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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南女校的徐老

长沙市第四中学

我校的前身是周南女子学校，建立于一九〇五年，创办人是朱剑凡先生。徐老和朱剑凡先生是好朋友。在周南女校创办的第二年，因初办尚不完善，朱剑凡先生就邀请徐老来校教课，协助办学。当时徐老还很年轻，只有二十九岁，但他在乡下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十一年了。 　　清朝末年，封建统治者非常腐朽顽固，对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过来的新思想新文化，极端仇视，看作是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抵制压抑。一九〇二年，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不得不下令废除科举，兴办学校，但明文规定，严禁女学。朱剑凡先生从日本留学回来，提倡教育救国，他冲破重重阻力，独树一帜，创办了周南女校。这在湖南是破天荒的一件新奇事，开始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查封，定名为家塾，不称学堂，实际却办了师范班，并附设小学。师范班的学生全系女生，大多数是登门访问劝导入学的。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男教师讲课，不能直接面向女学生，在讲台上挂着帷帘，将师生分隔开来，但闻其声，不见其人。因此，一般年轻的男教师为了避免“人言物议”，是不愿意到这样的学校来教课的。当时徐老思想很进步，毫无顾虑。朱剑凡先生一邀请，他就毅然决然满怀热情来到了周南。由于他学识渊博，除教国文外，还兼教了数学，地理和历史。当时废除科举还不久，没有专门学校培养中学教师，具有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素养的人很少。徐老在少年时期就刻苦自学，博览群书，不仅旧学校所需的知识根底厚实，而且深入钻研了中外史地及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学科，并有了相当高的水平。他备课又很认真，一丝不苟。因此，尽管他是初次教这些课程，但效果很好，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爱戴。 　　徐老对工作极端负责。有一天，他在街上行走，被轿杠撞倒，右眼受伤，流血不止，别人把他扶起来，护送回校，包扎了伤口。朱剑凡先生劝他休息几天，但他以学生的学业为重，第二天照常讲课。学生问他为什么不休息一下，他回答说：我不能为了个人的一点伤痛，耽误你们几十人的光阴。学生们很受感动。 　　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不少革命党人在长沙进行秘密活动，发行了《猛回头》，《新湖南潮》等地下刊物，鼓吹民主革命。徐老读了这些刊物，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他认识到，只有实行民主革命，推翻反动的清朝政府，中国才有出路。朱剑凡先生和徐老志同道合，便一起利用周南这个学校作为鼓吹革命的阵地。其他几个教师在徐老和朱校长的影响下，也都投入了战斗。徐老经常在课堂内宣传民主革命的意义，揭露反动腐败的清政府卖国殃民的罪行，公开提出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常常讲得声泪俱下。这样一来，革命的思潮在全校传播，原来是闺阁小姐的学生不仅扩大了眼界，纷纷议论国家大事，而且非常痛恨清政府，有了投入革命的强烈愿望。 　　一九〇七年，清政府为了借外债，决定把民办的几条铁路收归国有，然后再把主权奉送给帝国主义国家。徐老目睹清政府这种无耻的卖国行为，感到无比愤恨，便和朱剑凡先生等密商对策，决定发动长沙城公私立学校全体师生罢课，借反对铁路国有，展开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徐老执笔起草传单，又负责印好。然后他召集私立学校的教师开会，在会上激昂慷慨地发表演说，号召全体教师积极投入斗争，并分发了传单。徐老的宣传鼓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了，大多数教师都主张立即罢课，但也有少数胆小怕事和思想顽固的教职员反对。周南女校的一个职员对徐老说：“什么罢课，我看只要黄纸写的上谕向墙上一糊，什么也完了。”徐老听了，轻蔑地笑了一下，从容不迫地对他说：什么上谕不上谕，我不管它，课是一定要罢的。由于徐老态度坚决，挺身站在斗争的前列，带领周南女校的师生首先罢课，全城公私立学校纷纷响应。这是长沙城最早的一次罢课运动。这一次罢课斗争深刻教育了广大群众，特别是激励鼓舞了教师和学生进行民主革命的勇气。 　　从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〇年，徐老一直在周南任教。由于他的教学质量高，其他中学都争着聘他去兼课。但徐老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他经常潜心研究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深入的调查分析，他认为要提高中学的教学程度，首先要抓作为基础的小学教育，于是决心对小学教育进行探索。一九一〇年春天，他离开周南去上海，参加江苏省教育会所办的单级小学教师训练班，学习了四个月。接着由上海去日本，考察小学教育。回国后，仍到周南担任师范部教员兼小学部校长。这时徐老已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到了外省和日本参观，扩大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对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更为敏锐和深刻。为了推广先进经验，帮助教师们改进教学，他创办了《周南教育》周刊。这是湖南最早发行的一种教育刊物。当时徐老既担任校长，又要教课，工作异常忙碌。但他对《周南教育》这个刊物是非常重视的，经常牺牲休息时间，审阅修改稿件，还亲自写稿。每期出刊，都由他编排校对。对这株新苗的培育，倾注了不少的心血。这个刊物很受湖南教育界人士的欢迎，还销行到外省去了。 　　徐老在周南工作时，还创办了夜学。由于他出身贫农家庭，从小就过着穷苦生活，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朴素的阶级感情，他非常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他认为穷苦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是极不合理的，不能让这种现象永久存在下去。于是他邀约几个同志，在北门外李大中丞祠创办了一个夜校。入学的有码头工人，人力车夫，泥木工人，店员和校工等。开始只有十多人，后来逐渐增加到两百多人。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地理和国耻小史。徐老和周南几个教师每晚轮流教课，一方面向他们传授基本的文化知识，另一方面灌输爱国思想，启发鼓励他们投入反清反帝的革命斗争。这样的夜校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 　　一九一一年春天，徐老离开周南到修业学校教课去了。辛亥革命后，徐老创办了长沙师范，并在一师兼课。尽管当时他已不在周南工作，但他对周南的一切仍然非常关切，经常来校看望教师和同学，了解情况，并和朱校长一起研究教学中的问题，积极提出改进的意见。有一天，他又一次来到周南女校。传达室的工友是新来的，不认识徐老，便问道：“你找谁?”徐老回答说；“你去告诉朱校长，说徐特立要见他。”那位工友听说过徐特立也是一位校长。但由于徐老生活俭朴，穿的是布衣布鞋，象一个工人打扮，那位工友把徐老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断定眼前的人不是徐校长，便问道：“你说徐校长来会朱校长，徐校长在哪里?”徐老笑咪咪地答道：“我就是徐校长。”传达室的工友感到很惊讶。这件事在周南传开后，更增添了师生们对徐老的敬爱之情。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徐老任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期间，仍然和过去一样，经常来周南，把他办学的经验介绍给周南的校长和教师，成了周南女校的顾问。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遭到失败。徐老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刻，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徐老冒战火。披硝烟，驰驱南北，饱经风霜，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周南女校很多教师和学生，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徐老，多方探听他的行踪。每当他们得到一点关于徐老的讯息，即奔走相告，喜形于色。他们都自觉地以徐老的革命精神来鞭策激励自己，从徐老那里汲取前进的力量。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当时徐老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北京工作。周南女校的师生员工都热切盼望见到徐老，亲聆他的教诲。一九五三年五月的一天，师生们的愿望实现了。徐老从北京来长沙视察，回到了阔别二十六年的周南。那天早饭过后，全校教师和同学一千多人，就在校门口排着长队，等候徐老的到来。八时半左右，徐老来了。师生们一见到徐老，就欢呼起来，使劲地鼓掌，有的还挤上前去和徐老握手，霎时整个学校都沸腾起来了。当时徐老已有七十六岁的高龄，须发斑白，却没有一点龙钟老态。只见他神采奕奕，步履敏捷，慈祥地微笑着，向欢迎的人群频频点头挥手致意。他满怀深情地注视着校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这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啊!他露出惊讶的目光，连声对陪同他的学校负责人说：“变了样!变了样!比当年的周南可大多了啊!”学校负责人请他到办公室休息片刻，徐老摆摆手说：“不休息了，让我跟老师和同学讲几句话。”于是大家簇拥着徐老到了大礼堂——剑凡堂。徐老的秘书考虑到徐老年事已高，不能过于劳累，便和学校负责人商量好，一致恳求徐老把讲话的时间限制在十分钟左右。哪知道徐老一上台，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十分钟过去了，半点钟过去了，一个钟头过去了，徐老仍毫无倦意，接着又讲了二十多分钟才结束。徐老生动形象地讲述了当年他在周南工作的情景，特别着重谈了他在修业学校教书时，是怎样断指血书激励学生参加反清的民主革命的。徐老讲得激昂慷慨，句句铿锵有力，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老师和同学。徐老还语重心长地向全校师生表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期望，他勉励同学们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天天读报，关心国家大事，刻苦钻研科学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并注意锻炼身体，准备将来接班。徐老这些话象一阵阵和煦的春风，吹开了人们的心扉，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徐老一讲完，台下便爆发出了春雷般的掌声，师生们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一九六二年，徐老已有八十五岁。他又一次重返我校。同来的还有一位老革命家谢觉哉同志。全校师生再一次聆听了徐老的教导，受到莫大的鼓舞。 　　一九六八年，徐老因病逝世，到现在已有十一年了。尽管徐老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我校全体师生都深切感觉到：徐老没有死，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革命精神将激励着我们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一九七九年一月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