到成都就住在他的家里，从他那里认识了许多他的同事和教授之类，渐渐扩大我的社会范围，我到的第二天，正是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开成立大会的一天，他约我一同去参加，他还要我作一番演说。幸而那天开会的时间太长了，也就没有演说。 　　成都文艺界知道我到了成都，就举行了一个茶话会欢迎我，沙汀同志在我之前到的，也欢迎他。我们到会时，知道他们都是些文艺青年，约二三十人，他们组织有文艺作者协会，他们还成立金箭社，出版《金箭》月刊，要我们帮助他们，领导他们。那时成都的救亡运动相当活跃，情形复杂，为了有计划的切实的来开展工作，我决定我不应急燥，要首先好好了解一下环境，分析一下周围的种种色色的人物，要把他们切实了解清楚才好下手。我于是对那般文艺作者协会的朋友们只是给他们写些小说和论文之类，并帮助看稿编刊物，和他们个别接近，去认识他们，他们有一次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小组会，我看他们太左，太幼稚，我便不再去，以免一下子就弄红起来。(在几个月后，听见他们中有人说我灰色，我想这样对我了解倒是有利的。)我除了和他们接近外，便一面活动上层，找着了些在川大之类任教授的老作家，如朱光潜，罗念生，谢文炳，陈翔鹤等等，和他们拉感情，大家的关系相当好。另一面我参加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艺术委员会负责文艺组，借此我和成都的许多救亡活动分子认识，了解了他们中的每个人的情况。又和一些人：沙汀、刘披云同志办《战旗》月刊，但第1期就停版。不久，救亡协会遭受压迫，我和那些人遂分头活动，我们去发动单独的组织，我第一步把上层的文艺作家，约20余人，在1月1日聚了餐，组织成成都文艺界联谊会，把他们中从来不认识的互相不来往的推动来互相见面，互相往还，推动他们出版文艺刊物，另一方面我又和那些文艺界青年们一起组织成都文艺工作团，约七八十人。当罗世文同志来成都找着我时，(是二月间，)我告诉他，当我离开上海时，潘汉年同志告诉我，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顶好和党只发生个别关系。但当时他们忽略了，四川临委马上把我编在文化委员会内(由邹扶鹏同志出席，文委里有杜桴生同志)。 　　我把上下层关系都搞好了，就设法想把他们统一组织起来。恰好汉口方面正在筹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我于是用种种方法向那些上层进行说服工作，把上下层联合为成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功了，但立案问题很麻烦，我就经常为了催立案的事情跑国民党部。党部敷衍我一回，我就回来开会巧妙的把党部的敷衍情形报告一番，使他们了解党部的真相。借此使他们明瞭不必一定要等立案成功才工作，我们仍然组织，仍然办刊物，使成都的文艺空气浓厚起来。果然那时期成都出版了将近百个文艺刊物，非常活跃。 　　我在这时期，有了职业，是刘伯量介绍我在设计委员会内文化委员会任助理员。(月薪四十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成都战时学生军训一个月，我任了政治指导员。完了后，仍在设计委员会内。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设计委员会裁撤了才停止。在八月间，刘伯量又介绍我到成都市政府任科员。(月薪八十元。)市长是杨全宇，和刘是同学，所以对我很好，我就抓紧这样的机会来进行我的工作。 　　再说回头去，到五月间光景，胡风由汉口来信，代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会的名义希望我们赶快筹备分会，我们便把成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称成都分会，重新立案，但是市党部仍然推延，不理。我们就仍然进行我们的工作，七月间，成都一大批刊物约五十几种都被禁止了。我们觉得非赶快创办一个文艺刊物不可，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工作。我便推动刘伯量的儿子刘盛亚设法筹款办刊物(刘盛亚原在德国留学，我说动他父亲把他从德国叫回来的)。那时他刚刚回来不久，我们就把刊物办起来了，名为《文艺后防》。在市政府工作期间，我就进行立案事情。到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我还推动了杨市长去出席大会，把这个大会的主席团弄得各党各派都有人，真正做到了统一战线。可惜会完的时候，有些幼稚的同志硬要当场提出主张游行，结果那些请来的人都觉得是受了利用，他们那样一搞，的确使我们的统战工作受到些影响。 　　临委下所属的文委，后来认为不必要了，所有在成都活动的党员都归市委管理，(这时我在党内的名字叫“兵役”)把我编到文艺支部，先先后后参加文艺支部的有十多人，我任支书。由文艺支部负责领导文艺抗敌协会的工作。其中有一二党员太差，有一个新党员，他们把他交给我后，几次他都不来开会，那是一个鸦片鬼，名姚俊闻，是在《新新新闻》报馆当记者的。这是幼稚的同志把这样的人都发展进来了。这家伙不久就跑到前方去一转，回来后就成了坏蛋，给复兴社当走狗，写反动的文章。我很担心我在这样的家伙面前暴露了是很不好的，后来川康特委(32)(是四川临委改的)也感觉由市来领导文化工作不妥当，才把各个文化部门的支部直接管理，到了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已改为个别碰头了。由宣传部和我个别发生关系，我不再管支部。 　　文协成都分会一直立案都没有得到答复，我就利用冯玉祥和老舍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到成都的机会，和他们接洽，要他们自认是代表总会来指导分会成立的，于是通知市党部市政府开成立大会，市政府自然是派了人来出席，市党部也不得不派人来出席，于是就正式成立了，而且立准了案。我在市政府活动了每月津贴分会二十元，又推动刘盛亚去活动教育厅，结果得三百元。有了经费，工作就更活跃了。出版了会刊《笔阵》，还出版了《通俗文艺》，经常举行聚餐会、座谈会、晚会，团结全体会员，并适当的传达党的主张和号召。在十月间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我们更大规模的举行纪念会，发动成都所有文化界，各党各派的，无党无派的，约五十余团体，都请他们来参加，到会一千多人，举行鲁迅展览会四天，到四万人光景。顽固分子对这分会自然是不愿意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里边真正是统一战线的组织。 　　我在成都住得久，已经两年，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在这抗战期间不到前方或其他地方走走是不会写出有力作品来的，我很想到延安来走走，再到前方去。那时庄启东同志经过成都往二战区民大(33)去任教，劝我也去，他到民大后就向梁膺庸介绍，梁便写信来聘我去任教授。我把这事提特委讨论，同时我还是想来延安。特委同意我来延安。恰巧林老、吴老、王明同志到成都，他们向我说，还是到民大去的好，到那里可以埋藏下来在那里工作。我便决定往民大去。 　　至于文协分会，在一年多以来，已经培养出一些干部，我走了是不会影响工作的，我把他们布置好以后就于十一月十日(34)离开成都。最近邹扶鹏同志来延安告诉我，成都许多团体都破坏了，垮台了，就只文协分会还存在，还有很好的基础，还能很好的工作。最近我还经常得到他们来信向我谈那边的工作情形，相当热闹。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我同民大新生一百多人同路，步行三千多里，沿途给他们进行教育工作，坚定他们的意志。郑玉墀同志也同路，在队伍里任指导员，我们把两个女孩带上。到西安才知道二战区发生磨擦，民大发生变化的消息，于是和王怀安同志他们一同发动全体学生折来延安。在今年二月二日到的延安。 　　到延安后，文协调我去担任研究部长。三月间，边委(35)调我来组织大众读物社。负责社的工作。 　　我对我自己的批评是这样：优点：有组织能力，工作刻苦，有持久性；缺点：有点琐碎，凡事都想自己干，有点放不大开。 　　我在文艺方面的著作：改编的大众本有：《铁流》、《毁灭》两本。著的有：《分》、《爱》、《多产集》、《父子之间》、《周文短篇小说集》(以上五册是短篇集)，《在白森镇》(中篇小说一本)，《烟苗季》(长篇小说，前后两部)，《救亡者》(中篇小说一本)，尚有抗战后写的小说和论文未汇集付印。 　　我现有的社会关系：生母、继母还在，现在和她们通信。(我以前的老婆已死了几年)。刘伯量是我的老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革命相当同情，我的亲戚过去当副司令的那位，名贺次璜，我回成都后又和他往来，他对革命无所谓。文艺界如：老舍、马宗融、罗念生、谢文炳、刘盛亚、李劼人、陶雄、萧蔓若、刘开渠、厉歌天、叶鼎彝等等，都是自由主义的作家，对革命很同情，和我都很好，现在还在通信。 　　我对党提的意见：在前些时，我对于扩大交朋友工作，曾经向统战部王明同志提过，应该设法为所有在边区的党员解决有计划有系统有组织的带信到友区寄的问题。解决替党员在友区寄信，是扩大交朋友的重要工作之一。至对于党员，我以为党可以规定每个支部应经常布置每个党员的写信工作，布置而且要检查，因为我们过去入党后，就把所有社会关系割断，弄得自己孤立，从统战工作中，我们认识了交朋友工作的重要，因此，我以为党在支部里规定党员写信，使同志们更有计划的来作交朋友的工作。不过，信不可由边区寄。应该由每个支部负责交一定的管理寄信的机关。由这机关汇集一批一批的送出去寄。王明同志同意我这意见。 　　我现在对党的意见：从文艺工作方面说，我以为党应该有计划的培养大批党员作家，因为根据过去内战时期的经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能够发挥那样巨大的影响和战斗力量，是因为我们党员有许多人在创作上有了些成就，这才在左翼文艺运动里边逐渐形成骨干的作用，才使同情的作家更加和我们靠拢，使中间作家对我们不敢轻视，文艺统一战线之所以成功，和我们还起着领导作用，是因为我们有着力量在，要扩大统一战线，要争取广大的文化人，是非有大批的党员作家、理论家、诗人不可。要现成的党员作家、理论家多写东西，多发生影响，在文坛上形成更有力的地位，要新起的党员作家、理论家，也要多学习文艺，多写，迅速形成一大批生力军。我以为党应该把现成和新起的作家、理论家调查出来，通通编入一个支部，支部应经常规定他们写作，并奖励他们写作。这将使我们党在文化的领导上加强，对整个文化界将发生巨大的影响，也许对整个统一战线发挥更多的效用。其次，关于大众化工作，我们边区推行的结果，已经有了些经验，我们党应该注意在这方面多培养一批人材，分配到各个根据地去开展大众文化运动。就目前的大众化工作的经验，只要人再多一点，能够多配一些人下乡去组织大众文化部队，经费再多一点，有个确定的数目，使各个刊物都能够按期出版。而且渐渐的大量的扩大印数，我敢说，要在几年内在边区进行到把文盲扫除大半以上是办得到的。我们应该大大的注意这问题。 　　一九四零年十月八日 　　①《周文自传》曾写过两次，第一次写的《自传》(一)递交给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组织部。《自传》(二)没有写作日期，只看到在第一页复印件的边上不完整的写着“现任…西北…分局…传部…兼秘…长194…”的几个字。周文1946年4月被中央派往重庆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8月，国共谈判失败，重庆新华社被破坏，周文调回延安，9月重返晋绥边区根据地，1946年10月5日～1948年7月任中共晋绥边区分局宣传部副部长。1947年2月23日～1948年7月兼任中共晋绥分局秘书长。估计《自传》(二)是在这一段时期内写的。 　　②荥经：即四川省雅安地区荥经县。 　　③西康：西康省1939年以西康特别区改置，治所在康定县。辖有令四川西部地区。1955年并入四川省。(《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369页) 　　④刘禹九：即刘成勋，字号刘禹九。国民革命军23军军长兼西康屯垦史。(《李家钰将军传》第98、134页) 　　⑤汉源：即雅安市地区较南边的一个县。 　　⑥大相岭：即汉源县与荥经县之间的一座山，此山是两地之间的必经之路。 　　⑦杨森：国民革命军20军军长。(《李家钰将军传》第129页) 　　⑧雅安：原雅安县，现改为雅安市。 　　⑨天全：即雅安市地区的一个县。 　　⑩刘文辉：国民革命军24军军长。(《李家钰将军传》第130页) 　　(11)打箭炉：即康定县。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打箭炉厅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1047页) 　　(12)蛮：我国古代称南方的民族为蛮。(《现代汉语词典》第761页)。 　　(13)邓锡侯：国民革命军28军军长。(《李家钰将军传》第131页) 　　(14)叶元灿：即叶以群。 　　(15)刘复彭：即刘丹。 　　(16)汪汉雯：即汪仑。 　　(17)彭连清：即彭慧(笔名)。 　　(18)郑玉墀：即郑育之，周文夫人。广东中山(珠海)县人。 　　(19)美亚绸厂罢工：1934年3月美亚绸厂总厂及9个分厂举行罢工。(《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第370页) 　　(20)周文担任组织部长的时间应在1933年三四月份。《自传》(二)里写道：三月，组织部长卢森堡被捕了，左联便调我补充。郑育之回忆：一九三四年四月左右，文总要周文担任左联组织部长。(《访问郑育之同志——关于周文同志和三十年代左联活动的一些情况》。1978年《新文学史料》第1辑) 　　(21)路丁：即王尧山。 　　(22)上反：即“上海反帝大同盟”组织，简称“上反”。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成立于1929年8月1日。(《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篇212页)。 　　(23)福履里路：现建国西路。 　　(24)霞飞路巴黎大戏院：现淮海中路淮海电影院。 　　(25)亚尔培尔路：现陕西南路。 　　(26)西鬼：即外国人，与“洋鬼子”的意思类同。 　　(27)戈登路：现江宁路。 　　(28)一九三六年七月：有误。周文与冯雪峰见面时间应是1936年4、5月份。周文在第二次《自传》中写冯雪峰这次到上海与他见面的时间是1936年5月。包子衍：《雪峰年谱》(1985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81页王尧山的回忆：“有关冯雪峰到上海的时间和活动其中：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我这时通过周文和冯(雪峰)接上了关系”。 　　(29)一九三七年一月：有误。王稼祥一行是由天津乘船于3月3日安全抵达上海。(徐则浩：《王稼祥传》第270页) 　　(30)五月：有误。王稼祥离开上海的时间应在6月20日前后，王稼祥在贺诚的护送下，乘苏联轮船西佛号离开上海前往海参崴。(徐则浩：《王稼祥传》第273页)。 　　(31)临委：即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坚持狱中斗争——罗世文》，2005年5月22日《新民晚报》) 　　(32)川康特委：即中共川康特别工作委员会，1938年11月成立(《罗世文简历》)。 　　(33)民大：即第二战区民族革命青年训练学校大学部，位于山西省境内。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只有一山之隔。(董仲平执笔：《我们是怎样到革命圣地延安的》，1983年4月《成都现代革命史资料》) 　　(34)十一月十日：有误。《自传》(二)中写的时间是1939年12月11日。有误。王怀安、张思俊、董仲平等人的座谈回忆是1939年12月8日。(1983年4月《成都现代革命史资料》) 　　(35)边委：即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 　　 周文文集第四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