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竞，1914年7月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丁龙乡扬村一个自耕农家庭。父亲靠种田过日子，很忠厚。土地革命以前，全家在丰年辛勤劳动刚够温饱，遇到歉收，就要负债。土地革命前夕，他家欠债达一百三十多块银元，后来抗债不还了。
　　在童年时代，欧阳竞和同村的许多农民孩子一样，帮助父亲种田、放牛、割草，勉强念了五年小学。1929年欧阳竞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当了队长，还被推选为村苏维埃代表，参加土地革命运动。当时的任务有三个：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扩大红军。
　　1931年1月，欧阳竞加入了共青团，10月被兴国县苏维埃选送到兴国茶岭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正式参加了红军。他先学习看护，取得了优秀成绩，随即转到第二期军医班学习。他在卫校学了半年医学基础课，又到医院学了半年医学临床课。
　　欧阳竞在1932年1月转了党，8月间在卫校军医班毕业。军委总卫生部把他分配到红五军团工作。军团卫生部长姬鹏飞把他安排在十三师三十七团当医生。欧阳竞在部队不但做医疗工作，也开展预防工作。行军时候宣传卫生知识，休息时候督促挖厕所，烧开水，同时检查治疗伤病员。那时候，十三师进军福建，在恶性疟疾高发地区作战。由于身体劳累，水土不服，欧阳竞也染上了恶性疟疾，高烧、消瘦。姬鹏飞部长把他调回江西，在红五军团的少共国际师当医生，师卫生部长谷广善在技术上培养了他，生活上照顾他，使他治好了疟疾，又增长了才干。欧阳竞在团里当医生，行军时候则分到营里，沿途进行卫生宣传，休息时候伤病员看病、检查伤口、上药。团里三个医生还轮流走在最后，收容全团生病和掉队的战士。
　　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四次围剿之后不久，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百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军事路线不能遏制敌人的进攻，根据地逐渐的缩小。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欧阳竞随红五军团渡江西雩都河，过湖南，进广西，这时他所在的少共国际师编入红一军团，他被安排在二师六团当医生。中央红军继续向贵州、云南、四川进军。部队边打边走，欧阳竞一边行军，一边救治伤病员。他随部队冲过沪定铁索桥，翻越大雪山——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会了师。不久欧阳竞随部队北上，过藏民区，因为长途跋涉，脚上长了疮，化了脓，肿得很大，走不了路。红一军团卫生部长姜齐贤嘱咐二师六团卫生队长一定要带上他。卫生队长抽调一匹驮药的马给他骑，三天后到达了波罗于，休息一周，开刀排脓，能走路了。他随部队继续前进，并与同团的另两位医生轮流带了几匹马、几付担架和一班武装，走在最后收容掉队的伤病战士。他们在大雨中过了雪山——打鼓山，顺河岸走。由于泥泞路滑，欧阳竞掉进河里。幸好有棵大树倒在那里，他爬了上去，到了对岸，慢慢前行，遇到一批掉队的伤病员。他就带上他们一起赶路，第二天一早到了毛尔盖，同部队会合。在那里休息了半个月，部队进入草地。这时欧阳竞所在的六团并入五团，他就在五团当医生。过了草地继续北上，经甘肃南部，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保安县吴旗镇。
　　经过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欧阳竞体力消耗很大，营养状况又差，病倒了。他住在陕西延长县永坪镇第一后方医院，发高烧，骨瘦如柴，气息奄奄。病房的房东白天背他睡在房东热炕上，喂他小米稀饭，给他吃红薯、红枣，过了一个多月，退了烧，病好了。他留在第一后方医院五所当医生。后来调到第二后方医院先当所长，后当院部医务主任。
　　欧阳竞进入延安，就调到抗日军政大学当了卫生科长。他从1937年到1938年近两年时间里，在抗大这所拥有万名抗日军政干部学员的大学校里领导着四个大队卫生所的医务人员，维护师生身体健康，保障他们顺利完成教和学的任务。
　　1938年底，欧阳竞调到陕甘宁边区医院担任院长，一直工作到1945年冬。边区医院原在延安城内宝塔山下，有一百五十张病床，收治患病的边区党政干部和老百姓。1938年秋，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延安，欧阳竞带领医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把医院搬到延安东郊二十里铺，以后又搬到安塞县只通羊肠小道的黄瓜塔山沟里。他组织全院工作人员挖土窑洞作病房，设了一百张病床，又砌石窑洞作门诊部，盖平房当食堂，还办了护训班培养护士，积极开展工作。1939年医院迁回延安。因为原址已被占用，只得在延安南门外白家坪建立新院。他们又自己动手挖土窑，砌石窑、打水井，挖厕所，请民工盖平房，开设了内、外、妇、儿几个科室，一百张病床，后来增加到一百二十张病床。不论在宝塔山下，黄瓜塔山沟，还是在白家坪，欧阳竞在做好领导工作的同时，还参加临床工作，经常查房、看病。
　　这个时期正好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欧阳竞带领全院工作人员，先后在二十里铺，黄瓜塔和白家坪，开荒种粮、种菜，养猪、养鸡、纺线。种的菜，养的猪自给有余，纺的线上缴织布，改善了工作人员和病员的生活。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0年指示欧阳竞组建边区卫生处，任命他为处长。卫生处设医政科、保健科、药材科、保育科和总务科，领导五个专署和二十几个县的卫生科、各边区机关，包括西北局、边区政府，党校、高等法院、行政学院等单位的卫生所，边区门诊部，，边区医专，边区制药厂，西北制药厂，西北药材庄，保健药社和卫生合作社，还有中医界的学术团体一国医研究会。边区医院也归卫生处领导，欧阳竞仍兼院长。在欧阳竞于1941年到1945年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带职学习期间，他请求军委卫生部调李治同志来边区卫生处任处长，他自己仍任副处长兼边区医院院长。边区卫生处在进行卫生宣传、开展卫生运动、预防传染病、治疗伤病员和培训卫生人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维护了边区抗日军民的健康。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发动了内战。欧阳竞1946年离开边区卫生处和边区医院，调到晋察冀军区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这所医院随军转战，先后在张家口，下花园、涞源、灵丘、阜平和平山等地驻扎过。那个时候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伤员越来越多，而医护人员和炊事员缺少。这所医院就自己招收学员办班培训护士，把老护士提拔为护士长，把护士长提拔为医助，再从医助中选拔医生，还招兵培训炊事员。他们在部队打石家庄时在石家庄附近设分院，打太原时在太原附近设分院，打大同时在大同附近设分院，……就地收治伤员。总院领导的分院从三个增加到九个，包括重伤医院和康复医院。全院开始时候只能收治几百个伤员，后来发展到能收治四、五千名伤员，有力地支持了晋察冀军区部队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胜利进军。
　　欧阳竞在1948年担任了冀晋军区卫生部长，领导几个军分区的卫生行政工作和医院工作。冀晋、冀察军区合并到察哈尔军区之后，1949年年底到1952年，欧阳竞先担任察哈尔军区卫生部长，后来担任军区后勤部长，兼察哈尔省卫生局长，同时领导察哈尔军队和地方卫生工作。全国成立大行政区的时候，欧阳竞于1952年调到华北行政委员会任卫生局副局长，领导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平原六个省、市、自治区的卫生工作。1954年大区撤销，他调到中央卫生部担任了乡村医疗预防司司长，分管农村医疗预防工作。1955年调任防疫司司长。1958年被中央任命为卫生部党组成员，并担任办公厅主任。有段时间，他还兼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理事。
　　“文化大革命”时期，卫生部军管会在江西永修办了卫生部干校，学员有部机关和直属单位的二千多干部，还有三千多名的家属，分为八个连队。欧阳竞被任命为副校长，协助担任校长的军代表，领导全校学员生产和劳动。干校不但开垦荒地、种植水稻、还种菜、养猪，办制药厂生产药品。1973年干校撤销，不久后调到中医研究院担任党委副书记，协助党委书记和正、副院长一起领导合并在一起的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工作了三年。
　　欧阳竞在1977年重返卫生部，仍为党组成员主持办公厅的工作，一直到1983年底离职休养。1983年，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欧阳竞在卫生部工作时期，经常参与外事活动，并十多次参加我国代表团，有时还担任副团长或团长，出国参加国际会议，进行考察或友好访问，足迹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
　　欧阳竞不畏艰险、排除万难、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战斗和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在古稀之年从领导工作岗位退了下来。但是他不服老，离职不休养，仍在为党和人民的卫生事业工作着，他受卫生部党组的聘请，参加了卫生部咨询委员会，并被大家推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五年来，他组织参加咨询委员会的离休的司局长们，四十多批一百多人次到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做了调查研究，为深化卫生改革和发展卫生事业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他自己也多次到各地调查，并与同行的同志一起写出调查报告。
　　在这个时期，欧阳竞还在担任《当代中国·卫生卷》编委会委员的同时，参加了《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总编委会的工作，担任副主任委员。他们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同志齐心协力，完成了全书共五册，三百五十多万字的编写任务，第三分册已正式出版。目前，他又参加领导《中国医学通史》的编写工作，担任编委会副主任。这部巨著计划分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名医谱四部分，约三百万字。这些著作的出版，将使全国卫生人员得到教益，以便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为祖国的兴旺发达多作贡献。(周科尧 吴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