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徐特立 > 全文图书 > 徐特立在延安

第一部分 徐特立在延安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王云风主编

延安时期的徐特立同志，在从事革命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勤学不辍，苦读不已，既是青年学生的良师，也是周围同志的益友，深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1947年1月10日，徐特立同志的70寿辰庆典在延安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赞扬他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谢觉哉同志满怀钦佩之情，在他的祝词中写下了“好学不倦，又诲人不倦”九个大字；帅孟奇同志也在他的祝贺诗中称颂徐老，“诲人精神个个传”。是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家徐特立同志的崇高品质，不仅表现在艰苦朴素、“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读书、诲人的日常生活中。 　　徐特立早年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他以为国力之所以衰微，其原因在于民智未开，于是，他便投身教育，把开启民智作为自己的责任。为此，他以惊人的决心和毅力，制定了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刻苦攻读，博采百家，成为湖南长沙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后来，他又曾东渡日本，西赴法国，北上苏俄，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变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懂得了要改造中国，最根本的是要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所以，他就投身革命，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忘记教育，相反，在革命队伍里，他才真正找到了用武之地，也才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体会到了知识的价值。 　　到了延安，尽管年事已高，但徐特立读书的劲头不减当年。1940年春，中央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哲学学习小组，组长是张闻天，学习指导是艾思奇，秘书是温济泽。这个小组是根据当时党中央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和计划组织起来的，参加学习的有中宣部的部分干部，还有中央和其它机关的领导同志，如朱德、李维汉等，共一百多人。大家平日自学，每星期六上午开讨论会。徐特立从湖南回来后，也参加了学习小组，他是全组中最年长的、也是学习最刻苦、发言最积极的。每次讨论，他都发言，有时在讨论会前或会后，还与同志们交谈。他学问广博，谈起哲学来，常常旁证博引，举一反三，能联系到数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他强调学习哲学应当理论联系实践，从生产实践中，从抗战实践中，从社会纷争中，从国际撕杀中、从外交关系学中来学习。他认为哲学的内容常常通过科学的、文学的、政治的各种形式来表达，只有通过这些形式，哲学才表现出它的活力，不是死的哲学，而是活的哲学。他还指出，有些人以为初学哲学应当从通俗读物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太深，不能读，这是错误的。他认为通俗读物读起来比较容易，但有局限性，不够准确，不能依靠它达到学好哲学的目的。他提倡学哲学应当多读些中外古今典型的哲学著作。他不止一次引用马克思的话来鼓励同志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徐特立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不放弃一分一秒，不断探索和创新的人。1947年1月，谢觉哉在《奉答徐老自寿诗》中，高度赞扬了徐老的读书精神。他说：“你精教育学，更深研数理。哲学政治书，看抄批不已。贯穿辩证法，新奇出腐里。” 　　在延安，徐老的工作十分繁忙。他每天除过行政领导工作之外，还要给学生讲课，编写教材或讲义，常常忙得不可齐交。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徐老还忘不了学习，他总是利用晚上睡觉前，或者早上起床前的时间来刻苦研读，苦思冥想。他把这种方法叫“冥想法”。徐老有一个习惯，每天早上醒来得很早，常常天色微明或还没有亮就醒来了。但他醒来后总是躺在床上冥想一阵子。他冥想的问题很多，有工作中的，有读书中遇到的，还有同志们提出的。有时，把一个问题想通了，有了新的见解和心得，感到豁然开朗，他就立即披衣下床，点起油灯，把想到的记下来。他经常兴奋地把冥想所得到的东西谈给周围的同志们听，和他们讨论，交换意见。他说这是研究学问的一个好方法。晚上，小豆油灯没油了，他就躺在炕上想问题，第二天一早起来，再把想到的问题记到笔记上。通过这种“冥想法”，徐老得益匪浅，他思想中的许多宝贵东西，就是靠了夜晚和黎明前的“冥想”悟出来的。 　　徐老在学习上非常重视“虚心”二字，他认为“学习的第一等问题就是虚心，就是向朋友学习……，虚心学习朋友的东西，应该是我们学习的基本态度。”①他十分推崇韩愈在《师说》中提出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观点，认为人各有所长，应“择善而从”，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因此，他主张“真正有学问的人，没有不虚心学习的，无分古今中外，任何阶级，任何党派，都一定要向他们学习。”他本人懂得很多，却时刻以为不足。到了年近古稀的时候，他深感老年人“难有学问和知识的获益”，便常常引用明末江西学者魏伯子的思想来告诫大家：“天下唯四高人最难受益。”②所谓四高人，即年高、位高、学高、德高，所谓最难受益，指的是因为年高就看后生小子不起，因为位高就看下级干部和群众不起，因为学高就以为天下第一，目空一切，睥睨一切没有才学的人们，因为德高，就无人指责他的错误。这样，他就会高高在上，沾沾自喜，滋生骄傲自满情绪，最终变成时代的落伍者。 　　徐老认为读书除了虚心二字，还要反复研究，方能不断发现新的东西。他非常欣赏宋代苏轼所谓“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的两句名诗。早年在读《共产党宣言》时，他就曾“一读二读三读以至无限制的读，每次都发现有自己未了解的新东西。”后来，在读《联共党史》时，因书店只有上册，而未能读下册，他深感遗憾。当他在湖南听说书报流通社有苏联版的上、下册时，就将下册借来抄读，结果发现对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得出了一条经验，这就是“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③ 　　徐老提倡读书和研究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盲从。他说：“我是实际第一，读书第二。”，又说：“我不做书的奴隶，只做书的朋友。”他强调读书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心里想的、口里讲的、手里写的、书上看的和手里做的一致，且以做为基础”。针对在学习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倾向，徐特立《再论我们怎样学习》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可是有一句最主要的没有读，即《费尔巴哈论》上说的‘一切东西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我们有些同志把自己作神圣看，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④但是，他们却“把马列主义空洞化、庸俗化、书本化。”他真诚地对理论工作者说道：“希望我们负责理论上研究的同志自觉射向下去，与实际工作者结合，从他们那里吸取宝贵的实际经验和材料。”⑤否则，“我们的理论家就得不到理论上的新的滋养品，只能搜索枯肠背诵过去的一切。”⑥在反对学习上的教条主义的同时，徐特立还严格地区分了虚心和盲从的界限，坚决地反对盲从。他指出：“虚心不是一般所谓谦虚，只是表面上接受人们的意见，也不是与人们无争论无批评，把是非和真理的界线模糊起来，而必须保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当自己还未了解他人意见时不盲从。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尊心，自信心，独立性，不然就是奴才。但自尊不是轻人，自信不是自满，独立不是孤立。”⑦ 　　在读书方法上，徐特立十分推崇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他指出：“我们古代的也要，现代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他同时强调学习不是照搬，而是要批判地吸收。他说：“把中外结合，把古今结合，变为我的。象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成为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变成了狗肉。”徐老还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象经院派哲学那样，“心里是哲学第一，行动上竟做到哲学唯一；吃下去的是唯物哲学，拉出来的又是唯物哲学。这是学术上的自杀政策，是否定哲学发展的道路。” 　　“水涨船高法”是徐特立所倡导的一种特殊的读书方法。他认为在自学的问题上，是没有什么毕业的，应做到老学到老。他主张一边教书，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就象“水涨船高”一样，实践发展了，学习的水平也就会随之而提高。反过来，理论水平提高了，实践又会走上新台阶。 　　在《我们怎样学习》一文中，徐老根据自己长期学习的经验，把学习方法归纳为七点，这就是学习要有时代性；学习要抓住基本知识；学习要有立场和方法；学习要有目的和长期计划；学习要有一定的中心对象；学习要抓住要领；学习要有批评的、革命的、实践的精神。徐老所概括的这“五有两抓住”的读书方法，既是他长期读书经验的总结，也是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运用到读书方法上所得出的具体结论。其中不仅包含着从实际出发的唯物论的基本要求，而且还包含着坚持辩证否定、强调重点论和辩证法思想，同时，还渗透着重视实践，且以实践为认识之目的的认识论思想。他的读书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在徐老的身上，读书与诲人是统一的，他不仅是学而不倦的楷模，而且是诲人不倦的榜样。平日，在学习理论著作时，他最爱找人交谈、争辩，互相探讨，互相切磋。在自然科学院任院长期间，他经常找年轻的教师谈自然辩证法，谈自然科学。当时，于光远也在这里工作，徐老知道于光远在大学里学的是自然科学之后，便经常与他畅谈科学和教育问题。不久。于光远等几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学习座谈会，主要联系自然科学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徐老每次座谈都参加，和这些年轻人一起读书，一起讨论甚至争论。在讨论热烈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完全忘记了他们和徐老在年龄上的差别，毫无顾忌地直言争辩。徐老这种平等待人的作风是感人至深的，由于他善于同同志交换意见和争论，自然科学院的师生干部，都很愿意和他交谈。在庆祝他67大寿时，生物系的同学们跟着老师林山、康迪等同志多次去看望他。每次见面，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这谈那，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夜。有一次，他同同学们谈到生物进化问题，就从达尔文、赫胥黎讲到恩格斯，又从三趾马、肺鱼讲到鸭嘴兽，并讲了鸭嘴兽是卵生的哺乳动物……，他侃侃而谈，语言幽默而风趣，学识渊博而深刻，深得同学们的钦佩和爱戴。 　　自然科学院的学生大都是从后方来的，他们具有革命热情，但却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针对这种情况，徐老循循善诱，利用各种形式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他在引导学生读《资本论》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进行讲解，使学生懂得了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具有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 　　徐老对青年教师的学习更是关怀备至。当时，青年教师张凌光和沈哲民与徐老同住一个宿舍，徐老经常给张凌光讲微积分，帮助他编写教材，改进教学。也经常帮助沈哲民学习哲学、历史等。他们三人同用一盏小油灯，常常学习到深夜才休息。徐老这时已六十多岁了，还常常与两个小伙子挑灯夜读，这种精神确实是感人至深的。 　　徐老十分关心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们。1943年，徐老奉命调任中宣部付部长，负责干部教材编审处工作。当时，编审处有徐乾、潘开茨、赫笑天、夏光伟、凌光、石瑛和赵文藻等。平时，徐老最爱和他们交谈，关心他们的学习和成长。他爱经常和凌光谈哲学，从中国到外国，从费尔巴哈到列宁，一谈就是好几个钟头。藩开茨读的老书多，徐老常和他谈四书五经，谈孔孟的道德观、教育观等问题，谈起来也没完没了。徐乾，原名刘翠英，是徐老的儿媳妇。1938年，她的丈夫徐厚本不幸染病去世，她为了照顾徐老的生活，便改名为徐乾，做了徐老的女儿，并留在徐老身边工作。徐老对徐乾极为关心，常常给徐乾讲革命的道理，并极其严格地要求她学文化。在给徐乾的信中，他要求徐乾应有系统有计划地学习政治理论，在学习上，要持之以恒，不要浪费时间。他说：“我读书和工作整整50年了，还只是个半通。你比我还有一个距离，但你的学习机会百倍于我。我希望你从今日起把学习列为正式时间，不缺一分一秒。但可把时间减到最少，那怕一日从一刻到半刻，只要有恒。一经决定，决不中断，把它当做吃饭、睡觉，除非有病决不中断。……我认为你应该下最后的决心学一个字，即是一个‘恒’字。”⑧他还语重心长地说：“鲁迅以妨碍别人的时间为谋财害命，我以为浪费时间只是自杀政策。”⑨徐老的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滋润着徐乾的心，使这位小时候只读过二年半书的女孩子迅速成长了起来。 　　徐老诲人不倦的高贵品质渗透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尤其表现在不易为人们所觉察的一些细微之处。有一次，自然科学院的一位年纪较小的学生，看到附近群众的羊跑到他们集体种的菜地里吃菜，跑上去抓住羊就打。徐老恰好路过这里，他立即走过去，把羊牵出菜地，然后对这位学生说，羊是老乡家的，不能打坏了。再说打羊也不解决问题，应劝羊的主人把羊管好。无论办什么事都要开动脑筋，要注意工作的效果和方法。一席话，说得那位小同学心悦诚服，满口称是。 　　徐特立同志为什么非常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呢?仅从道德人品的角度来回答，是作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其实，最深刻的原因恐怕在于他对民族前途的关切，对祖国未来的向往是超乎常人的。包括他在内的那一代革命家，决心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来，他们懂得这是一项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方能完成的伟大事业。于是，他便把关心青年的成长，引导青年走革命的道路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1937年11月，徐特立受党中央的派遣，奔赴湖南，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湘代表兼高级参议，做党的统战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及方针政策。起先，办事处设在长沙市蔡锷路的徐家祠，后移至寿星街。当时，前来拜访的工农群众，青年学生以及当地的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徐老每天都要亲自接待来访者，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畅谈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工作十分繁忙。有一天，住在乡下的徐老太太和儿媳妇听说十年不见音信的徐老回到了长沙，高兴得不得了，带着不满周岁的小孙女，赶了八十多里路，来到长沙城寿星街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看望他。可是，初见面时，徐老竟顾不上和亲人多说几句话，而是去忙着接待来访的客人。直到深夜，客人们都走了，他才在白发苍苍的老伴面前坐了下来。徐老在长沙的日子里，工作是繁忙而辛苦的，除过要接待来访者以外，他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讲演，作报告，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有五、六百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徐特立同志既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作为革命家，他把实现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作为教育家，他找到了自己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最为合适最为有效的手段。他用自己广采博学得来的知识，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对此，谢觉哉同志曾满怀钦佩之情称颂道：“孔子不足高，墨翟差可比。”朱德总司令则从徐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之中，更深一层地看到了目标与手段在他身上的奇妙结合，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在与康克清贺徐老70大寿的祝寿诗中，才写出了“岁岁不忘歼敌事，朝朝只见诲人忙”的诗句。 　　①见《徐特立文集》第257页。 　　②见《徐特立文集》第258页。 　　③见《徐特立文集》第265页。 　　④见《徐特立文集》第267页。 　　⑤⑥见《徐特立文集》第269页。 　　⑦见《徐特立文集》第266页。 　　⑧见《徐特立文集》第303页。 　　⑨见《徐特立文集》第320页。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