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作田(1886—1950)，辽宁省辽阳人。出身于耕读之家。少时勤奋读书，21岁时考任省警察所内勤事务。25岁患重病卧床，经半年多时间的中医药、针灸治疗，体渐康复，遂嗜好医术，刻苦攻读医学经典；后又得其恩师姜文远针灸精要和秘传绝技，故擅长针术，遂在家常为村邻治病，得到人们的赞誉。1916年，他应邀到辽阳达尔罕王旗丈量荒地，该地乃偏僻荒野，无医无药，患病后只能向神灵祈祷，听天由命，他利用工余时间以针技为群众义务疗疾，常常取得意料不到的疗效，群众迷信地称他是“针神”，因此，终年忙碌不堪，甚至节假日也得不到休息。1918年，他在黑龙江省拜泉县税务总局做文牍公职，负责安置灾民要务。当时，因水灾之祸致霍乱等传染病大为流行，他不顾个人安危，日夜繁忙，用针灸放血疗法为难民防治传染病，双手被血迹染红，双目红肿灼痛，但他仍不停地巡诊于灾民之中，挽救了不少垂危患者，赢得民众好评。为此，县署授予他“急公好义”匾额，各界群众赠他“乐善好施”旌旗。1922年他改任绥化县署总务科长，因他坚持正义，反对贪污腐化和专制制度，倡议设立公立医院以保民众健康，因此横遭迫害而愤然离职。1923年出任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组织青年会、救济会、讲演会等青年群众组织，宣传教育青年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1927年担任基督教同记工厂职工青年会干事，曾组织领导青年工人声援“五卅”大罢工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山河沦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践踏之下，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任作田等大批爱国青年，不堪忍受丧权卖国的屈辱和侵略者惨绝人寰的迫害，与有志之士组织了民众抗日武装力量和十字会救护队，勇敢地投身于抗日斗争和战场救护。但这支民众抗日部队因长期得不到民国政府的支持及军事援助，一年后惨遭失败。1932年12月1日，该队约4000余人被迫暂时离开可爱的祖国，撤退到苏联境内。任作田随队在严寒恶劣的困境中，因长时间徒步转移，从事苦工谋生，不幸身罹哮喘病，但他为民族解放事业仍顽强地生活着，重病中坚持用针术为军民防治疾病。1933年2月6日，这支抗日军民，经苏联和民国政府洽商，马占山将军等部队经欧洲从新疆回国整编。任作田作为抗日民众归国团委员长，带领1500余人，经24昼夜的行程从苏联步行到海参威，改乘国船于3月26日到达天津大沽口岸，当地同胞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任作田再次感到祖国的可爱，下定决心，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终生。回国后按照自愿原则，该队青壮年立即重新参加抗日部队，少数同胞回家团聚，但任作田等300余名东北籍老弱妇孺却无家可归，再一次沦为难民，靠救济施赊渡生。
　　满怀抗日激情的爱国人士，仇志满怀，时刻都准备为国家、为民族的存亡奉献自己的力量。经过两年多的磨难和奋斗，1935年4月1日才争得民国政府的批准，他们在绥远省安北县组织难民垦荒队，成立集体农村，养精蓄锐，集结抗日实力。当时绥远地区已面临日寇威胁，任作田作为垦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白乙化(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某团军官)等革命人士的影响下，在垦区坚持抗日爱国教育和军事训练，支援社会各界爱国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为抗日前线补充兵力、输送给养，受到全社会爱国人士的称赞。垦区高涨的抗日热情和全力支持抗日的实际行动，引起北平等地爱国青年学生的钦敬，他们纷纷投奔垦区，垦区俨然成为一个团结抗日民众的爱国民主大家庭。“七·七”事变后，垦区群众要求参加抗日的热情极度高昂，一部分热血青年，由任作田等介绍直接参加了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抗日挺进军。数年艰苦曲折的斗争，使任作田从屡次失败中最终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政党和军队，他决心去延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经白乙化同志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薄一波同志联系，由白乙化同志率领部分青壮者组织抗日部队，转战抗日前线，由任作田率余部230余人，以难民为名向陕北方向转移。1937年底任作田所领导的垦区群众队经榆林抵达陕北绥德，任作田随队的儿子任进之和部分人员从此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但任作田因长途跋涉操劳过度，以致旧病复发，起先在榆林红万字会治病，1938年春转移到绥德疗养，1939年5月初才能下床活动，但身体益见衰弱。渴望早日去延安的任老先生，此时即由次子任进之接他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分配到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终于实现了他到延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夙愿。
　　任作田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精兵简政”的伟大号召，决定自谋职业，造福人民，并向组织主动提出申请。1941年春节，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军民春节联欢会，特邀边区各界爱国人士参加会议，任作田应邀出席，席间边区政府保安处周欣处长约任老讨论他的工作。周处长认为边区医疗卫生条件较解放前有较明显的改善和进步，但由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医疗条件仍然很差，军民及牲畜的生命仍收到病魔的威胁，边区生产、抗战工作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周处长认为针灸疗法简便廉验，便于推广，建议任老先生运用他那精湛的针灸技术，为边区抗日军民做出贡献，帮助解决边区缺医少药的困境，支援边区建设和抗日救国斗争。并且非常诚恳地提出：任老现在体弱多病，可否考虑创设针灸疗病所，进行指导，配备助手开展工作，同时将针灸学术传授子女及有志于学者。周处长诚实恳切的一席话重新点燃了任老将要熄灭的心灵之火，他紧紧握住周处长的双手，连连声称：老朽愿为革命效尽薄力。他平生第一次亲自听见政府官员这样亲切、热情、语重心长的谈话，也是平生第一次慷慨愉快地答应别人的邀请。任老感到边区政府信任他，委以重任。他决心竭尽全力奉献自己的一切，创立针灸疗病所。    
　　1941年4月1日，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由任作田主持的延安针灸疗病所在马家湾一位姓解家的一口空窑洞成立，开业不久，就诊病人很多，拥挤不堪。边区政府为适应新的需求，安排于洁真，于桑两同志在七里铺新修了四孔窑洞，诊所于6月迁往新址开业。遂后又调来任进之同志协助任老开展针灸临床和出诊等部分医疗工作，另两位新调来的同志担任司药。针灸疗病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在任老的领导下，竭尽其职，一心一意地为患者服务。任老医技高超，态度和蔼，服务周到，针灸疗效又好，就诊群众日益增多。任老带病忘我工作，虽然咳喘加重，但他从无数个恢复了健康，重新参加生产、战斗的军民们喜悦的心情中得到了无限的安慰，更加顽强地拼搏在自己的岗位上。
　　延安针灸疗病所总结两年多来用针灸治疗各种疾病的临床经验，其治愈率高达80％以上。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信誉很高，党中央、军委、边区政府的许多领导人如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等同志也来诊所治疗多年不愈的痼疾，任老并和他们结为挚友。任老在和这些领导人长期的交往中，在和革命战士、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长期接触中，亲自观察到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崇高形象和优良品格，目睹边区军民的艰苦斗争精神和英雄事绩，他从这许多既平凡又伟大的人们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榜样的力量和环境的熏陶，也给自己增长了理想的翅膀，更明确地认识到人生的价值，如果说从前多年自己是在黑暗中呐喊、挣扎和反抗的话，那现在就已看到了曙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也给了他前进的动力和力量。任作田决心以坚强毅力和实际行动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掌握的技术奉献给中国民主革命事业。
　　延安针灸疗病所是边区唯一的针灸专科医疗机构，它承担着陕甘宁边区和其他一些抗日根据地部分医疗和针灸人才的培养任务。任老胸怀坦荡，热烈响应毛主席加强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号召，主动抛开宗派和保守观念，破除门户之见，带头公开医技，主动传技于人，努力开办医学教育，普及针灸疗法。1944年10月，在延安召开的边区文教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加强人畜疾病防治工作，此后在延安中西医座谈会上，任作田表示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愿意和西医同志合作研究针灸学。他讲话后即有不少西医签名向他学习。任作田破例地收下了拜他为师的高级西医人员为门生，后来又举办过多次针灸培训班，耐心地为他们传授技术，为边区和军队培养了许多新型针灸人才。他们中多为当时各医疗部门的生力军，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批杰出人才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有国际和平医院鲁子俊院长和中央军委卫生部门诊部主任朱琏等同志。1945年4月，鲁子俊院长在任作田针灸疗病所学习针灸14天，抄录了任先生编写的针灸教学大纲部分内容和一张人体经络俞穴图，返院后，当即在国际和平医院开设针灸实验门诊室，接诊当地患者。国际和平医院针灸实验室是边区公立综合医院开设针灸科室的第一家，一年时间就治愈了205例患者，从此以后国际和平医院以针灸疗法，为广大群众服务，任作田和高级西医，专家团结合作带头学习、应用、推广针灸的实际行动，促进了边区各级医务人员学习针灸的群众性高潮。对以后各革命根据地开展针灸疗法，加强中西医合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要求学习针灸的人，逐日剧增。在开办的针灸学习班上任作田一丝不苟地为学员讲授针灸基本理论知识，耐心地手把手帮助学员练习针刺手法，甚而让学员在自己身上练习第一针。他为给部队和边区培养更多的针灸人才无私地在奉献。这批人员回到部队和地方，为千千万万个患者施行针灸治疗，获得了满意效果。当时针灸疗法也是抗日的武器，针灸疗法为革命战争服务!
　　针灸疗法对边区卫生保健事业的迅速发展所产生的极大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专家和其他有关人士的密切关注。1946年2月30日，美国奥克拉霍马州托尔色城《托尔色星期日世界》杂志发表评论：“延安现代医师因缺乏惯用的药剂和医具，获得了不寻常的结果，凭籍了奇异的中国五千年老的医学实验，包括着脚踏实地的以针来治病者……，在八路军中，接受了针治，不久就痊愈了，照常回营工作。”陕甘宁边区及八路军中这些奇特成就的取得，是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倡导中西医互相取长补短，加强团结合作的政策的丰硕果实!“中医要科学化，西医要中医化”是边区当时号召中西医相互学习的口号。任作田在向西医传授针灸技术的同时，虚心学习现代医学知识，当老师，又当学生，相互学习，共同攻关。他和鲁之俊院长合作对针灸疗效的观察和用现代科学方法对针灸原理的探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用针灸疗法对80例患者进行临床观察取得显著疗效，其中有一些多年宿疾用西药疗法久治无效者，以针灸治疗获得佳效，通过对半身麻痹，顽固痒疹，肺结核盗汗，急慢性肠胃炎，眼结膜炎、咽喉炎、风湿性关节炎等内、外、妇、儿、五官科各科多种病证的观察和探索，认为针灸方法有增强血液循环、增加白血球、提高肌体抵制力、调整神经机能、消炎、增强肌体新陈代谢的作用，论证针灸是科学的，是应该大力倡导的疗法。无可辩驳地显著疗效，使一些不相信针灸科学性、对针灸抱怀疑态度的人得到教益，逐渐改变自己的观点，开始学习与研究针灸科学。鲁之俊同志不仅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为卫生建设事业做出显著成就，而且长期从事针灸学的研究探讨，成为著名针灸学家。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编写的《针灸讲义》在部队中得到推广，他的学术经验，在部队卫生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鲁之俊为了使针灸学为全国人民的保健服务，1950年他又总结了自己研究针灸的经验，补充讲义内容，出版了《新编针灸学》一书。现代针灸学家朱琏最初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开始接触针灸的。朱琏在任老的精心教授以及她和鲁之俊院长互相帮助努力钻研下，特别是针灸疗法很快治愈了她的坐骨神经疼痛的惊人效果，使她深受启迪，下定决心，立志从事针灸事业并决心研究针灸奥秘，在她所主持的单位里把学习针灸当做一项任务努力完成。经过数年的努力，她已成为一名著名的现代针灸专家。她编著的《新针灸学》在国内外得到较高的评价。任作田和鲁之俊对中西医合作攻关积极努力，研究针灸成绩卓著，1945年7月2日得到边区政府的“特别褒奖”，并授予“中西医合作模范医生”的光荣称号。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为他们颁发了奖状和奖品。
　　任老怀着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来到延安，不遗余力地为抗日救国事业，在陕甘宁边区工作了六年。1945年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任老思念家乡，归心似箭，决心返乡致力于民主建设事业。在他踏上归程以前，仍然念念不忘边区针灸事业的发展，把自己多年来从事针灸临床工作经验和研究心得，与江思元同志合作整理汇编成《针灸医学纲要》一书，呈交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和李鼎铭副主席，恳请批准在“中央出版局印行应用”。他在给林、李主席的信中表达自己发展针灸学的愿望，殷切希望边区政府“提倡此术于此方”大力发展针灸科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加强了对东北根据地的领导，多次从延安选派干部支援东北。此时，组织决定任作田随队返回东北，参加民主革命工作。1945年10月13日，任老先生带着延安革命精神和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同奔赴东北的战友，高兴地踏上了返回家乡的归途，但数月路途的劳累和疾病的折磨，使这位饱经风霜之苦的六旬老人疲惫不堪，到达沈阳时已抱病不起。可是，人老先生在病床上仍然热恋着他毕生酷爱的针灸科学，呕心沥血，撰文传技于子女和门生。1947年任老完成了他一生最后的经验总结《针术》论文，留下了现在可见的唯一遗著。1948年沈阳解放，任老幸福地享着解放区的自由生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老无比高兴，在病床上和家人共庆终生盼望的神圣节日到来。他说：“日本战败投降，我见到了，共和国成立，我看到了，国家前途光明，即或我死去也瞑目了。”自此，自强不息的任老仍在病中坚持工作，但因久病医治无效，终于1950年2月与世长辞。李富春同志送了“任作田战友千古”的挽联。
　　任作田先生青年时是一位满腔热血的爱国志士，曾为挽救抗日战士和逃难民众的生命而忘我地工作过，人民给予他公正的评价。在延安又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教育，不仅热爱自己的职业，而且对患者、对人民、对同志更加热爱。他说：“病人以他们的生命安危相托，我们必需竭尽全力为他们治疗。对病人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革命热情。”任老先生在延安时就是以这个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忘我地劳动，积极主动地为患者服务。任老为党中央、边区政府的领导干部、边区军民疗疾，从不以技索财，以貌取人，以人处方。任老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今天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任作田先生长期从事针灸学临床、教学、科研工作，经验丰富，成绩卓著。在他的遗著中凝聚着他毕生的心血和经验结晶。学习他的遗著，深知任老先生治学严谨，针技高超。他曾说：演唱家经常练嗓音，武术家经常练武功，针灸家也要经常不断地练习手法。任老对自己和学生都是这样严格要求的，不断地练习针灸手法，提高针灸治疗效果。任老要求针灸手法的练习包括“练心，练指，练法”三个要素。练心，是养成专心致志，谨慎细致，对病人高度负责的作风，要做到“针入神入”、“随气用巧”的功夫。练指，是勤练指力。任老生活的时代，针灸针俱是金针、质软，无一定程度指力的人，无法持针进针，所以，针灸医生，必须先练指力。练法，指勤练手法。针灸手法是针灸疗效的关键。任老常用的针术有“八法”、“十术”。八法即：搓、捻、弹、捻、扪、循、揉、按八种手法。十术即，进、伸、退、提、卧、捣、摇、拔、扩、复十种进针操作技巧。任老的进针法是家传的独特方法：左手指甲切穴位，然后用食、中二指做“押手”，右手持针柄将针尖放在俞穴上，同时观察患者有无蹙眉、眨眼、躲闪，屏气等表现，或是否呼“痛”。若有，可将针尖微微移动一点，避开痛处。如无痛苦表现，即轻缓地将针捻进。在捻进过程中，如果针下涩滞；或患者感觉疼痛，应在该处用搓捻、进退、循叩、平补乎泻等手法使之松动，然后再行深入，刺之应刺深度。任老的补泻手法还是沿用古法，以九为阳，六为阴，进九为阳，退六为阴，并以姆指向前捻针九次为阳，为补，姆指向后退捻搓针柄六次为阴，为泻；前九、退六为平补平泻。任老先生把九、六补泻手法熟娴地运用于“八法”、“十术”之中，以补虚泻实，协调阴阳为治疗的主要目的。但它的手法强度不同、频率不等，深浅不一、时间不齐，每一个病人，一种病症都要精心体会，认真细致琢磨，视其实际情况而施针，以气至病所为行针要求。任老就是这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从事针灸工作，成为我国有名的现代针灸家。任老的事业后继有人。他的儿子任守中(北京儿童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首都医学院教授，中国针灸学会常务理事。现代著名针灸医家，著有《儿科针灸法》等专著，曾多次出国讲学。)、任一尊(辽宁中医学院教师，1982年谢世)及其夫人王文石等，均承家技，并有所发挥。他们总结整理了家传针灸经验和秘要，发表出版了不少论著。这些文献凝聚着任作田老中医毕生经验精华，是我们学习研究任老学术成就的参考资料。
　　(本文引用王文石同志提供的部分资料，特致谢意。)(孙忠年)
　　附：任作田给边区林伯渠、李鼎铭二位主席的信件：
　　林、李二位主席勋鉴：
　　我请求组织助返东北故乡，致力民主建设事业，行程工具均已备妥，决定明日首途，在此数年致力医务工作多承指导奖掖，无任感荷。
　　中西医药研究会成立之日，承示编写针灸医学小册子《针灸医学纲要》，现已与江思元同志合编脱稿，交给江君趋谒台端赐序或题词，以资提倡此术于此方，此种手续作好后即请批请中央出版局印行应用。并希印好后在通邮时寄交二册于“辽宁省城东关中华基督教会牧师收转”，临行在迩，未获走辞，肃此布意即致解放的敬礼!
　　任作田(章)
　　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