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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徐特立论教育目的

孟湘砥，曹国智

教育目的是教育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教育的基本特点是以培养人来为社会服务的，而培养人才的质量规格，就是教育目的所应回答的问题。徐特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精辟地论述了教育目的的社会制约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目的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教育目的的社会制约性 　　徐特立一九五〇年在《教育讲座》中指出：“教育的作用是按一定的社会形式，培养一定的人格，为一定的社会服务。”(404页)徐特立这段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两个基本原理：一是指出教育为政治经济所决定，并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二是指出教育以培养人来为政治经济服务，而这种人的规格要求，又受一定社会的制约。 　　徐特立着重从教育的历史发展来论述经济政治对教育目的决定作用。他透彻地分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目的，指出：“孔子就是封建的典型的教育家，‘五四’以前，他的教育学说，在中国还是占统治地位的。……试看他所提倡的教育，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伦理教育，而一般的文化教育，他只作为业余性的课程。(见《论语》：‘入则孝，出则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因为封建的小生产，不需要文化之提高。他评定学习的成绩是看事君和事亲如何，只要对事君和事亲有舍身竭力的行动表现，无论他曾否学习，就肯定他学习了。所以孔夫子在封建社会对一般的是片面强调学习伦理。至于对士大夫除德行伦理外，还有言语、文学、政事三个科目(见《论语》：孔子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在这同一的封建社会形式基础之下，而有二种不同的教育，因先前者是培养劳力者的小人为统治者服务，所以强调盲目服从的伦理教育，其他文化之启发是多余的。后者是培养劳心者的君子以治人的教育，所以需要言语、文学、政事各方面提高他的自觉性和统治能力。在这里证明二个阶级对立的社会，必须培养二种不同的人格。”(404—405页)可见，封建社会培养“君子”和“小人”的教育目的是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的要求，是地主阶级政治统治的需要。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数以百计的教育家，提出过自己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但其基本精神都是培养“君子”和“小人”。“君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接班人，他们要学会一套管理和统治本领，为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对“小人”则实行愚民政策，并对他们灌输剥削阶级意识，以便于对他们的剥削和统治。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急剧变化。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标志封建经济开始解体，进而促使中国阶级力量配置的变化和社会矛盾的政变。经济政治的急剧变化，必然带来教育的急剧变化。徐特立指出：“自鸦片战争失败，统治阶级已经感觉旧的封建教育与当时社会新的事变不协调，所以魏默生提出在思想方面要去昧患去虚患。去昧患就是反对愚民教育，与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学说是相反的，去虚患就是提倡实利主义，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学说，以及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学说是相反的。”(405页)魏默生，湖南隆回人，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进步思想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先驱。他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提出培养有真才实学的能经世致用的人才，因而在他的《海国图志》序中提出了“去昧患”和“去虚患”的主张。他是企图从革除腐败的封建社会带给人们的“人心之积患”这个根本问题入手的。但正如徐特立同志所说：“在那个时候，魏默生的这一提出，不但未能成为事实，而且无人附合。这是由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统治，不是一个时期及二三人的力量所能突破的。”(405页)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为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政治的要求，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纲领，清学部于一九〇六年确定了“尊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徐特立中肯地指出：“以上的教育纲领和宗旨，表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两重性。”(405页)这些纲领和宗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目的的集中体现。 　　徐特立从十八岁起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历经了几个时代。他也曾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要求，提出了不同的培养人的具体规格。 　　徐特立在湖南办学时期，正处国家多难之秋，始则主张“开发民智”，继则主张“用教育来改革人心”，以振兴中华。民国初年，由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提出、经教育部公布的“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他极表赞同。尽管当时的北洋军阀反对并摈弃了这个教育宗旨，但徐特立在他办教育的过程中，仍然坚持这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宗旨，为培养具有爱国反帝思想、有文化、身体健康的一代而呕心沥血，奋斗不止。一九二〇年，徐特立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还写信给姜济寰先生，希望他在办教育的过程中“仍须用民国元年之精神，极力提倡”(25页)。徐特立在湘办教育期间提出和坚持的教育宗旨，反映了当时进步的思想潮流，但其思想基础是教育救国论，还局限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 　　在中央苏区时期，徐特立已由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作为中央苏区教育的主要领导人，根据中央苏区经济政治和阶级斗争状况，规定“苏区当前文化教育的任务，是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积极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对于小学教育，则是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 　　抗日战争时期，徐特立根据抗战总任务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指出必须“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85页)，以便培养符合抗战需要的有“民族觉悟”和抗战本领的人材。他强调，必须“消灭教育上的愚民政策”，使人民从民族解放斗争中觉悟起来；还要“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以作为全国皆兵的模范与准备”(85页)。 　　徐特立在中央苏区和抗战时期提出的教育目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产物。当历史车轮已经迈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时，他根据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党的教育方针的要求，提出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是使青少年在德、智、体几个方面得到健康发展，使他们“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技术的劳动者”。这个教育目的，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断革命论者。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前景，社会主义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徐特立科学地断言：“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使社会达到高度的文化发展，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体力和智力，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活动家之教育，能自由地选择职业，而不致于由现存的劳动分工终身束缚于某一职业”(57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历史发展表明，谁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支配权，谁就同时掌握了教育的支配权，因而也就掌握了人才规格的制定权。徐特立关于教育目的社会制约性的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培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人 　　徐特立提出社会主义教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技术的劳动者，就是要把青少年一代培养成为劳心与劳力统一手脑并用的人，这是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根本要求。一九五八年三月，当毛泽东同志关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目的提出以后不久，徐特立以《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为题，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指出：“光劳心不劳力，把心吊在半空中，光用脑不用手，瞧不起用手的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是行不通的；光劳力不劳心也会变成狭窄的经验主义者，所以劳心必须和劳力并进，手和脑应该并用。”(586页)他认为： 　　1.培养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人，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徐特立指出：“原始共产社会，改造物质的程度不高，因而知识也很久劳心与劳力、生产与教育完全统一起来。”(588页)徐特立列举了原始社会“神农种田，轩辕造车，舜帝烧窑，嫘祖养蚕”的手脑并用的典型事例，来说明原始社会劳心与劳力结合的历史状况。当时劳心与劳力的结合，是建立在极其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这种脑力体力的原始结合，反映人在自然状况下在劳动过程中的本质特征。 　　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有了人剥削人的可能，产生了阶级，也就产生了劳心与劳力的对立，生产与教育的分离。徐特立指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是对立的经济基础的产物。”(558页)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片面发展，智力和体力的分离，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但是现代化大生产客观上为劳心与劳力的结合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因为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自然科学用于生产，必然会引起社会内部分工的革命化，引起劳动者职能的变更和劳动者全面的流动性，这就要求劳动者不仅从事体力劳动，而且要从事脑力劳动，能懂得科学技术，通晓整个生产系统，要求用全面发展的人来代替片面发展的人。同时由于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也给劳动者提供了充分地享受文化教育的物质条件和时间。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生产提出的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要求并没有成为现实，劳力和劳心仍然严重对立，工人得到的发展仍然是畸形的。这是因为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再生产，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同时资产阶级教育也促进了人的片面发展。徐特立严厉地批评了培养劳心与劳力分离的人的资产阶级教育。他说：“资产阶级的教育，总是理论脱离实际、用手脱离用脑，就是注意一些实用，也是狭隘实用主义。”(593页)他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延安自然科学院有个学生，他在阎锡山化学工厂里学过技工，在应用技术上曾学了些东西，有的是在大学化工系三四年级才能学到的知识；但对于初中化学最基本的知识如原子分子的概念、原子价、分子式、化学反应式、电离、周期率等却一点不学，因此只能死记一点技术，死记个别公式，没有懂得原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徐特立指出：“只教人能够动手的技术，不使他懂得所以然的道理，这是资产阶级培养工人的道路，是鼠目寸光的实用主义的道路。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593页) 　　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片面发展的人，但资本主义社会成熟了的科学技术终于为人的全面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一旦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根除了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时，人的全面发展就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逐步结合起来，但这种结合是在现代生产和现代教育的基础上的新的结合，相对对于原始社会的脑体结合来说则是一个质的跃进。徐特立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刻阐明：“到了生产力高度发展，能够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时候，那就会开始使劳心和劳力逐步统一起来，使生产和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这是社会发展的辩证过程，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毛主席提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这不只是毛主席要这样做，不只是共产党要这样做，这是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588—589页) 　　2.培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 　　徐特立强调青年正确认识我们的“历史任务”的重要。他说：“当剥削阶级的统治、反革命的政权还没有被打倒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革命——特别是拿起武器革命。当反革命的统治已被推翻，剥削阶级已被消灭或者已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已经建立，这时候虽不是没有阶级斗争，但最重要的事情，已是发展生产。革命是从前老一代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发展生产是现在新一代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我们青年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正确地认识我们的历史任务。”(589页)徐特立对中国历史任务的深刻分析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今天仍不失其伟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徐特立认为，要完成这样伟大的历史任务，只靠少数工程师的智慧是不成的，只靠很多人身体强，力气大来硬干也是不成的，这就必须使科学文化和广大劳动人民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广大群众的无穷的创造性，才能使生产力很快提高。所以，徐特立说：“无论从社会主义要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目的来讲，从现在生产需要来讲，都必须开始把劳心和劳力逐步统一起来，生产与学习逐步统一起来。这就是要使劳动者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提高文化；要把青年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589—590页) 　　徐特立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途着眼，指出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假如大多数工人都把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我国工业就会提到其他各国所不能到达的高度，所以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差别，对于我们有头等重要意义。”(559页)这里指的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是指本质差别消灭，而不是指的一切差别的消灭。本质差别的消灭也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做到，但我们工作的立足点必须着眼于此。三十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但也走过许多弯路。特别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他们主张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不是从提高体力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着眼，而是从降低脑力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强迫其参加简单的、笨重的体力劳动入手，用拉平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的方法来达到“消灭差别”，结果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越来越扩大，甚至造成人为的对立。这种祸国殃民的主张，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学说，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按照徐特立的要求，努力提高体力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以便把更多的社会成员培养成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人，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三、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个方面得到发展 　　使受教育者在品德、智力、体质几个方面得到健康发展，是徐特立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技术的劳动者的教育目的的基本内容，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人的基本特征，为此，必须对受教育者进行德育、智育和体育这三个方面的教育，使之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徐特立在早期办学时就注重这一思想，从《校中百咏》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一点；在以后各个时期办教育的过程中，都贯穿着这个思想。他不仅在青少年教育中提倡三育并进，而且强调在幼儿教育时期就要打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他所论述的德智体的基本内容是： 　　1.对学生进行德育，使他们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质 　　共产主义思想品质，是体、脑结合的新型劳动者的灵魂，也是一个新人区别于旧人的根本标志。所以徐特立非常重视德育。他说：“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人，教育后一代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人。”*他认为，如果仅教学生识几个字，传授点文化科学知识，而忽视培养的方向，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所以他要求教师要德才兼备，教书育人，不能只做教知识的“经师”，还要做教行为的“人师”。“经师和人师二者合一”，才是无产阶级的要求。 　　徐特立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中，都贯穿着德育领先的思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以前，在内忧外患的清末民初，他把培养青年成为爱国主义者作为己任。徐特立常常以自己爱国反帝的坚定立场影响学生。当时正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时，中国一片黑暗。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横行霸道，卖国政府的卑躬屈膝，使徐特立无比愤恨。他经常用帝国主义欺侮我国人民的事实对学生进行爱国反帝教育，并号召他们投入反帝救国斗争。一九〇九年，他在修业学校，断指血书，以激学子，就是生动的一例。徐特立的许多学生后来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与徐特立对他们的教育分不开。在他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以后，在教育工作中更是注重对青少年一代的思想教育。他在延安时曾经建议：“把小学校变成为一村或一乡的思想领导机关、辩论场所。”(326页)解放初期，他曾以《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为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专门阐述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问题。以后还发表过许多类似的文章。可以说，一部《徐特立教育文集》，就是一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 　　徐特立认为德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青少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贯彻到学校各科课程和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去，以培养学生能够独立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去处理他们学习及日常生活的一切问题。……通过他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得到高度的自觉和对于客观的认识。”(391页)他还主张“在学习普通知识当中，要特别注意培养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方向”(594页)。他认为“如果观点不解决，方向就会错误，路线就会错误”。(494页) 　　徐特立要求青少年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树立革命理想，指出革命理想是青少年前进的动力。他说：“我们每个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脑子里应该时时装着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下定决心……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创造更好的条件去帮助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实现人类的解放事业。这样眼光就远大了，心胸就开阔了，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更高了。就会有充沛的热情，坚强的革命意志，就能吃大苦，耐大劳，自觉地拣重担子挑，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他还经常用自己的革命经历和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光辉榜样，激励青少年一代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 　　徐特立强调在德育过程中要培养青少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内容就是集体主义精神，徐特立对培养青少年一代的集体主义精神有许多深刻的论述。他告诫青年：“当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有任何抵触的时候，都应该把个人的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与过去中国一切时代的社会有根本上的区别，就是国家的主人翁是人民大众。”(534页)要学习革命前辈那种“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忘我精神，“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公，哪有私；没有集体，哪有个人”(610页)。“有了这种无我的革命精神，才能做到无畏，不怕凶恶的敌人，不怕艰难困苦，不怕失败挫折，不怕流血牺牲。”“如果都只为个人打算，陶醉在小圈子里，那就不可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对个人来说，那就不能“成大器，做大事，也就会毁坏了个人的远大前途”。(611页)所以他要求青年要彻底克服个人主义，多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着想，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做到“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这对我们今天的青少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教育力量。 　　徐特立对于在我国确立以“五爱”为中心内容的国民公德有卓越贡献。解放初期，他大力宣传和系统阐释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把它作为新中国儿童和青少年思想品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对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2.向学生进行智育，使他们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并发展他们的智力 　　徐特立认为，我们所培养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必须有文化科学知识。他引用列宁的话说：“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遗产，只有用这种知识来丰富自己，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616页)徐特立指出，要从我们今天建设时期的任务去理解青少年一代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他说：“现代的建设非有高度的科学是不行的，没有科学，便谈不上爱国主义，……所以我们做文教工作的基本工作就是做科学工作，做真理的工作。”(493页) 　　徐特立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自然科学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充分认识到科学对我国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根本解决现代的问题，仍然是依靠科学，而不是依靠手工业和小农业。”(252页)“所以前进的政党必须把握着前进的科学。”(254页)前进的政党怎样把握科学呢?一是要有计划的发展科学，没有整个发展科学的计划，科学的前途是暗淡的；二是要培植科学人才，要用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去武装学生的头脑，如果只有普通科学基础的专门家，想把科学推向前一步是不可能的。徐特立很注意吸取苏联建国初期忽视系统学习科学知识的教训。徐特立在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期间，为发展科学和培植科学人才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徐特立认为，用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去武装青少年的头脑，是学校工作的基本环节。他说：“在学校中的行动，基本上是从书本上学习古今中外人类一切知识遗产。”(500页)他指出，凡是伟大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新的事物，都是由于他吸收了过去人类历史的知识遗产而来的，而无产阶级是吸收过去人类历史的知识遗产的典范。徐特立强调，学习前人的遗产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分析，需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宇宙观和唯物辩证法作认识工具，去批判历史的知识遗产。 　　徐特立不但要求学生学习广博的知识，而且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发展知识。他说：“理论和实践必须相结合，不可偏废。”(617页)“不和实践相结合，书本知识又有什么用呢?这种人其实不能算真正的知识分子，至多只能算是一个‘读书人’罢了。”(616页)徐特立教导青年要从自己的劳动实践中去创造和发展新知识。他认为，书上的知识，必须经过自己劳动实践去体验，那才能够接受和消化，才能够成为我自己有血有肉的知识。我们要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者，只会接受书本上的现成知识还不够，还需要能够发现新知识。他勉励青年要有志气，要做科学家，要发现许多新方法新道理，那就不能只在书本子里去发现，只有从改造事物的劳动中去发现。革命的老一代已从革命实践中发现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新办法新道理；现在的青年一代更要着重从生产建设的实践上发现关于生产建设的许多新办法新道理。这对我们今天承担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重任的青年一代来说，是一个多么有力的鞭策啊! 　　使学生掌握广博而完全的知识，这固然是教学的重要任务，但处于现在这样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只掌握现成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近十年来科学技术的新发现，新发明，就比两千年的总和还要多，而且每隔七年至十年，人类知识的总量就要翻一番。只学习现成的知识，就会被时代抛到后面。徐特立是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很早就重视人的智力开发。还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他在考察法国教育时，就很重视法国学校教学中“注重在学生自动”这个特点。回国后大力宣传这个思想，并落实在自己的办学实践中。徐特立指出，教学不是单纯地给以己有的知识而且应该养成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学习的能力。要引导学生在批判地学习古今中外一切知识遗产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脑力。他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让学生“独立思考”，提倡学生“自动”，以便使学生的智力得到发展。他曾对周世钊说：“教室里讲课，固然应该讲得明白透彻，使学生容易理解；更重要还在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其自觉地多动脑筋，认真思考。”*他认为，我们培养学生，必须使他懂得必要的理论基础。但是，只强调给学生丰富的知识，不问目的，不讲效果，弄得学生负担很重，不能掌握以简驭繁的基本原理，不能发挥独立思考的作用，这样做法我们也是应该反对的。徐特立不但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发展学生的智力，而且指出学生在参加劳动中也能够使他们的智力得到发展。他说：“人为什么特别灵——特别聪明呢?还是因为手脑并用地从事生产劳动，即动手改造物质、利用物质、分析物质、综合物质、才能得出关于物质的知识，才能使智力发展起来。”(588页) 　　通过德育来培养思想品质和通过智育来传授知识和发展智力，是全面发展教育的两个基本方面，是解决又红又专的问题。红与专是对立统一的，政治统帅科学文化，科学文化为提高政治觉悟奠定理论基础。徐特立反复强调又红又专的重要，红与专的统一。他在一九五九年写给青少年的一封信中，希望他们“刻苦钻研，热爱劳动，红专并进，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技术的劳动者”(621—622页)，一九六三年在给五美学校的题词中要求“大家努力教育后一代，培养德才兼备的接班人”。 　　3．重视体育，使学生具有吃大苦耐大劳的体质 　　徐特立认为，体育是全面发展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工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革命工作。特别儿童和青年均是发育时期，一生的健康或疾病基本上决定于这一时期”(308页)，因此，加强对青少年的体育，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学校应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使青少年在德、智、体几个方面都得到健康发展。不要因为“有时强调学习又强调实践，使师生都忙不过来。这不但使身体不能休息，而使头脑也不能静思。我们要反对性躁的学习，硬性的灌输，结果做到身体和知识二空”(502页)。徐特立的上述思想，是很有远见的，对今天学生负担过重、体质下降的现实，也是一个切中要害的批评。 　　徐特立把青少年一代的身体与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他说：“一个人的身体，决不是个人的，要把它看作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凡是有志为社会出力，为国家成大事的青年，一定要十分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624页)如果不爱护和不锻炼身体，未老先衰，不能胜任工作，“是对人民不负责”。徐特立还指出，青少年肩负祖国建设重任，搞社会主义建设，要跟大自然斗，这就需要有战胜一切困难，战胜任何艰苦环境、恶劣条件的体质。 　　徐特立重视体育，不但因为体育能强筋骨，增强人民体质；还因为它能炼意志，坚定人的革命气质；调感情，使人心情舒畅。他认为，锻炼身体的过程，就是磨炼意志的过程，没有顽强的意志，也就不能长期坚持锻炼。“吃大苦，耐大劳”是锻炼身体的需要，也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标志。锻炼身体的过程，也是一个振奋精神的过程，它能消除疲劳，清醒头脑，使人精力充沛，心情舒畅。 　　徐特立在他的办学实践中，对学生的身体健康关怀备至。从《校中百咏》中，可以看出他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期间重视体育，关心学生健康的一些情况。“人人共道伯箴强，一跃先登上女墙，倘使女儿皆若辈，立将衰弱转强梁。”*他多么希望第一女师的学生、全中国的学生象伯箴那样，有强壮的身体，以为国家栋梁之材，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这首诗不但体现了徐特立对学生的爱护之情，而且包含一个深刻的哲理，说明健康的身体是德、智赖以顺利发展的物质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所以体育不可忽视。一九四八年，徐特立在给上小学的孙儿写信说：“小孩子要规矩还要活泼。你这样规矩是很好的，但需要唱和跳，需要做学校和家庭中能做的整理清洁工作。念书不要过劳。”(366页)这封信对今天的中小学教育仍有重要的意义。 　　徐特立本人是坚持锻炼的典范。他战斗了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他说，斗争是不分年龄的，身体锻炼也是这样。他在工作之余，采取各种方法，如走路、登山、做操、打乒乓球、冷水浴、日光浴、海水浴等进行锻炼。他五十岁跟毛主席学会了游泳，七十岁时，在延安还和青年一起参加一百米游泳比赛。续范亭的一首诗写道：“曾记秋风八月凉，军民集会延河干。七旬老将水中舞，多少青年瞪眼看。”*一九六五年，八十八岁高龄的徐特立在颐和园看到年轻人在昆明湖游泳，他还情不自禁地下了水，来往畅游，动作自如，毫无倦意，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讶!一九六三年，徐特立和朱德等老人，健步登上了桂林迭采山明月峰。朱总司令喜而赋诗：“徐老老英雄，同上明月峰，登高不用杖，脱帽喜东风。”徐特立的顽强锻炼精神为几代青少年树立了光辉榜样。 　　体育和卫生是促进学生健康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徐特立也很重视学校的卫生工作。一九四四年，延安举办了一个卫生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在杨家岭展览了七天，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徐特立就去参观了八次，并撰写一篇题为《卫生展览会的重要意义》的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该文强调必须重视儿童和青年的卫生保健工作，指出“在这一时期应该有经常的体格检查”(308页)，要改善边区儿童保育院的饮食条件。徐特立对关心儿童身体健康的学校和教员给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抗战时期，镇原县所办的冬学，给妇女以产科知识，减少妇女的死亡。学校给群众以关于生命的实际利益。延安县磨家湾小学校教员，平时关心儿童沙眼、顽癣、白癣等病，从医院学来方法替儿童医治。当麻疹在邻村发现时，教以预防法，已传染时注意自然疗治法，竟救治五十四名儿童。徐特立对此称赞说：“这里就把教育从历史上的义务性转变为权利性。”(325页)解放以后，徐特立也很注意对青少年一代的保健卫生教育。他是中外教育史上少见的那样全面关怀青少年一代成长的伟大教育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徐特立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积极宣传和实践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正确主张。他提出的使青少年在德、智、体几个方面得到健康发展，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技术的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教育目的，反映了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是他几十年教育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它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符合我国教育方针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学说在中国的具体化。这个教育目的，对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代新人来说，毕竟是较低阶段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全面发展。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时代，全体社会成员都将得到全面发展，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将会消失，人类将彻底摆脱一切旧的分工，真正地得到全面的自由的发展。我们要坚定地向这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2页。 　　* 《徐特立教育文集》第295页。 　　* 《徐立特教育文集》第302页。 　　* 《怀念徐特立同志》第147页。 　　* 《徐特立教育文集》第8页。 　　** 《徐特立教育文集》第7页。 　　* 《怀念徐特立同志》第210页。 　　 徐特立教育思想讲座/孟湘砥，曹国智主编.—湖南敎育出版社，19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