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周文 > 个人著述

周文文集第四卷:自传(二)

周文

我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川荥经是我的出生地，现已属于西康。我原姓何，名开荣，字道瑜或稻玉。周文是我的笔名，何穀天也是我的笔名之一。我的祖父是一个败落的茶商，有五个儿子，我的父亲占行二。因为我的祖母溺爱幺儿和媳妇(即我的五叔和五婶)，故对我的母亲异常刻薄，凡是家庭里的一切繁重的劳役都加在我母亲的肩上，这还不算，还疑神疑鬼说她偷吃了这样或那样，我的母亲感到很大的压迫，气愤的同我父亲走出，卖掉自己赔嫁的首饰，创立家庭，因为父亲是学医的，便开设一间小药店。但当我五岁时，父亲就死掉了，母亲不得不出头来撑持门面。在那种封建社会里，一个女人居然敢与男人们一同经商，当然为人们所奚落和嘲弄的对象，而叔父们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我母亲应得的一份遗产，企图用尽方法逼她改嫁，以便夺到手里，于是对我母亲不利的各种谣言散出，说她盗去祖父屋里的银子，说她与何人发生关系等等。闲人们遂亦当作谈话资料传遍全城，这对我母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痛不欲生，但为了想把我们三弟兄抚养成人，只得含垢忍辱，除了在菩萨面前诉冤，在儿子面前流泪之外，再没别的办法，那时我还是五六岁的孩子，心里已感到异常大的创伤，而且恐怖着我母亲会那样的死去，有一天晚上，使我真正恐怖了，那是这样的：我的舅父们忽然在半夜拿起铜锤铁锏之类的傢伙来敲门，咆哮着说是来捉奸，我是躺在我母亲的身边的，眼看着她痛苦得不成人形，当夜就吐出一口血来，我愤恨着亲戚们是如此其残酷，然而我们三弟兄在街上出现或在学校里，竟受人的白眼，呵叱和说怪话，仿佛要把我们赶出人类以外，我虽然愤恨，但终是几岁的孩子，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后来我的三弟死了，我们遂感到更加孤独。我母亲亦连年坠入病中，但她为了我们的成长，还是不断挣扎，送我们读书，将来为她吐一口恶气。十几年来，我们是一直在这种恶劣的残酷的宗法社会压迫之下过活的。 　　我有一个表姊是和川康边防军副司令结婚的，许多亲戚都在他那里做事，我才读中学两年，我母亲已感到负担不起，把我送到他那里去，希望我赶快得到一官半职早点出头。我那时才十六岁，深深感到失学的苦痛，但是有甚么办法呢?便在司令部里当了候差。其时我的二弟也从家里逃出，在司令部里当勤务兵，我才到一月，川康边防军和西康屯垦使①打起来了，我遂第一次参加了军阀的混战，那是民国十四年，从汉源打出大相岭一直到嘉定②犍为③。几个月后又被打退了，一退就退到雅安，被西康屯垦使所改编。其时，我已任了监印和书记，因为我的年幼，被人们所轻视。而所谓监印者，是人们看作裙带官儿也。我愤恨着我为甚么不能读书上进，而作此卑劣的官儿，我那时其实是受了我母亲思想的影响，带了一种出气主义的味道。接着我就看见了部队与部队间、同事与同事间的互相倾轧，互相陷害，为了造成自己的地位，不惜无情地把别人的头踏在自己的脚底下，不惜用出最卑鄙最无耻超过了协肩谄笑以上的手段去奉迎在上者，对民众是公开的横暴的加以捆绑、敲诈、虐杀，非人间的血的图画一幅一幅的展开在眼前。人们把一句最无耻的话当作格言似的挂在口上，叫作“血盆里抓饭吃”!我害怕这样的生活讨厌这样的生活，但我究竟还只是十几岁的青年，我无法回避它。而一面官场中的腐烂生活又诱胁着我，在那部队里，几乎处处都是鸦片烟盘子，人们是当作最最普通的应酬的工具的。所有人都不可免地坠入黑化的海里，我也受到了影响，然而我时时恐怖着：从此完了!从此完了!但我不能离开，因为我的母亲不仅希望我为她出一口气，而且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些钱，以增加她的财产，我因此明白我在这社会所处的是怎样糟糕的地位!是的，母亲是痛苦，然而为了母亲的意志，我却就变成了她的牺牲品，就会为她去做种种最残酷最无耻最无人性的事，这使我时时痛苦。在1927年，我的母亲终于向那位副司令为我要得天全的禁烟委员，那时因为不够分配，所以一县派两个禁烟委员，我对此，这完全是无知的，那位同事落得把我安在所里，他便出去日夜敲索，常常一长吊一长吊的老百姓拉回所来吊“鸭儿浮水”，加以毒打。不久，我的母亲来了，她向那位同事要我应分的钱，结果他们发生了冲突，我却被夹在当中受气。我病了，便离开那里回到司令部，不愿再去。终于因为西康屯垦使又和二十四军打起来了，一败涂地，我在那最污浊的西康军队里的生活这才告了结束。我的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烟苗季》就完全取材于这两年来所看见的生活，这里就不必多写了罢。 　　那失败了的军队，又被二十四军所收编，我们便往成都，我的弟弟被送入二十四军的军官学校，我呢，想从此痛下决心，从新来活过，我那时真以为脱出了那卑污龌龊的圈子，跳出了腐化恶化的苦海，断然戒绝了烟，考入了二十四军所办的川康边政训练所。那学校的口号是：“不怕挨冷，不怕受饿，改善边民生活，建设新西康”，我抱着一腔希望，做着美丽的幻梦，在学校里锻炼着。有军事训练，也有政治教育。我从这里明白了些甚么叫政治、经济，甚么叫封建社会，甚么叫帝国主义等等，由现在看来，那些学科是有些模糊的，不彻底的，而且有些是唯心的观点，但在那时它却对我发生了启蒙作用，我开始懂得这社会是怎样的一回事，在学校里边，从同学中我看到一些当时出版的新文艺书籍，是郭沫若、张资平等人的。我感到非常大的爱好，而且从此也开始体会了人生。便有想把我过去所经过的痛苦生活写它出来的希望。于是也开始学写。毕业后，被派往打箭炉，在西康政务委员会任服务员，我在那里办公时间很少，便埋头写小说。——我这里应该补叙一点：我们家乡的风气是凡是一个男子，在几岁时就能订婚，这家人家才有面子，但我因父亲早亡，母亲受人攻击和压迫，当然被人看不起，可是我母亲是要强的，为了争取面子，便想尽办法给我订了一个乡下小地主的没有娘的女儿，和我年龄相差是很远的。因此我又受人奚落。我便痛恨在心。我十六岁，我母亲便强迫替我结了婚，我因此更加非常反感，痛苦得很。我的第一篇未发表的小说便是以此为题材的，——在政委会不两月，我便被派往化林坪督查通往荥经的新路工程。泸定县长和化林坪分县长是矛盾的，泸定县长利用我的年轻敢作敢为，想方设法把那分县长的劣迹暴露在我的面前，我便把那些劣迹向政委会报告，那分县长撤职了，委我替代，我才代了一月，便感觉到那县长的阴险可怕，便不再干下去。回到政委会任参事。政委会里边的几位委员都是我的老师，在边政训练所教过我们的，因为他们所教的都是我从来不曾知道过的新的科学——社会科学。我对他们抱着无限敬意。也抱着无限希望。有一位还在政委会里抽时间来和我们讲唯物辩证法。我把他看成了不得的大人物，但是不久我知道了这位大人物和一位同学抢夺一个蛮姑娘，叫他的一弁兵用铁棍打了那同学，这立刻使我失望，崇高的偶像在我的脑子里幻灭了，觉得他原来也是一个狰狞的怪物。从此我更进一步的知道他贪污了，大肆搜刮人民，把自己弄得非常富有，而且也抽鸦片，官僚架子十足。至于另外几位委员也是一丘之貉，他们间互相攻击，互相排挤，把委员会成为他们勾心斗角明枪暗箭的战场。而同学们也一个个的相继腐化，成天抽鸦片、赌牌。我的希望完完全全破灭了!我算是又认识了一批新官僚。和我过去所看见的那批旧官僚军阀，并不两样，或者还更厉害，不过会用一种新式的外衣装饰着罢了。我于是决定离去。我的离去，原因有三：一是因为那时我从一个同学那里读到了鲁迅的《而已集》，它提醒了我要和黑暗社会斗争。我看到一本共产党的唯物史观，使我认识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斗争的前途。我对本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必然的没落并不觉得留恋，而且觉得应该如此。我愿意飘泊到天涯海角去找寻新生活。第二原因，我知道我在当时腐化的环境决定斗不过，我已经好不容易跳出黑化的海，不能再跌下去。第三个原因，是我对我的婚姻不满，我要远远的离去。是的，要远远的离去，我痛恨那生长我的故乡，讨厌我那充满刻毒侮蔑的故乡。我于是骗着我的母亲在1929年跑出四川了! 　　我就像放出笼的鸟儿一样，刚出夔门④便以为看见了一片新天地。1927年的大革命我实在无知，国共分家的事以及以后的反动时代，我在之前完全没有听见过。到了南京，从几个好朋友口中我才渐渐知道。有一位朋友给了我些《拓荒者》看，他也是正在追求光明的一个，半年后他加入了共产党，被捕后我才知道的。他的损失，非常可惜，然而他却明灯似的照耀着我。这是半年后的事。当我初到南京不久，我的一位老师刘伯量，他是从前边政训练所的副所长，在南京农矿部当林政司长，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我很好，我在南京穷得很，他便把我介绍给一位刚要往浙江兰奚任公安局长的朋友，去任第三科长。到了兰奚后，我便大大的捉赌，捉红丸。捉到一个红丸大王，八个赌钱的当地的豪绅，因此局长怕得很，他跑去向他们赔礼，杯酒言欢。公安局里的侦探尽是些大流氓，警察都是些地痞，无恶不作。局长科长没有一个不要钱的。最使我痛苦的是，有一次捉到一位档案上有名的，据他们说是“土匪”，送到法院去了。我后来才听人说那是共产党。我因此对那位共产党非常同情，同时知道我的职业是屠杀共产党的刽子手，我便不再干下去了。 　　是的，当我出川时，我所要追求的光明，其实还是模糊的，只觉得天涯飘泊便摆脱了苦海，虽然听见人说共产党，但我还不十分了解，只觉得是神秘的，及到从我那位朋友的本身，我才觉得恍然大悟了。因为他也是四川人，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和我过去一样他也是读旧书，在军队里给人家当录事书记之类的。我们在南京会见时，他正在患肺病，脸色苍白，但说话却像一个理想家。他——他的身世，他的希望，和我的灵魂是如此其亲近。因此他的被捕的消息大大的刺激我。我从他认识到共产党并不是神秘的，而是这么活生生的，我便照他过去曾经给我介绍过的文艺书报找来阅读。这更增加对文艺的爱好，又开始学习写作。 　　然而我在南京又穷了，我觉得我老是靠我老师的经济帮助不应该，适逢国民党中央党部招考二百余抄写员。我去考上了。二百余人被集中在导淮委员会的大屋子里工作。据说国民党要开甚么代表大会，要造表。把他们所有党员的测验表调查表全搬出来要我们照抄。抄法是这样的，四张卡片夹三张复写纸，用蝇头小楷抄上去，每份平均二百字，抄一份算四分钱的工资。每天每人不得少于四十五份，不得超过六十份。早上七点就上工，晚上九点才退工。我们被党部派来的警察和工头管理着，我觉得我这样也成了工人，我们一份接一份不断的抄，人完全变成了机器，只为工钱而劳动。每晚交货时，一个字写得不好就被打下来重抄。有一次一位抄写员拿了工头几张信纸用，便被严厉的斥骂，因为那人的反抗，便立刻派警察把他抓出去了，说他是捣乱分子。我从此才真正实际地认识到国民党的混蛋。多少人病了，无条件的被停工。我呢，抄写了一个月，便传染了肺病，咳嗽很厉害，我的工也就停了。我拿它一个月的工钱，病倒后连吃药的钱都没有。 　　请医生检查的结果，说我非静养一时不可。我当时以为我完了，甚么都不能做了。只得从家里汇了点钱来养病。到一九三一年的下半年，我的老师看我实在穷困得要命，又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位朋友曾济宽。他正要往江西修水任党政委员会分会的委员。我跟着他到修水去了。他委我当科员，到了修水，我才知道党政委员会是来围剿共产党，围剿红军的。我这时才眼光突然明亮，知道这世界上有红军，而且知道红军就是共产党。过去我的见闻太狭隘，但也是国民党封锁消息的结果。我从党政委员会里的同事中第一次听见了红军的神话。他说红军厉害得很，有某一师去围剿，结果全师人都被拖过去了，缴了械，红军派人来讲了话之后，说“我们的人站出来!”结果站出去了一半。的确，他们对于红军是非常恐慌的。干了一个月后，我就辞职走了。其原因自然一方面也是我受不了他们那官僚气。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里我遇见一个伤兵，他向我讲他被红军俘虏后的优待情形，我实在受到非常大的感动，的确，到这时为止，我才真正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形势全部明了了。一面是压迫，一面是被压迫，被压迫者是已经有力量反抗起来了。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和这力量结合在一起，我应该献身于这力量。 　　我回到南京后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了，许多人去参加了义勇军，在南京城里报名，每天早晨跑去出操，但我不愿参加义勇军，我当时觉得那是狭隘的国家主义的观念，那时我认为所谓保卫国家者，是替国民党，替压迫阶级保卫国家，我不愿干，我要的是加入共产党。我非常苦闷，找不到共产党在哪里!我积极的开始看关于国际问题的书，《苏联视察记》我看到了。我又第一次真正明了这世界上已经有了不准人压迫人而且进向新人类的国家，而这国家就是共产党所创造的。我对于加入共产党的心更是非常热切。决心为创造新社会而奋斗。 　　我还有一个朋友名骆枕寒，他和我最相知，他也是和我一样不愿再回到家乡的朋友。从前那位加入党被捕了的朋友就是他介绍我认识的。我认为他一定有办法，但他那时正在广州飞机工厂学修理飞机。(这位同志，还是我后来参加左联把他介绍给左联的，那是1932年的事。党把他送到福建去参加了红军。后来听说是当开始长征时，他在江西英勇地牺牲了。)我跑到广州去找他，他还是一样的没有办法，我们两个谈的结果，他也决心加入党，决定开始寻找。年底，我们先后回到南京，因为“一二八”战争发生，我们遂陷在南京，共同过最苦的生活。我开始学写一个长篇小说。穷困到饿饭了，我的老师又介绍我到安徽教育厅任办事员，我在办公室里仍然继续写我的长篇，因此被一位同事所注意，他就是华蒂。他是教育厅长叶元龙的堂弟，他看见我有一本小说《一周间》，便和我谈文艺上的问题。其时他正和汪仑等在《皖江晚报》上编副刊《雀鸣》，要我写稿，我接连写了好几篇，我在《文学》上发表的第一篇兵士暴动的小说《雪地》就是那时写成的。曾有一半登在《雀鸣》上。我参加了他们的文艺研究会。他介绍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吴理平译的《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等书给我看，我读了这些书后非常兴奋。我恋爱似的追求着他，他后来告诉我他是左联的，是党所领导的。我便要求加入。那时是十一月，我立刻抛掉职业和他一同跑到上海入左联，过小组生活，在街头写标语，贴壁报，散传单，我开始觉得我今天才开始真正过人的生活，为被压迫阶级为无产阶级奋斗。在党的光照之下，我已能够挺直多年被压弯的腰杆站定在这地球上。在同志们由我亲切地感到同志的爱、兄弟的爱。我参加了油印工作，同时改编大众本，用何谷天笔名出版了《铁流》和《毁灭》。我知道了党发出为了“九一八”纪念扩大党的号召，便立刻响应要求入党。由华蒂和丁玲两同志的介绍，于1933年二月在北四川路永丰坊举行入党式，是丁玲同志来举行的，进入党须知，第二天由彭涟清来讲党史，第三天由林伯修同志来讲政治形势。入党后，工农通讯社要我写了一个时期的钢板，是由冯雪峰同志负责的。三月左联改选，我被选为执委之一，担任发行部，与中央出版部发行王达夫同志发生关系。同时为左联住机关，保管党和左联的文件，做油印工作。 　　这时我的弟弟还在四川二十四军当排长，我要他来上海学习，但我母亲不让他来，结果在二刘军阀混战中阵亡了。我痛心至极，同时怕我母亲强迫我回家，我便和她绝然断绝通信关系。把整个精力献给党，为党工作。 　　当时，几个左联的文艺刊物都禁止了，同志们都感到写的稿没有出路，《文学》虽然创刊，但总觉得不满意，于是筹备了《文艺》，用现代文艺研究会名义出版，由我负责主编，第一期出版后，巴比塞代表团来上海，党筹备开世界反帝大会，调我和妻郑玉墀同志作会外筹备工作，(注：郑玉墀同志是本年四月和我同居的)。筹备好之后，她到大会去住机关，我仍然编辑第二期《文艺》。十二月，她在团的一个会议上被捕了，我只得搬家继续编第三期。当时法西斯的《社会新闻》上不断告密，说《文艺》红得发紫，即被停刊。之后，我担任左联组织部干事，党派我参加左联党团。郑玉墀同志经她父亲托人用尽了贿赂，释放出来了，我们又复同居，她仍参加团的工作。 　　1934年二月美亚绸厂工人大罢工，组织部派我和罢工同志白丁取联系。三月，组织部长卢森堡⑤被捕了，左联便调我补充。这时期的党团一直都是林伯修同志来出席的。 　　因为工作的特别紧张，我的肺病厉害起来了，到八月不能支持，我向党团请假，党团提交林伯修同志转文委，批准了。我便将左联组织部工作交路丁同志，暂时休养。党的关系由路丁同志和我取联系。休养期间，我是住在法租界福履里路的。因为穷，杨潮同志赠我大衣，但是很旧很蹩脚，穿在身上简直像小瘪三。记得是十一月的某夜，我、郑玉墀、彭冰山同志，我们三个一同到巴黎大戏院去看苏联影片《循环》。他俩个的衣服也同样的蹩脚，我们看完电影出来时，发现背后有一个白俄跟着，刚转入亚尔培尔路的回力球场门口，那白俄便叫巡捕把我们挡着。我们知道被捕了。我们争辩了一阵，终于被带入法捕房。我们在路上交换了假姓名。但却是被带入刑事部。当时我们被严厉的讯问，叫我们把偷了人家的钻戒拿出来。我们开头莫名其妙，后来才渐渐知道我们的被捕不是关于政治，而是盗案。据说那白俄是在霞飞路开商店的，白天有二男一女上他店里偷去钻戒一枚，当时他的西鬼曾看见他们偷的。晚上看见我们三个，便把我们指给那白俄，因此把我们送来了。但我们进了捕房，那白俄和西鬼都没有来，说要等第二天才来当面质问。因此我们被问一阵，挨了两个耳光之后下在牢里了。当问我们住址的时候，我们讲的是郑玉墀同志的父亲家里。第二天捕房派人去查问，他们的二姊三姊着了慌，跟着跑来捕房看，认出是我们，但她们在家里时告诉巡捕并不认得我们，这可糟透了。捕房里的外国人立刻把我抓去用拳、脚、铁尺饱打一顿，又提起来向地上掼，问我们住在哪里，我们死不肯说。又把彭冰山同志抓去同样的饱打，当时那白俄和西鬼来了，由西鬼来当面确认。结果他认明偷他的钻戒的并不是我们，那白俄略向我们表示歉意，撤回他的起诉。但我们的事并未完结，因为我们并未讲出地址，捕房始终疑我们是贼，又复照样饱打，接连几次，仿佛永远不休似的。我当时知道关于盗案是没有问题的了，剩下的就只是住址问题，好在我当时是请假养病期间，家里并无文件及油印品之类，只得讲了。捕房遂带我们去搜查，他们所要搜查的是当票，结果没有。而三个穷光蛋住在一个亭子间也是常事，所以我说我们三个都住在一起的，他们也不再追问，便把我们放出来了。当释放时，有一个巡捕曾向我们说他疑心我们有政治关系，但他说过也就算了。这原因是捕房在没有得到别人的证据时，是不能把别人拘留起来的，同时刑事部专管盗案之类，对于盗案以外的事，据说是不管的。因此我们得以幸免于难。 　　这一次被捕的详细经过，我们很快就向路丁同志报告，由路丁同志报告了党。 　　接着我们搬家到公共租界胶州路，在左联领导下的一个刊物《新路》，要我写一篇一九三四年中国文艺运动的回顾，由一位女同志静子向我接洽，定十二月某日交稿，我答应了。到了交稿日，我同郑玉墀同志一道送去。静子在福履里路和我们约有警号的，是在窗内左侧挂一面镜子，如有问题就取下。那天我们去时，先在外面望得清楚，镜子是在的，所以放心的走上楼去，殊不知她和她的丈夫及另外两个同志已于前夜被捕，房里有两个包打听在守候，我们一进门，马上就被捕了。幸而当时他们没有搜查我们的身上，我和郑玉墀同志说我们是来租房子的，他们不相信。当我们被押出房门时，我们一挤，文稿便转入郑玉墀同志的雨衣袋里，到了法捕房，幸而前次被捕是刑事科审问的，这次则是押到政治科，郑同志立刻要求小便。因为她是女的，被允许了，她便把文稿投进抽水马桶里消灭掉，她小便后搜查身上，已无证据。因为我们家里没有文件，而且刚搬家不久，没有甚么人来往，所以我们把住址说出了。依照手续，法捕房要到公共租界去搜查，不能直接去，须得公共租界捕房的允许。于是一个外国人坐在汽车司机位旁，另外一个包打听、一个翻译同我们坐在后面，汽车便向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开去。在路上，我们乘机向那两个说我们是去租房子的，实在是冤枉。包打听向我们摇手，悄声叫我们不要讲话。走到戈登路捕房，外国人进去交涉去了，包打听、翻译和我们站在一边等候，我又向他们说我们冤枉，包打听于是说你送多少钱给翻译，我同翻译放你们。我们立刻答应设法。他马上示意我们不要再讲话，不久，进去的那个外国人同另一个外国人出来了，便一同坐车到胶州路我们的屋里，搜查的结果没有证据，回到法捕房后便释出。当还未去搜查家，我们曾在政治科的候审室被押了一个钟头，其时，听得那里的人说，昨夜公安局要他们逮捕的几个人，当时就捉走了。所以我们得免于面质。这里应该说明两点，我们第一次被捕时身上穿的很坏，穷得连头发都没有剪，因此郑玉墀的姊立刻拿出钱来为我们换上了新衣服，理了发，所以这次到法捕房没有被前次的认出，尤其是这次是送到政治科，刑事科的人没有看见，所以两次的被捕没有被联系起来，第二，我在11月写了两篇小说，一篇是《一家药店》，一万多字，一篇是《冬天到春天》，三万多字，都在《文学》上接连发表，得稿费一百多元，所以当包打听送我们出捕房在一个拐角上问我们要钱，我只得把皮夹子的所有都让他搜刮去了，算是作贿赂。 　　这第二次被捕的详细经过，我们也是很快的向路丁同志报告，由他向党报告了的。 　　因为肺病，因为两次的被捕，因为一次挨了毒打，我便作较长期的休养。为了文艺工作，也为了生活，这以后的一年半我完全是在写小说，而我这时期的小说也特别写得多，有20篇之多，当时曾被傅东华在文章上说我多产。其实我还开始了写长篇《烟草季》。至于我们这一年多党的关系，仍然是由路丁同志和我们发生联系的。在1935年5月我的病比较厉害时，曾向路丁同志说明往杭州休养了两个月，和他发生通信的联系。 　　当我在休养期间，国内曾经发生了几个事件，如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事件，日本帝国主义立刻在上海用武装威胁，民族危机愈加深化，因为抗日空气已趋浓厚，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渐近成熟。当时萧三同志由苏联来信给左联，以苏联的解散拉普成立苏维埃作家同盟，法国、美国扩大的举行作家大会为例，提议中国解散左联，发动文艺界统一战线，至于当时左联本身，在几年来白色恐怖之下作了无数尖锐的斗争，在外观上已成为第二党的形式，以致左联本身工作上不免于狭隘，而同情的作家们也害怕参加。因此大多数同意解散左联，我也是赞成者之一。左联的解散期间是1935年底或1936年初。已记不大清楚了。解散后这期间的工作，我们是尽量写文章，以便尽量和同情者的杂志发生关系，那就是造成后来“文艺家协会宣言”和“文艺工作者宣言”的基础。 　　1936年5月，冯雪峰同志通过鲁迅来找到我们，调我作上海联络局的交通。我便开始由上海跑西安，由西安跑上海，作输送文件、款项、和送同志到西安转往保安的工作。在上海和我负责接头的同志是冯雪峰，在西安负责接头的同志是刘鼎，还有王立人同志。10月，联络局调我作秘书处秘书，我便把交通工作交路丁同志负责，秘书处的工作是抄写和保管文件，保管款项，以及和交通接头等等，当时还参加了鲁迅的葬仪工作。 　　1937年一、二月间，王稼祥同志到上海，我们便被调为他住机关，这期间除了尽量减少秘书处的工作外，我完成长篇《烟草季》最后的一部分。到5月我们把王稼祥同志送上苏联的轮船后，我仍然继续从前秘书处的工作。一直到“八一三”抗战爆发以后。 　　九月间，文化人还乡运动口号提出后，我要求到成都。联络局允许了，结束了秘书处的工作，由潘汉年同志给我介绍信，到成都去找李一氓同志，我是十月到成都的，李一氓同志已往新四军去了。成都文艺青年们欢迎我，我便开始了成都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把川大许多教授，如朱光潜、谢文炳、罗念生、卞之琳、周太玄、叶麐、陈翔鹤及其他学校教员如何其芳等找着，约20余人，组织文艺界联谊会，为上层。当地文艺青年数十人组织成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下层。接着用了种种说服工作，把上下层统一在一起，都参加文协。其时是1938年一、二月。罗世文同志来找到我，——他是由潘汉年同志通知他来找我的，他便把我交给地方党四川省临委，参加文委工作。不久中共成都市委成立，文委被取销，调我任市领导下的文艺支书，其主要工作，为策动并开展文艺界统一战线运动。后来临委改为川康特委，文艺支部又改归特委管理，由郑竹虚⑥同志来出席的。 　　成都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是这样的：我们在1937年底组织成都市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约百人。我被选为筹备委员之一，向国民党省党部要求立案，我跑了不知若干次，时间用去大半年，国民党只是和我敷衍、推诿，但我们另一面仍尽量开展我们的工作，把文艺青年方面出版的一个刊物《金箭》充实起来，川大教授们，——即上层文艺家朱光潜等出版的《工作》，我们发动更多的人去支持，我又和两个文艺青年自费出版十日刊《文艺后防》。其时，学生方面出版了《学生文艺》、《雷雨》，我们在文字上给以批评和鼓励，当时成都文艺界在统一战线开展之下极显活跃，我另一面编辑党支持下的《四川日报》的副刊《谈锋》，尖锐的作思想斗争，对国民党复兴社的快报副刊里托匪言论，不断的予以无情的打击。为了掩护我在成都的活动，我在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文化委员会任助理研究员，因为我的老师刘伯量在设委会任委员，他介绍了我的。1938年8月刘伯量又介绍我到成都市政府秘书处任科员。其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来信要我们组织分会，我们即将还未正式成立的成都文艺抗敌协会改为分会，为使组织更健全起见，重新登记会员，约70人。10月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我们发动纪念大会，通过我在市政府的关系，把党政当局推动来任主席团，因此那次大会举行得相当热烈，到会者五六万人，会后举行了游行，文艺界在成都才正式被人注意和重视，但分会是一直到1939年1月14日才由冯玉祥、老舍(总会理事)来成都时正式开大会成立。立案被批准了，成为合法团体。我们找市政府、教育厅补助经费，在1939年度内得到的补助金将百千元。搁笔多年的作家们也推动起来了，被选出的理事，多是这类作家，如罗念生等，我是常务理事，特别经常和他们周旋，他们日趋积极，对党相当同情，文艺分会出版了两个刊物，一是会刊《笔阵》，一是三日刊《通俗文艺》。另外领导成都几个文艺刊物，人们说成都从来没有甚么文坛的，文协分会在这时期奠定了成都文坛。6月11日成都被大轰炸后，许多学校机关都疏散到外县去了，文协受到很大影响，会员疏散到只剩下20余人，不过疏散的好处是：有几县会员去得多的地方都因而开始文艺运动，如萝江⑦、灌县⑧等地。我们在成都仍继续那两个刊物，吸收青年入会，但因政治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文协工作不能再有开展，只能用晚会的方式去接近群众。到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我们发动了成都市所有文化团体，连官办的也在内，约30几个单位，那天到会者约千人，并举行鲁迅纪念展览会，一共四日，观众共达三四万人。这可以说在成都的文协工作达到最高点了。但也被成都行营所注意，听说当日行营政工队来参加大会的人都记了大过一次。此外，文协也和其他文化团体如中苏⑨、青记⑩等共同庆祝宪政座谈会。成都文协工作，大体是这样。 　　11月我受了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的聘，去任教授，党决定了我去。因为成都文协工作，最大限度已只能做到那样，自然是以当时情形而论，同时两年来工作的结果，后起者已有人。我不须住下去了，遂于12月11日同郑玉墀同志带了两女孩，一同随民大新招学生的队伍出发。我参加大队部工作。沿途与王玉琳(11)同志推动民大招生主任积极工作，大队部内分队务、政治、文化等教育工作，由我们分担，我们到了西安，知道二战区已发生变化，王玉琳同志在西安办事处已接头，布置把队伍带来边区，我们由洛川出发后，即共同决定发动学生转往延安的情绪，在茶房(12)举行了哗变，于2月2日全队一同来到延安。 　　①西康屯垦使：官名，由国民革命军23军军长刘成勋兼职。(《李家钰将军传》第98、134页) 　　②嘉定：即嘉定府，清改为乐山县，即今四川乐山市。(《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1217页) 　　③犍为：即犍为县。现属四川乐山市。 　　④夔门：位于长江三峡峡区西口奉节县(原夔县)白帝城附近。(《中国地图手册》第25页) 　　⑤卢森堡：即任钧。 　　⑥郑竹虚：即郑伯克。当时任川康特委委员。 　　⑦萝江：即萝江县。 　　⑧灌县：80年代改为都江堰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资料手册》) 　　⑨中苏即群众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周文：《鲁迅成都的纪念》1939年12月15日《文艺新潮》第2卷第4期) 　　⑩青记：即群众组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都分会。(同上) 　　(11)王玉琳：即王怀安。 　　(12)茶房：即陕西省鄜县(现富县)茶房镇(现茶坊镇)，属解放区管辖。位于三条道路的交叉口。由此向西宜川县和向东25里，都是阎锡山的统治区，由此向北到甘泉县是陕甘宁边区境内，可安全地通向延安。 　　 周文文集第四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