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正，原名曲观生，山东省黄县北马乡曲阜村人，生于1903年2月13日，卒于1971年7月22日，享年68岁。
　　1911年至1924年在黄县小学、中学上学；1924年至1930年在北平医科大学学习；毕业后于1930年至1932年赴德国留学，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回国后曾在南京陆军军医学校任教；1934年至1937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医学院，研究细菌学；回国后在南京卫生署任军医。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历史关头，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痛恨蒋介石国民党卖国投降和独裁黑暗统治，毅然决然地脱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行列中。他于1938年投奔八路军武汉、桂林办事处，任医生。随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前身延安军医院任化验室主任。
　　1939年至1945年他一直从事医学教育工作，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先后任教师、教育长；曾教授过内科学、诊断学、药理学、细菌学等课程，培养了大批医务骨干，输送到各个地方、部队和抗战前线。
　　在当时战争年代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教材、设备十分匮乏，教学工作遇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他和同志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自己动手编写了各种教材、制造设备器材，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保证了教学工作顺利地进行。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施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边区药品非常缺乏。从敌占区采购药品十分困难，价钱昂贵，一支牛痘疫苗竟卖到一块大洋。为了解决解放区广大军民预防天花的问题，他积极响应毛主席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自己试制牛痘疫苗，在他的主持下，他亲自动手和同志们一起克服物质上和技术上的种种困难，终于成批地培制成功了牛痘疫苗，保障了边区广大军民的身体健康，为解放区的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他在1943年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上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受到边区政府的奖励。
　　上级对试制牛痘疫苗的工作十分重视，拨了专款盖起了十几间土房，用于办公和饲养小牛。小牛是从乡间买来的，分栏饲养在土房内。疫苗是从国民党统治区买来的，数量有限。接种前，先给小牛洗澡，再剔净小牛肚皮上的毛，然后把牛痘疫苗接种在小牛腹部，最后用带子把消毒布捆在接种部位。为了防止种苗污染，还给每个接过种的小牛身下搭下木架，以防小牛卧地，直至种苗成熟。待疫苗成熟后，将其从小牛腹部轻轻取下，经过研磨、过滤、配药，然后放入消毒过的安瓿或毛细管内，最后用酒精灯封口。这样一支支牛痘疫苗就被制造出来了。这些工作都是在他的精心计划和指挥下进行的。可是疫苗是玻璃包装，运输十分不便。为了保障运输安全，他绞尽脑汁想出妙法。他就地取材，用延安地区盛产的高梁杆儿做外包装，把高梁杆儿剖开，取出心儿，挖好槽儿把一支支疫苗放入空高梁杆几内，再按码放入木箱内。就这样，他们分批分期地培制出疫苗，积少成多，源源不断地供应到边区各地区、各部队，保障了广大军民的身体健康。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曲正同志任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卫生署署长。
　　1940年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曲正同志任第一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跟随彭德怀司令员转战在榆林、宝鸡一带。
　　在全国解放的形势下，1949年5月曲正同志进住西安城，任陕西省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处军表，西安市卫生局局长，陕西省卫生署署长，西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1951年11月兼任兰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952年参加中央教育部组织的教育考察团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考察。    
　　1953年调任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科学委员会委员，科协委员。
　　1980年任卫生部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1963年率中国医学代表团赴英国出席英国皇家医学家医学会议。
　　1964年到湖南参加四清一年，患肺癌，1965年8月进行肺切除手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抱病坚持工作。
　　曲正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一直作医学教育行政工作，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无数的医务骨干。现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及陆海空军的医务骨干中都有他的学生。
　　曲正同志性格刚直不阿，为人正直，生活艰苦朴素。特别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与那些讲大话、讲假话的人是格格不入的；在他革命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他始终与这种人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刘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