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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制度的发生和衰灭

吴玉章

汉末代表农民的黄巾暴动，虽然被地主、官僚和商人的联合镇压下去，而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但斗争仍然绵延不断。这样继续不断长期混乱的结果，使社会生产破坏得更加厉害。农民因战争的关系，一方面大批死亡，一方面流离转徙。有许多耕地所有者在战争中死亡了；也有许多耕地所有者长期或短期地离开他的耕地逃亡他乡。因此，就有许多没有主的耕地，也有许多没有耕地的农民，于是争夺侵占土地的纷争，就成了当时社会中一项严重的问题。在这个争夺侵占的过程中，豪强的官吏、地主、商人等自然会更凶横无忌地掠取，而贫弱无力的农民，仍然得不到土地。所以后魏孝文帝时，李安世上书说：“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卖田地，漂居異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驗，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訟迁延，連纪不判。良疇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共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各均量，审其经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凙，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①土地所有权的纷争，使土地荒废，而许多农民又无地种，这自然就成了社会上急待解决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政府的收入当时自然以土地税为大宗。经过这样长久的混乱，耕地占有的转变，已很难查考，而所有权的纷争不决，也要影响到岁收。因此，政府也不能不想办法来解决这一迫切的问题。这就成了均田制试行的条件。 　　西晋时定计人授田法：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一人占田三十亩；其外丁男課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次丁女则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棉三斤。年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这个田制，在当时无法实行。故一般农民耕地是没有分配着，而赋税则要按这一制度去缴纳。占有广大耕地的地主、商人、富农，反可借此免掉他们大批的耕地税。这自然又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反抗，不久而西晋亡。晋东渡后，成帝时，始度量百姓田，取十分之一，规定亩税米三升。这是因为江南和中原不同。中原有绵延不断的战争及胡人的蹂躏，扫荡了许多城市乡村，地广人稀，生产凋蔽。而江南则是产米之区，土地肥沃，生产正在向前发展，又加以人多南移，地狭人稠，计人授田之法，更不能行，所以按亩收税。经济中心南移，江南更成了中国财赋之区，许多专制君主，虽偏安一隅，也自觉满足。后来因这种按地收税的办法不方便，还是恢复按户收税的办法。如《文献通考》“田赋”二所载：“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惟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按晋制，丁男一人授田七十亩，以亩收三升计之，当口税二斛一斗，以亩收二升计之，当口税一斛四斗。今除度定田收租之制，而口税二斛增至五石，则赋颇重矣。”这是已将耕地税改成丁口税了。 　　西晋的占田制度，可以说完全没有实行。到了后魏孝文帝太和九年才颁布了均田制度。据《魏书》“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田赋考”所载，我们可以分别性质，按类改写如下(圆括弧和六角括弧内字是我加的)： 　　(一)受田种类及数量： 　　(甲)正田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不栽树的叫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 　　(1)奴婢依良丁。 　　(2)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 　　(乙)倍田数：﹝諸初次﹞所授之田，率倍之。二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 　　(1)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 　　(2)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 　　(3)諸土广民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后有来居者，依法封授。 　　(4)諸桑田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身﹞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田﹞。 　　(丙)桑田数：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楡三根。 　　(1)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課莳楡枣。 　　(2)奴各依良。 　　(3)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 　　(4)于桑楡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楡者不禁。 　　(丁)麻田数：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 　　(1)奴婢依良。 　　(2)皆从还受之法。 　　(戊)宅田数：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 　　(1)奴婢五口给一亩。 　　(2)男女十五﹝岁﹞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种菜五分亩之一。 　　(二)受田还田手续和类别： 　　(己)普通国民。諸民年及課，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 　　(1)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2)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 　　(3)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楡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 　　(4)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庚)特种国民一。諸有举户老小癃残无授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 　　(1)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 　　(2)寡妇守志者，虽免課，亦授妇田。 　　(辛)特种国民二。諸远流、配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楡尽为公田，以供授受。 　　(1)授受之次给其所亲。 　　(2)未给之間(未至正月之时間)亦借其所亲。 　　(三)受田还田之时間及地点： 　　(壬)时間：诸还受民田，恒以正月。 　　(1)若始受田而身亡及买卖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 　　(2)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 　　(癸)地点：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 　　(1)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听避劳就逸。 　　(2)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 　　此外对于官吏则以公田为其俸禄。《魏书》“食货志”又说：“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百亩为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駕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至于对皇族贵族个人给田之数，旧史无明文，而北齐依后魏之制，对贵族等的奴婢受田，有以下的规定： 　　“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② 　　我们在历史上所看见的材料，从后魏至隋唐几百年中间，各朝代受田的数目虽然有多少的不同，而耕地制度，完全是一贯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划为中国土地制度历史中的均田制度时期。 　　古人对于这个制度，大半都是好的批评，如《通考》“田赋”二说：“或谓井田之廢已久，骤行均田，夺有余以予不足，必致烦扰以兴怨讟，不知后魏何以能行?然观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令其从便买卖，以合均给之数，……与王莽所行異灾，此所以稍久而无弊歟。”顾炎武在《日知录》第十卷上，极力称颂这法令说：“足为后世法”，“创百世之规”。现在竟有认这个制度为“解放奴婢”、“土地国有”者。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制度的精神。 　　如果我们只从“均”这个字的意义去看，很容易使人认为这制度的精神，是在土地分配的均平，或者说限制个人多占土地，而把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但是这种看法完全不对。 　　首先我们看这个法令，耕地的分配，除人外，在后魏时牛一头可分地三十亩，北齐时牛一头可分地六十亩，一牛比一人只少十亩二十亩，一家可有四牛。达种规定是谁得利益呢?我们可以断定说是富农至少是中农得利益，而绝不是贫农得利益。富农和中农有牛一头，可分得差不多等于一个正丁的耕地，这种制度是不是利于富农呢?是不是为富农向贫农耕地强占剥削加了一层保障呢?北齐时宋世良曾上书请以富家牛用，先给贫民，这正是表明当时贫农的耕地反在这一制度下大批地被富有的地主、富农、商人所占有了。所以这一制度是代表地主富农的利益的。 　　第二，这制度中奴婢分田的规定，绝不能看作是“解放奴婢”，反而是保障贵族、官僚、商人、地主、富农等多占土地的法令。当时社会除大批被压迫的农民外，还有很多的奴隶更悲惨地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这时的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富农，是把奴婢看成为一种生产的工具和资本，和牛马一样的性质，故在耕地分配中，亦规定了奴隶的占有。从后魏一直到隋，在政府所颁布的耕地办法中，皆规定一奴婢所得的和一良丁一样，而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富农所有的奴隶，有非常大的数目。北齐的命令中，虽然对奴隶数有限制，但规定多的可有三百人，少的还有六十。也就是说一个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富农，至少可以占有六十个以上至三百个农民的耕地。这不是代表贵族、地主、商人、富农的利益是什么? 　　第三，当时的赋税制度，更表明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如后魏的制度，奴任耕，婢任織，数至八口，便与一夫一妇出同一之调(布帛之征)。耕牛则每二十头，征与一夫一妇等额之粟帛。这就是说奴隶八人，可占有农民八人所占的土地，而赋税只纳农民一夫一妇的数量。牛二十头所占的耕地相当于十五个农民的分地，而所缴纳的赋税也只及农民一夫一妇的数量。贵族、地主、商人、富农可有大批的奴隶和多数的耕牛，因奴隶和耕牛就可以占有广大的耕地，然而他们反可以出最轻的赋税。这真是多么好听的代表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富农的法制呀! 　　这种分配耕地的办法，绝不能看作是平均地权，而是地主统治阶级的一种欺骗。 　　至于土地买卖问题，虽然露田规定不得买卖，而有许多文件和事实证明，土地买卖仍在暗中进行。唐初规定一夫给田一百亩，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贫无以葬者，永业可买卖。自狭乡移宽乡者，口分田也可买卖。若遇远役或外住，无人耕守的，得将他的田贴赁(租)或质(当)于他人。官人永业田及赐田，出卖及贴赁或质于人皆不禁。可见当时的耕地法令，虽然没有完全放任农民耕地的自由买卖，但是，对买卖田地已开始公开承认。也就是说，在某种条件下，耕地可以自由买卖、贴赁与抵押了。 　　均田制度本身既不能解决土地问题，而在唐时，这种欺骗农民、有影无形的均田制度，也逐渐地根本消灭。而土地集中于豪强之手的呼声，也一天比一天激烈。楊炎之改租庸调为两税法，正是因为当时广大的农民失掉耕地，而不能负担这种苛刻的赋税，影响政府的收入，于是不得不废除租庸调之制，而改为按照财产耕地征收的两税制。楊炎的两税法，只是改良政府的收税制，而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为土地而斗争的火焰遂在黄巢大暴动中爆发出来。 　　(摘自讲义《中国历史教程》) 　　① 《魏书》“李安世傳”。 　　② 《隋书》“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田赋”二。 　　 历史文集/吴玉章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