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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延安岁月

长沙师范学校

一九四〇年八月上旬，徐特立与董必武等告别周恩来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率领车队从重庆出发，沿途经过国民党的重重关卡，于八月中旬回到革命圣地延安。其时，正值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召集第三届三科科长会议。八月十三日，一贯热爱和关注教育工作的徐特立，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赶去参加了会议的开幕式，井在会上致词。会议期间，他又给与会者作了各科教学法的专题报告。十一月七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徐特立作为主席团成员，参加了成立大会。他始终是新文字运动的一个积极热情的推动者。十二月，党中央任命他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 　　徐特立认为党中央关于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决定，是有政治远见，具有历史意义的。他认为：“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的盲目的发展，而应是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发展。它不独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①正因为如此，及早着手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有计划有领导地发展自然科学教育，为党培养科技人才，这不仅是夺取抗战胜利的需要，也是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但在延安当时的条件下，要办好自然科学院，困难无疑是很多的。徐特立迎难而上，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在他看来，只要有党中央的领导，有在延安的科技工作者的支持，办学当中的各种困难都是可以逐步克服的。他针对有些人提出的自然科学院可以从缓建立的意见，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了中肯的分析，认为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表现。他说：“对于科学的发展，不是短期能完成的，所以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如果没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础，幻想提高科学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着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在已有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还有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②他坚信：“真正的改造世界，终属之于先进的政党及其人民，殷忧启圣，多难兴邦，是为我们的写照。”③经过他的精心筹划，延安自然科学院终于在初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这是一所非常简朴的学院：砖块木头当凳子，弯着双膝当课桌；没有纸笔，就用鸡毛管或树枝在地上写算；没有房屋，大家动手挖窑洞。从山脚到山顶，窑洞叠了好几层。每孔窑洞，教师住三人，学生住八至十人，整个学院占了好几个山头。当时的伙食很差，没有细粮，小米棒子面也不多，平日只有一种作饲料用的黑豆代替主食，难吃难消化。至于疏菜，经常只是一碗山药蛋汤。 　　面对这些困难，徐特立教育师生，要有革命的理想，“依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条件，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精神，把我们的学校办起来。”④他处处以身作则，与张凌光、沈哲民两位青年教师同住一个窑洞。晚上，三人共着一盏小油灯办公。他每天要到学院各处巡视，从这个山头转到那个山头，上上下下，从不畏难。天雨，他打着赤脚，坚持到各个窑洞查询教学情况。凡是教学安排、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他都过问，有时还和大家一起参加开荒种地。 　　徐特立的言教和身教，使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很快适应这种艰苦的环境。当时，学院里有一首诗歌，反映了他们艰苦办学的革命精神。歌词是这样的： 　　我们的生活艰苦而又紧张， 　　我们的革命热情却日益高涨。 　　谁说我们没有课堂? 　　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课堂。 　　蓝天是我们的屋顶， 　　高山是我们的围墙。 　　谁说我们没有教具? 　　自创的教具更加漂亮。 　　谁说“土包子”不能办大学堂? 　　我们的信心比泰山还要稳固， 　　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要坚强。 　　为了祖国的新生，为了民族的解放， 　　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我们阻挡。⑤ 　　徐特立在学院里既是领导，又是教员，还是青年教师的辅导老师。他讲课时，全院师生挤在窑洞前的土坪里，席地而坐，他站在中间，不拿讲稿，也不带书本，滔滔不绝地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他讲课不是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而是依据马列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原理原则，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地讲授人们迫切希望求得的知识。他还常常举出一些有趣的事例，以加深大家的印象，使人们受到启发。因此他的讲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无论讲社会科学，或讲自然科学，时间无论长短，坪里总是鸦雀无声，大家都用心倾听。 　　徐特立非常尊重学院里的非党领导干部和教员，有事总是同他们交换意见，共同探讨，虽然经常开展争论，有时甚至面红耳赤，但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总是注意为他们创造条件，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鼓励他们为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因而大家乐意同他一起讨论研究问题，往往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在徐特立的苦心经营下，延安自然科学院成了一所粗具规模的高级学府了。它设有大学部、高中部、初中部，还有青年技工学校，学生增至三百人，年龄最小的学生只有十二、三岁。这些学生，通过几年的学习，打下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全国解放后，这些学生中的不少人经过进修后，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科技工作骨干。现在，他们分布在科技战线和经济战线上，有的担负了重要的领导责任。 　　自然科学院创办初期，对于怎样办学院的问题，曾经有过一场大的争论。徐特立力排众议，尽力为自然科学的发展鸣锣开道。一九四二年，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展以后，仅仅两年时间便陆续办起了一批工厂，如炼油厂、纺织厂、化工厂、机械厂、炼铁厂、兵工厂等等。这些工厂都很需要技术人员，有的同志因此主张将学院的科技骨干分配到生产第一线去，学院只进行短期的技术教育，不必办成正规学校，更不必搞系统的教学。徐特立不赞同这个意见。他认为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学院可以让一部分科技人员参加生产建设实践，但另一部分人必须坚持搞好科学教育与研究工作，培养新生力量。他还认为从眼前的急需出发，短期的技术教育固然需要，但从长远的利益着眼，开办正规学校，加强基础科学知识教育，给学生以系统的科学知识，则是十分必要，不可或缺的。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要善于吸取前人和外国的经验教训，把眼光放远些。他在《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一文中指出：“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曾进行设计教学，废止科学系统，结果儿童所了解的只是个别问题的经验，而科学降到最低的水平。在第一次五年经济建设前不久停止了设计教学，而提出系统化的口号。” 　　在一九四一年，徐特立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自然科学院院长后，为了进一步阐述加强基础科学知识教育的重要性，加强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对发展自然科学重大意义的认识，并从理论上解决培养科技人才方向问题，他先后撰写了《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⑥、《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祝“科学园地”的诞生》⑦、《对牛顿应有的认识》⑧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首先指出了科学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科学，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科学，诞生在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边区，一定要偕着前进的政治一同前进，政治为科学扫除一切发展上的障碍，科学也为政治增加着一切物质的基础。⑨他说：“科学的中心任务当然是经济建设……至于科学对于启蒙运动和理论水平的提高，却是永久的远大事业。”⑩他又说：“无论是一般的研究，专门的研究，理论的研究和技术的研究，其总的任务只有一个：即在物质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的抗战建国力量。”(11) 　　怎样才能促进科学的正常发展?徐特立认为，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要紧密结合，成为三位一体。他说：“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替生产服务，同时生产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技术直接的和生产联系起来，技术才会有社会内容，才会成为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的一部分，才会使科学家的眼光放大，能照顾全局。”(12) 　　徐特立指出，发展科学技术，不容许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而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他说：“见近不见远，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的实利主义者；见远不见近，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者。”(13)又说：“如果粗枝大叶而为之，与枝枝节节而为之，没有整个发展科学的计划，科学的前途是暗淡的。”(14)他在沉痛地总结旧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之后，特别指出损害和不重视培养科技人才的严重性。他说：“……一切重要技术问题如国防，一概依靠外国顾问。国内虽有可造的青年，事前没有计划的培植，求学只是一家一人的私事。当国家多难需要技术人员时，又因平时没有组织，虽有技术科学人才，录用又未必得当。人才既少，用之又不得当，因此科学教育委之于书商，而军事秘密谋之于外国顾问。前车之覆，后车之诫，所有这些问题，是有全国意义的。我们边区也不例外，而且文化教育和经济的落后，边区更甚于腹地各省。近二三年来虽极力提倡科学，优待技术人员，但在极狭小的地区，外受日寇的压迫，内受友军的封锁，因而科学人才来此有限，图书仪器和机械输入不易，一切需要自力更生……”(15)他大声疾呼：“我们应该弥补我们的缺陷，同时也就弥补了我们中华民族国家的缺陷。”(16)“大家对于一切关于科学技术问题都要一件一件从头做起。”(17)在使用人才方面，他还尖锐地指出：“不民主的社会，埋没人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不埋没的只有千分之一。”(18)因此，他提出在使用人才上，希望“科学界发展争论”(19)，“在理论上可以不做最后结论”(20)，以期能把有限的科学技术人才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发挥其才智，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发展科技教育方面，徐特立十分重视群众性学术团体的研究活动，他曾发动延安科技界着手组织各种学会，广泛开展科研活动。当时，在边区成立的群众性科研学术团体有“延安土木工程学会”、“延安中国农学会”等，延安自然科学院曾派代表参加这些学会的活动，与这些学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延安举行了一次科学展览会，大大提高了延安各界对于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兴趣，有力地推动了科研活动的普遍开展。徐特立为《解放日报》开辟的“科学园地”专栏，写了发刊词题为《祝“科学园地”的诞生》。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徐特立倡议和支持延安科学界纪念牛顿、加俐略、居里夫人等活动，曾引起中外科学界的注目。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为新中国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做了很好的奠基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徐特立当选为边区参政会的参议员。《解放日报》就他的生平事迹，作了详细的报道，热情地称赞他是一个“坚强，活泼，有远大计划，有独特目标，主张自由研究，主张探讨批判，耐心从事，长期埋头，不干涉别人私事，着重实验精神”(21)的人。 　　徐特立对于边区的民主政治，有其独特的见解。例如边区参议会的政治作用问题，他认为，边区参议会顾名思义是地方性的，但边区这一地方，仍然是全国政治中心之一，它的影响所及，不独有全国意义，且有世界意义。他为此写了专论，提出六项政治主张。这六项政治主张的大意是： 　　一、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是参议会的基本任务。我们应为此竭尽一切力量，牺牲一切。 　　二、民主国家一般说是法治国家，因而建立民主制度、民主法律，使边区小生产的散漫性、无组织性，有计划有步骤的法治化。 　　三、中国近数十年来，不断地为民主斗争，真正的议会制度，只在辛亥革命时昙花一现。目前的民主政治并不是全国范围的，怎样为全国树立民主的模范，是边区参议会的基本任务。 　　四、历史上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没有小生产者的民主。我们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进步的工业，而不是小手工业和小农业；但解决目前迫切需要的生活问题，就不能不依靠落后的生产技术，用后退一步的方法来解决。在有远大意义的经济建设问题上，用前进一步不求急效的先进技术来解决。 　　五、目前是以武装反对国际法西斯武装进攻的时期，一切应为着前线胜利。只有革命的武装胜利，才有建立民主政治的可能，经济和文化的建设才有保证。参议会应该动员群众力量帮助我们的军事建设及供给前方的物质资财。 　　六、新民主主义是各党派各阶级的民主，而不是一个阶级专政的民主。因此，其教育制度是不分男女成分、民族国籍，一律平等的普及的、免费的；其教育的基本内容是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其形式不是死板板的唯一的政治形式，而是艺术的、科学的、各种适合群众要求的、能接受的过渡形式；其工作方式，是利用学校、机关、部队及其它社会团体，来组织和动员广大群众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普及的民主教育，首先就是在历史上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大众；其方法，不是抽象的无内容的，而是唯物的，不是死板板教条式的及无系统纯经验的，而是辩证法的。(22) 　　徐特立这些政治主张，是他长期参加革命斗争及理论学习后，经过深思熟虑总结出来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徐特立热烈响应党中央发动的大生产运动。他带着徐乾开荒种菜，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尽可能地为公家节省开支。尽管生活那么艰苦，工作那么紧张，他总是十分愉悦毫无沮丧情绪。有次延安举行运动会，他自告奋勇同青年进行百米游泳比赛。他的老友续范亭(23)为此写了一首诗：“曾记秋风八月凉，军民集会延河干。七旬老将水中舞，多少青年瞪眼看。”续老另外还写了两首，是描述他的朴素生活的，一是：“延安诸公唯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一是：“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举行庆祝建校四周年大会，徐特立高兴地参加了庆祝活动。“鲁艺”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徐特立是发起人之一，为“鲁艺”的创办和发展做过不少工作。 　　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初期，他负责自然科学院的整风教育运动。在运动中，他再三向师生强调“检查领导，检查工作，这是主要的；至于谁负责任，这是次要的。最后才检查思想上的错误。”又说：“批评不是打击，要有原则，要有事实，热骂可以，但不许冷嘲和暗箭伤人(不指事即暗箭)。”“少抓问题，只抓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思想有无大的倾向，其余一切都包围在大问题的周围。”“目前无论何人、无论何问题，都要彻底解决纠正，而不是打击，不是调换、撤职和辞职，一切工作只能改善，不能放弃。”(24)在整风运动的后期，有一个被派来学院搞所谓“抢救运动”的人，无端打击和迫害一些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对十几岁的娃娃也不放过，大搞逼供信，进行残酷的斗争。徐特立很气愤，他不顾风险，挺身而出，声色俱厉地质问那人：“你们有证据吗?”“有什么根据要这样干?”他亲自去窑洞看望被无理关押的同志，他说：“我是院长，我就要过问，我就要负责!”他还将情况和意见反映到毛泽东和中央的其他负责同志处。许多同志就是在他的保护下才免遭伤害。(25)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八日，延安新教育学会正式成立。教育行政干部和教师代表一百二十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徐特立被选为学会理事长，范文澜为副理事长，吴玉章、罗迈、柳湜、马济川、霍仲年、董纯才等十余人为理事。徐特立领导新教育学会开展了许多有益于研究教育理论，改善教育方法，提高教育质量的工作。此外，徐特立还积极参加延安文艺界的一些活动，包括审查当时排演的历史新剧《太平天国》，他提出了一些较好的意见。文艺界人士都说他是“一位热心人”。 　　为了加强在职干部教育，中央宣传部决定干部学习先从业务、文化着手，并成立考试委员会，由徐特立负责，王鹤寿、萧向荣、李卓然等同志为委员。徐特立着重抓了干部学习教科书籍的编辑和出版，组织专门人才编辑了史、地、数、理等科课本。他针对干部，特别是青年，缺乏学习方法，浪费时间极多的情况，将自己的读书方法整理出来，作为青年的借鉴。他应《学习月报》和《解放日报》之请，撰写和发表了《我们怎样学习》和《再论我们怎样学习》(27)两篇专论，从学习内容到学习态度和方法，他都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他指出，要搞好学习，首先应该提倡学术自由，应该互相学习，互相批评，只有学术的真理，没有党派上的成见。他说列宁的工作作风是美国的实际精神，列宁曾号召党员读十八世纪反宗教的著作。马克思吸收过去历史上一切知识遗产，且推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先生。这都说明，虚心向朋友学习，是共产党的优良历史传统。他指出，必须注意，在关门主义的工作作风下，有可能失掉这个传统。他还以孔子为例，说孔子择师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不是孔子故意谦虚，实际上人们都有所长，也都有所短，择善而从，则人尽师也。他很称道韩愈的《师说》。他说：韩愈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真正有学问的人，没有不虚心学习的；无分古今中外，任何阶级，任何党派，都一样要学习。他接着说，现在我们要向热心学习的同志提议，学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虚心，就是向朋友们学习。应该知道，我们虽然能够把握着前进的政治，但对于技术、科学等各方面，还落后于他人。对于文学，我们也只有少数的左翼作家，其他的作家还没有吸收到我们这里来。至于经济建设，我们也只有正确的经济政策，而缺乏专门科学人才和技术人才，所以我们除政治外，没有足以自夸的东西。虚心学习朋友的东西，应该是我们学习的基本态度。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派别当然各有自己的立场，但互相学习，互相批判，携手前进，双方发挥其所长，更足以表现中华民族的伟大。为此，他号召：“我们应该改变狭隘的自夸的态度。党员应向非党员学习，干部应向群众学习，政治干部和技术干部应该互相学习。”(28) 　　至于具体的学习方法，徐特立归纳为七点： 　　一、学习要有时代性：因为历史上成功的学者都是为着改造或建设当时的新时代而立言的，一切学习都包含着无限的斗争精神。 　　二、学习要抓住基本的知识：即不好高骛远，而忽略基本的东西。喜玛拉雅山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因为它是建立在西藏高原上，是基盘广大的高原上的一个高峰。假如把喜玛拉雅山建立在河海平原或江淮平原上，八千公尺的孤峰是难于存在的，犹如无源之水是易于枯竭的。 　　三、学习要有方法和立场：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均有自己的独到处。唯杂家什么都有一点，而没有专长，等于抄书匠，无一成功者。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派，无一定的方法和立场，也就无一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学者。中国研究《说文》(29)者，不下数十百家，而许氏的正统派还是二徐(30)，刊本则终推孙星衍本。所以，学习虽宜无书不读，但不是毫无方法毫无立场的。 　　四、学习要有事业和职业的目的及长期的计划：为学习而学习的学习和无计划乱抓的学习，都是不对的。……应该为工作而学习，不是以工作来帮助学习，而是以学习来提高工作的能力，加强工作的效率。 　　五、学习要有一定的中心对象，使一切学习围绕着它：象建军一样，要有基干部队作领导；象作战一样，其中心对象是守住中心据点，一切掠野是为着攻坚，是为着守这一据点。 　　六、学习要抓住要领：中国的学者自古以来总是贪多而找不到中心的一环，……虽劳心劳力无成功。 　　七、学习要有批评的、革命的、实践的精神：对于古人的学术遗产及对于自己过去的著述，都要把它当成历史看，而加以批评地重新审查。 　　以上有关学习的原则和方法，实际上是徐特立自己的学习经验总结。他提出这些要点之后，原打算著文一一加以阐述，可惜因工作过忙而未能实现。尽管如此，这些要点对青年怎样搞好学习仍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徐特立谦虚好学的美德，在对待陶行知(32)和邹韬奋(33)的态度上，表现得很充分，很感人。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是陶行知创设“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延安教育界为此开了庆祝会。徐特立在会上讲话，热烈称赞陶行知那种中国式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与美国式的实际主义作风。他说，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特别指出，陶先生虚心学习他人的优点和不断改进自己的短处的态度，尤应为我们所摹仿。他同范文澜联名，以延安教育学会理事会名义打电报给陶行知。电报说：“先生自从事教育事业以来，就打起反老八股和洋八股的旗帜，向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进攻。创立生活教育的理论，主张教、学、做合一，注意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力图打破劳心与劳力的分裂。象先生这种进步的教育主张，正是对症下药，为治疗中国教育弊病的良方，而先生献身教育事业，不辞艰苦不怕困难的精神，更足以称为教育界的模范。”(34)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35)、《陶行知的学说》(36)以及在《边区教育通讯》上发表的《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说》(37)等文章中，都精当地阐述了陶行知学说的革命意义。他明白地肯定陶行知的教育学说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他尤其称道陶行知的知错必改的精神。他在《再论我们怎样学习》一文中写道：“陶行知原名知行，一日发现了自己的根本错误，即发现了把知放在第一，把行放在第二的错误，立刻把自己的名字倒转过来，也即把自己一生的行为倒转起来，否定自己，反对自己。这种精神，请同志们自己各自检查一下何时有过?陶行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布尔塞维克，是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同志们!我们自己各人检查一下，是否我们值得向救国会的先生们学习呢?陶行知的先生是杜威(38)，我们的先生是马、恩、列、斯。杜威以下产生了陶行知，杜威给陶行知以小本钱，陶竟成了一个富商大贾。马、恩、列、斯给了我们许多财富，我们还不能很好的使用，还产生了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尤其是把他们的唯物辩证法变成了《新旧约》、《可兰经》及南无阿弥陀佛。同志们!试检查自己一下，还值得骄傲吗?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是有一句最主要的没有读，即《费尔巴哈论》上说的‘一切东西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我们有些同志把自己做神圣看，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最后诚恳而又谦逊地说：“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我在江西所行的与小先生制密合，但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了理论。”(39) 　　徐特立对邹韬奋也十分推崇。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延安举行追悼邹韬奋的大会上，他发表讲话，对邹韬奋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将来写中华民族解放史和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解放史，邹的业绩是许多光荣斗争史中的一页。称赞邹韬奋在那些琐屑的无兴趣的事务工作中，能够十分尽职，因而养成了细针密缕的工作作风，和惊人的实际精神。他举例说，在一九二九年，邹办《生活周刊》，读者来信一年达两万多封之多，邹对每一封来信都予以适当的回答。邹的这种惊人的爱护群众的热忱，这种善于把群众反映的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况作为丰富的具体材料，经过分析成为指导群众的资本或科学，这就是邹之所以成了群众的导师，同时又成了群众的学生的重要原因。徐特立最后说：“韬奋入党(时)已五十岁，而且是临终的遗嘱，我入党时已是五十一岁，韬奋入党比我少一岁。我们入党不是偶然的。……这正是时代的象征。”(40) 　　作为一位教育家，徐特立还十分珍视文学艺术的感染力和教育作用。一九四六年九月的一天，他对身边的同志说：“一首诗描写一种感情，也许比大篇论文还更深刻。一本小说或一个戏剧，有的能给我们一个心理作用的分析，比同样标题的科学论文，还要透彻。”他的这段话，对文艺作品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晚年这样感慨地说：“可惜我一生太忙，竟挤不出时间多读些小说。” 　　徐特立写诗有较高的造诣。他常常写诗抒怀言志。他一生写诗，有三个时期写得最多，一是青年时期，可惜只留下《书愤》和《言志》两首，其余都散失了。二是在长沙师范，长沙女师和湖南第一女子师范任校长时期，他实行诗教，几乎每天都写，曾汇成“校中百咏”，这些诗，也仅仅因为被学生辗转流传才保存了十余首，其余也散失了。三是一九四〇年，他由长沙回到延安后，写了不少的诗。现在能读到的，绝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徐特立的诗，风格古朴淳厚，感情真挚，词意委婉，读后令人感奋。例如，他在《送董老赴京》(41)(指赴重庆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的六首五律中，第一首这样写道：“双足何时息，前瞻路尚赊。吾华警烽火，四海斗龙蛇。不拟霜同鬓，唯将国作家，轺车驶京邸，秋菊正开花。”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董必武同志为国是不避劳苦，长年在外到处奔波的革命精神的歌颂。又如“妻老孤孙弱，长沙我有家，寄书常不达，传说被搜查。报国何年迈，思乡觉路赊。尺书望转寄，借以慰天涯。”抒发了自己报国不辞老迈，以及对老妻弱孙深沉的怀念之情。其他如“蔺廉重好合，萁豆弗相煎。单调难成曲，群擎可柱天”；“幸勿贪机遇，图存在更生。回思百年史，殷鉴即长城”；“国事如船舵，风来紧把持。偏差需警惕，暗礁早探知”；“吾子贤参政，回京一矢词。直言当侃侃，国是忌迟迟”等诗句，表现了他忠诚于党的事业，讲究斗争艺术，为国为民战斗不息的精神。 　　徐特立在延安还积极参加过“怀安诗社”的活动，同老友唱和颇多。有次，他去延安柳店子，探望在那里养病的老友续范亭。续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参加过反袁倒阎以及反北洋军阀的战争，支持我党共同抗日的主张。徐特立高度赞赏这位老友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引为知己。为了慰勉老友为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他在赠诗中写道：“尔我虽年迈，姜桂老愈辛，仰天射十日，蹈海斗长鲸。”(42)真是老当益壮，气吞山河!在《祝连暲同志五十大寿》一诗中，他写道：“世有老少年，也有少年老，不落时代后，年老才可宝。……莫谓进步慢，老更进步快。有些少年们，始奋终反怠。我亦等龟蜗，爬行在人后；日日行不息，一生未曾够。……年老不足耻，所耻在自足，……许多英雄们，晚年而碌碌。年老党龄老，经验更丰富。在这基础上，更便求进步。同时易自骄，堕落成顽固；我们不警惕，误党兼自误。……医药关生命，忌粗枝大叶。勿谓点滴功，非革命事业。连暲守此训，光焰长烨烨。”(43)鼓励爱护之情，溢于言表。 　　对那些年老而仍能坚持进步、坚持革命的民主革命家，徐特立十分看重，并深为钦佩。他在《赠柳亚子》的长诗中，对自己过去所推崇过，而后来逐渐堕落，甚至走向反面的人，一一作了尖锐的批判，用以说明柳亚子毕生坚持民主革命的精神之可贵。他在诗中写道： 　　亚子五十九，而我长十年。若论开国功，我难与比肩。……前辈我之师，不觉落后边。岂仅暂落后，甚至别忠奸、南海我拜祷，既而反民国。汪氏刺摄政，后乃成奸贼。孙黄同伟大，临政异车辙。前茅住足顷，后卫越前列。男儿世所重，有时愧巾帼，香凝庆龄外，罕守中山节。……”(44) 　　读了这样的诗，“回思百年史”，真是“殷鉴即长城”啊!难怪柳亚子得诗后极为感奋。一九四九年，当柳亚子在北京见到他时，欣然写诗答赠，其中有“相思廿载订神交，赠我长诗意气豪”之句，颇有高山流水，相见恨晚之感。 　　总结徐特立在教育事业上的伟大贡献，象这样的“诗教”恐怕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吧。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徐特立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六月十一日，大会闭幕的那一天，代表们热烈鼓掌欢迎他讲话。他满怀激情走上讲台，异常兴奋而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一个独立的中国。反对任何想把我们重新沦为殖民地的人。我这个人没有别的，一句话，根本上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现在是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我一生来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我没有别的知识，从前胡里胡涂，反对帝国主义，我想这一点我不错，其他的我胡涂，这一点我不胡涂。”(45)代表们听了他的讲话，无不为他的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 　　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向延安大举进攻。这之前，他遵照党中央的安排，已带领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的一部分同志撤离延安，先行到了绥德。不久，绥德专署专员杨鹤亭转告他，党中央已作出决议，要为他庆祝七十大寿，已通过电台向全国播送了这一消息。他深知党中央在战事紧迫时期，为他祝寿的政治意义。但一想到民间疾苦，总觉耿耿于怀，于是挥笔写了一首题为《七十客绥、哀吕梁灾民并自寿》(46)的长诗。诗中严厉谴责了“蒋阎肆虐政”，致使“灾民遍吕梁”的罪行；描绘了灾民们“败絮不蔽体，充饥唯秕糠，老弱转沟壑，少壮半逃亡”的悲惨情景，与老解放区“家家有余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赞扬边区政府拿出“法币六百万”，帮助灾民“购棉又购粮”的做法，体现了党和人民“艰苦与共尝”的血肉感情。他看到这种“苦乐两相形”的情景，“不觉倍感伤”，因而要同志们在为自己贺寿时，最好是“瓜果代鸡豚，清茶代酒浆，题字代寿联”，千万不能稍事铺张。他这种同情和热爱人民，而又严于律己，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思想感情，令人深为感佩，深受教育。 　　在他七十生辰的前两天，中央办公厅派人把他从绥德接回延安。生日的头天晚上，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他住的窑洞，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亲切地为他“暖寿”，在一起吃了“长寿面”。毛泽东还特意为他送了一盒寿糕，盒子上面亲笔写了“坚强的老战士”六个字。徐特立把这盒寿糕拿出来招待客人，和大家分享。第二天，一月十日(即农历十二月十九日)瑞雪纷飞，大地冰清玉洁。延安各界人士冒着严寒，纷纷来到中央大礼堂，参加祝寿大会。大会由朱德主持，毛泽东等中央负责同志都到会祝贺。会上宣读了党中央的贺信，贺信说： 　　你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你是热爱光明的，你为了求光明，百折不挠，在五十岁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事业抱有无限忠诚，在敌人面前，你坚持着不妥协不动摇的大无畏精神，你的充沛的热情，使懦夫为之低头，反动派为之失色。你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你的知识是和工农相结合、生产相结合的，你把群众当做先生，群众把你当做朋友。你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是诲人不倦，这个品质使你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七十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把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47) 　　朱德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大家“要以不断学习徐老的优良作风来庆祝他的七十大寿”。徐特立在会上致了谢词。他在历述了不少老人跟着时代前进，无数青年在时代的浪潮中锻炼得更坚强更能干的事例之后，他说：现在蒋管区几十万青年学生，正在轰轰烈烈推动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老者也要和他们齐头并进!他还把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全国青年身上。大会开得隆重庄严，气氛热烈。会堂悬挂和陈列着各机关、团体、学校送来的寿幛、祝词、颂诗和礼品，还有各解放区以及上海、重庆等地的贺电贺信。会上还悬挂着沈钧儒、李济深、黄炎培等他的几十位老友和他的一些学生共同签名的大红绸寿幛，还有田汉从上海寄来的诗歌。当时参加大会的还有在延安的国际友人。晚上演出了平剧以志庆。 　　这一天，《解放日报》出版了庆祝徐特立的七十大寿的特刊，上面有党中央的贺信，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有谢觉哉的贺信，有陆定一、熊瑾玎、黄炎培、田汉和续范亭的诗词(后来，有关部门还把这些诗词汇编出版了)。新华社就大会的盛况发了消息。此外，重庆的《新华日报》和晋察冀边区的《晋绥日报》都发表了祝颂的文章。当时还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许多进步人士也举行了宴会为之祝贺。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徐特立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这是徐特立的光荣，也是全党的光荣。 　　三月，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机关决定撤出延安，安排徐特立参加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工作团，去晋察冀解放区开展工作。临行前，毛泽东去他住的窑洞送别，并问他需要什么东西。徐乾知道毛主席有两个热水瓶，便脱口说出需要一个热水瓶，毛主席笑着点头走了。徐特立为此很生气，批评徐乾不应为毛泽东同志添加麻烦。不一会，毛主席抱着个热水瓶来了，当他知道徐特立批评了徐乾以后，就对徐特立说：“徐乾作得对，不应该批评，我还要表扬她呢!”并再三劝说徐特立在路上要多骑牲口，少走路。 　　徐特立于三月十六日离开延安。途中，他仍然象长征那样坚持多走路，很少骑牲口。他每日坚持走四十里，到了兵站宿营时，就同大家一起吃小米饭和土豆汤。随行人员怕伙食差，影响他的健康，暗地用搪瓷缸煮点大米饭，烧点小菜给他吃，他批评了这些同志，说：“战士们能吃的我也能吃，和大家一块吃，才会更香，更有味道。”有次，他来到贺龙部队的驻地，贺龙亲自远道相迎，给他的住处加派了一个警卫排。他知道后，连忙要徐乾转告贺老总，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乡下老人，哪里要这么多警卫。在行军途中，他不容许随行的任何人有丝毫触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行为。在离开住地前，一定要把住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在路上，对那些从庄稼地里抄近路的同志总是及时提出批评，告诫他们随时注意保护群众的利益。 　　徐特立在晋察冀边区，曾一度住在阜平县胭脂河畔的温塘村，领导边区的宣传教育机关，着手接管新解放区大量的中、小学校，组织编写和审查新的教材。他对编写小学教材，极为重视，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意见。比如，他在收到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送审的一至八册初级小学国语课本后，曾写过这样一封信： 　　小学国语我和今吾同志曾一浏览，认为有某些字句和少数课文虽有些不合处，并不关重要。至于全书是反映我们革命的活动，与过去一切课本有区别。但各册相互间及各课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国民需要最低限度的知识全面性和计划性，都和辛亥以来的国语教科书无甚差别。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发展近百年来未能解决，目前我们急需解决。至于怎样解决，不是片语能尽，容迟面谈。(48) 　　很显然，他在这一封短信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而且是新中国成立后必须解决的问题，即知识教育的全面性和计划性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三月，党中央在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着重讨论确定了党对夺取全国胜利以及胜利后的一些基本政策，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徐特立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会后不久，他即随同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京，以充沛的革命热情，为建设新中国继续奋斗。 　　①②③⑩(13)(14)(15)(16)(17)(19)(20)均引自《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一文，见《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⑤夏光韦《在徐老身边工作是幸福的》，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⑥⑧(26)(27)(34)(35)(36)(37)(39)见《徐特立文集》。 　　⑨参见《祝“科学园地”的诞生》一文，见《徐特立文集》。 　　(12)引自《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见《徐特立文集》。 　　(18)徐特立谈话纪录。 　　(21)见海燕《介绍边区参议员徐特立》，载1941年11月2日《解放日报》。 　　(22)见海燕《介绍边区参议员徐特立》并参见徐特立《边区参议会应有的任务》，载1941年11月1日《解放日报》。 　　(23)续范亭(1893—1941)，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起义，任山西远征队队长。后任国民军旅长、中将总参议等职。1935年赴南京呼吁抗日，在中山陵剖腹自杀，一时震动全国。1936年冬抵西安，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以后坚持抗日反封建斗争。逝世后追认为中共党员。 　　(24)引语见1942年4月3日《解放日报》。 　　(25)武衡、阎沛霖《怀念徐老，我们的好老师》，见《怀念徐特立同志》。 　　(28)引自《我们怎样学习》，见《徐特立文集》。 　　(29)《说文解字》的简称，系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著。 　　(30)二徐：指徐铉、徐锴兄弟，扬州广陵人，五代宋初文字学家，世称“大小二徐”。 　　(31)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江苏阳湖人。清经济学家，官山东督粮道，所学较广，对经史、文字、音韵、诸子百家、金石碑版等都曾涉及。 　　(32)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留学美国。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培养出不少革命人才。 　　(33)邹韬奋(1895—1944年)，江西余江人。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从1926年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九一八”事变后，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积极宣传抗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运动。1942年到苏北解放区。1944年因癌症病逝于上海。逝世后追认为中共党员。 　　(38)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社会改良。在教育理论方面，认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提倡以儿童的活动为中心。1919年至1921年曾来过中国。他的学说通过胡适等人的传播，在旧中国有一定影响。 　　(40)《韬奋的事业与精神》，见《徐特立文集》。 　　(41)(42)(43)(44)(46)见《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45)《徐特立同志七次大会闭幕典礼上的讲演》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47)原载1947年1月10日《解放日报》，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48)今吾，即程今吾，当时同徐特立在一起工作。徐特立的信是写给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负责人哲夫和皑风的。见《徐特立文集》中《关于编写小学国语课本的问题》一文。 　　 徐特立传/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