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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教育

陈桂生

众所周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理论。其中系统地总结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文化革命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教育领域斗争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历史特点，形成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理论和政策，且成为举世公认的成熟理论和正确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徐特立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既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为本，又在“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教育的内涵，“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教育的内在联系等方面，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基本特点的统一(一元化)方面，有发毛泽东所未发的新意。表明他对毛泽东的这种相当成熟的理论，也采取独立思考的态度。这在同时代的教育家中可算是凤毛麟角；惟他在这方面的独到见解，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故有探讨的必要。 　　〔一〕“科学化”：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首要特征 　　徐特立论述新民主主义教育问题的代表作，是1949年12月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的《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一文。①这篇文章与《新民主主义论》提法的区别，首先在它的题目中就显示出来。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通常的提法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毛泽东)，40年代前半期张闻天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提法在文化教育文献上出现的次数似更多些。徐特立把“科学化”放在“民族化、大众化”的前面，颇不同凡响。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两重任务。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是全民族的首要任务。那时毫无疑义地应把“民族化”放在首要地位；人民共和国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虽然仍须继续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整个说来，反帝的民族革命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为了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文化事业，提高科学在文化教育中的地位，实乃势所必至。一年后他在一次谈话中仍然把“科学化”放在“民族化”、“大众化”前面，表明变更“三化”顺序，出自成熟的考虑。② 　　其实，他把“科学化”作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首要特征，其理由不限于如此。就“科学化”教育的社会意义而论，“真正的科学就能够提高人民的自觉，非科学的东西就会加深人民的迷惘。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化教育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我们是培养高度自觉的人民，而不是培养盲目的顺民，所以教育科学化就有绝对的意义”。③即为了培养高度自觉的人民，教育内容本身是科学化的内容，而教育的“民族化”与“大众化”问题正是在“科学化”的教育内容基础上发生的。 　　所谓教育的“民族化”，实际上是根据中国特定需要与具体条件对“科学化”的教育内容的选择，进而形成“民族化”的“科学化教育”，即“中国化”的“科学化教育”。所以“民族化”是“科学化教育”概念内涵的深化、外延的限定。 　　所谓教育的“大众化”，实际上是被大众所接受、进而成为“大众化”的“科学化教育”。所以，“大众化”也是“科学化教育”概念的限定。 　　正由于加了这两重限定，遂使建设中的新教育不同于以资本主义民主化为背景(受资产阶级民主局限)的那种“科学化教育”，而超越资产阶级民主局限成为人民民主(新式民主)的“科学化教育”；同时，又不是一般的人民民主的“科学化教育”，而是中国化的人民民主的“科学化教育”。 　　反之，非科学的“民族化的教育”或“大众化教育”，则是“愚民政策”的延伸和扩张，是教育历史的倒退。 　　所以，新民主主义教育从“科学化”问题论起，亦属顺理成章。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不应从“民族化”问题谈起呢?否!其实，毛泽东有理由把“民族化”作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首要特征。问题在于徐特立赋予“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三个范畴的含义，同毛泽东所赋这三个范畴的含义相比，既有一致之处，又有层次上的差别。所以，如果可以论定他们的表述有某种差别，那只属于所取视角的差别，不属原则上的是非。为此，有必要考察徐特立赋予“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三个范畴的含义，以及他关于这三个范畴联系的具体分析。 　　〔二〕教育的“科学化” 　　徐特立认为“科学化”的意义在于“把生产的、革命的经验和常识转化为科学”。④他对“科学化”的一般历史进程和中国“科学化”的历史进程与现实条件作了简明的概括，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无产阶级科学化与资产阶级科学化的界限，在我国实现科学化的迫切需要和有利条件。 　　1.“科学化”以机器大工业生产和民主政治为背景，近代科学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 　　“科学发展的基础是靠工业经济和民主政治”，所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虽然已经开始有了科学(如希腊、印度、阿拉伯)，但“如今天这样多方面的有系统的科学还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不过，尽管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才为真正的社会科学奠定基础。“至于社会科学的论著，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任何可以称为真正的科学者。这种科学只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及其代表人物才能创造出来。”一切压迫和剥削阶级对于他们剥削、压迫诸关系必然是歪曲的。因为他们否定自然界是物质的世界，不以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从事实中阐明自然和社会规律。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并未全面实现科学化。⑤ 　　2.中国虽有灿烂的古代文明，由于小生产的局限和封建统治的长期影响，导致科学落后；近代虽提供科学，但“科学化”的进程远未实现。 　　我国过去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有科学基础(常识、经验)，而没有科学。因为小生产用不着科学，凭常识及片断的科学(知识)即可以(生产)”。惟其如此，在中国特别需要提倡科学；我们受资本主义打击，即想学科学。“洋务运动以来，即学点滴的科学，但还没有科学化”，“科学化是普遍性，不是洋务运动的‘西学为用’”，“要成为科学运动，(需)要广大群众参加。洋务运动最多只有两打人参加，就不能成其为运动，也就不能成功”；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影响扩大了，“这就有点科学化。”⑥ 　　3.人民大众掌握政权的时代为“科学化”的实现奠定了新的现实基础。 　　我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即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的政权。这一政权萌芽于大革命时代，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随着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它已趋于成熟。尽管我国的经济基础尚很落后，但“我们却有另一种物质力量，即有组织的大众力量，有深刻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⑦ 　　马克思早就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⑧ 　　由此得出结论：“我们的科学与资产阶级不同，即不应该把握在少数科学家手中，而应该被大众把握着，或者科学能通过大众自觉的接受而把握着大众；”但被大众把握的，必须是科学，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的那种科学。所以，科学的大众化不意味着把科学水平降低到常识与经验，从而使大众化的科学庸俗化。⑨ 　　从徐特立的思路看来，无产阶级“科学”与资产阶级“科学”的区别实在于是否“抓住事物的根本”，即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无产阶级“科学化”与资产阶级“科学化”的区别在于前者为“大众”的科学，后者为“小众”的科学。这也就是徐特立所阐明的“科学化”的精义。 　　徐特立还具体分析了从经验、常识上升为科学规律的过程，作为教学过程的理论基础。这个过程是： 　　1.由常识到科学是科学化的第一步： 　　“常识总是从局部的、个别的经验中来的，是非科学的，但不能否认它有科学的因素。”因为人类的认识过程本身是由感性到理性、由常识到科学、由原始到发展的。谈到精细的东西不容易一下教人家懂。教初学的人，最好把科学知识和常识联系起来才容易使人理解，“从原始到发展、从简单到复杂、从常识到科学、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这是认识发展的一般顺序(当然其中有复杂的辩证关系，此处不多说)。教学法上对此应特别注意。”⑩ 　　2.由俗语到术语、公式是由非科学的表达形式到科学的表现： 　　语言、文学符号本是由人类的劳动生产中产生的。随着生产发展到科学化，语言、文字符号也就进一步发展到科学术语、科学公式。我们虽不赞成使概念变成僵死的概念，不赞成墨守过时的概念，但须对科学术语有明确的概念。我们不赞成公式主义，但须十分重视科学公式。“要把科学化的术语概念弄得明确，并不是说只背诵书上的定义，主要是联系事实把其中的道理搞明白，意义弄清楚”；在教学上重视术语的同时，也丝毫不许忽视俗语。因为“这些形象化的俗语把深刻的道理很生动、很深刻地表现出来了。”(11) 　　3.从整个囫囵知识到深入个别的分析、直到融合贯通的系统知识，是科学化的辩证发展的过程： 　　从人类历史的认识过程看来，古希腊学者从整体上认识事物，形成朴素的唯物主义与朴素的辩证法；约在公元2世纪前后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的学者及尔后的阿拉伯学者，通过对事物较深入的个别分析，积累了大量有关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天文学及数学方面的科学知识，到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通过进一步细致的研究，遂产生分门别类的系统的科学，惟其缺陷在于孤立地研究事物，形成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直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问世，从整体上揭示了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才克服唯心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的缺陷。此后近百年间经过科学研究从各方面加以证明，现在已经把植物和动物、有机物和无机物、物质和能量等互相转化辩证地统一起来。 　　个体认识的发生过程也同人类历史的认识过程有共同之处。“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某一种事物或全(整)体事物的认识，一般也经过这样的过程：首先是整个的简单的轮廓，进一步对于几个重要部分进行较详细的分析钻研，更进一步才能对于这整个事物有了由表到里、由粗到精、由本到末、由简到繁、融会贯通的系统了解。”当然，认识发展的过程不是直线上升的，其中往往有曲折与反复。(12) 　　4.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把握更复杂的具体，也是科学化的辩证发展过程； 　　“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它的规律，再把这里得到的规律从简到繁的应用到更多的具体事物中去，并发展新的规律或修正已有的规律(指规律的认识)”。“依照这种认识过程，在教学方法上形成实地、实验、实物、标本、模型、图画、文字、符号、公式的序列，一层比一层更加抽象。”由实地、实物逐渐到文字说明的规律和符号表示的公式。这是由感性逐步提高到理性；由公式、文字说明以至模型、标本，以实物、实验和实地施行，这是由理性逐步具体到感性。”(13) 　　5.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是科学化的开始，也是科学化的结局： 　　我们教育学生最怕使其脑筋简单、方法笼统，发现不了问题。“教奴才，要他唯唯听命是可以的；教主人要有发现矛盾、考虑问题的头脑。”(14) 　　毛泽东所表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的含义是：“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15)其锋芒指向“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同科学相对立的是迷信。封建思想因其深透着独断与盲从，在思想方法上也成为迷信。其主导思想是实事求是，坚持客观真理，理论与实践一致，是从科学方法角度对“科学性”所作的界定，故连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也在批判之列。这是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性”与旧民主主义的“科学性”不同之点；徐特立以此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具体考察认识过程，进而用于考察教学过程，使新民主主义“科学化”的内涵更加丰富。 　　徐特立认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教育事业在社会科学方面取得很大的发展，中国的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水平虽未普遍提高，但革命斗争经验、政治基本认识已经超过中国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在政治上、军事上较为成熟，但缺乏系统的整理，尚未科学化。以往所办的许多短期训练班造就了无数的革命干部，为一般正规学校所不及，但不应否定学校正规化。今后宜有计划地开办正规学校，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材。(16) 　　〔三〕教育的“民族化” 　　徐特立指出：“科学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但如果不民族化，就不能具体化和行动化，就会变成‘为科学而科学’”。(17) 　　中华民族素以文化发达著称于世。到了近代才在科学上落伍，遂向外国学习，由此不免使旧文化带有买办性。“从前我们是文化高的民族，人家跟着我们走，没有民族化的问题；鸦片战争以后，咱落后要跟人家学，而生搬欧、美，不能适应自己的需要，是不对的。这就要民族化了。”(18)由于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是畸形发展的，中国的文化教育也畸形发展。近代从西方输入的自然科学，限于中国经济落后，产业不发达，实际上“停留在纸上的学习”，而这种学习本身也带有非民族性、买办性。如盲目学习外国科学，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切，学习外国的东西不看中国是否需要，是否有条件加以运用。(19) 　　毛泽东所表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的含义是：“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20)他所理解的“民族化”实有两重含义： 　　1.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由于中国当时尚处在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条件之下，争取民族独立为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历史使命。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又是反对帝国的民族革命。故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的性质与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民族化”置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首位。 　　2.中国文化应从中国的需要与实际出发，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故这种文化须带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并形成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民族性质，从而在人民大众中间生根。 　　徐特立着重在文化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形式的意义上进行探索，又沿着毛泽东的思路，把“民族化”问题从“中国化”延伸为“地方化”，进而又从“地方化”延伸为“乡土化”。 　　1.科学和教育的“中国化”： 　　“民族化”问题的实质在于使科学与教育“适合国情”。由于中国近代科学文化落后，有必要吸收西方文化，特别是吸收西方科学技术，但这种学习须同中国国情结合，即把普遍真理“和自己民族的血肉相连”，“使一般的科学加上生活力。”(21) 　　2.科学和教育的“地方化”： 　　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故又须使“中国化”的科学与教育进而“地方化”。“要根据旧有的条件和历史的基础，加上地方化。”(22) 　　3.科学与教育的“乡土化”： 　　“最原始的、最基本的、最唯物的教材，就是乡土教材”，“乡土和学校周围的事物不仅可作教科书的补充，同时它本身就是现实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当然，乡土教材只是出发点，不能代替一般科学。所以，要“鼓励青年以及一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研究地方乡土为出发点，进而认识本国、认识世界，认识整个宇宙。”(23) 　　由于把“民族化”问题从“中国化”延伸为“地方化”与“乡土化”，遂使科学与教育的“民族化”问题，更加“具体化”与“行动化”；但“民族化”本身属于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冲突与文化传递的问题，而“地方化”、“乡土化”属于另外的问题。 　　徐特立认为教育“科学化”与“民族化”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际结合”。(24)他既不赞成非民族化的买办性的“科学化”；同时又不赞成非科学化的“民族化”。“民族化而不科学化，是狭窄的、反动的民族主义”。(25)在他的观念中“科学化”比“民族化”更见根本。他认为“科学化”问题实际上是“现代化”的问题。 　　〔四〕教育的“大众化” 　　毛泽东所表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的含义是：“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26) 　　徐特立综合毛泽东的观点，把科学与教育的“大众化”概括为三层意思：“一是科学为大众把握，也就是普及教育；二是大众需要的科学不是拿来作娱乐品的，而是拿来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不是有闲阶级的科学，而是不脱离实践的科学，目的是为着大众，而不是为了个人；三是科学经过大众的批评，才能改正过去的谬误。”(27)意味着人民大众不仅是教育的对象，而且参与教育实践而成为教育的动力，由此最终形成在内容和形式上适合于人民大众的教育。 　　徐特立在阐明“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精义基础上，还针对实践上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倾向，批评对“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曲解：“我们是主张科学化，但反对科学神秘化；我们是主张中国化，但反对将中国化的口号片面曲解为复古，曲解为保存国粹；我们是主张大众化，但反对把大众化的口号曲解为庸俗化，曲解为大众不能接受科学，而降低为常识。”(28)针对把“大众化”曲解为“庸俗化”的倾向。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大众化是人民大众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技术、基本的方法”。其特点是： 　　1.去“空”：所谓“空”，是没有事实的理论，或没有与理论结合的，又没有原则处理的，与原则无关的事实。 　　2.去“杂”：所谓“杂”，是没有联系的知识，无生命的东西，非科学的东西。 　　3.去“孤”：所谓“孤”，是单纯化的，没有历史的发展和环境的影响，没有来源与去路。(29) 　　① 徐特立：《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4—390页。 　　② 徐特立：《有关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等问题的谈话》，《徐特立文集》第489—490页。 　　③ 同①第384页。 　　④ 徐特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徐特立教育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⑤ 徐特立：《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徐特立文集》第385页。 　　⑥ 徐特立：《讲授笔记(1950年12月8日)》，《徐特立教育学》第65页；参见《徐特立文集》第489—490页。 　　⑦ 徐特立：《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徐特立文集》第385页。 　　⑧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⑨ 徐特立：《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徐特立教育》第385—386页。 　　⑩ 徐特立：《各科教学法讲座(1942)》，《徐特立教育学》第68—69页。 　　(11) 徐特立：《各科教学法讲座》(1942)，《徐特立教育学》第69页。 　　(12) 徐特立：《各科教学法讲座》(1942)，《徐特立教育学》第69—70页。 　　(13) 徐特立：《各科教学法讲座》(1942)，《徐特立教育学》第7l页。 　　(14) 同(13)第71—72页。 　　(1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7页。 　　(16) 徐特立：《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徐特立文集》第389页。 　　(17) 同(16)第384页。 　　(18) 徐特立：《讲学录(1949年11月12日)》，《徐特立教育学》第72页。 　　(19) 同(16)第388—389页。 　　(20)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707页。 　　(21) 徐特立：《讲学录(1950年8月15日、1949年11月12日)》，《徐特立教育学》第73—74页。 　　(22) 徐特立：《讲学录(1951年1月10日)》，《徐特立教育学》第77页。 　　(23) 徐特立：《教育讲座》，《徐特立文集》第414、415页。 　　(24) 徐特立：《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徐特立文集》第384页。 　　(25) 徐特立：《讲学录(1949年12月25日)》，《徐特立教育学》第74页。 　　(2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27) 徐特立：《讲学录(1949年11月2日)》，《徐特立教育学》第79页。 　　(28) 徐特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徐特立教育学》第65页。 　　(29) 徐特立：《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徐特立文集》第388页。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陈桂生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