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医学教育家，原卫生部副部长、顾问王斌同志，1909年农历5月初6日，出生于四川省宋县义合乡一个富裕的农家。他自幼上学，读过小学、中学及大学。王斌读书时，正是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人民开始觉醒的时期，祖国大地到处燃烧起了革命的星星之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压迫的革命风暴已席卷全国。中国向何处去?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有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王斌在学校受到了历史知识、爱国主义的教育。他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前途报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中学毕业后，他毅然背叛了家庭为他寻找的“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前途大业，选择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救国救民道路，考进了四川医专，刻苦学习，决心为解除中国的贫穷，东亚病夫的落后现状奉献力量。此间，王斌受到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和教育，逐渐懂得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方向。1932年他从四川医专毕业后，在革命的实践中得到锻炼，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投奔到中国人民向往的革命根据地中心——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红色首都江西瑞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血气方刚的王斌，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理想的革命宿营地，如虎添翼，方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大显他的聪明才干和对革命的忠诚、勇敢精神，在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是年7月王斌同志出任中央军委直属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教务主任兼外科教员和附属医院(原长汀福音医院)主任医师。王斌同志，处处从革命利益出发，那里需要就到那里工作，他既负责卫生学校的全部教学工作，又教书，救治伤病员，常忙的吃不上热饭，睡不好一个香甜觉。但他总是乐哈哈的，忙个不停，和全体教师、学员共同奋斗，努力创造各种条件，发展红军卫生事业。这时的红军卫生学校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学校有六个年期，共300余名学生，又有调剂班，卫生员和卫生长训练班共200名学员，基础课开设有解剖、生理、细菌、病理，药理等，基础课有一支业务力量较强的教师队伍，临床各科由附属医院医师兼任。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可容纳300张病床。有手术室、药房和化验室。手术器械也相当齐备，能做一般的四肢和腹部手术，是中央根据地最好的医院。中央首长都在这里治疗过疾病。卫生学校还协同卫生部创办了“红色卫生”、“健康报”、“医学摘要”等卫生刊物，指导红军和地方卫生工作。1934年卫生学校又开办了医学函授班。这所红军卫生学校和附属医院成为中央苏区医疗、教学的中心。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和附属医院的配套创建，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属于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先例，这些史无前例的显著成就的取得，无不凝结着王斌同志和全体师生员工的辛勤汗水及心血。当人们赞誉他时，王斌总是很反感地警告说：不，我是一个卫生勤务员，只是办了我应该办的一点事。红军大学、中央党校、中央军委卫生学校，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在江西中央苏区创办的。是我党、我军的最早教育学校。他的创办和发展是用全体党员和每一个中国工农红军战士的汗水浇灌的。是毛主席为我们指明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能为教育而教育的教育方针。毛主席又为我们确定了中央苏区以预防为主，普及卫生网，免费医疗的卫生方针。党中央，毛主席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那时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时刻都不知疲倦地，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解放全人类而英勇地向前冲锋着……。我不过是这文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卫生战士，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罢了。王斌就是这样，以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情操和毅力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为中央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默默地无私的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火花。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卫生学校也随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参加了长征。王斌等30多名教员和100多名学员编成教导队，随总卫生部行动。卫校另一部分学员被分散到长征队伍里工作。王斌同志，在长征途中坚贞不渝地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卫生方针，一面急行军，救治伤病员，为群众免费治病，一面组织教学。教师在马背上备课，学员在急行军中把练习题抄挂在背包上，后面的同学看着前面的习题做功课，在万分艰苦的环境里，基本上完成了部分教学任务和急需的救护知识训练。在红军爬过4000多米高的雪山时，红军卫校随部队一起爬过了前无人过的夹金山，师生们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战胜种种困难，不但完成自己的行军任务，而且还在空气稀薄的高山上担任救护工作，保证伤病员，包括高山反应不全症和雪盲患者顺利通过，在医学史上留下了壮丽的诗篇。
　　1935年10月由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右路军到达陕北吴旗，胜利地完成长征任务，随队同行的王斌及卫校部分师生在陕北又欢聚一堂，为早日复课积极创造条件。1936年2月，中央军委后方卫生部决定召回长征中分散到各部队的卫生学员，又新招了第七期，在陕北瓦窑堡开学，后来又与随二、四方面军北上的红军卫校分校合并，王斌同志出任校长，负责卫生学校的全面工作。此时卫校又新招了11，12，13期学员和看护班、调剂班，学员达300多名，教员也有所增加。但是，由于革命和战争的需要，刚复课的卫生学校在1936年5月—1937年6月的一年时间内竟迁校数次，1936年2月卫校在瓦窑堡，5月到达志丹康家寨，9月转到台儿庄，1936年底迁到延安附近阎店子，后转甘谷驿，1937年4月，为迎接红军部队的整编和训练开赴前线，于6月到达陕西省关中云阳镇甘泽里村。学校每到一地都要自己动手挖窑洞，建立校舍，解决教职员工的吃住等问题。王斌同志发扬红军战士连续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领导全体师生克服了不可想象的困难，胜利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为革命培养了近300多名各类医务卫生干部，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进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联合抗战的新局势。中国工农红军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改编为八路军，誓师北上抗日，红军卫校也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随总卫生部开赴山西前线，北上抗日。就在此时中央来电，命令王斌同志返回延安，出任后方卫生部部长。王斌同志从军队“缺医少药，救死扶伤，责无旁贷”的愿望出发，又考虑自己是一名外科大夫，战场需要自己，一心赴抗日前线，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山河。所以，他接到电令后，毫不犹豫地即刻向中央推荐八路军卫校副校长内科医师到延安代他任后方卫生部长职务，中央同意后，王斌同志高兴地带着全校师生出征，直奔抗日前线。到了前方，八路军卫生部任命王斌同志兼任八路军卫生部医务主任，主管医疗工作。卫生学校的校长由教务长李治代理。此间，王斌曾代表八路军卫生部到太原阎锡山处领取医药器材，在日机狂轰烂炸中，他机智英勇地完成了全部任务，为保护抢救抗日军民的急需医疗物资做出了贡献。
　　王斌作为八路军卫生部代表驻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成诚中学)，忙于争取社会支援，为抗日前线积极筹措救援物资和动员民众力量。一天晚间，八路军政委任弼时同志约王斌同志同乘一车，当晚趋向五台山，观察地形，部署安排平型关战役计划。当得悉日寇板垣师团要经过平型关的消息后，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司令员决定打一个歼灭战，消灭日寇侵华的嚣张气焰，以振八路军之威力和中国的国威。我英勇顽强的八路军指战员，按照彭总的计划，几乎全歼了日寇板垣师团，战斗结束后，主力立即转移，古人云“敌死三千，我伤八百。”我军也有较大的伤亡。同时，不甘心死亡的日寇侵略者，又组织新的力量对我八路军进行疯狂反扑，伤员的生命在垂危之中，怎么办!组织上相信身经百战的王斌同志，能够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就把运送伤病员的任务交给他全面负责处理。王斌同志经过在苏区和长征等多次战役中的锻炼，非常灵活地掌握了我军运动战的经验，并把毛主席运动战的思想方法应用在卫生工作中。在面临如此艰巨任务而又有敌人追击和飞机轰炸的危险情况下，王斌经过深思熟虑，充分发挥了他所指挥的卫生兵种，一个卫生学校，两个野战医院，一个警卫营全部力量，创造性地运用传递转运伤员的方法，即从平型关到黄河边大宁之间，联成一条千里伤员运输线，动员和组织沿途群众用担架转运伤员，每隔二、三十里设一个转运站，负责伤员的救治，吃饭和交接转运等事宜。这样每到一站换人不换担架，到站后传递给下站群众接递，上批担架人员即可回家团聚。这样运转速度快，人民又十分高兴，踊跃参加支援抗战。群众说：八路军真是一支人民的子弟兵，体贴人民的困难。参加救护的卫生兵以高度的革命感情无微不至地关怀、护理伤员，给伤员喂饭。他们既是护理员、卫生员，又是担架员和炊事员，同时还是抗日救国的宣传员。在转运途中如遇到敌机轰炸时，学员们就俯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驱体掩护伤员不再受第二次伤。王斌同志从前线把救治过的伤员先一一检查，分给群众和学员们依次向后转运，以最快的速度脱离前线危险，他自己却在前线日夜忙碌，直到把所有伤员安全转完，他走在最后面，随时都有被敌人袭击上来的危险。王斌同志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久经考验的革命胆略和气魄，胜利地完成了指挥转运伤病员的工作，全部将伤员安全地转到大宁，经过休整又全部转到陕北八路军疗养院。八路军卫生部及王斌同志所发明的传递转运伤员法，是我军解决大战役伤病员多，运转路线长所创造的先进经验。这个方法发挥了我党我军密切联系群众军民如一家的优良传统，又解决了我军卫生力量不足的困难，为此，中央军委曾嘉奖表扬了八路军卫生部。卫生学校在这次战役后，又复了课，第九期学员在山西大宁届时毕业。
　　1938年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坚持在晋察冀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持久的游击战。朱总司令考虑到战争的持久性，决定卫校返回陕甘宁边区继续办学。是年2月，由代校长李治率领卫校师生回到陕西富县套筒镇，3月转移到延安南200里处的张村驿。王斌同志此时返校继任校长，领导全校师生开展了建校活动，自己动手新修了一些窑洞，修起了新教室，开辟了运动场，建立了解剖室、生物微生物试验室，新生增加了800多名，教师队伍有所发展，教学质量更加提高，在这较安定的环境下，学校开始了有计划的教学工作。由于来延安的知识青年增多，卫生学校学生的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王斌校长从实际出发，在卫校设了一个特训班，实际学制为四年(不包括实习)。卫校的教学内容和数学方法也相应地有所调整，在保证临床诊断和治疗技术的同时，增加了文化基础和医学理论基础课，使学生受到一次较为系统的医学教育，从而，奠定了我军正规医学教育的基础。学校重视青年同学们的文娱、体育活动，组织同学会、青年会，做好青年学生，特别是从蒋管区来的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生活照顾，同时还开展军事训练，响应党中央，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坚持开荒种粮，种菜，砍柴，烧炭等劳动。1939年11月3日，《新中华报》报道了卫校在80里外的荒山上开荒lOOO多亩，收小米数百担的消息。
　　1940年3月，卫校迁到延安柳树店，离毛主席居住的杨家岭也不远，全校师生为能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学习感到欢欣鼓舞。王斌更为之振奋欢呼，又一次和师生共同投入到紧张的建校劳动中去。他们步行到15里外的宝塔山扛木料，将从山上扛下的木料放入延河，顺水流而下冲到柳树店附近河边，然后捞出杠到工地。大家齐心协力，干的热火朝天，在较短的时间里建起了新教室，备齐了课桌，平整了操场，在山坡上还改建了七，八个旧窑洞做各科实验室，又新建了一座大礼堂，图书馆，为卫校的教学和发展打好了基础。
　　这年秋，毛主席看望在柳树店休养的王观澜同志和续范亭先生后，来卫校给全体师生做报告，他说：你们在党的领导下，从江西苏区时的“卫生小学”，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现在成长为“卫生中学”了。我们的部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因为我们能为群众谋利益，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拥护。我们一定能战胜敌人，建设一个新中国。你们学校也将和中国革命一样，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卫生大学”。毛主席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全校师生，他们高兴的欢腾雀跃。王斌校长激动地热泪盈眶。他感受到是党和毛主席给了他们的力量和信心，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粉碎了敌人多次的追击和围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学校从小到大，教育工作从战时到转入高层次正规化，都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毛主席的讲话使王斌信心百倍，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卫生学校办成我军一所正规的新型医学大学。王斌和全体师生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干的。他们经过努力扩大了教师队伍，又招收了特训班，按照大学的要求严把教学质量。延安的九月，天晴气爽，军民都陶醉在金黄色秋季大丰收的喜悦中。一天，王斌同志高兴地传达了毛主席“军委卫校应该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嘛!”的指示，全校师生万分激动，当日隆重举行了“中国医科大学命名大会”。王斌同全体师生和前来祝贺的首长，来宾、外宾都沉浸在这异常热烈庄重的气氛中，分享着激动人心的喜悦和幸福，从此，学校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医科大学成立后，王斌同志被任命为校长，全面负责学校教学工作。遵照“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确定了中国医科大学的办学宗旨和校风。王斌校长为表达广大师生的共同愿望，亲自为中国医科大学校歌作词，把办学宗旨和校风编入校歌中，使每一个师生永远铭记在心中。校歌歌词是：“站在卫生工作的最前线，我们是新医学的技术工作者，我们是新中国救护的先锋，在艰苦的斗争中学习，紧张、朴素，仁慈，谨慎的作风，创造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干部，为革命工作，为大众服务，我们正是社会的治疗家，使受伤的祖国走上了健康新生，同学们!努力学习，勇敢前进!建设新医学的责任担落在我们双肩。”风华正茂的王斌校长信心百倍地遵照确定的办学方针，努力地在创办一所新型医科大学。他说：“‘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党中央，毛主席为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了光明的道路，学校办的如何，哪就在于我们干部了。”王斌为办好学校常常在深思熟虑，与同事、同学一起讨论适应战时和新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教学方法。他认为，党中央决定把延安作为新中国革命建设的教学基地，为全国培养大批有用的人才，又因为革命战争急需卫生人才，中国医科大学不能全盘采用旧式正规办学方法，医大的教育思想规划、计划，教材，教学方法，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革新、改革。中国医大不能采用五，六年制学制。学制必须缩短到四、三、二年，在内容上必须在高精尖上下功夫。他引用毛主席在反对教条主义整风运动中的讲话：“六个月毕业的红军大学生，打败了黄浦生、士官生”的实例，说服教育坚持正规化旧教育方法的一些师生，为快出人才，多出人才，改革教学方法。同时开始着手改善学校设备，加强教师力量。王斌又投入到紧张的提高教学质量等繁忙的具体工作中去。他曾派人专程出去采购国内外最新的医药卫生书籍及了解学习医学科学先进技术，努力使医大的教科书和学生水平保持国内外同等医大的水准，为此，大量吸收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又有多年教学，临床经验的优秀医务人员参加教学工作。如史书翰、曲正、鲁之俊、黄树则、周泽昭、季钟朴、李亭植、陈应谦、谭壮、薛公绰、马旭、方禹镛、龙再云、林格、任国祥、祁开仁以及中央医院的李志中、魏一斋等。他们都是国内知名大学或医学院校毕业，做过医生或教师，或留过学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是当时的优秀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而且大都成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骨干和医学教育家。那时，医大的教学条件和建国后相比有天壤之别，但师生能够刻苦研钻，千方百计地创造优良条件搞好教学。如无解剖图谱，史书翰教授经过苦练，在黑板上划出的解剖学图谱又快又好，同原版差不多。王斌校长更是出色的带头做好教学表率。他在处理好政务的基础上，亲自担任外科教学并领导附属医院的外科临床工作，经常参加手术，对重大手术总是术前亲自参加讨论安排，术后检查关怀。他重视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经常教育师生，“实践获真知”的哲理，并结合临床实例，形象逼真讲解，有时还亲自书写病例，以资示范。他要求教师和学生做到的，他首先在实践中做到，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严以律己，事事注意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王斌校长还特别重视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注意培养学员爱护伤病员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教育医药卫生人员把医药卫生工作看成是党对人民母亲般地关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真正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医大在延安时各方面条件较过去虽有很大的改善，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仍没有丢。广大师生积极地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做到粮、菜，肉自给或半自给，学校有几百架纺车，纺出的线供自制衣、袜，在延安丰衣足食展览会上，展出医大的劳动成果，其中有一尺多长的包谷和几十斤重的南瓜，他们还经常帮助群众春耕秋收，帮助附近军烈属打柴、挑水，密切军民关系。医大除完成教学任务外，为陕甘宁边区培养了许多医药卫生干部，为预防天花，克服困难，试制了35万支牛痘苗；又经常派医疗队防疫队深入农家免费帮助群众防治疾病，在群众中进行卫生知识普及教育，破除迷信讲究卫生……。
　　医大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和领导下成长，多次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教导，对办好学校和培养又红又专的医学人才指明了方向。王斌及其战友认真贯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培养方针，坚持了言传身教，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培养了大批有用的卫生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以后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医大通过整风和生产运动，通过参战救伤和下乡为群众防治疾病，通过各种卫生文艺活动，通过毕业或代培的学生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的模范作用，同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各阶层人民群众形成了广泛的联系，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通过派出去请进来的参观、讲学和翻译书籍，同国内外的一些知名学者有一定的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与帮助，他们也深知医大是一所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高水准的医学院校。的确，用革命战士的鲜血和汗水浇灌茁壮成长起来的中国医科大学，是一所合格的中国式的新型医科大学。毛主席1941年7月参观了医大建校十周年展览会后，满意地写了“办得很好”四个大字。这不仅是对王斌等教育家和工作者的表扬，也是对红军卫校所走过的战斗历程的肯定，是对中国医学科学教育方向的肯定。
　　毛主席非常关怀中国医科大学的成长，多次到医大讲话，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给了师生们无穷的力量和前进的信心。医大的师生们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他们积极主动地争取党中央，毛主席给予医大更多关怀和支持。当14期学员毕业时，王斌校长代表同学们的心愿，向毛主席打电话，请毛主席题词以资勉励。不久，毛主席送来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光辉题词，消息传开后，当即引起全校热烈欢腾，同时把题词印在14期和以后各期的毕业证书上，7月15日医大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从此，“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就成为革命医务工作者的奋斗方向和战斗纲领。王斌同志把“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和思想工作准则，在革命的征途中时刻遵循题词精神，努力工作，奋勇向前，取得了一个个新的成果。他说：“毛主席写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十三个字，流芳千古，成为新中国卫生工作者和卫生人员的座右铭。”
　　1945年10月4日，中央军委成立总卫生部，王斌同志为副部长。11月18日，王斌同志奉党中央的命令，带领中国医科大学大部分师生离开延安，告别了陕北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昂首高歌，踏上奔赴东北的征途。经过数月长途的艰难行军和多次与敌浴血奋战的斗争，1946年6月，王斌和医大的师生们胜利地到达东北哈尔滨，7月又迁移到佳木斯附近的兴山，确定为校址，直到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
　　中国医科大学迁移在东北后，王斌同志一直为医大校长兼政治委员。1948年东北解放后王斌任东北行政区卫生部部长兼党组书记，继兼医大校长，直至调中央卫生部任副部长。在此期间，王斌同志的任务繁重，责任重大，他领导的医大仍坚持“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培养方针，但在学制和教育重点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学制改为一年制，培养对象是“专科重点制”，突出外科、内科和五官科，外科以战伤救护为重点，四个分校各有侧重点，教学方法是实事求是即形象教学法。中国医大进行的教育改革，在当时大兵团作战急需补充大批医务人员的情况下，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历史性作用。王斌同志说：这是中国医学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一段。他经常深入第一线，带头进行改革，亲自上课，做手术。为了医大的前途，废寝忘食，运筹惟幄，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地工作，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假日在第一线度过，又有多少个酷暑、寒冬在炮火中抢救生命垂危的战友。还有无数次和残匪斯杀在林海雪原，深山峡谷的战斗……。1947年春，“三下江南”的其塔木战役，学校停课接收了1500余名伤员，附属医院全力投入战伤救护，师生们给伤员献血20万毫升。王斌校长是著名的外科大夫，他没有忘记毛主席的题词，那里需要那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那里，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鞠躬尽萃，尽职尽责。1947年夏，东北西满地区发生鼠疫流行，学校派出200多人的防疫队，经过两月的努力，扑灭了疫情，为人民立了功，1948年9月，辽沈战役中学校接受了lOOOO多名伤病员，不少师生为了抢救革命战士的生命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1950年学校收治了大量抗美援朝伤病员……。这些铁的事实，一个个清清楚楚的任务，是怎样完成的，要付出多少血汗，指挥员需要有多么大的革命魄力和英雄胆略，王斌同志真不愧是我国卫生教育战线上的老前辈，坚强的革命者和医学教育家，是新中国医学教育的奠基者之一。
　　王斌同志不论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到达陕北，还是东北、北京，一贯坚持我党“预防为主，普及卫生网，免费医疗”的最基本卫生方针。他深有体会地撰文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多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确立了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建立了各级卫生网(总卫生部、军及师卫生部、团及营卫生队、连队卫生员)，实行全体指战员免费医疗，并就地向人民群众开放医疗，颇得人心，以卫生工作巩固了部队和苏维埃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卫生建设，基本采用了红军卫生建设的模式，以预防为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工作的方针，从中央到省、市、地、县、社、队普遍建立了城市、农村卫生保健网。干部和全民所有制的厂矿，企事业的职工享受公费医疗和劳保，集体所有制农民等暂时实行合作医疗。从红军时期到现在的几十年实践证明这个经验是行之有效的，比旧社会缺少医药大不一样，但距理想还有一段距离。”(《医学教育》1982：2(6)；4，在部属院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王斌同志对中国卫生革命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对中国卫生革命的认识，也是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里程的总结。因此，他在主持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八路军卫生学校，中国医科大学20多年之间，总是不断地实践、认识，总结这个历史经验。他多次改革学制和教学方法，为地方培训大量卫生人员，都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建立健全卫生网，让更多的人民享受卫生保健医疗。王斌同志在回顾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深恶痛绝地批评道：“我在中国医科大学任职、兼职计二十年，毕业学生二万多人，中国医科大学在我任职时期没收过学生一文学费，没收过病人一分钱，学生们都可证明，把医药卫生工作看成是党对人民母亲般地关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真正地为政清廉，事实胜于雄辩。今天以教育经商办什么函授大学，没有认识论知识，违背实践论的教育原则，怎样培养出入才?!今天还有人以医药经商欺骗钱，不认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医药卫生人员共守的，不可违背的格言”(陕西卫生志丛刊1989；4：30)王斌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主要从事医学教育事业，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王斌的弟子桃里满天下，贤者千万，咸成为中国卫生事业的支柱者。他们对新中国卫生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一生敢于向违背辨证法，违背人民意愿的事做无情的斗争。王斌同志年已耄耋，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英雄不减当年勇，仍在为我国的卫生改革无私地奉献着。
　　(此文根据王斌、涂通今等同志的回忆资料整理，深表谢意。)
　　(孙忠年 郝润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