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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政治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

陈桂生

我国以往长期处在革命战争与政治斗争尖锐的环境中，对政治问题相当敏感。在各个领域的实际工作中都存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在教育工作中也不免存在这个矛盾。研究徐特立教育思想也就不能不触及这个问题。不过“政治”与“业务”并非教育理论中的专门概念，而我国所用的这两个概念，含义也不够明确。“政治”，或指整个教育中同政治任务有关的工作，或指日常政治工作，或指政治教育，有时甚至还把“德育”视为“政治”；“业务”原指本职工作的事务，有时把“业务教育”归入“业务”。教育中的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主要指思想教育(含政治教育)同业务教育的关系。这里姑且在约定俗成的含义上，着重探讨徐特立关于思想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问题。 　　〔一〕根据不同情况确定政治教育的地位 　　我们查阅徐特立教育著作中，发觉他有关教育中的政治与业务关系方面的论述甚少，虽有一些口碑资料，也不很多；但把他为数不多的有关论述放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上考察，却显得异常重要。 　　就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长时期内的实际情况而论，由于我国经历长期革命战争，政治风云激荡，人们对政治问题比较关注，共产党的风气一向正派，社会道德风尚良好，学校中的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逐步形成传统，每个教师关心学生的思想、全社会关心学生的思想基本上蔚然成风。这种客观情况虽是长期领导得法和长期教育的结果，又减少了思想教育的难度，也属事实。在这种背景下，像徐特立那样有见识的教育家，毋需重复人们业已议论很多的关于思想教育的言论，只把视线集中在被人忽视的问题和尚未解决的较深层次问题上，就不难理解了。 　　就思想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问题而论，在根据地，思想教育不仅居于“首位”，其实，整个教育中都渗透了思想政治影响，尤其是政治影响，往往倒是忽视文化教育与业务(专业)教育。每遇到这种情况，徐特立几乎总是挺身而出，力辟时弊。值得注意的事实有： 　　1.1932年，闽西工农民主政府文化部编写了一套《共产儿童读本》。在第1—4册编就以后，寄给当时任代理教育人民委员的徐特立审定，争取作为教育人民委员部审定的课本出版。徐特立阅后，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套课本“太偏重政治，日常事项太少，且内容深浅，几册都没有区别”。建议暂不以教育人民委员部审定的课本名义发行。①最为难得的是，当时根据地人们革命热情高涨，而政治空谈亦成时尚，动辄扣“政治帽子”的事屡见不鲜。在此背景下，敢于触动这种时弊，足见其实事求是的本色。 　　2.可资参证的是，就在那时还发生另一件公案。1932年5月，中共江西省委在呈送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告教育人民委员部一状。其中谈到：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教育部、文化部的工作脱离革命战争的需要，不着重进行革命战争的政治动员而独自进行和平的教育工作。表现在列宁师范学校中，政治课很少而偏重于算术、图画、手工、博物等“和平的教门(科)”，特别加括号注明：“省苏(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办列宁师范，教育部(指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来(人)，还主张减少政治课，多讲教授法”。提请中共临时中央注意：这种离开当前的革命需要而从事和平建设的倾向，是目前文化教育工作中的主要错误。“中共苏区党必须(从)中央政府的教育部起予以严厉的纠正”。②中共江西省委所告的这一状，表明当时人们对政治问题何等敏感，需有多大的勇气才提得出“减少政治课”的建议。其实，把算术、图画等学科视为“和平的教科”，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懂得当时师资训练中最急需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3.关于教育中的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在革命战争年代，教育的无产阶级政治方向一向相当明确。抗日战争爆发后，徐特立坚决主张“消灭一切教育上的麻醉剂，使人民从民族解放斗争中觉悟起来”，“自觉是教育上的最高原则，尤其是政治的了解和自己的解放、社会的解放及民族的解放”，③所以，“把十岁以上的人，不论男女都组织起来，然后加以教育，使人人都懂得抗战”④；惟在1937—1938年间，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受王明右倾思想的影响，片面宣传统一战线中的团结和统一，忽视必要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只强调抗日，忽视民主要求。这在教育工作中也有反映。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这种右倾思想。1939年，毛泽东一再强调学校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并提出“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此后，学校中的政治教育有所加强，但随之又出现忽视文化教育与业务教育的倾向。在此情况下，徐特立于1941年9月22日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旗帜鲜明地宣称：“前进的政党要把握政治，也要把握技术，旧的‘政治第一’的口号应该废除，今后政治与技术都要把握”。⑤在此以前，似还未见到其他人公开向已被扭曲了的“政治第一”的口号挑战。三个月后，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调整了政治教育、业务教育与文化教育的时间比例关系。认定以文化水平低的学员为对象的教育，以文化教育为主。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业务课占50%，文化课占30%，政治课只占20%。证明徐特立原先发出的声音醒而且真。 　　能不能断言徐特立不赞成把政治(指政治教育)、或德育放在第一位呢?也不能简单地论定。突出地表现在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急剧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全国解放在即，需要把教育从战时体制转入和平建设的体制。在此背景下，各大解放区先后提出“新型正规化”的口号。新华社于1948年9月14日发表题为《恢复和发展中等教育是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的社论，实际上肯定了“新型正规化”的方向。其中重要措施之一，是大量压缩政治课在课程中的比重，增加文化课的比重。新华社提出中学文化课占90%，政治课只占10%。此后，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四大解放区中学政治课所占比例，除西北陕甘宁边区占11.25%、晋绥边区占20%以外，其他大解放区都只占10%，小学政治课所占比重为：华北，3.44%，东北2.32%，华东(山东)3.75%，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为0。其实，全国解放前夕和解放之初，正是急需加强德育与政治思想教育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徐特立于1949年12月28日发表《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一文，1950年10月13日，明确提出“一般的教育问题总是把伦理教育提到第一位”，1951年2月13日提到“道德、能力、思想都是政治教育，在学校要放在第一位”。⑥ 　　〔二〕教育中的政治空谈辟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徐特立看来，即使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至少仍得注意： 　　1.对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要求得当。他指出解放战争后期出现对学生要求太高的倾向，企图拿主观上规定的模型来铸造学生。“我觉得有点拿共产党员的模型来训练学生，如很多标语是写的树立毛泽东思想，要求无产阶级立场，不许有小资产阶级意识，要求彻底肃清个人主义残余等。”他认为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学生和教职员很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要求他们连小资产阶级意识都没有，确实太高”，“我们要把学生训练成一批新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要求他们具备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不是要求他们树立共产主义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合理的要求是：要有民族、民主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个人主义(个人)要服从国家、民族的利益。⑦ 　　2.力戒政治空谈，避免局限于枯燥的政治生活。指出：张口政治，闭口工作，一谈就是给你打通思想，很少谈到生活、家庭方面，一切场合都是很严肃的，这样青年人是受不了的。因此，“必须在紧张空气中带些轻松味道，不应该一切都政治化，单调枯燥，而应是多方面的”。千篇一律，甚至公式化，将会限制个性的发挥和奔放，就不能有创造，不能发展每个人的天才。生动活泼，敢做敢为，才能产生各种人才来，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如果培养了一些阿斗，甚至一些奴隶，那新社会是不会到来的。⑧ 　　综观徐特立关于教育中政治与业务关系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和与他同时代的人们相比，政治调子委实不高，而在政治高调风行之际，着意降温，旗帜又相当鲜明。他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在他看来，固然需要提高学生和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但政治觉悟颇高而业务水平、文化水平甚低的问题也相当突出；更主要的是，在他看来，真正的政治觉悟是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从个人认识的发展来讲，也是先经幼稚笼统的肯定，然后细加钻研，经过很多怀疑，经过一些局部的、反复的否定、肯定，然后才充分坚定地肯定下来”。所以，“只要求青年人简单、模糊的信仰是不对的，应启发他反复思考，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然后再得出肯定的认识”；⑨况且有了正确认识若不付诸行动，不专注于本职业务，仍属空头政治家。 　　① 编者向荣把徐特立的意见如实反映在修改后的《共产儿童读本》初版第1册前言中，注明时间于5月15日，未注年份。查《共产儿童读本》第3册于1932年5月20日发行，前言中又提到“中央教育部”，徐特立提意见的时间可断为1932年。 　　②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3页。 　　③ 徐特立：《抗日十大纲领》，《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页。 　　④ 徐特立：《加紧农村工作是战胜之最大保证》，《徐特立文集》第144页。 　　⑤ 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9月23日。 　　⑥ 徐特立：《讲授笔记(1950年10月13日、1951年2月13日)》，《徐特立教育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8、89页。 　　⑦ 徐特立：《转变作风，加强教学，为自卫战争培养大批干部》，《徐特立教育学》第332页。 　　⑧ 徐特立：《转变作风，加强教学，为自卫战争培养大批干部》，《徐特立教育学》第332—333页。 　　⑨ 徐特立：《各科教学法讲座》(1942)，《徐特立教育学》第70—71页。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陈桂生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