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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徐特立的办学思想

孟湘砥，曹国智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它科学地阐明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它也是办教育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徐特立在党的领导下是按照这条基本规律办学的。他的办学思想“都配合中国革命的发展，随着复杂的激烈的社会变化”而变化着(104页)。它的基本内容是：为革命办学，依靠群众办学，从实际出发办学，在党的领导下办学。 　　一、为革命办学 　　徐特立根据教育与政治、经济辩证统一的规律，坚持走为革命办学的道路。他曾多次说：“我办学是为革命，人家以办学为目的，我以办学为手段。”*所谓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 　　在大革命前，徐特立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旧民主主义的教育家，当时他虽然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却只看到教育对革命的影响，只看到教育具有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作用，而看不到社会制度决定着教育的性质和作用。因此，“没有认识到必须从改变制度这个本质问题上来着手才能解决中国的出路”(609页)。这就使他不得不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想依靠教育来实现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以达到复兴中华的目的。1905年，他与何雨农等创办梨江高小，其目的在于“以开民智”，以便为民族革命打下基础。1910年，他深感小学教育是“以开民智”的主要阵地，是一切教育的基础。为了使小学教育更好地发挥改造旧社会和建立新社会的作用，他毅然肩负改革小学的重任，自费赴上海和日本考察研究小学教育。回长沙后，他担任周南女校的校长兼师范部主任和小学部主事。他把考察所得和自己办学经验结合起来，以该校为试点，通过《周南教育》，指导全省小学教育的改革。 　　1930年徐特立到达江西苏区担任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摆脱了“教育救国论”思想的束缚，认为教育对政治和经济有伟大影响和作用，它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教育必须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才能促进整个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1933年8月，他代表教育人民委员部与少共中央局共同签发的联席会议的决议中指出：“目前教育工作的方针，就是满足战争的需要和帮助战争的动员。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正式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制度暂行条例》，其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文化教育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必须运用实际斗争的教训和经验来施行教育，使教育与斗争联系起来。”*当时他所参加制订的这些教育方针和政策，都体现了教育与政治辩证统一的规律，摆正了教育与政治的位置。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说抗日的教育政策是：“一、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二、必须实施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三、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以作全国皆兵的模范与准备。”(85页)抗战八年，解放区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指引下，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否定了那套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政策和制度，使教育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其结果是教育成为动员群众，支持抗战的武器之一，对抗战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指出由于我们与“四个阶级合作”，又有“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教育还有积极的消极的两方面。消极方面是要肃清反动的残余的教育，积极方面是要充分地实现政协的文化教育政策，以准备迈进到社会主义”(406页)。因此，他认为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抵制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将他们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肩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和最后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徐特立在办学中十分重视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他认为教育与生产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教育与经济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的经济制度决定着教育的性质和发展，教育对于经济建设又有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在全国解放前，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但是，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农村革命根据地处于强大的敌人长期围攻的边界山区，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和解决人民部队的供养问题。因此，除对广大人民群众加强生产劳动教育外，对学校教育必须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基本原理，也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与少共中央局联席会议的决议中就指出：“苏维埃教育的出发点是：必须把教育与劳动相联系，使校内的学习与校外的活动很好的配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中指出：“要消灭离开生产劳动的寄生阶级的教育，同时要用教育来提高生产劳动的知识和技术，使教育与劳动统一起来。”**1933年10月20日，中央文化建设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除强调各类学校应切实做到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外，特别强调要办短期职业学校和职业学校。前者的任务是“提高青年和成年群众一般生活的知识和技术，在城市以工业为主，在乡村以农业为主”。后者的任务是“培养工业、农业及其他职业的教师及管理人员”。*这些文件是他亲自拟定或参与拟定的，都体现了教育与经济辩证统一的规律。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他在瑞金创办了中央农业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制度，本科学习时间一年，预科学习时间两个月，结合学习，进行实习、调查和科学实验，以便为农村革命根据地培养经济建设的骨干。 　　1940年8月中旬，徐特立回到延安。为了进一步发挥教育在抗日建国中的作用，他欣然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针对当时不少人对科学教育在抗日建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模糊认识。他密切联系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指出科学是生产力。他形象地阐明了科学与政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他说：“科学!你诞生在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边区。你偕着前进的政治一同前进。政治为你扫除一切发展上的障碍，你也为政治增加着政治上一切物质基础。”(254页)又说：“首先要提出的就是研究的任务的问题，就总的方面来说，我们的科学应该替抗战建国服务。”……其总的任务只一个，即在物质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的抗战建国力量。”(238页)他指出：科学教育、科学研究与经济等机关，三位一体，才是三者共同发展的道路。他说：“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254页)在文化教育极为落后的边区创办自然科学院，尽管困难重重，他却毅然肩负“改造世界”的重任，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披荆斩棘，终于创办了解放区第一所自然科学院。 　　全国解放后，徐特立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工作，兼任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主任。他虽然年过古稀，仍然十分重视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1950年11月，他指出：“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生产发展，扩大再生产，发展扩大再生产一定会增加新的品质和新的种类，这就靠技术的提高，也就是文化的提高，……”(485页)1951年2月，他又发表了《各科教学法讲座》，提出：“现代的建设非有高度的科学是不行的，没有科学，便谈不上爱国主义，便没有了大众。”(493页)1953年全国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刚公布，不少小学教师对于教育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模糊，引起波动，他指导《小学教师》编辑部，组织广大教育工作者，开展了“小学教师有没有前途的讨论”。1954年3月，他发表了《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前途问题》的专论，为这次讨论作了总结。他在论文中指出：“教育建设是整个国家建设必要的任务之一，要加强教育为生产服务，应在科学教育中注意到与技术方面的联系。”(579页)他认为小学教师肩负着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教育的任务。他写道：“当前这一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是要各方面分工合作的，以亿计的工农群众及其子弟，这是经济建设中的基本力量，离开这些人，就不能有经济建设。因此在经济建设上，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教育，这种伟大的任务就落在小学教师身上。”(579页)1957年有些学生甚至有些教师，对于参加生产劳动，对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积极意义，认识不足。《人民教育》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请教他，他认为根据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历史任务各有所侧重，他说：“革命是从前老一代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发展生产是现在新一代最重要的历史任务。”(589页)他殷切期望广大青年要“坚定勇敢地担负起今天的历史任务”(589页)。 　　二、依靠群众办学 　　徐特立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着的原理，认为为革命，必须靠群众按照教育的基本规律办学。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养成热爱人民的朴素阶级感情。为了解决农民的子女入学问题，他不要报酬，创办梨江小学，让出自己住房办五美小学，白手起家办长沙女子师范。1924年7月，他曾提出依靠群众普及小学教育。他说：“只要全国有玩灯的精神去办教育，只要一年即可普及义务教育。”(48页)如果说这时他还是一个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那么在江西苏区工作时期，他己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战士，在思想认识上也就有一个质的飞跃，能够比较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办学。他认为：“如果要达到革命目的，必须唤起群众——农民才是广大的群众。中国是封建社会，摧毁封建社会，必须农民，打倒资本主义必须工人。”(428页)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子弟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也是办学的主人。办学为工农服务，才能唤起他们，团结起来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为此，他强调一定要为人民办学，要依靠人民办学。 　　1.为群众办学。无产阶级办学本来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党从江西到达陕北后，就全心全意地为群众办学。使“边区人民把教育权夺到手里，为革命培养新后代。这时期的国民教育，由于密切联系群众的需要和实际，表现出新鲜活泼和壮健有力”。从1935年到1937年秋，徐特立担任陕北边区教育部门的领导工作，由于他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纲领，依靠群众，为群众办学，对陕北边区第一期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7年11月，他离开了延安到长沙后，是陕北边区教育的第二期。由于“大批外来知识分子来边区参加文化教育工作，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发展。但由于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1939年后文化教育工作一时表现出沉闷和软弱无力”。经过整风运动，才克服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1940年8月中旬，徐特立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分工管教育。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第一、二期的办学工作进行了总结，认为主要缺点是脱离群众和实际，具体表现是：一、教育与群众脱节。“人民对于教育毫无权利，只有义务，于是旧式教育就名之为义务教育。穷苦的农民靠儿童帮助生产，所以愿缴五元罚金以免除受教育的义务。”二、教育脱离生产。学制比较机械化一，课程比较繁杂，不能适应农民子弟且读且耕的要求。他说：“由于农民儿童要帮助拦牛羊，无暇入学。”(322页)“拦羊读书一心无二用，就成了穷人念书的一个难关。”(352页)三、学校过于集中。脱离农村实际，当时有的县一个乡甚至一个区才有一所小学。他说：“边区人口稀少，两村相距常是十里二十里之遥，儿童走学不便，寄食则消费太大。”(322页)家长负担不起。四、学校与家庭脱节。学校的活动，家长不得而知，采取强迫命令入学。家长最怕儿童入学后变“公家人”。他指出：“农民害怕儿子识字而变成公家人，使家庭减少一个生产者，所以教育成为人民的一种有害的负担。非强迫就学不可。”(322页)因此，他特别强调必须从实际出发，为群众和依靠群众办学，并及时总结和推广为群众办学的经验。1945年1月他在《读<教育通讯>创刊号的我见中》，赞扬了杨家湾等一批根据群众需要办学的小学。他赞扬延安杨家湾小学校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他说：“杨家湾小学对于备荒问题是一个政治学习的模范。……竟成为全村的老少男女和不满十岁的儿童一个备荒的辩论场所，全体学生竟成为学校和家庭的一个争辩桥梁，情报的传达者和分析者。”(323——324页)他赞扬顺宁的小学校根据生产劳动的需要，实行巡回教学。他说：“顺宁的巡回学校，一日分上下午，教育巡回两村。”(324页)他认为绥德的小学校根据群众生活的需要，按照集市时间安排学校的休假日也比较好。他说：“绥德五日或十日一集市，于是有五日一周或十日一周的休息办法。”(324页)他赞扬米脂东关民办学校，实现了群众且纺且读的心愿，初步做到了生产与学习相结合，“在教育原则上适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生产联系的原则(见《共产党宣言》)”(324页)。他认为这些学校都是从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学习的需要出发，因地因时因人制宜，从办学形式、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作了必要的改革，逐步做到真正为群众办学，使教育真正为边区人民服务。这个时期的教育“开始了一个新局面，从沉闷转向活泼，从无力转向有力的蓬勃的发展。由于生产发展，群众的文化需要提高了。更重要的是由于整风运动，纠正了与实际脱离的倾向。文化教育为群众所热烈欢迎，因此形成了文化教育工作上的群众运动。”*取得这样巨大成绩的原因，主要是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艰苦奋斗；但是与徐特立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2．依靠群众办学。徐特立提倡人民自动开办学校。他对于米脂县纺纱赵老婆创办米脂东关民办小学，倍加赞扬。他说：“这里就把教育从历史上的义务性转变为权利性。过去处罚也不来学习，今日人民自动的开办民办学校，这是毛泽东思想中群众立场的原则胜利的结果。”(325页)1944年10月11日，他在边区文教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列举了他所参观过的几个民办小学，并倍加赞扬。**边区政府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于1944年发出了《关于提倡研究范例及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信》，其中要求民办学校的形式，一般按各地县具体情况而定，逐渐达到自中心小学以下，均归民办。民办学校的学制，教育内容等，都按群众的需要办理。民办和公助不能分离，不能听其自流，各县、区和乡都要对它加强领导，所以当时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1944年边区文教代表大会前民办学校仅574所，会后发展到730所，增加了156所。730所民办学校已占全区公办民办学校1181所的61%。由于依靠群众自己办学，自己管学，自己教学，从建校、办学形式、学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都有创新，既提高了教学质量，又有利于群众的学习，生产和生活。在当时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特殊困难条件下，把教育办好了，办活了，做到了依靠群众办学，办学又为人民服务。 　　3.依靠全体教师办学。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中学、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都任过教员。他对教师有深厚的感情。在大革命前，他依靠进步教师办学。在专制主义统治的旧学校，他敢于依靠进步教师民主办学。在长沙师范破天荒地组织“校务会议”，一切教务都通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公布施行。在长沙女师由校董事产生校务委员，选出五个常务委员，轮流处理日常事务。当时不少名牌教师主动要求与他共事。有一次，他冒着大雪亲自登门去请著名地理教员鲁先生，鲁先生的妻子以为他是校工，要他在客房里等了两个多小时。鲁先生起床后，知道他是校长，深受感动，退了别校的聘书，欣然同意到稻田女师来兼课。所以他所领导的学校都比其他学校办得好。 　　徐特立担任列宁师范和鲁迅师范的校长时，既是校长，又是教员和校工。他即使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的院长，仍然是院长兼教员。他认为全体教师是办学的主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积极性的强大思想武器。所以他对于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很认真，能够真心实意地依靠全体教师办学。他担任自然科学院院长时，院内有非党的副院长和非党的教师，他很尊重他们的专长，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自己不懂的问题都向他们请教。在工作上让他们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把他们的聪明才智都发挥出来，为革命工作作出贡献。在生活上与教师同住、同生活、同学习。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康生别有用心，公开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审干中搞逼供信，扩大化，打击迫害一些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分子。他挺身而出维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保护教师，义正词严地质问康生派去的工作组说：“你们有证据吗?”“有什么根据要这样干?”他亲自到窑洞看望被审查的教师，安慰他们说：“我是院长，我要过问，我就要负责。”他又说：“我宁肯放下一个敌人，到肃反中去解决，也不愿伤害自己的一个同志。”由于他认真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真心实意地依靠全体教师办学，充分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群策群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把学院办得生气勃勃。 　　三、从实际出发办学 　　徐特立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实事求是的原理，在为革命办学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按照教育的基本规律办学。他早年在长沙办学时，就重实际，重创造。在重男轻女的旧社会，他第一个创办招收农村女生入学的长沙女师。在校长与校工之间等级森严的校风之下，他第一个既当校长又当校工。这是湖南师范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 　　徐特立在江西苏区和陕北边区办学时，两个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是：在政治上，建立于工农民主政权，但是强大的敌人长期围攻，反“围剿”和“抗日救国”是全党的中心任务，在经济上，农民翻了身，但是生产水平很低，全靠手工生产以维持生活，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财力和物力来办学；在教育上，虽然建立了一些学校，但是教材仍然很落后，特别是陕北边区在解放前，曾有教育荒地之称。这样，一方面政治和经济迫切需要教育为它服务，另一方面办学的困难比国内其他任何地区都大。面对这样特殊的情况，一般人都会裹足不前。但是他却信心百倍，他既反对悲观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他说；“我们的教育应该强调创造性、革命性，不向物质困难和群众落后投降。”(275页)办学也应该“一切必须‘民族化’，(照顾全面)不能把苏联的搬来”(470页)。也不能搬用城市办学的方法在农村办学。城市学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只适合和平时期，城市里的情况，为城市资产阶级服务。我们是在中国，在民主根据地，在战时，在农村，抄袭城市办学的制度、课程、办法，就毫无出路。所以他坚持从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教育的基本规律办学，他在办学中真正做到了“真实的了解客观事物，转而应用到客观事物，改造这客观事物”。(313页) 　　1.开辟新路办学。中国革命所走的道路是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样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办学，如果生搬城市里的办学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徐特立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开辟了新的办学道路。他先后分别创办的列宁师范、鲁迅师范和延安自然科学院。从学制、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彻底打破了传统办学的那一套。列宁师范是1932年10月创办的，“学生是各苏维埃政府保送来的贫苦农民子弟，学习期限三个至六个月”*。这所师范“前后共培养了六百多名教师，为革命根据地开展文化教育作了贡献”**。陕北边区的文化教育基础比苏区更差，解放前陕甘宁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和识字的人极稀少，知识分子象凤毛麟角。如盐池县一百人中识字者只有两人；华池县每二百人中仅有一人识字，平均识字人数只占全人口百分之一。全边区23个县(以后划分为26个县、市)，将近二百万人口中，小学只有120个，并且招收的学生主要是地主子弟。徐特立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一到陕北，就办起了一个文盲师范(即鲁迅师范)，招收的都是文盲半文盲，教给他们新文字(即拉丁字母拼音法)，只要一个短时期的学习即可成功，毕业后便担任小学教员和识字班的先生了”***。他所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也与一般学院不同，它设有大学部、高中部，初中部和青年技工学校，教师和工作人员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最小的学生年龄只有十二、三岁。这样的师范和学院现在看来也许是不正规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却是适应革命需要的创举。 　　2.多种途径办学。徐特立在江西苏区领导教育工作时，根据革命和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曾组织有关同志代拟了苏维埃学校建校方案，于1933年10月，经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通过，成为大会的决议。其中规定有四类学校：第一类学校属于青年和成年的教育，主要的任务是消灭文盲。第二类学校是劳动小学校，它的任务，是培养共产主义的新后代。第三类学校，是劳动学校和大学专门中间的学校，如列宁师范学校等。第四类学校，即大学，它的任务，是培养高等专门人才。这四类学校也是因地因时制宜，有全日制，半日制和业余制，既适应革命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又适合当时当地的实际的情况，达到了办学的预期目的。 　　解放后，徐特立针对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普及大学教育的情况，于1958年，进一步主张多条道路办学。他认为如果只办中小学和大学，广大青少年则只有升学一条路，便不能满足广大青少年升学的要求。他说：“但只有一条路，就把门挤破了，也挤不通。”(592页)所以他主张应该广开学路，开辟三条途径办学。第一条是办好学校教育，让广大青少年和儿童“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592页)。这类学校要求学生既有坚实宽广的“双基”和较大的适应性，又不能过早专门化。普通中学“只是中等普通”，“大学一年生才算是高等普通”，应在“二三年后才开始专门化”(251页)。第二条是举办业余教育。就“是中小学毕业后从生产劳动中进行业余学习以继续提高”(592页)。他说：“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工业的国家，文化的广泛提高就非常必要了。提高的方法除专门的学校外，更广泛的是在业务中学习，工余时补习，……我们对失学者的补习教育应放在教育的头等重要地位，因为这比正规学校教育更带有群众性。”(341页)又说：“学习与工作合一的办法，就成为社会主义阶段的必要。……如果我们幻想违背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可能和必要，在个人或在社会都会造成损失。”(551页)第三条是鼓励自学成才。就“是劳动人民没有进行所谓‘正轨’中小学，只从业余学习中提高文化科学知识”(592页)。徐特立只读了六年蒙馆，他回忆自己自学成才的途径说：“我一面自学，一面教课，这样教和学并进，我也就从教小学、中学、一直到中等以上的高等师范学校。”(552页)他认为自学“却没有什么毕业，做到老学到老”。并预言说：“我们今后的专家，有很多是靠从业余学习中培养锻炼出来。”(591页) 　　3.艰苦奋斗办学。在大革命前，他白手起家，先后分别创办了长沙师范和长沙女师，得到全省人民的赞扬。他在江西苏区和陕北边区工作时，这个地区正处于战火纷飞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极为困难。一般人都认为难于办学，他却说：“虽然如此困难，真正的改造世界，终属之于先进的党及其人民，殷忧启圣，多难兴邦，是为我们的写照。”(249页)他披荆斩棘，克服重重困难，白手起家，先后创办了列宁师范、鲁迅师范和延安自然科学院。在抗日烽火中的教育荒地上创立自然科学院，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没有房屋，大家动手挖窑洞来建校舍。没有名教授，他自己给学生上大课，又给干部和教师讲政治理论。没有校具，砖块木头做凳子，弯着双膝当课桌，没有纸笔，就用鸡毛管或树枝在地上写算。没有大教室和礼堂，就在洞外土坪上讲大课，开大会。当时有一首诗歌，赞扬这种勇于和乐于艰苦奋斗的办学精神： 　　我们的生活艰苦而又紧张； 　　我们的革命热情却日益高涨。 　　谁说我们没有课堂? 　　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课堂。 　　蓝天是我们的屋顶； 　　高山是我们的围墙。 　　谁说我们没有教具? 　　自创的教具更加漂亮。 　　谁说“土包子”不能办大学堂?  　　我们信心比泰山稳固； 　　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坚强。 　　为了祖国的新生，为了人民的解放； 　　任何困难也不能阻挡。* 　　徐特立不仅在战时坚持艰苦奋斗办学，而且主张在和平时也要长远坚持勤俭办学。他说：“勤俭两字是永远需要的，现在需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有了勤俭，社会才能前进，在教育制度上有了勤俭，也可以使教育事业大大前进。”(587页) 　　四、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办学 　　徐特立和全国人民一样，从一百多年来的革命历史，和几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人民的教育事业。1942年7月16日，他在《抗战五个年头的教育》中，控诉了旧社会办学的血泪史。他说：“在三十六年前，我曾和友人私人出力出钱办了一个小学，被地方落后群众打坏了，并烧掉了。又办了一个高级小学到政府立案，被批驳了。……湖南原有人民所办的淑慎与第一两女校，奉皇帝谕旨封闭了。过去不望政府出钱，求保护和批准也不可。革命事业本质上就是这样，不然就不是革命教育。”(275页)从大革命以来，他目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教育革命而奋斗。我们根据教育的根本规律，结合各时期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教育的奋斗目标，作为党在各时期的政治纲领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大革命以来，他在党的领导下，一贯忠诚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纲领和方针，使教育事业不断地发展，所以他坚信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办学，是办好教育最根本的保证。 　　第一、坚持党对办学的政治领导。徐特立认为政治领导的任务是：“第一是政治理论的建立，第二是政治纲领的制定，第三是政策的决定，第四是正确领导方式的确立。”“它应当因此而得到群众团体和政府深刻认识和自动的执行，而不含任何的强迫与命令，这便是平常所说的党的领导权。”(110页)党的政治领导作用除了组织领导外，主要是用政治理论，政治纲领和方针政策等来领导广大群众和政府。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制定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政策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自从大革命以来，徐特立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亲身体验到党的各时期的教育纲领、教育方针等，是以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教育的基本规律为依据，是办学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1958年4月，他就深刻地指出：“毛主席提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这不只是毛主席要这样做，不只是共产党要这样，这是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588—589页) 　　第二、坚持党对办学的组织领导。组织领导，是党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的重要保证。徐特立说：“党的领导作用不单纯是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去取得群众的接受，却是经过各种组织而使它实现起来。因此，除经过党的本身的核心组织之外，还要经过政府的组织(当权的党)及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假若政府的组织及群众团体的组织不健全，虽有党的组织，也就徒然成为一个空洞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在组织方面必须有政府、政党及群众团体三种组织。”(111页)他认为党的教育纲领和方针政策，必须通过政府组织领导广大群众贯彻执行。同时革命形势也迫切需要依靠教育培养革命干部，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积极参加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干部教育和工农教育便成了整个教育的重点，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也成了学校教育的重点。因此，他除了十分注重干部和工农教育外，并亲自办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他特别强调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必须配备强有力的干部来具体领导教育工作。1941年4月他说：“我以为保育工作和儿童教育工作，应该进行科学的研究，并分配有经验的、有学识的、有能力的干部去领导这一工作。”(244页)他是言行一致的。是按照上述要求配备干部，并亲自领导他们对教育进行科学研究。一直到解放后，他还兼任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主任。发表了《教育讲座》，《各科教学法讲座》等论文，对全国教育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坚持党对教育科学研究的领导。徐特立在长期办学中注重从事教育科学的研究。早在1910年，他就到上海和日本考察研究小学教育。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曾对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教育，进行了研究。大革命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他经常深入中央苏区和陕北边区的教育第一线，认真研究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办学的规律。例如初到江西苏区时，针对苏区的特定情况，教育应何处着手，曾有过一番争论。毛泽东同志主张先教育成人，博古则主张先教育儿童，他带着这个问题到兴国做了调查和试点，结果证明先培养干部，后教育儿童是适合实际情况的。由于他在党的领导下，比较自觉地按照农村革命根据地办学的规律办学，所以在教育理论上，有卓越的见解，在教育事业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徐特立认为教育是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我们应该善于运用它为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服务。早在1946年，他就指出：“教育是建筑在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两种智能活动的基础上，把这种活动从蒙昧的半自觉的逐渐提到自觉的科学的艺术的程度，使改造工作更合理化这就是教育的一般任务。”*教育科学就是研究教育的，他说：“所以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254页)他进一步强调，党“不独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248页)，这样，才能对教育工作加强科学领导与管理，按照教育的基本规律办学，使教育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当前，我们正处在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历史时期，教育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基础，是发展经济的战略重点之一。我们学习徐特立的办学思想，不是学习他办学的某些具体形式，而是继承和学习他将教育的基本规律与办学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艰苦创业的办学精神，从而在我国尽快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充分发挥教育在建设两个文明中的作用，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页。 　　* 《苏区教育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 《苏区教育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 《苏区教育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 同上第97页。 　　* 《苏区教育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75页。 　　* 《中国现代教育史》，陈元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91——192页。 　　** 《陕甘宁边区教育革命资料选编》，陕西省延安地区教育局教研室编，1978年版，第21页。 　　* 《中国现代教育史》第117页。 　　** 《怀念徐特立同志》第168页。 　　***《怀念徐特立同志》第36页。 　　* 《怀念徐特立同志》第56—57页。 　　* 《中国现代教育史》第125—126页。 　　* 《中国现代教育史》第178页。 　　* 引自徐特立谈话笔录。 　　 徐特立教育思想讲座/孟湘砥，曹国智主编.—湖南敎育出版社，19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