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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一代师表 |
| 长沙师范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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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始入北京，住西郊的香山。同他有过师生情谊的熊瑾玎去看他，促膝欢谈，竟日不倦。熊有“喜见燕京先解放，香山留得笑颜双”①的诗句以纪其事。徐特立因参加我方代表团工作，同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曾一度住进北京饭店。那时，他整天忙于参加各种会议，或会见各方面人士。他与章士钊、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共叙旧谊，来往密切，对章等多方进行说服和争取的工作。②和谈破裂，解放军横渡长江，他又忙着参与领导接管全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忙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政协会上，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观看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聆听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同全国人民一起，尽情地欢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庆他为之奋斗了近五十年的革命理想成为现实。在欢庆之余，他想到的不是革命大功告成，可以坐享清福；而是国家面临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艰巨任务，自己应当以有生之年，尽心竭力地去从事这个空前伟大的工作，努力建设新中国。他的这种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年愈老而愈强，在《祝吴老七十大寿》③的诗篇里，他这样写道：“……七十初度时，前线均告捷。百年殖民地，从此永完结。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您我励残年，尽瘁此心血。”自新中国成立直至他逝世的近二十年中，他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实践了他“尽瘁此心血”的誓言。
一九四九年，徐特立已是七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了，但精神矍铄，步履矫健，毫无老迈之态。为了勖勉和策励自己，他制订了一个二十年学习与工作的计划，作为晚年的奋斗目标。
其时，徐特立仍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主任、党史资料室主任等职。中国历史学会、中国地理学会还选他为学会的荣誉主席。他和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一道，领导一批史学工作者及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的干部，从事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党史及其资料的编纂工作，并亲自主编卷帙浩繁的《中国通史资料选编》。他坚持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从不稍懈；处理问题，总要广泛听取意见，集思广益，常夜以继日，冥思苦索，非把道理想出，决不休止；有时已经上床睡觉，深夜醒来，想起某一问题，有点眉目，便立即披衣而起，在笔记本上记下，以免遗忘。他虽然学识根底深厚，但总是和从前一样虚怀若谷，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从头学起的精神，即使写篇短文或草拟一段讲稿，都要学习和参考许多种书刊，力求把问题说得正确，说得透彻，于人于事有所裨益。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徐特立最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入城以后，他特意撰写过一篇题为《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④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实事求是’一语说起来十分简单，做起来难于登天。”他深有感触地指出：“在年高、位高、学高、‘功高’的四种高人面前，则‘自以为是’四字，就是第一等的障碍物。首先就障碍了自己前进(即障碍着‘实事求是’)，不接受他人的批评，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害怕丢脸——以被人批评，被人指责为耻辱，反不以‘自以为是’为耻辱。”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共产党，谁都不能否认它是一个先进的党。我们整风连续大整两年，三风之一风是学风，学风中最主要的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这两句话九个字。这九个字可以用来测量党员的学习风气，尤其是有教育责任的党员及干部，更当严格执行这九个字。”后来他又针对，“自以为是”的思想病态，撰写了《自以为是者的前途》的短文，寄给《新观察》编辑部发表⑤。现将全文抄录于下：
自以为是，是思想生命的一个病态。生命是不断的新陈代谢。自以为是者，他保守旧有的东西不加自我批评，旧的物质不排泄，就无法吸收新的东西，就是思想的生命断绝。如果他是一个老头子，他将就木焉，危害社会还不大，就可让他顽固；而年轻的人，前途远大，成熟过早，目中无人，不独危害自己，同时更会危害社会。少年得志，成功者少。古代的状元，无一有学问者，就因为他自以为状元了。自以为是，就是主观主义。如果主义再形成一伙，就是宗派主义。
据他说，开始写这篇短文是“借以自励”；后来寄给《新观察》发表，则是录之以供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团员参考。二十八年过去了，我们重读这篇文章，仍然觉得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应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世钊之请，为第一师范题了“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题词之后，曾对徐特立说：“徐老，你是第一师范的老师，也为第一师范写几句话吧!”⑥于是，徐特立通过给周世钊写信的形式，提出把“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这九个字，作为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风。他在信中写道：“……‘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是我们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作风，由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五年以来，就成为我们全党的党风。这种作风是对学习、对工作、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对一切人、一切事业都是需要的。它不是高深难了解的理论，也不是艰巨难做到的工作，是一句极平实极老实的口号，但它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没有它，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和学习，都会有偏差，都会有走上歪风的危险……”⑦因此，他“希望第一师范以毛主席的作风——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作为校风”。很显然，这是他要我们把党的优良传统传下去，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好。
徐特立进城以后，最关注的第二件事，就是怎样保持生活上的艰苦朴素。一九四九年年底，他在西单分到几间住房后，曾派女儿徐乾回湘，将老伴和十三岁的小孙女接来北京团聚。他住的房子不大，也比较陈旧，有的地板已经腐朽。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中央办公厅斢换房子，中央办公厅也认为应该换一换；但他不同意，认为把坏了的地方修一修还可以住。一九五二年，中央办公厅决定给他添盖几间房子，以便接待来访的群众和存放图书资料。他更不同意，说：“现在人民生活还有不少困难，我怎能为自己盖房子，花费人民的钱财呢?还是等将来生产、建设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说吧!”⑧后来办公厅根据他一贯坚持节约的精神，把建房费用减少到原计划的一半。即使如此，他还是认为花钱太多了。仅窗帘布一项，就不知批评过多少次，总是说：“窗帘布能挡住光线就行，干什么要用这么好的东西做?当年我们在延安就没有用窗帘，不是照样干革命吗?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小米加步枪的延安精神。”⑨
徐特立在穿着上一如既往，简单朴素。他戴的那顶灰布军帽，连后沿都磨破了；穿的那套灰布衣服，已经洗得发白；那件旧棉衣，后勤部门几次催他更换新的，他总不答应，说：“农民一件棉衣要穿几十年，甚至一代传一代。我这件还可以再穿几年。”⑩为了工作需要，徐乾给他做了一套毛料服，添置了一双皮鞋，他平时不穿，只是在接见外宾和参加宴会时才穿上，回到家里又马上换掉。一双袜子，补了又补，还不肯扔掉。
在饮食方面，他也从不讲究，吃的十分简单。小米、玉米面和窝窝头，他都喜欢。他坚持素食，蔬菜不可或缺，连棵白菜头都舍不得丢弃。他常对人说，人的饮食要从五谷杂粮中吸取多方面的营养；也要从多种蔬菜中吸取营养，不能有什么偏爱。
徐特立十分珍惜公家的水电。晚上即使已经睡了，如发现路灯没有关掉，水龙头没有拧紧，也一定要起床来关好、拧紧。他多次对身边的人说：“要节约水电，滴水成河啊!一度电要多少钱呀!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节约一度电和一滴水，都是为着建设社会主义呀!”(11)
徐特立一贯提倡吃苦精神，他认为：生活过得俭朴一些，将有助于保持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九五三年，他回到长沙，每当应邀到机关、学校、医院或工厂讲话时，总要讲到艰苦奋斗的问题。有位同志在笔记本上记录过他讲的一段话：“我们是革命队伍中的开路先锋，也是建设祖国各条战线打头牌的人。责任重大，困难也很多，我们必须多吃苦。”(12)
徐特立入城后，最关注的第三件事，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仍象过去那样热爱教育事业，把教育工作当做自己的终身职业。他在《给小学教师的一封信》(13)中，曾这样自我介绍说：“我在五十年前，是湖南省长沙县乡村中一个启蒙的先生，从十八岁起到今年冬七十一岁整，一共五十三年没有离开过教育工作，所以我和你们是同一职业朋友。”的确，他一生经历了几个历史时期和几种社会制度，在复杂的生活环境中，在艰难的物质条件下，从事过实际的教学，考察、研究过多种社会形态下的教育。他不仅有着丰富的教育实战经验，而且具有较高的教育科学理论水平。到了延安以后，他觉得有必要抓紧时间把自己的教育经验叙述整理出来，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以供教育界的朋友们借鉴。因此，他每天挤出时间，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口述一个半小时，纪录整理出来后，再过目修改。这样一直坚持到建国初期，数年间没有停止过。可惜这些纪录本，不幸在战争中大部分丢失，现在收集到的稿本只有五万余字了。建国以后，他亲笔撰写了不少关于教育方面的文章，大多发表在《人民教育》、《教师报》、《河北教育》、《新观察》等报刊杂志上。他研究的教育问题很广泛，如教育的本质、教育与生产、教育与政治、教育与哲学、体育锻炼、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教科书的编写、教育刊物的编辑，等等，在这些方面，他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作了深湛的论述，这些文章，现在大都收集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徐特立教育文集》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徐特立文集》里。
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概念是什么?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徐特立在辛亥革命以前，就研究过这些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自己的实践经历，他勇于修正过去研究所得的结论，绝不拘泥成说。一九四六年，他在延安的时候，又就这些问题同身边的工作人员先后谈了三次，纪录了三次，并亲笔修改了三次，最后才写成如下一段话：
教育是建筑在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两种智能活动的基础上，把这种活动从蒙昧的半自觉的逐渐提到自觉的科学的艺术的程度，使改造工作更合理化，这就是教育的一般任务。至于阶级社会反动的教育的特殊性，就是在贫富对立、智能分工的基础上，也不能完全阻止社会进化，人类智能积累增长的自然趋势；但他们来进行教育，要群众不自觉，及智能的畸形发展，理论和实践脱节，蒙蔽真理，所以他们还要自觉的有计划的进行愚民政策。(14)
至于教育的作用，徐特立认为有麻醉和启发，有介绍、模仿和创造。教奴隶，教顺民，只要模仿；改造世界、改造物质的教育，就必须有创造。他又说，教育就是要合理地改造物质(自然、社会、人类自己)，合理是合乎客观规律，清算历史的经验，要有能够实现目标的远大计划。他还进一步阐述说，教育是发现问题，解决矛盾，接受遗产，创造新产。教育是指针作用、桥梁作用。教育要有多样性、协和性、艺术性。他在谈到教育家的作用时，认为一切人都是教育者，但也有专门教育家。专门教育家要尽指导作用，不是灌输作用。一切行动从生到死，时时处处都是教，同时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地点，一定课程的教育。教育服从当时政治，所以有教育政策，但还有教育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当然也有历史性，而我们所需要的是现代教育原则。(15)
一九五〇年一月，徐特立写了《教育讲座》一文，又就教育的本质、作用、对象、方法，作了系统的科学的论述。一九五〇年二月，他写了《各科教学法讲座》一文，继续讨论上述的一些问题。这两篇长文，分别连载在《人民教育》和《河北教育》杂志上。文章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通过分析各种社会形态下的教育，总结了我国教育思想的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作了指导性的论述。
徐特立在历述我国教育发展的沿革时，指出孔子就是封建的典型的教育家。他说，“五四”以前，孔子的教育学说，在中国占据着统治的地位，现在我们谈封建教育，必须以孔子的学说为范例。孔子所提倡的教育，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伦理教育，而一般的文化教育，孔子只作为业余性的课程。孔子评定学习的成绩，是看事君和事亲如何。孔子有两种教育方式，对一般的人只是片面地强调学习伦理；对士大夫，除学习德行伦理外，还有言语、文学、政事三个科目。在这同一的封建社会形式基础之下，而有两种不同的教育。因为前者是培养劳力者的小人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强调盲目服从的伦理教育，其他文化之启发是多余的。后者是培养劳心者的君子以治人的教育，所以需要从言语、文学、政事各方面来提高他的自觉性和统治能力。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统治阶级已经感觉旧的封建教育和当时社会新的事变不协调，所以魏默深(16)提出在思想方面要去昧患去虚患。去昧患就是反对愚民教育，与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学说是相反的；去虚患就是要提倡实利主义，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学说，以及董仲舒(17)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学说也是相反的。但在那个时候，魏默深的这一主张，不但未能成为事实，而且无人附合，这是由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统治，不是一个时期及二、三人的力量所能突破的。至戊戌维新以后，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纲领，这一半是封建的，一半是资本主义的。庚子以后的教育宗旨是：尊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尊君尊孔是封建的，尚公尚武尚实是资本主义的。以上的教育纲领和宗旨，表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两重性。五四运动，又进到一个新的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表现得很为明显。资产阶级的学者提出民主与科学，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提出“劳工神圣”和唯物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教育主张，正是表现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斗争的序幕。我们今天政协的文化教育政策，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的产物，它的理论基础就是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18)
关于教育的对象问题，徐特立论述了一般的教育对象和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对象。他指出教育的对象当然是人类，而不是动物。虽然肉体上饮食男女的要求，还是自然的兽性的遗传，但是要求的标准、满足的方法和满足的条件，都是受一定的社会形态及各个人的一定社会地位所制约，从而每一个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受着一定的经济范畴和伦理范畴所规定。我们研究人的心理，不应该单纯以自然人类为对象，而应该以社会人类为对象。而研究的方法，不只是生理和物理化学的反映，而且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分析。徐特立特别欣赏费尔巴哈所说的“人类在宫殿中所想与在陋巷中所想不是一样”这句名言，并由此指出：我们研究儿童心理和学习心理，应该从社会矛盾中加以分析。教育的效能与教育的发展的制约，不能单纯地从教育本身来解决，应科学地来解决。其解决的方法，当与整个社会制度问题配合着。(19)
至于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对象，徐特立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级的差别性是存在的。由于历史上社会成份的不同，过去所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也就不同。今天，我们应该给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及妇女以受教育的机会。因而，在失学的青年人和成年人方面，要有各种的学习形式，如补习的、函授的、业余的、分散的、集中的等等；在普通教育方面，尤其是小学，要有全日的、半日的，以及二部的、三部的(二部的、三部的，主要的是设在工厂附近，给童工以学习机会。过去资产阶级曾有这种学校)；至于专门学校，吸收工农分子，应该特为之设预备学校和预备科、预备班，以预备专门技术方面必要的科学知识。他还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之间，不独文化程度有各种差别，而且经济条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有民族的差别性。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民族形式。(20)
徐特立在另一篇文章中，还强调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任务，是要加强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以及对旧知识分子之改造。他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写的《在教师节谈新民主主义教育》(21)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人民解放斗争，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特别显得重要。因此，今后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多种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与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很显然，徐特立这种看重知识分子的主张，是十分正确的。论到群众教育，他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民主主义必要的条件。至于对旧知识分子之改造，他主张对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的态度，是采取适当办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中国人民服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徐特立总是坚持和那种轻视、摈弃和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错误言行展开斗争的。在他的许多论述中都体现了他了解和爱护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
对于外国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方针问题，徐特立认为，首先是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与新教育。对于外国文化，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文化，以为中国文化运动的借镜(有计划地翻译苏联及资本主义国家关于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及课本等等，以作参考)。当然，这种借镜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服从，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推进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22)他的这种态度无疑是正确的。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吸收人类一切文化遗产，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在批判地吸收古代文化遗产方面，他是有成绩的。我们尤应看到的是，徐特立特别热心宣传“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方针。他除了在他的许多文章中作了一般的论述之外，还于一九四九年特意写了《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的专文，一九五〇年又作了《有关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等问题的谈话》，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这一点，可以说是其他教育家所不及的。
对于教育方法和教学方法，特别是对于中外的传统的教育方法，徐特立的观点一贯鲜明，他既反对一概排斥，也反对盲目接受。他认为：“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方法，则无须乎谈教育。害怕批评的教育家，就是最好和他少接近，或者根本取消马克思主义去投降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者好了。”(23)他指出，一切方法都是被本质决定的，所以不同的本质就被不同的方法所表现，从而教、学、做各个对立或合一，虽然在教育上不同的方法表现，实际上这些方法只是它自己不同的本质被表现。……因此，可以断言，教育的本质和方法是受同一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形式决定的。他认为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无疑是中国革命条件下的产物。陶先生主要的方法——教、学、做合一，是革命的方法，是以群众为学生即以群众为教师的方式。此外，他还认为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有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自学辅导式及启发式等等，这些方法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它否定了封建的教师本位、教科书本位，并淘汰了注入式，转变到学生本位及生活本位主义。对这些转变，不能否定它的进步性，但只是资产阶级有限的民主主义在教育上的反映，所以它们虽从教师本位转到学生本位，却还没有进到群众本位。道尔顿制虽然已经是自动的学习，但拘束在学校的学习，其工作拘束在研究室和实验室。附属在学校内的工场和农场，只限于自然科学一面的实验和实习，不是社会生产的工场和农场，缺乏经济的联系。设计教学法不是实际社会工作的设计，不是把学生送到社会中去进行设计，而是把假定的社会转移到学校中来进行设计，这种设计，脱离了社会的实际。基于上述分析，因而他强调地指出：所有资产阶级的教学方式和方法移植到中国革命的土地上来，当然会起质的变化，也需要随着革命的条件起质的变化，这就是加以革命的改造。
至于教学方法，徐特立认为对于我国过去教育上许多好的或较好的东西，应该加以肯定，加以吸收，或者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需要上加以应用。即算是“注入式”这样一种被人们否定了的教学法，他也决不人云亦云，随便鄙弃，而是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还不是在一切场合否定注入式，比如技术课程，在动手时，是要教师示范，这种示范就是注入式的。又如学习一个没有经过的特殊的历史问题，那就要先做报告，然后再讨论，这种报告就是注入式的。”(24)事实上，注入式这种方法，我们在今天的教学中，有时还是采用的。当然，我们这只是举出一个具体事例，用以说明徐特立所持的批判继承的态度。
徐特立非常重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也非常重视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他认为教师是领导者，并采用传统的提法，来说明问题。他说教师是有两种人格的，一种是“经师”(因为中国过去教经书中的知识的称经师，现在是教科学知识，为了容易记，所以仍袭用这个名称)，一种是人师，人师就是教行为，就是怎样做人的问题。经师是教学问的，就是说，除了教学问以外，学生的品质、作风、生活、习惯，他是不管的；人师则对这些东西都管。我们的教学是要采取人师和经师二者合一的，每个教科学知识的人，就是一个模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25)
对于教育的对象和师生的关系，他说：我们的基本的学生是劳动大众自己和劳动大众的子弟。这种学生和先生的关系是同志的关系。虽然还有某种程度的阶层对立，但教师是知识劳动者，和学生没有经济上的对立。教师是同志中的领导者，因此就更要尊重教师。教师和学生，一切都是相互的平等的关系，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叫做“教学半”(教者学者各负一半责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所谓教师本位或学生本位之对立)，或“教学相长”，在教和学当中，教师和学生都得到利益，都获得进步。这是一种新的师生关系。(26)
此外，徐特立还认为教师对待学生固然不要严厉，但严格是应该的，决不可放任自流。学生读书不好，教师就要采取教育批评的方法和他谈话，促使他进步。但实行教育批评的方法，则要采取同志式的态度，坚持正面积极的方法。徐特立最反对用简单粗暴尤其是体罚的方法。一九四六年，他曾写信给边区教育通讯社(27)，说：“我们的教育是革命的教育，其目的是教国民不是教顺民，应反对无理的服从及自己没有了解的盲从。一切纪律只是自觉的遵守，不是受到无理的外力压迫而遵守。因此，对于破坏纪律的学生，不是惩戒而是说服。说服的方法，不是由教师片面的注入，而是双方的讨论和研究，不是压下学生坚强的意志，而是增加对问题的进一步了解，以正确的知识来克服无知的盲从。”当有人说这套办法，在大多数学校里行不通时，他除了举出边区的模范教师陶端予、鲍侠影两同志的说服教育所收到的效果作为可以行得通的例证外，并强调指出，其所以行不通，主要是教师的能力不够，尤其是决心不够。一九五二年冬，他在一次会议上，从汇报中听到有些地方的学校里仍存在教师体罚学生的现象，就很严肃地指出：虐待儿童是违法的。教育行政部门，没有教育这些教师，不能消灭体罚现象，是有亏职守的。”(28)
徐特立还特别强调教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他一方面肯定韩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观点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强调“师高弟子强”、“名师出高徒”的说法很有道理。因此，他曾多次撰文或讲话，总结介绍自己自学的经验，鼓励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思想水平，以利于搞好工作，提高教学质量。
对如何坚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及开展勤工俭学等重大问题，徐特立也发表过许多正确的意见。
徐特立有着非常丰富的教育经验，他用毕生的精力，实践、研究和论述了教育领域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具有真知灼见，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规范。他研究问题，始终遵循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成规。他曾说：“我常犯主观，但没有成为主观主义，就因为我常喜欢从我旁边找反对我的意见。这很不容易，你有这样大的年纪，谁轻易反对你做什么?年高、位高、学高、德高四种高人受人尊敬，很难得到逆耳之言。”(29)他对于这“四高”常存警惕，总是采取格外虚心而诚恳的态度，乐意随时随地听取不同的意见，乐意随时随地与人商榷问题，以求得集思广益。比如他在教育理论的研究中，就总是撷取古今中外各家之长，同时吸取周围同志的研究成果，用以补充、完善和佐证自己的理论，因而他的著述成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所有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永远学习的。他作为老解放区革命教育的奠基人之一，社会主义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在教育领域，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一份宝贵的贡献。他的不朽业绩应当记载在中国革命史上和教育史上。
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徐特立被湖南人民选为人大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从此，他作为人民的代表，每年都安排出一定的时间，到全国许多地方去检查视察工作，向党和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愿望，提出改善领导、改进工作的方法。
一九五五年，徐特立生过一次病，病愈后，他的体力虽日见恢复，但由于年事已高，记忆力开始衰退，他觉得自己不能再承担繁重的任务，应该让出自己的职务，给年轻的优秀的同志来承担。为此，他于第二年向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的思想，请求党中央批准他辞去中宣部副部长职。党中央很重视他的意见，曾派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到他的寓所看望他，转告党中央对他的慰勉，同意他可以不参加一些会议，要他注意休息，保证健康，继续为党工作。
一九五五年的秋天，徐特立来湘视察工作，曾偕老伴熊立诚回乡小住。当时，长沙市还没有直通五美乡的公路。他们两老乘车来到江背时，五美乡的干部和群众抬了两副轿子来接他，硬要请两位老人坐上去，说：“老人家都是快八十岁的人了，田间小路不好走，还是坐轿子稳当。”但他执意不坐，对大家说：“我二十多年冒回来过，现在家乡变化了，我要边走边看哩!”他兴致勃勃地坚持步行，从江背到五美，走了二十多里路。当他走到五美学校的时候，看到新校舍、新设备；特别是在和教师、学生谈话中，了解到学生思想进步，爱学习，爱劳动，保持和发扬了过去的优良传统后，显得特别高兴。这时，住在学校附近的许多农民都来看望他，他少年时代的伙伴陈子吉也从家里赶到学校，两位老人手拉着手，格外亲热。他们一起回顾了童年时代上山砍柴的生活；徐特立详细询问了陈子吉解放前后的情况。临别的时候，还一起照相留念。他特别关心解放后农村所起的变化。当他同乡亲们交谈，得知解放这几年来，农村经过土地改革，生产发展快，生活逐渐提高，男女儿童都能上小学，有的还读了中学等情况时，他兴奋地说：“我们家乡的变化真快，解放还只有四、五年，已经完全变了样了。”他根据当时农村的教育情况，对他早年创办的五美学校的发展作了如下的指示：“小学和中学都是农村所需要的，能够同时办固然好：……就是要办中学，也不要压倒小学，因为小学教育是农民所需要的基础教育。”(30)
自这十年之后，一九六六年，徐特立还回过一次五美，并在五美学校亲手种植了两株蜜桔树。现在，这两株树枝繁叶茂，到了秋天就硕果累累。而他用心血培育的学校更是发展壮大，为社会主义新农村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有用的人材。
徐特立在没有担任中央宣传部的实际领导工作之后，他的大部分时间，主要是用在对青少年一代的教育上。他每年都要应邀到一些大专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校去讲话作报告，平日要接待好多来访的青少年和报刊杂志的记者，同时还要写文章，论述有关青少年的理想、前途和修养等多种问题。
一九五五年的冬天，徐特立和林伯渠在湘考察时，发现部分知识青年不安心在农村工作，特别是不安心在边远地区工作的情况。回京后，他在答记者问时，着重指出：“在农村和边疆，需要科学技术的改进，群众团体和党政机关普遍地需要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于在农村和边疆是有广泛的活动场所。中学和小学是普及教育，并非专门人才，应该服从党政以及群众组织的派遣，服从工作的需要，去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忠心为社会主义服务。”(31)在答问中，他还强调党政机关，要特别关心和支持分配到农村和边疆地区工作的知识青年，为他们创造贡献自己才干的条件。
一九五七年的新年前夕，《中国青年报》记者请他谈谈什么是幸福。徐特立联系自己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谈了几个钟头。他说：
有出息的青年人都要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去打先锋，到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去锻炼自己，要做到不求个人名利，不问个人得失。数十年来为革命而牺牲的干部和群众多得无法计算，光死在敌人牢狱里的革命志士就不知道有多少万。他们流血牺牲为我们创造了幸福，我们青年为社会主义多出些力，经历些艰苦，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一个人如果只图享受，不愿吃苦，不肯贡献，是永远不会有幸福、有愉快的。总之，想不付出任何代价而得到幸福，那是神话。
一九五八年，《中国青年》杂志社请吴玉章、徐特立、李卓然、何长工等革命老前辈谈勤工俭学，他们都写了文章。徐特立的文章题为《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32)。这篇文章的最后几句话是：
现在我们的青年再不必去为国家存亡担忧，也没有生活的逼迫，客观环境很好，这是好的一面，但也有可能因此使我们的青年变成“大小姐”、“大少爷”，所以我们提倡勤工俭学，可以锻炼青年，为青年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勤俭两字是永远永远需要的，现在需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有了勤俭，社会才能前进。在教育制度上有了勤俭，也可以使教育事业大大前进。最后我送给青年两句话：“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
徐特立对青少年一代寄予莫大的希望，热情鼓舞青少年在德智体等方面都得到发展，要一代胜过一代。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他特意写信给青少年学友们，说：
我每次看到你们热情的来信，都似乎亲切地看到你们象花朵，象春芽，生气勃勃，天真可爱地活跃在我的周围。……你们的条件胜过我们，贡献也该多，应该一代胜过一代。重说一遍：你们应当比前一代怀更大的志气，抱更大的理想，负更大的责任，把祖国建设得繁荣兴旺!”(33)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应《北京晚报》记者丁浪之请，写了如下的题词：
青年人任重道远，要继承的不是财产，而是前辈留下来的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发扬前辈的革命精神。
这时，他已是八十四岁的高龄了。他经常教育青年一代要“后来者居上”。他认为前一代是为后一代打基础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青年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搞得更好一点。我们继承遗产，应该加一点东西进去，社会才能发展。弄了半天，和以前一样，这就是落后。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时代超过了就要赶上去。社会在发展，我们必须是一代超过一代，后来不居上就是落后，不光是后退才是落后。落伍的兵是可耻的，一落伍就会孤立。(34)
徐特立很注意身体的锻炼。他说，对革命者来说，健康就是能吃大苦，耐大劳。没有病还不是我们健康的标志。没有病不一定能吃大苦耐大劳，不一定能上山下乡，肩负起艰苦创业的劳动，不一定能登山入海，担当起沉重的战斗任务。一个革命者就需要有战胜一切困难，战胜任何艰苦环境、恶劣条件的体质。他又说，人对疾病，对自然条件的变化等有抵抗力，这是健康的一种标志。抵抗力是蕴藏在人体内部的，要经常锻炼，逐步加强。总之，锻炼身体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35)
几十年来，徐特立坚持锻炼身体，到了老年，也从不松懈。他进北京城以后，每天仍坚持黎明即起，在晨光曦微中跑步。跑步之后，即用冷水洗脸。这已经是他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了，即使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也是这样。他锻炼身体的方法很多：走路、爬山、游泳、打乒乓球、做体操、日光浴、海水浴，都是他喜欢用的锻炼方法。建国后，组织上为他配备了专车。但在许多情况下，他尽量不坐车，坚持走路。他平日买书、看戏、访友、有时出去开会或作报告，一般都是走路不坐车。到了晚年，他还每天坚持在院子里走五、六百步。他不是随意地走路，他说：“走路，也有个走法。……要用腿劲，也要用手劲。走时要两臂摆动。有时也可以把手背在背后，挺起胸，练练各方面的劲。”(38)
他喜欢爬山，八十多岁时还曾登上北京香山的险峰——“鬼见愁”。他说：“爬山有上有下，有攀有登，练的劲更全面。”(39)一九五六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他正在长沙，曾去岳麓山游览。当时还没修登山公路，汽车开不上去。他同大家一起步行，由山麓到白鹤泉，由白鹤泉到爱晚亭，俯仰于半山的红叶与清泉之间，真是游目骋怀，忘了走路的疲劳。上下坡时，他不要别人扶掖，气也不喘，色也不变，象年轻人一般。大家都为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身体还这么硬朗而感到高兴。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八十七岁高龄的徐特立和朱总司令等老战友们一起，健步登上了桂林叠采山明月峰，朱总司令喜而赋诗：“徐老老英雄，同上明月峰。登高不用杖，脱帽喜东风。”
徐特立一生写的最后一首诗，是写他与谢觉哉登山观瀑的情况，题目是《游瀑布次谢老韵》：
我年较长足犹健，喜爱爬山四望明。
濯足濯缨无所择，游山游水不留名。
老怀喜见民生旺，跃进当令听者惊。
飞瀑喧泉无阻好，老夫屈指已三临。(40)
为什么徐特立年长“足犹健”，“登高不用杖”，身体这么健康呢?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接见师生时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短命也要活到六十岁，一般的人要活到八十岁，还应该更高，活到九十岁，活到一百岁。寿命越长，就越可以多替社会做事。”“要活到八十岁也不难，我今年已经八十岁了；要活到八十岁也不容易，世间活到八十岁的人究竟还不多。青年们不但应该经常锻炼身体，增进健康，还必须抱革命乐观主义，不让烦闷困累自己。几十年来，我在工作和事业中，不知遇到多少挫折、打击和失败，但我有一种长处，就是不论在什么恶劣的情况下面，从来不发愁，不着急，不唉声叹气。我是这样想的：失败是一种损失，失败后又来一个发愁、着急，不是再加一层损失吗?这未免太不合理了。我不干这种傻事!一个人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唯一的办法就是爬起来再走。事情失败了就只有再干。……具有决心毅力的人，失败每每真是成功之母，愁什么!急什么!”(41)对于他的健康长寿经验，毛泽东同志曾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基本吃素，坚持走路，心情舒畅，劳逸适度。”其中“心情舒畅”、“抱革命的乐观主义”是十分重要的。
徐特立的时间观念很强，他珍惜自己的时间，也珍惜别人的时间。开会必准时到达；与人约会，必按时赴约，如有改变，必定先通知。他说：“如果迟到一分钟，有六十人参加的会就要浪费别人一点钟；有六百人参加的会就要浪费别人十点钟，人数越多，浪费越大。这是不可容忍的错误。鲁迅先生不是说过吗?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的人!”(42)
买书，是徐特立一生当中的一种特殊爱好，他收藏的图书总数在二万册以上。他一生最善于挤时间读书，日间工作繁忙，就挤早上的睡眠时间。他这种孜孜不倦、认真看书学习的精神，一直坚持到晚年而没有懈怠。一九五四年以前，他曾集中过一段时间学习与研究党史、中国古代史、民族史、语言学、逻辑学，写了不少读书笔记。一九五六年后，他又专心致志地钻研过政治经济学，并写过《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记》。早在一九四七年谢觉哉读了他的七十自寿诗后，曾写诗赞颂他读书的勤奋和取得的成就：“你精教育学，更深研数理。哲学政法书，看抄批不已。贯穿辩证法，新奇出腐里。”(43)诗中并希望他多多著述多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应与我公约，著述从兹始。再写三十年，年年十万字。整篇固所需，片羽亦可喜。以此寿世人，学行之根柢。”(44)
徐特立认为读书固贵理解，也须记忆。要理解得好，必须记忆一些基本的东西。但老年人的记忆力衰退了，今天看的书，明天又忘了。因此他就把书中重要的地方，或精当的语句，用大字摘录出来，张贴在壁上，就寝前向壁朗读或默念，第二天起床，又是这样，一直到能背诵为止。一九六七年，他已经九十高龄，仍坚持这样做。
一九五七年，他八十大寿。为了避免北京同志们的祝贺，他提早离京赴湘，准备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长沙方面，知道他生日的学生也很多，建议设宴、茶叙、以表欢庆，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他说：“去年全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人民生活困难的还多，中央正大力提倡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我们怎可为了个人的生日，浪费人民的财物呢?”(45)
徐特立一生写过许多题词。这些题词闪耀着马列主义思想的光辉。例如一九五八年，他为《陕西日报》读者的题词：“勤工俭学，是具体体现学习和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主要途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心、合于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方法。”一九六二年冬，给《长沙晚报》的题词：“创业难，守业更难，须知物力为艰，事事莫争虚体面，老老实实，勤俭建国，发奋图强。”一九六三年二月，为湖南幼师(长沙师范)建校五十周年的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以雷锋事迹作榜样，为培养又红又专的幼儿教育工作者而奋斗。”同年三月，为上海中共一大旧址题词：“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青年饱经锻炼，老来不畏风霜。”这些题词，表达出他对青年一代的无比关怀和深切爱护，也恰好是他自己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革命一生的最好写照。
徐特立非常重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工作，在他一生居住过和工作过的地方，他都要栽种许多树木。一九二四年，他从法国回来，还特意带上一些法国的树种，种植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一九四七年春，他从延安撤退过黄河，到晋察冀边区，一路上看到那广漠而贫瘠的荒原，深有感触地说：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大力提倡种树，绿化祖国山河。这也表现出了他的远见卓识。一九五八年以来，不少地方乱砍乱伐森林。他看到那些光山秃岭，十分痛心。他严肃指出：破坏了生态平衡，将来后患无穷，要受到自然的惩罚，有的地方还要变沙漠。一九六一年，他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二千元寄给长沙县委，要求他们购买树种，搞好绿化。后来长沙县委虽将钱退回，但遵照他的意见抓了造林的工作。徐特立不仅言教，而且身教，直到八十九岁高龄，他老人家还在湖南一师、湖南幼师(即长沙师范)和五美学校种了一些树，为青少年一代作出榜样。
徐特立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专制主义。他说：“专制主义、独裁，从来都是反动的。”他一直坚持实践检验真理，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在真理面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观点。这些观点，他在建国以前和建国初期都反复强调过，谈话录中有记载。
他十分痛恨那种专讲假话的浮夸风。有次，河南省委的一位书记陪同他去看高产棉花，介绍情况的人说，保证亩产皮棉三到四百斤。他一看棉花杆子高，枝叶也多，但棉桃很小，就说，现在打霜了，桃子还未开，怎么高产得了?这是吹牛，是缺乏常识。他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曾语重心长地写了这样一段话：“浮夸风其目的是骗他人。结果把社会信用失掉，使自己孤立而垮台，并人格也丧尽。一切自谓聪明缺乏老实作风者必遗害社会且灾及子孙。”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徐特立坦荡无私，敢进逆耳之言；由此，也证明他虽到了晚年，政治生命仍如往昔一样，蓬勃兴旺，没有衰竭。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徐特立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他正在东北视察工作，请假未曾出席。
徐特立对彭德怀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一九六一年，彭德怀闲居北京郊外的吴家花园时，他曾分别偕同帅孟奇、徐乾和林山等同志先后三次专程去看望，同彭德怀倾心相谈，嘱其保重身体，将来继续为党工作。他的深情使彭德怀十分感激。彭德怀用自己劳动收获的瓜果菜蔬，款待了这位年高德劭的老战友。
一九六五年，徐特立为国事忧愁，觉得心里有些话，想找毛泽东同志谈谈，他打过多次电话，但总联系不上。有时他焦急地要坐车直接去中南海，每次都为身边的工作人员所劝阻。有次，他悄悄地对他的好友谢觉哉说，想回湖南乡下喂猪去。谢老听了感慨良多，就在这年五月的一则日记上写了一首诗记叙这件事：“九十高龄力有余，身闲不住待何如。老人又羡耕和读，想旁桑荫学养猪。”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位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要收听广播的老人，却经常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收音机关掉，因为他讨厌那些为制造个人崇拜而发出的狂热呼喊。不久，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徐乾也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这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们敬爱的老革命家、老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献了花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委员滕代远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悼词说：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逝世。这是我党的重大损失，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感到深切的悲痛。
徐特立同志，湖南省长沙县人，生于一八七七年二月一日。青年时代，目睹清朝政府的黑暗腐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横行霸道，积极探求救国救民道路。他在一次讲演会上，曾断指血书，激励国人，奋起反抗。
武昌起义爆发，他积极响应，被选为省临时议会副议长。辛亥革命失败后，愤然辞去副议长职务，潜心办学，继续从事教育救国运动。
五四运动加深了他反帝爱国的思想。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他成为运动的先锋。后来，为了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提倡并亲自参加留法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回国后，兴办教育更为积极。
大革命时期，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使他认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认识了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伟大作用，因而抛弃教育救国的思想，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的洪流。他担任湖南省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兼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全力以赴，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徐特立同志年过半百，而壮志凌云，冒着杀头的危险，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十军三师政治部主任，成了我党的一位坚强的老战士。
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不久接受党的派遣，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认真读了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拿革命的理论同自己多年从事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牢固地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
一九三〇年年底，进入中央苏区，任教育部副部长、部长。一九三四年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徐特立同志以五十八岁高龄参加，坚忍不拔，不辞艰危，翻雪山，过草地，表现了老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到达陕北后，继续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历任边区教育厅厅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抗战时期，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回到湖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对于团结和发展抗日救国力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徐特立同志年过古稀了，但是老当益壮，朝气蓬勃地致力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建设事业，团结学术界，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并以满腔的热情，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到了晚年，他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痛恨和反对虚伪与浮夸，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不良作风。有的同志受到错误的处理，他关心他们，经常去看望他们。“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对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疯狂镇压革命群众，非常气愤，深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忧虑。
徐特立同志德高望重，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在党的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九年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嗣后，又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徐特立同志一生走过了一条艰苦曲折的道路。他开始信奉康梁，继而拥护孙中山，随后又主张教育救国，由于革命的实践，由于党的影响和启发，成了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最后终于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之所以能有这个转变，是因为他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热爱光明，追求真理，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从此，矢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他所走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前进的正确道路。
徐特立同志十九岁开始教书，由从事平民教育，发展到从事无产阶级教育，七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全部智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在大革命以前，既反对把学校当作政治投机的资本，去投靠反动统治者；也反对把学校当作私人产业，从中牟利肥私，他主张为劳动人民办学，学校向劳动人民开门。他亲手创办了梨江高小、五美高小、长沙师范、长沙女子师范和各种短期训练班，并长期任教于周南女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高等师范等学校，教育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我们党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如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都做过他的学生。
他入党以后，更是旗帜鲜明地以马列主义作指导，忠实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坚持为革命办学，以革命精神办学。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他领导和发动革命根据地人民举办列宁夜校和列宁小学，深入开展扫盲运动和普及小学。并因陋就简地在中央苏区创办列宁师范、农业学校，在陕北创办鲁迅师范，以及各种师资培训班，及时地培养了一批人民教师和农业技术干部。
他具有远见卓识，在抗日战争时期，预计到胜利后新中国的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办好延安自然科学院，培养造就了我党的第一代科技人才，对我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认真总结研究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编写各种教材，为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徐特立同志写了不少教育论文，论述马列主义教育理论，阐明和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徐特立同志一生办教育，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重视革新创造，反对因循守旧。他积有数十年的教学经验，又曾先后赴日、法、比、德和苏联留学或考察教育，对古今中外的教育理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教育的优秀遗产，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他的许多著述，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有力地宣传和深刻地阐述了党的教育方针与政策。
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提倡教学相长，能者为师，以民教民，在实践中取得很好的效果。
他热爱学生，尊重学生，认为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教育者不应偏爱，而应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引导学生成长为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材。
他强调教师应教给学生良好的学习方法，养成独立思考，刻苦自学的习惯，培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指出小学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办好。他一生致力于小学教育、女子教育和师范教育，多有建树。
他认为教师是智力劳动者，应该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提高教师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建国初期，他倡议《教师报》发起“小学教师有没有前途”的讨论，不仅促进了广大教师热爱本职工作，而且提高了人民群众对教育工作意义的认识。
徐特立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遵循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为创造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社会主义教育建设做了奠基的工作。他又红又专，学识渊博，通晓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他懂得很多，却时刻以为不足，做到了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言传身教，教育了几代青年，桃李满天下，不愧为人民师表。
徐特立同志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有无限的忠诚。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他在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他深入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反对迷信，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他密切联系群众，不搞任何特殊，总是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口里说的就是心里想的和手里做的；他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他有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廉洁奉公，助人为乐，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他是全党自我牺牲的模范，艰苦奋斗和遵守纪律的模范。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我们沉痛地悼念徐特立同志，一定要学习他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遵循党的三中全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同心同德，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徐特立同志永垂不朽!(46)
在徐特立逝世十周年以后，许多老同志写了怀念他的文章。湖南人民出版社把这些文章汇集一起，出版了《怀念徐特立同志》一书。书中充分歌颂了他学到老、锻炼到老、革命到老的伟大革命精神。
陈毅同志早年就说过徐老是一个完人。曹瑛同志为纪念徐老一百〇二周年诞辰曾写了一首诗寄给长沙师范学校。诗云：
平凡伟大马列真，一代师表启后昆。
道德文章垂万世，堪称革命一完人。
一九八二年二月一日和六日，湖南和北京分别举行了纪念徐特立诞辰一〇五周年的大会。习仲勋同志在北京的纪念大会上讲了话。
徐特立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①朱端绶《向人民的老师、坚强的战士学习》，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⑥根据徐乾口述。
③(40)见《十老诗选》。
④(13)(21)(22)(27)(33)(34)见《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见1953年4月16日《新观察》第8期。
⑦信的一部分手迹刊载于1957年1月15日《教师报》第三版，全文见《徐特立文集》。
⑧⑨⑩引自徐禹强《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的模范》，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1)欧阳先云《人民的楷棋》，见《怀念徐特立同志》。
(12)(28)(41)(42)(45)引自周世钊：《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出版)。
(14)(29)引自徐特立谈话记录。
(15)以上论述，均见徐特立谈话笔录。
(16)魏默深(1794—1857)，即魏源，湖南邵阳人(故居今隆回县)，清道光进士，是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与龚自珍齐名，同属主张“通经自用”的今文学派。著作有《圣武记》、《海国图志》、《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和《诗古微》等书。他的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有一定的影响。
(17)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春强广川镇)人。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二千余年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主要著作有《春秋繁露》和《举贤良对策》。
(18)(19)(20)(23)引自徐特立《教育讲座》，见《徐特立文集》。
(24)引自徐特立《各科教学法讲座》，见《徐特立文集》。
(25)(26)参见《各科教学法讲座》。
(31)参见周世钊《我们的师表》、长沙县五美学校《家乡人民的怀念》，见《怀念徐特立同志》。
(32)见徐特立手稿，存徐乾处。
(35)丁浪：《后来者居上》，载197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
(36)(37)(38)(39)引自《徐特立同志谈锻炼身休》，这篇文章1966年《体育报》曾发表过，1976年《湖南教育》第10、11期重新发表。
(43)(44)引自谢觉哉《徐老七十，以自寿诗见示，奉答》，见《十老诗选》。
(46)1981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意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托教育部重写徐特立同志的悼词。这是重写的悼词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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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特立传/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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