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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徐特立教育思想的特点、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孟湘砥，曹国智

徐特立同志是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既不同于外国的教育家，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近代的教育家。 　　世界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很多，如捷克的夸美纽斯(1572—1670)，法国的卢梭(1712—1778)，德国的赫尔巴特(1770—1841)，美国的杜威(1859—1952)，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也很多，如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马卡连柯(1888—1939)，凯洛夫(1893—1979)等。凯洛夫的《教育学》在五十年代对中国影响较大。此外，赞可夫(1901—1977)的实验教学论体系，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关于全面发展的许多论述，以及当代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在苏联影响很大，在我国也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重视。这些教育家的理论著作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各有其特点，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它们毕竟是在外国的土壤上孕育出来的教育理论之花，只能供我们借鉴，而不能全盘搬用。 　　中国教育史上也有过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是封建时代教育家的代表，蔡元培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推行资产阶级教育学说的重要人物，陶行知是我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对新民主主义教育也有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时代不同，环境和条件不同，他们的思想与实践，也就有一定的局限。 　　徐特立与上述教育家不同，他是扎根在中国土地上，与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始终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国人民自己孕育出来的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解放前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却甚为落后。由于中国国情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革命只能走一条与西方迥然不同的道路，即革命首先只能在农村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再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而在这些根据地中，经济和文化教育比一般地区则更为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文化教育看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并紧密地配合着革命的发展，用各种创造性的但又是切实可行的办法，提高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以推动整个革命车轮的前进，这应该是一切革命的教育工作者所应严肃考虑和认真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创业性的工作，条件是极其艰难困苦的。而正是在这一重要方面，徐特立无论在教育理论或实践上，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越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今天，我们研究教育科学，也应遵循这个基本结论，要重视研究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图特色的教育理论。 　　我们说徐特立是扎根于中国土地上的无产阶级杰出的教育家，并不是说他是一个闭目塞听者。恰恰相反，徐特立在教育领域内是放眼世界，纵观古今，学贯中西的。 　　徐特立对中国古代教育很有研究，并批判地吸收了其中有用的成分。他认为“孔子所提倡的教育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伦理教育，强调学习伦理，是纯封建的教育学说。一是培养劳力的小人为统治阶级服务，一是培养劳心的君子，以统治小人”。他说：“以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说，他的书是教士大夫的，而人民连三字经都配不上学，所学的不过是包举杂字、百家姓、增广而已。至于道德方面，人民也是没有学的。惟有在官吏和君主之中才学的，所以孔子教育的好处，在养成少数的循吏和圣君贤相罢了。他的教育，完全是人才教育。对于普通国民，是没效用的。”(47页)但是徐特立却很赞成孔子择师的说法。他说：“昔日孔子择师，而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不是说孔子故意谦虚，实际上一切人们都有他所长，也都有他所短，择善而从，则人尽师也。古人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无知的奴婢，却对于耕和织有他们的专长，而非有知识的奴隶主所能及。”“唐朝文人韩愈，其文章的价值超过以前八代，但他以为择师不必择高于学生者，只择其专长，所以在他所写的《师说》上写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学业有专攻’。”(257页) 　　徐特立对《学记》很有研究，他认为“《学记》是记人教学之义，为我国教授法的开端”。《学记》中所提出的“启发诱导”、“循序渐进”、“教学相长”、“藏息相辅”、“因材施教”等教学原则仍然值得学习。徐特立对古人诗词中有关教学的诗句也很重视，如宋朝有名诗人苏东坡曾有两句写读书经验的诗：“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就很为徐特立所称赞。 　　徐特立对于中国近代教育也作了比较研究。他根据中国近百年来由封建社会进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教育宗旨说明了教育的变化与发展。他很尊重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蔡元培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家，是兼融中西的思想家，是毕身从事教育事业的教育家，是培植中国文化和科学的倡导者。蔡元培教育工作上最伟大的贡献，当然是在北京大学。他担任十年校长，实际在校五年，把一个腐败不堪的旧北大改造成为焕然一新的新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大之所以为新北大，因为有了蔡先生，而蔡先生之所以大在于他的“兼容并包”思想，在于他提倡新文化新思想。 　　徐特立说：“蔡元培很能有持久进步的精神”，又说：“勤苦的学生能到欧州去求学，是蔡元培和李石曾诸先生倡导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徐特立对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很有研究，评价也很高。1942年，徐恃立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再论我们怎样学习》一文中说：“陶行知的先生是杜威，我们的先生是马、恩、列、斯。杜威以下产生了陶行知，杜威给陶以小本钱，陶竟成了一个富商大贾。”(276页)1946年徐特立在《陶行知的学说》一文中又说：“行知吸收了杜威的教育与生活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这种结合还是现实主义，不过没有跳出狭小的教育圈子和学校圈子，所以杜威号称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但不是一个革命家，行知却是一个革命家，同时在教育方面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他的革命不停止在教育圈子中和学校圈子中。行知的教育学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他从国民党反动政权下竟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条件的新村计划，而且实行之有效。行知是中国一个伟大的思想家。”(346页) 　　徐特立还在《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说》一文中评陶行知说：“陶行知‘以教人者教己’的学说，也是陶行知所提倡的知行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的学说。中国从来的学生和教员，只是念书作文，心里想和口里念，而手不做。所以读书人就成了书呆子，或字纸篓，成了一个半残废的人。这些半残废的人，就要靠劳动的农民和工人来养活他们。另一方面，穷苦的工农整天整月整年都是做活，没有时间念书。结果就成了一个不能读书、不能看报和不能用新式的机器生产的土包子，也就是一个有手无脑的半残废。陶行知的在劳动上劳心的学说，就是要教工农劳动者念书，教念书的教员和学生劳力。把两种半残废改造成一个完全的人。这种劳心和劳力合一，又名知行合一。”(354页) 　　徐特立高度评价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他认为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及十五年辛苦经营的事业，在中国教育史上占了光辉的一页。这不仅对摧毁中国传统教育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新教育树立了一块基石。 　　徐特立对国外教育也很有研究。为了研究小学教育，他在一九一〇年与朱剑凡一道从上海东渡日本考察了教育两个月。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以后，特别重视教育，更重视基础教育，随着政治组织和工业组织的现代化，日本的学校制度也逐渐改进，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得到显著的提高。日本政府把扩大和改进小学的政策放到首要地位，实施义务教育，一九二〇年儿童入学率超过99%。徐特立认为“中国近代的教育史与外国分不开，满清前是日本来的，有它的特点，带东方性，日本化是科学化”。他到日本参观学校，读了一本《小学校事汇》，又买了一本《三千个优良小学校》，这两本书是教育的实际报告和调查的刊物，参观时他以这两本书为根据得到了许多活生生的事实。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徐特立在43岁时毅然跟着“湖南工学代表团”留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半工半读三年半，以后又到比、德考察。徐特立在法国的时间最长，对法国的社会情况和教育实施了解最深，在他的著作中，谈法国教育较多。他认为法人尚平等自由。一九二〇年他在《由巴黎致学界书》中说：“法国人民尚平等自由。现在华侨协社之号房，原系学校教员。待工作之留学生，多与之学法语。以人师为工役，以工役为人师，两无意见，平等之精神，即此可见。” 　　徐特立喜欢法国的教育，对法国学校的选科制很赞同。一九二四年《育群期刊》登载了他的演说，他说：“法国学校为选科制，平时极为放任：上课时教员和学生只有讲授和抄写，教科书和读本的很少，甚有不笔记者。课余的时候就到图书馆参阅。在图书馆的时间，差不多占在校时间三分之二。……不过到了毕业时期，试验极严。天资聪敏的，可缩短毕业年限；……法国的学生受人为淘汰最力，有志向学者，无不惟自立是图。这是我所最钦佩，而为我国教育所不能比肩的。近日湖南亦倡选优会考，这就是模仿法国教育的先声。”(35页) 　　徐特立对法国教育能给小孩以充分活动的机会很是赞美。一九二四年他在《法国小学状况》一文中说：“法国小学的上课时间，每周大概不过十几点钟，或二十点钟，体操课，很少，且不整齐。”“但法国小学的自由，以不妨人为标准，二人可以牵手谈天笑话。”(39页)但是徐特立也清楚看到了法国平民教育与都会教育的悬殊。他一九二四年在《欧州义务教育的现状》一文中说：“譬如法比的小学生，天雨穿木鞋，儿童着破裤，我去参观的时候，一般学生简直是象叫化，尤其使我蹙然动心的，就是平民小学校。我看到大多数的烂叫化，都住在河畔城角，我曾和烂叫化居在一块。”(50页)这说明徐特立清醒地看到了法国和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在所谓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掩盖着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本质。他说：“资产阶级把道德和政治经济相对立，如法国资产阶级所提倡的博爱，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中，有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剥削与压迫存在，离开政治经济来谈平等博爱之道德，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和欺骗。”* 　　一九二八年，徐特立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九三〇年回国，年底到中央苏区。他对苏联教育进行了认真考察，认为有许多值得学习的经验和教训。他说：“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曾进行设计教学法，废止科学系统，结果儿童所了解的只是个别问题的经验，而科学降到最低的水平。在第一次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前，不久停止了设计教学法，而提出系统化口号。”徐特立在《论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一文中引用了苏联一九三七年进行学校思想教育的总结材料：“苏联从年纪极小的儿童起，就开始指示给他们自然现象的起源，为了这个，就使儿童自己去观察植物、昆虫、鸟类等等发生和发展的演变，以正确的认识事物与现象相互之联系，推演出简单的规律性。因此在苏联小学各年级的国语、自然、地理、算术等课程中及学生日常一切活动中，就已经打下了唯物论世界观的基础。”(391页) 　　徐特立赞同苏联的乡土教材。他引用了《今日之苏联》(吴清友著)一书的材料：“科学经常在某个方面，在某个领域，在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环境中，建立起来，发扬起来。‘认识本国’这句口号，近年内在苏联成为主要的口号，也是苏联学校的口号之一，鼓励青年们从事研究地方生产力的有益的探讨，阐述地方乡土的各方面，它的自然界，它的经济可能性。……苏联这种普遍的‘知己’的热潮，在廿八年内(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至一九四五年十月革命节)使得苏联人民得到重大的科学胜利，造成目前能以知识和金属武装其本国抵抗侵略的可能性，并把此种可能性变成了制服敌人而获得全民胜利的现实性。”“这个事实铁一般地证明了乡土教材在教育上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科学教育上的重要性。……我们的教育应取法苏联，鼓励青年以及一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研究地方乡土为出发点，进而认识本国，认识世界，认识整个宇宙。” 　　徐特立毕生刻苦自学，知识渊博，对于中国古代的、近代的、外国的教育思想与实际，有深入的探讨。他用古今中外法，总结前人的经验，批判继承了古今中外的各流派的教育学说。兼收并蓄，广采博撷，冶为一炉，并结合中国社会和教育的实际，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中国化的教育思想体系。 　　当前，我们面临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历史时期。教育工作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担负着特别重要的责任。为了实现这个光荣的任务，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与提高的规律，我们需要有理论的指导，而就是在这一基本点上，徐特立无论在教育理论上还是教育实践上，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那么，今天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我们究竟要从徐特立的一生和徐特立教育思想宝库中着重摄取些什么营养呢? 　　第一，我们要学习徐特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学习他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以及艰苦朴素，一尘不染的生活作风 　　徐特立的为人就是一部无字的教科书。一九四七年党中央祝徐特立同志七十大寿的信中说：“你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你是热爱光明的，你为了追求光明，百折不挠，在五十岁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事业抱有无限忠诚，在敌人面前，你坚持着不妥协、不动摇的大无畏精神，你的充沛的热情，使懦夫为之低头，反动派为之失色。……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七十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党中央的赞颂，徐特立的确当之无愧。 　　第二，我们要学习徐特立学而不厌，刻苦钻研的好学精神和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以身作则、潜移默化的感人精神 　　党中央祝寿信中说：“你对自己是学而不厌，你对别人是诲人不倦，这个品质使你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十分重视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数十年如一日。他也十分重视基础科学知识教育，主张教给学生系统的科学知识，要在学生的基础知识上下功夫。他说：“学习要抓住基本知识：即不好高骛远，而忽略基本的东西。喜马拉雅山是著名的高山，因为它是建立在西藏高原上，是基盘广大的高原上的一个高峰，假如把喜马拉雅山建立在河海平原或江淮平原上，八个公尺的孤峰是难于存在的，犹如无源之水是枯竭的。”他特别重视基础教育，坚持普及小学教育。他认为要提高中学的教学程度，首先要抓好作为基础的小学教育，探索办好小学教育的规律。 　　今天，实现四化迫切需要文化科学知识，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便不可能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过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左”倾思想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相当普遍的长期存在着轻视文化科学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以为“没有文化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三中全会以来，党努力纠正这种“左”的错误。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胡耀邦同志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从那里来的?从根本上说，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工人运动的产物，但它同时又是吸收人类几千年文化知识的结果。从另一方面说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学文化。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只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而不可能系统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至于我们今天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新世界，要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成功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且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全体社会主义建设者，就更加需要不断批判地吸收当代科学文化的新知识，新成果，‘知识就是力量’。尊重知识，欢迎知识，渴求知识，努力把知识变成建设新世界的巨大力量，应当成为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建设者所应有的优良素质。”我们学习徐特立尊重科学知识，顽强学习知识的精神，一定要深刻理解党中央有关报告精神，密切联系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努力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经验，为四化建设服务，同时要教育学生，学好文化科学基础知识，打下牢固的基础，以便攀登科学的高峰。 　　第三，我们要学习徐特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学风 　　徐特立在《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一文中说：“‘实事求是’一语说起来十分简单，做起来难于登天。”(382页)他给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周世钊写信说：“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是我们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是对学习，对工作，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对一切人、一切事业都是需要的。”(483页)对此，徐特立不只是提倡，而且是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在他的教育实践中充分体现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他办教育重实际，重创造。他常说：“实际第一，书本第二。”就是说书本要与实际相结合。他在师范学校讲课主要是讲教育学和各科教学法。他每次所编讲义都不是根据陈规来的，而是总结学生在实习中互相观摩、互相研究的经验总结，得出来的规律。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根据自己的、日本的和湖南的教学经验，在参加长沙各小学成绩展览之后，写成了一本“成绩批评小册”，运用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原则作为实践工作的结论。这本书对于提高教师的认识水平，改进中小学教学是一本极好的书。他从一九五一年起连续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了《各科教学法讲座》，其中谈到了教师是教学中的领导者，要了解学生。他提倡要读书，又说读书要加上创造批判的工作。他试图用毛主席的实践论来改造旧时代留下来的教学方法，提出实践是检验理性的一个标准尺度。 　　第四，我们要学习徐特立尊重教师、重视知识分子劳动，关心教师提高的优良作风 　　徐特立认为发展教育事业首先要解决师资问题，要办好师范教育。辛亥革命后他创立了长沙师范，在中央苏区他办了列宁师范和闽瑞师范，后来又在陕甘宁边区办了文盲师范，为师范教育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徐特立很尊重教师，认为教师在教育工作中占有主要地位，历来强调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他认为“教师是脑力劳动者，应该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从而要求各级党政部门象亲人一样体贴教师，尽可能改善教师的待遇，以激励他们努力工作。他特别尊重小学教师，认为小学教师的政治地位，一般的说，就是人民的政治地位。他说：“小学教师是基层的教育工作者，是最接近基层的群众，他们的政治水平要比一般人民提高一步，应该争取爱国主义和国际组义的政治地位。” 　　十二大报告指出：“各级学校教师，特别是全国农村的小学教师，他们的工作十分艰苦，又十分崇高，他们的努力将决定我们下一代公民在德、智、体各方面的成长。我们必须使全社会普遍尊敬和大力支持他们的光荣劳动。”我们学习徐特立有关教师的论述，更可以加深对十二大文件的体会。 　　总之，徐特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对中国革命事业与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从事教育工作七十多年，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展徐特立的教育思想，从他的教育思想宝库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同时密切联系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探索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与提高的规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体系，为祖国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守纪律的年青一代，为开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新局面作出贡献。 　　* 《论国民公德》，见《人民教育》1950，第一卷第3—5期。 　　 徐特立教育思想讲座/孟湘砥，曹国智主编.—湖南敎育出版社，19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