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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区教育的辛勤园丁

李伯钊

一九二五年冬，我到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所大学，是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干部而办的，但在校学生大多数来自于中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内有许多革命同志陆续来到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特别是董必武、何叔衡、林伯渠、吴玉章和徐特立等同志，都先后到了这所学校。他们是中国革命的老战士，年纪又挺大了，但为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苏联革命的经验，接受党的派遣，不远万里而来，他们的虚心求学的精神，很令我们感动，使我们倍受鼓舞。 　　中山大学很尊重这些老同志，为他们举办了特别班。他们初到莫斯科，俄文一字不识，正如他们自己说的：不能读，不能听，也不能说，做了聋子和瞎子。学习中的困难自然是极大的，但他们求学的意志很坚强，态度很谦虚，其中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徐特立同志。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徐老是湖南的老教育家，是毛泽东同志的先生。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献身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曾断指血书，激烈地反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湖南“马日事变”以后，革命处在困难的时刻，他挺身而出，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投笔从戎，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失败以后，他并不气馁，为了深研马列主义的理论，不顾年老，还到这里来做一个老学生，这能不令人感奋吗?本来徐老对汉学就很有研究，并曾留学法国多年，知识很渊博，但他没有任何骄傲和自矜的表现；相反，却有着一种甘当小学生的学习精神。他的门牙缺了，读起俄文字母来，发音很难准确；记忆上也有困难，今天熟读了，明日又忘了。但他从没有畏难的情绪，常常是一边在走廊上走动，一边咿咿哑哑地大声读着，每一个字母，每一个单词，都是一读就是几十遍甚至百多遍，直至完全记住了才止。由于他这样苦学，不多时间，也就有了显著的成绩。 　　当时，在苏联正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我们所在的学校里，斗争也很激烈。特别班的几个老头，他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且有斗争经验，在运动中非常活跃。我常见徐老有时和董老、何老等一起商讨斗争策略，有时撰写文章出壁报，忙到深夜。他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揭露批判托派的错误言行，同时也严格地解剖自己，检查自己在思想上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他这种严于律己、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一九三〇年，徐老从苏联回国，到苏区从事革命的教育工作。不久，我亦回国，于一九三一年夏天进入苏区，开始在瑞金的红军学校任教，后到《红色中华报》当编辑兼校对。那时候，徐老正创办列宁师范，很缺少教员，他见了我很高兴，态度慈祥而又恳切地说：“伯钊，我们列宁师范没有唱歌教员，你在这方面有专长，能兼任几个小时的课吗?”我那时工作也很忙的，但徐老是在莫斯科的同学，又是尊敬的老前辈，他的要求岂能不答应?我愉快地接受了他交给我的任务，因此有过一段和他一起工作的经历。 　　列宁师范是徐老在艰苦的环境中创办的，十分简陋，没有讲台，没有课桌，也没有现成的教材。徐老担任校长，也要担任教员，还要摇铃扫地，管理伙食。晚上忙于编写教材，抄抄写写，每至深夜。那时的苏区缺少书报，徐老只能从国民党那里缴获来的书籍报纸中找些材料，作为编写教材的参考。然而，他编写出来的教材，仍是很适用的，政治性很强，而又理论联系实际，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能够满足学生们求知的欲望。 　　列宁师范的学生，第一批是从红军中和各机关单位挑选来的，文化程度尚可。但以后的几批，是从县区农民中招收来的，文化水平就参差不齐了，甚至还有文盲，要从新文字教起，先行扫盲，这样给教学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徐老严肃认真，耐心细致，没有任何的畏难情绪。他各科教学都能胜任，进了课堂，就滔滔不绝地向学生讲解。学生如有不懂的地方，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说明，不嫌麻烦。我曾亲见他教《国际歌》，花了不少时间，一方面是学生程度不高，不能理解；另一方面是徐老讲话湖南口音浓重，缺了门牙讲话又不关风，学生有时听不清楚，其中“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一句歌词，就教了好多遍，他又讲又写又带读，累得满头大汗，终于教会了学生。我很为他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每星期都到列宁师范去上两次课，无论多么忙，都坚持完成教学任务。 　　列宁师范师生在徐老的领导下，也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每天太阳还未升起来，起床号就吹响了，大家都要踏着露水，到操场上进行早操。然后，又分散到晨雾缭绕的树林里，各自看书学习。上午，按照课程表上课；下午分成小组开讨论会，进行互助，消化所学的知识；晚上，八个十个共一盏小油灯，自修功课，完成习题。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徐老还要组织学生到附近区乡的列宁小学，进行实习批评，在实习中向有实际经验的教师学习。平时列宁师范的师生，也要开展军事训练，一个个象士兵一样，要练习射击、刺杀、进攻、防御和救护。在军事训练的时候，徐老总是亲临现场，加以指导。 　　学习生活是如此的紧张，物质生活却是异常艰苦。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红军和苏区人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粮食不够吃，按人定量；布匹不够穿，每人发了一套灰布衣服，穿烂了，补了又补还要穿。尤其是食盐供应紧张，最困难的时候，一块银元只能买到七钱盐。徐老是中央苏区教育部负责人，又是列宁师范的校长，但生活上总是和学生同甘共苦，一点也不搞特殊。他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我们吃饭的时候，常常还不见他来，一找原来他在伙房里帮着做学生的饭菜。他总要看到分配给学生吃的食盐下了锅才放心，因为那时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盐是很少很少的，是不能克扣的。从这件小事情，也看到徐老是多么的爱护学生。 　　徐老真是我们钦敬的辛勤园丁。他用心血培育的列宁师范，毕业了好几批学生，造就了许多合格的小学教师。他们分配在红色区域的各个列宁小学里，担负了革命根据地普及教育的艰巨任务。多少年过去了，徐老在列宁师范兢兢业业工作的情景，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以后，在长征路上，我和这位可敬的老人编在一个连队。到了延安，我们又同住在杨家岭的一个山坡上。全国解放后，在北京我们也能常见到他老人家。数十年如一日，我始终看到他老保持着革命老英雄的本色，各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现在，不少熟悉和热爱徐老的同志已写了文章，我就不赘述了。 　　一九七九年四月廿三日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