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中同志，北京市人，生于1911年，1936年由江苏省团委负责人陶凯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1982年5月3日在公务中突患脑溢血逝世。
　　1928年李志中在北京孔德中学上学时，就是一个追求进步具有革命理想的青年，他与同班同学陶凯孙一起开始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把一些进步书刊如有关介绍十月革命的书，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设法在同学中传看，他还主编了“华北日报”副刊的周刊《迹》，积极宣传革命的思想。1930年在大学期间他的思想进一步升华，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积极投入了爱国学生运动中。他在实际斗争中由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逐渐成长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环境十分艰险，无法直接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只能从巴黎出版的中共领导下的《救国时报》上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据此李志中与陶凯孙、金满城(他们是省共青团领导人)一起编辑、出版并发行共青团江苏省委机关报《少年真理报》及其他革命刊物，这些报刊在上海及全国青年中都是很有影响的。他尽量节省自己的生活费，来资助这些刊物的出版和发行，而自己的生活却到了不能再俭省的地步，以至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而染上了肺结核。他还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积极发展团员和成立共青团组织，不少青年在他的带动下投入了革命洪流，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冒着生命危险，受命设法在亲戚家保存了共青团中央及江苏省团委的几乎全部重要文件。直到抗战期间，他曾多次向李克农、袁超俊同志汇报，此后，1946年在延安他又写信给周恩来同志汇报此事，后来周副主席的秘书打电话告诉他党组织已将这箱文件从上海亲戚家取走，他才如释重负。这箱文件已成为我党历史文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1937年抗战开始，他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找到李克农主任，要求去延安，李指示他以医务工作的身份为掩护，在蒋管区坚持斗争。于是他在沪、宁、汉、筑、渝和长沙等地，或积极组织和参加救护抗日将士的工作，并利用一切机会采用各种形式组织医护人员宣传抗日，或利用培训医护人员的训练所讲台，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组织他们下乡防病治病，与此同时，他自编自导话剧诗歌等，向群众宣传，每每收到唤醒民众群情激昂的良好效果。1938年通过李克农介绍，他到贵阳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袁超俊主任，在他的领导下，除继续利用讲台向学生宣传抗日外，同时还秘密地为我党被捕入狱的同志们看病，因无法直接见到病人，只能从探监的家属口中不断了解狱中同志的病情，一方面让亲属转告医嘱指导他们与疾病斗争，一方面他省吃俭用用自己的钱买了大量的药品和营养品，让家属暗中带进狱中，用这样的特殊治病办法使得狱中病魔缠身的同志，健康情况得到很大改善，有的甚至终于战胜死神，得以更多的机会向敌人斗争。在狱中的贵州省工委领导人李策同志(后被国民党杀害)利用放风时机，极艰难地用一块坚硬的石头，为李志中同志篆刻了一个小图章，以表达他们对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医生对狱中同志精心治疗及他的一腔无产阶级深厚情谊的感激之情。(李志中一直将此象征着革命情谊的宝贵文物保留至1982年，献给了贵州省革命历史博物馆)。由于特务告密，李志中夫妇不能继续在贵阳工作了，由袁超俊同志将他们介绍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邓颖超同志的热烈欢迎。在等待去延安期间，他多次聆听了周副主席及邓大姐的教导，向他们讲抗日的大好形势，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气节教育，让他们随时准备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的生命。1940年冬经周副主席安排，李志中化装成国民党副官，携爱人沈元晖及怀抱刚满周岁的孩子，经过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多次盘查及层层封锁线，终于1941年1月到达他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期间他先后担任过中央医院传染病科、化验室，医训班的主任及中央总卫生处医政科长，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长。在中央医院，正赶上伤寒大流行，为尽快治愈患者及防止疾病蔓延，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带领传染病科全体医护人员，日夜奋战，全力抢救，虽然医药奇缺，由于他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并以身作则带头遵守，结果病人没有一例死亡，全部病愈走上工作岗位，由于积极预防，切断传染源，使伤寒病没有再继续流行。为响应中央号召，他经常亲自或组织医护人员下乡巡迴医疗，宣传预防疾病的知识，在边区军民中进行了大量的卫生防疫工作，为军民保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为边区军民治病防病的实践中，他了解到边区的老百姓“财旺人不旺”的原因，主要是预防疾病的问题。1945年李志中书面及口头向卫生处长傅连暲提出了这个问题，傅连暲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毛主席又亲自听取了李志中关于这个问题上的陈述，即在治病防病中，应树立预防为主的思想观点。毛主席很赞赏这个提法，指示要写文章大力宣传这个思想。李志中受命以傅连暲的名义并用社论形式，在新华日报及其他重要报刊上写过大量宣传文章，这一思想对我解放区我军预防医学发展，是具有开创性历史意义的。
　　李志中在负责中央同志的保健工作以及培训医务人员的工作中也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1946年至1948年，为进一步落实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保证我边区军民健康和战争的胜利，周恩来副主席指示要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的生物制品来。中央把此重任交给了保健科长李志中。于是在晋绥边区创办了我解放区第一个总卫生实验所，李志中任所长。他带领从延安来的一部分同志和晋绥的一部分同志，在设备、器材、试验动物奇缺，没有任何资料数据和技术可以借鉴，整个研制过程都是在边打仗疏散行军，冒着敌人追赶，敌机轰炸扫射的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李志中带领全所同志，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群策群力，反复实践，坚持科学的工作态度，不断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对于研制出的生物制品他都首先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终于研制出前后方急需的破伤风抗毒素、类毒素、牛痘苗、伤寒副伤寒混合疫苗等生物制品来，这是我军解放区第一次制造出具有开创历史意义的几种生物制品，为支援革命战争，减少军民伤亡，为军民治病防病做出了重大贡献。毛主席知道了这个事迹后赞扬说；“吕家湾(实验所所在地)打了个大胜仗”!总卫生部给参加实验的全体同志记集体大功一次，授于李志中“人民功臣”的光荣称号。这在生物制品研究史上也是罕见的，就连在世界上第一次解开拿破仑育军之谜的生物制品权威汤非凡知道这个消息后，连声称赞“奇迹!奇迹!”
　　1948年至1949年李志中任华北军区防疫处长时仍继续研制前后方军民所需的各种生物制品，同时还与国际卫生组织派来解放区的公共卫生专家艾乐斯合作培养了一批批公共卫生人员，为我解放区预防卫生队伍增添了新的力量。1949年他做为北平军管会卫生部代表完成了接管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各大城市卫生机构、组织的工作。
　　建国初他任中央卫生部防疫处长时，坚决贯彻党的“预防为主”方针，迅速组织起全国防疫队伍，他亲临疫区组织指挥，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即基本在全国防治并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以及旧中国遗留下的梅毒等性病的存在和蔓延。为保证人民健康和恢复工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陈云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消灭了旧中国多少年来遗留下来的烈性疾病给予了高度赞扬。一位著名美国细菌学专家H罗斯·伯里(HROSe Bury)撰文对中国取得的这一惊人成就赞叹不已，传为美谈!
　　从1953年以后，他一直担任卫生部生物制品检定所的所长职务。几十年来，他坚决贯彻党对生物制品“质量第一”的方针，要求检定人员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责任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加强科学性，严格按规程办事，搞好生产、检定、使用三结合，有力地抵制了某些只顾生产利润，不管质量的粗制滥造歪风。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生物制品检定工作，加强质量管理奠定了基础，他做为我国生物制品检定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当之无愧的。1960年以后，他又担负了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职务，三十年来，他对我国生物制品和药品质量的提高，尤其对生物制品检定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志中同志的一生是奋进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党的卫生事业。为了革命的需要刻苦好学，干一行学一行专一行，使自己成为既通业务又精通马列及毛泽东思想的才识渊博的领导干部，他党性强，毫无条件的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工作中他勤勤恳恳，一丝不苟，不畏艰难，生命不息，工作不止，至临终前几个小时还在向卫生部一位副部长陈述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预防卫生工作、检定工作的见解和设想。他作风正派，耿直豁达，光明磊落。他公而忘私，从不搞特殊化，关心群众疾苦，同群众心连心，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戴和怀念，中央机关党委也曾对他的这些典型事例进行通报表扬。他对干部热情培养严格要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他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在培养和使用中青年干部，安排接班人方面顾全大局，以党的事业为重，真心实意要求退出第一线，表现了一个老同志的崇高品质。
　　李志中同志并不是完人，由于他本身的缺点弱点以及长期历史问题冤案，使他一生中革命路途并不平坦，受到不少挫折，多次身处逆境，蒙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尽管如此，他从未动摇过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从未磨损了他的革命锐气和强烈的事业心。他常言如若为了升官发财，就不参加革命了。真可谓半个世纪的革命征程已使他成为一个完全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遵照李志中的遗愿，身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一切从简并将遗体献给医学教育事业，做为对党的最后一次贡献。他确确实实实现了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的事业的最高誓言。(李 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