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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教育理论上的建树

陈桂生

徐特立曾以“身教主义”相标榜，虽反映他的实际，但也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仿佛他不重视教育理论研究；他还曾表白：“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①更使人觉得他大概真的没有多少理论建树。产生这类误解，一则过分看重他在其人生“某阶段”的表白，如果全面考察他一生的建树，那就不难了解，他的情况不尽如此；再则徐特立谋求建树的教育理论，同书斋里学者们的教育理论有别。如果以某些书斋里的学者的职业偏见衡量徐特立的教育著作，确可能忽视徐特立教育理论的价值。 　　为了全面评价徐特立，特别需要考察他在教育理论上的建树。这里首先考察的，不是他在教育理论上有哪些建树，而着重陈述他致力于教育理论研究的历程。 　　〔一〕为人民民主教育立言 　　综观徐特立的一生，他参与直接教育过程(执教)、主持教育行政或学校行政工作，大体上到1942年年底基本上告一段落。那时，他将满66足岁。在此以前，他奉行“身教主义”，甚少在教育上立言。在1931—1939年间，大致无教育论文问世；在1943年以后，他基本上退居教育第二线，作为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教育家，主要作为顾问，为教育建设提供咨询建议，同时埋头于教材编审工作。 　　其实，摆脱了教育行政事务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立言，他也有志于此。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越来越感到有总结自己毕生教育经验的必要，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种愿望更加强烈。他把这个愿望很快地转化为行动。 　　这里拟把收入《徐特立文集》中的文章(只取在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文章)，分为三类，即：Ⅰ教育论著；Ⅱ同教育问题相关的论著；Ⅲ非教育的论著，统计如下： 　　列入统计的著作，总数为65篇。按时间分段统计为： 　　1940—1943年(4年)22篇。占总数33.8% 　　1944—1948年(5年)11篇(其中1945—1946年8篇)。占16.9% 　　1949—1953年(5年)24篇。占36.9% 　　1954—1963年(10年)8篇。占12.3% 　　其中1947—1948年间转到华北解放区埋头编审教材，文章甚少尚可理解，新中国创建伊始，转入写作高峰期，而从1954年起即跌入低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三类文章中，教育论著共28篇，占总数43%，在1949—1953年间，总数24篇，教育论著12篇，占总数一半。反映他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研究教学理论的兴致突发。 　　如果就教育论著的内容分析，在1942—1946年间，论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文章至少有5篇，全面表述自己教育思想的论文几乎没有；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发表了《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教育讲座》、《各科教学法讲座》等系统表述自己教育见解的文章，反映出他的一种动问：在1943年以前，以全身心投入教育实践，虽有总结自己教育经验的意向，但觉得自己在把教育经验上升为教育理论方面，不及陶行知，“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我在江西所行的与小先生制密合，但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了理论，他实际上比我高明”②。所以试图借鉴陶行知的研究成果，思考自己的经验；不过，他更重视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自己的教育经验上升为教育理论，终于在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初期，发表了一批具有独到见解的教育论文。 　　〔二〕教育理论探索的高原与低谷 　　其实，徐特立还有更多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尚未正式发表。如果把他的那些尚未发表的教育资料同业已发表的教育论著联系起来考察，他的教育理论研究的动态更加显然。 　　好在《徐特立教育学》一书中收入了大量未发表的思想资料，并且编者“力求把徐特立未发表过的手稿及有关资料加以运用”。尽管该书在整理资料时有把原始资料拆得过碎的缺陷，终究提供了大量思想资料的线索。使被历史的烟尘淹没已久的教育智慧重放异采。该书编者的工作是化整为零，我的工作是聚零为整。以该书提供的原始资料为基础，把徐特立有关教育问题的思想资料(心理学除外)，按篇目重新整理，按时间顺序编排成两份资料： 　　1.徐特立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手稿)、讲稿、谈话(纪录稿)概览： 　　这份资料清楚不过地反映出徐特立从1945年开始，特别是在1946年7—9月，以及1949—1952年间，如何孜孜不倦地研究教育问题；反映出徐特立从那时起，不再局限于思考同具体实践相关的教育理论问题，而有兴趣思考一些带有一般意义的教育理论问题，如教育概念、教育性质、教育功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与一般原则等深层次的教育理论问题。 　　2.徐特立“讲学录”概览： 　　徐特立在1949年10月至1951年间，经常(“每天”?)同他身边工作人员讲自己的教育经验、教育见解及其他各方面见解，经工作人员记录、整理后，再亲自过目，加以修改。③从以下所列不完全的资料，可知大略： 　　把上述二份资料加在一起，再同已发表的教育论文联系起来研究，不难看出在1949—1952年间，徐特立以何等高昂的斗志与充沛的热情参与教育理论研究与宣传!但上述资料又带出了一个浓重的问号：为什么徐特立公开著文讲演与埋头写作之类的活动，从1953年起明显减少，而到1954年基本上戛然中止? 　　〔三〕彼时无声却有声 　　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徐特立表示：从事教育工作自18岁至今74岁共56个年头，自觉学识虽不够，“却有若干经验，尤其是丰富的失败经验，倘能得到新知识的帮助，我仍愿以衰老之年，尽最后的努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其此之谓也。 　　此后，再三承诺，要把自己的毕生经验加以总结，并陆续发表： 　　1.1951年，在《教师月服》即将创刊之际，他于2月27日致函该杂志编辑部。其中提到：自己正在《人民教育》杂志上连载《各科教学法讲座》，估计得花一年时间才能写完；希望在《教师月服》上辟一短栏，打算“把我一生的教学经验提出来作商讨”，从该刊第2期起，“决不间断”。④结果，只在该刊第2—4期连续《中国历史讲座》，此后并无介绍教学经验之作在该刊发表；在《人民教育》杂志上发表的《各科教学法讲座》只完成两篇前言，即告中辍。 　　2.1952年10月，在《小学教师》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小学教师自学经验谈》一文。又承诺：“我总想把我的一些经验贡献给你们。今天的预约是否能达到，一方面看我的能力和时间，另一方面也靠你们加以督促。”⑤ 　　此后，除在该杂志发表一篇《小学校的体罚问题》以外，并无另外的经验之谈。 　　3.1952年冬，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到各地小学中尚存在体罚儿童的现象，有些情节相当恶劣。如有的教师拉伤学生的腕骨，有的教师逼迫学生舔自己吐在地上的痰。徐特立当场大为愤怒，声称：“这些教师不但不热爱儿童，而是严重地虐待儿童，是违法的，应该加以处分；教育行政部门没有教育这些教师，不能消灭学校体罚现象，是有亏职守的。”他越讲越愤怒，顿使在座为之动容变色。⑥会后当即在《小学教师》杂志上发表《小学校的体罚问题》一文。文章最后提到，体罚问题的解决，分两个步骤：这里所谈的只是第一步，即清除教师思想上的封建残余问题；第二步涉及学校制度、教导方法等一系列问题，“打算以后另文叙述。”⑦不过，此后并无下文。 　　1953年，徐特立公开谈论教育问题的劲头锐减；此后，因《小学教师》杂志在1953年9月—1954年3月间组织关于“小学教师有没有前途”问题讨论，该杂志约请徐特立写一篇讨论总结，徐特立遂写了一篇《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前途问题》于1954年3月发表。这可算是他暂时搁笔之作。 　　徐特立向以“说到做到”闻名。作了那么多许诺，基本上未兑现，这在他一生中，甚为罕见。其中必有缘故。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不妨回顾一下那段历史背景： 　　1950年电影《武训传》上映后，反响甚大。从1950年2月至1951年3间，在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至少有43篇，同时出版《武训传》(电影剧本)、《武训画传》和《千古奇丐》(章回小说)等书。虽有异议，多数作者对这部电影和武训其人大加赞扬。其中，董渭川认为武训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并援引陶行知提倡“武训精神”为证；贾霁发表《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与董渭川商榷，其中批评武训同时为陶行知辩解；杨耳(许立群)又发表《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批评贾文兼否定陶行知提倡“武训精神”之举。一步一步把陶行知卷入这场公案。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耳的文章，同时发表另外一组文章，开始发动对《武训传》和武训其人的批判；同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基本上由毛泽东起草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尔后于7月23—28日连载经毛泽东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实际上是这场讨论的总结。 　　在此以前，徐特立于7月1日发表《<武训传>的讨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其中提到：武训所进行的教育是奴隶教育，“是躺下来的教育”，和我们今天的革命运动“站起来的教育”是尖锐对立的；“死武训”只有一个，而同情“苦行”的“活武训”为数甚多，因此，应花更多的时间批评、教育“新武训”，但须把一般的错误教育思想同武训的反动思想加以区别，“不要打乱阵线，模糊立场。”⑧ 　　由此可见，对《武训传》的批判，从一开始就同陶行知发生瓜葛。不过，起初只否定陶行知表彰“武训精神”的积极意义，并未涉及陶行知教育思想本身。故对徐特立的思想触动不大，他还继续发表文章；随后，从对封建教育思想的批判转为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批判，又由批判胡适、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波及陶行知教育思想。“阵线”越来越乱，使对陶行知深为钦佩的徐特立越来越难于发表意见；加之在1949—1952年间，尚注重发扬解放区的教育传统，从1953年开始，全面、系统地推行苏联教育经验，使得徐特立更难讲话了。此后，他既未加入陶行知的讨伐者行列，亦未跟着潮流强作检讨。尽管他的谦虚和严于责己的精神，一向为人称道，他宁可保持沉默。联系到他的未发表的文章、讲稿、教育札记、讲学录均止于1952年，大体上可算是绝对的沉默。也称得上是表里一致，心口如一。直到那场教育思想批判的风波和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浪潮告一段落之后，他才间或打破自己的沉默。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损失，还更是中华民族教育思想遗产的损失。 　　〔四〕求实的“教育理论”观 　　要了解和评价徐特立在教育理论上的建树，需要确定他的教育理论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教育理论；为了说明他的教育理论的性质，又需了解他的“教育理论”观念，而他的“教育理论”观念又同他关于“理论”的一般观念分不开。 　　徐特立心目中的“教育理论”是什么呢? 　　1.是联系实际的教育理论，而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论： 　　他在为《河北教育》杂志创刊号题词中提到，《河北教育》是地方性的刊物，是以指导实际教育工作为宗旨的刊物，而不是纯理论的教育刊物，因而必然在刊物中反映地方的教育现实问题和解决教育中的现实问题，“在教育理论方面必然是与实际联系的，而不是不可实行的高论和无内容的空论。”⑨这虽不是关于“教育理论”的一般看法，但亦反映了他的抉择取向。 　　2.可行的教育理论，而不是束之高阁的泛论： 　　他不赞成“经院学派式的博学鸿才”，认为他们的理论“述而不作”⑩；他也不欣赏“概论”之类的著作，认为“概论在理论上、在应用上均缺乏具体性”。(11) 　　3.是能为实际工作者掌握并加以运用的教育理论，而不是供少数人研究的神秘化的理论： 　　他提到：我们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不同，即“不应该把握在少数科学家手中，而应该被大众把握着，或者科学能通过大众自觉的接受而把握着大众”，(12)“思想的改革与行动的改革不能分离。思想斗争要转化为个人的、尤其是大众的行动斗争，……思想才成为权威，思想才有实在性和现实性”。(13) 　　概括地说，他所提倡的理论(含教育理论)是应用性的理论而不是学术性的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他注意到理论与空论、理论与实际、理论与常识之间的界限： 　　1.教条式的空论不是理论。 　　他认为理论本身并不是教条，“只有阉割理论中的生命才成为教条”；反之，“如果反教条而忽视理论，也必然会陷入教条的深坑中”。(14) 　　2.纯理论(纯学术性的理论)不同于空论，不赞成搞纯理论只是由于在现实条件下它不是最迫切需要的理论。 　　在根据地现实条件下研究科学，“不是企图在科学上争取地位，造成特殊的科学家”，“因为目前还是处在全面战争的时期，还是技术远落后于敌人的时期，还是处在后方区域狭小和文化、经济落后的地区，财力、人力、一切经济力量还十分赶不上抗战建国的需要”，(15)因此，研究纯理论不是当务之急，并不认为纯理论研究没有意义。 　　3.应用性理论也必须是理论，而不同于常识。“因为常识常常破坏科学的规律性，把整个的(认识)片断化，把联系的(对象)孤立化”。(16) 　　徐特立在20世纪40年代初对教育学研究状况作过分析，认定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不高：“现在教育学还没有具备这许多很好的前提条件(指儿童心理学、教学技术的发展状况等)，所以还是一种极幼稚的科学”，“现在的教育有许多还停留于手工业(方式)阶段，还没有相当高度的科学化”，因此，“我们更应加紧教育学的研究，更应从教学的经验、技巧中多多抽取出规律、学理”。(17) 　　相比之下，他倾向于借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认为生活教育社，“不只是原理，且有方法、有行动”。(18)他所谋求建立的也正是一种既揭示教育原理、又有具体方法、从而能指导教育实践的应用性的教育理论。 　　由于徐特立长期注重教育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又力图走教育理论联系教育实际之路，使得他在根据地教育实践中较少陷入盲目性。他的一系列教育见解较为经得起实践检验。 　　不过，徐特立的教育理论本身和关于教育理论的观点之长，其中不免也包含某种缺陷。 　　1.他虽然不像当时主管教育的干部常常表现的那样，轻视教育基本理论，他后来对教育基本理论问题也发生研究的兴趣，但他的主要兴趣毕竟不在教育基本理论方面。这才使人们的产生他“缺少教育理论”的印象。 　　2.他的教育理论视野和同时代的根据地教育活动家相比，是比较宽阔的，但他对教育基本理论著作、中国教育理论遗产以及国外教育研究成果的了解依然相当有限。 　　从《徐特立读书眉批选》一书中可以窥测他阅读兴趣的一斑。按照该书分类统计如下： 　　上表所列加眉批的书籍，总数为389部，其中文化教育类书籍9部，只占零头，是各类书中为数最少的一类。这9种文化教育类书籍为： 　　1.《职工业余学校课程标准》，是送审文化初稿。 　　2.季万：《新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尚未出版的打印稿。 　　3.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常道直编译本)。 　　4.凯洛夫：《教育学》。 　　5.麦丁斯基：《世界教育史》。 　　6.古朴(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中华书局1934年版，约1957年读)。 　　7.潘开沛：《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1954年大众出版社出版，1954年读)。 　　8.《社会学·文化》(日文)。 　　9.《世界文化史大系》(日文)。 　　令人不解的是，他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兴趣那么浓厚，却未留下关于陶行知本人著作的眉批；更使人困惑的是作为教育家的徐特立对教育著作的兴趣何其淡薄? 　　徐特立认为“教育科学也不是孤立的科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一种科学。因此，所谓教育家，必然同时是政治家、科学家、革命职业家。”(19)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原著、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语言学方面的著作，从中获得比一般教育家宽阔的理论视野；他对教育著作阅读甚少，不能不算是他的缺陷。这或许是他终于未能完全摆脱陶行知思路局限的一个原因。 　　徐特立教育理论紧密结合中国教育实际，尤其是根据地教育实际，是其所长。这不免产生一个问题：他的教育思想是否“过时”?但愿不要过早作结论。要作这个结论，首先需要回答：徐特立教育思想究竟是什么? 　　① 徐特立：《再论我们怎样学习》，《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8页。 　　② 徐特立：《再论我们怎样学习》，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其中最后一句话，在收入《徐特立文集》时，被删去。 　　③ 曹国智、孟湘砥：《徐特立教育思想概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④ 徐特立：《关于编辑教育刊物问题》，《徐特立文集》第515页。 　　⑤ 徐特立：《小学教师自学经验谈》，《徐特立文集》第552页。此文于1952年10月25日在《小学教师》杂志创刊号发表，《徐特立文集》以及《徐特立教育文集》都误改为1953年10月25日。 　　⑥ 熊瑾玎：《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教科书》，《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3—84页。 　　⑦ 徐特立：《小学校的体罚问题》，《徐特立文集》第546页。 　　⑧ 徐特立：《<武训传>的讨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徐特立文集》第527页。 　　⑨ 徐特立：《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徐特立文集》第382页。 　　⑩ 徐特立：《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徐特立文集》第242页。 　　(11) 徐特立：《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徐特立文集》第239页。 　　(12) 徐特立：《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徐特立文集》第385页。 　　(13) 徐特立：《怎样学习哲学?》，《徐特立文集》第212页。 　　(14) 徐特立：《再论我们怎样学习》，《徐特立文集》第269页。 　　(15) 徐特立：《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徐特立文集》第238页。 　　(16) 徐特立：《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徐特立文集》第239页。 　　(17) 徐特立：《各科教学法》(1940年末刊稿)，《徐特立教育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6页。 　　(18) 徐特立：《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徐特立文集》第263页。 　　(19) 徐特立：《与戴伯韬谈陶行知教育》，《徐特立读书眉批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序)第3页。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陈桂生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