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良(1914—1995)，又名张继增，张远，丁可勤。河北成安人。1932年在大明府师范上学。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学习体育一是为生活上有个出路，二是为了做掩护(因为搞革命工作)。当时图画、音乐、体育三类教员最缺，加上张国良体魄健壮，中共组织让他报考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在北京时张国良就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体育与政治》一文。张国良于193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肄业，奉命在成安县从事中共的地下工作，以改造当地土匪，反对内战，参加抗日为主要任务。1936年来到西安，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领导工作。1938年在杨虎城旧部三十八军十七师任政治教官，并组织开展文体宣传教育工作，培养了不少体育人才。
　　1939年1月，张国良来到延安，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当选为体育委员，参加了“五一”和“五四”运动会。其后又参加中央青年干部学校的学习，结业后留在瓦窑堡青干班工作，1940年回到了延安。为了加强对边区体育运动的具体指导，保证体育活动的开展，根据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倡议，中央青工委召集延安各单位俱乐部主任或负责青年工作的干部，以及体育积极分子，于1940年5月4日在延安成立了延安体育会。张国良任第二任主任。任职期间，延安体育会机构有所扩大，编制有四五个人。延安体育会除开展一般运动项目，如提倡每天“十分钟运动”外，还着重推广和普及军事体育项目。体育会经常组织体育比赛，夏季有游泳比赛，冬季有滑冰比赛，春秋季有球类比赛。每逢节假日，还举办各种类型的体育娱乐活动。
　　1941年春，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军体部直接领导下，创建了体育训练班，附设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同年8月，陕北公学、女子大学和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张国良负责创办延安大学体育系。当时体育系有30多名学生，只有张国良一个工作人员。既要担任行政管理工作，还要任课；既要搞教学，还要搞科研，任务十分繁重。为了做运动用的垫子，张国良自己动手制作，收集旧麻袋，装上麦草和羊毛；没有教师，四处聘请兼职教员；没有室内体育场馆，缺少体育器材，学员们自己修造、建设体育场地，自己制作体育器材。在延河东岸有独木矗立的篮球场、排球场和单杠、双杠、跳马等体育器械，延河两岸的沙滩就是田径场，延河又是天然的游泳池，清凉山下突出的的山崖可做跳水运动练习，冬季延河又变成了自然的滑冰场。体育系的课堂冬季在窑洞里，春夏季节就在山坡上或沟渠里。在当时采取有什么教什么，会什么教什么的方针，集中大家的智慧来办体育系。延大体育系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体育的精神，开设的课程有体育理论、解剖学、卫生学、舞蹈、篮球、排球、田径、体操、滑冰、游泳等，培养了30多名学员。体育系只办了一年，到1942年夏初，由于各处都来要干部，同时由于人力物力的确有困难而停办。学员们结业后分配到部队和边远学校担任体育指导和教学工作，后来这些同志均成为推动边区体育工作的骨干，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体育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延安群众性体育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的形势下，为了开展全新的体育理论研究与编译各项体育材料，并进行体育调查研究工作，朱德、吴玉章、张闻天等及延安体育会等，联合发起筹备延安新体育学会。1942年1月25日上午，延安新体育学会在杨家岭军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公推朱德为名誉会长，张国良等七人为理事，倡导在延安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会，以推动各地抗日根据地和全国体育运动。
　　9月1日至6日，延安召开了抗日根据地最大的、最有影响的一次运动会——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大会由朱德任会长，贺龙等任副会长。参加这次运动会的运动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性，1388名男女运动员分别来自部队、工厂、机关、学校，有的少数民族也派出自己的代表，还有来自日本的反法西斯战士。大会的运动竞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游泳，军事项目有武装爬山、武装爬障碍、射击、投手榴弹等。此外，还有网球、足球、棒球、马术、赛马、跳水、武装渡河、举重、双杠、木马、垫上运动、团体操、舞蹈、武术等表演项目。“九一”扩大运动会的具体工作由延安体育会负责组织。在“九一”扩大运动会闭幕式上，陕甘宁边区体育委员会宣布成立，张国良被推选为委员。
　　张国良除了担任延安体育会主任、以及延安新体育学会和陕甘宁边区体育委员会委员外，还是延安《解放日报》的特约撰稿人。1942年2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张国良撰写的《开展体育运动》一文，文章根据抗日根据地政治、文化、工作、学习生活、人民体育等具体条件，提出了实施体育运动的原则：第一，运动器具主要是手工业的生产品，费用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第二，运动方法应当简单，容易了解，易于掌握，适合大多数人的兴趣；第三，运动一般应是轻缓的，时间不要太长，而要经常；第四，把握住时间、地点、人力、物力等条件，灵活地采用各种方法，并且与实用联系起来，如部队的运动应与战斗力配合；第五，要尽量改进和采用中国旧有的运动技术。张国良在文章中还简要介绍了最普通的几种运动形式。球类方面：以垒球、小足球、克拉克球及排球等为适合；器械操方面：大力提倡双杠，另外单杠、木马等也可以普遍采用；国术方面：大力提倡弹腿、太极拳、舞剑；军事体育方面：骑马、射击、越障碍，掷手榴弹也是很好的体育运动。不但在部队提倡，其他学校机关也可以提倡推行。其他游戏运动，如跳舞、体操、垫上运动、游戏、游泳、滑冰、踢毽子及按摩，都是很好的运动。要求大家把锻炼身体当作革命任务来完成，身体健康了，才能做好工作、读好书。
　　当时，对如何推动和组织大家来参加健身运动，是一个难题。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张国良1942年3月21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如何推动健身运动》一文，他认为，在进行组织工作之前，以下几个条件应该注意：第一，各单位负责同志要以身作则；第二，选热心分子或体育工作的干部进行经常性的工作。他还提出了培养体育干部的两种方法：一种是短期培训班，为了工作的迫切需要；一种是较长的专门研究。第三，要有一定运动时间和最低限度设备的保证。对于如何推动健身运动，张国良提出了以下途径：组织和推动健身运动，主要的应该使大家对运动产生兴趣，造成有利于运动的环境，如经常进行各种运动比赛和表演，或定期举行运动会，可以引导和刺激一些青年人对运动的注意和兴趣。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后，张国良任中央党校俱乐部主任，继续从事文体工作。中央党校的学员有许多是老干部，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学习任务，体育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张国良动员老同志参加各种运动，体育运动在中央党校普遍开展起来。
　　1945年，张国良调往华北敌后工作，先后担任河北临漳县委书记、肥乡县县长，后来又任华北辅训团十九团任政委、第二野战军十一大队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张国良历任西安高级军官学校办公室主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副政委，第四军医大学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等职。1984年9月，陕西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成立，张国良作为委员，先后在国家体委出版的《新体育》、《体育文史》杂志上发表了回忆录，如《延安体育生活片断》、《回忆延安时期的体育工作》等。1995年8月31日，张国良因病在西安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