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之俊，1911年10月23日生于江西省黎川县。1928年，他因失学失业，考进了国民党军医学校——原天津北洋军医学堂(后迁北平)。与学校地下党员周怡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学校可以看到党的刊物《赤旗》。1933年由军医学校毕业，获学士学位，先后在广西军医院任医师兼德文翻译，广东军医总院任外科主治医师，翻译，军医学校助教，广东重伤医院任外科专科医师。抗战前他一直与周怡同志联系着。周怡要求鲁之俊同志学好技术，做好到根据地的准备，听从党的召唤。于1938年11月，他放弃了去国外留学的机会，毅然由广东经桂林、贵阳、重庆、西安，1939年1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投身中国革命。
　　鲁之俊同志到达延安后，由组织安排参观了各卫生单位，并请他选择合适的工作单位。那时延安的卫生单位，医务人员和教员都很缺少，特别是临床教员更缺，他为了给解放区培养医务人员，要求到距延安较远，生活更困难的张村驿八路军卫生学校去任教员，组织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在八路军卫生学校任教不久，于1939年7月接中央军委电报回到延安，给周恩来副主席受伤的右肘会诊治疗，不料自己却突发伤寒而卧病不起，经在八路军军医院治疗两月初愈后，组织决定他留院工作。1939年10月被任命为该院医务主任，主要搞外科临床。11月又任命为院长。
　　1939年11月12日，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不幸逝世，为了纪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八路军总部于12月1日作出决定，将八路军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0年春改称总院，他继续担任该院院长工作，1941年，鲁之俊同志升任八路军军委后勤卫生部副部长，但他一直兼任该院院长，而且一直未脱离临床外科等医疗工作。在此期间，还兼任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外科学系主任、教员，教授外科学、眼科学、妇产科学、外科实用解剖学等课程。1943年五省联防后(陕、甘、宁、晋、绥两大根据地)，兼任联防卫生部副部长职务。
　　1940年鲁之俊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领导和同志们关怀下，在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一文的激励下，与全院同志一道，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以“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投身于医院的建设，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赢得了广大伤病员的爱戴和尊敬。
　　鲁之俊同志在其任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院长七年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医院业务技术的提高和人才培养，在行政管理和使医院走上正规作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据涂通今同志回忆：“教员鲁之俊是当时延安的著名外科专家，经常给中央首长看病。他担任的外科讲学，很注意理论结合实际，往往把病人带到教室，采取看病的方式进行讲授，如询问病史、检查，启发同学们一起讨沦，做出诊断和鉴别诊断，最后决定治疗方察。讲手术时，给我们做手术表演示教，对学员的问题，他耐心听取，一一作答，表现出师生们亲密无间的关系”，白崇友同志回忆：“全院的医疗、护理工作，由鲁之俊、祁开仁、黄树则、尹醒等同志拟定了一套规章制度，实行后，医院工作正规的多了……。全院的医护工作才一步步地上了正轨”。王稼祥同志在一封汇报工作的信里写到重用党外人士鲁之俊(当时鲁尚未入党)被任命作院长时也说：“因此，他们在医院的业务技术人员培训，医疗护理业务的提高，各项医护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对该院业务技术的提高，业务人员培养和行政建设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外，还担任了中国医科大学的教学工作，为培养革命的医学人才作出了许多成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以切身体会，全心全意响应中央领导和边区政府领导的号召，虚心向中医学习，在团结中医，学习针灸、研究针灸上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成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0年他听到毛主席在中国医大强调要团结中医，发挥中医作用的讲话。特别是1944年10月，鲁之俊同志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报告。毛主席在报告里进一步号召中西医药卫生人员和各级行政领导，要为改善人民的健康条件而团结合作，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在边区政府贯彻会议精神的高级中西医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上，李富春同志强调指出：“中医要科学化，西医要大众化”，并传达了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意见。在这次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团结中西医政策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而是政治任务。鲁之俊同志和朱琏同志响应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的号召，在座谈会上报名表示要向中医学习。正当鲁之俊同志计划向中医学习的时候，医院一位面神经麻痹住院治疗很久不能取得效果的病人，要求出院请中医针灸治疗，不料经中医针灸治疗仅四天竟完全恢复正常了。内科主任米勒和鲁之俊同志看后十分惊奇，从而更坚定了他要向中医学习的决心。他安排了医院的工作，便到距离延安二十里路程的任作田大夫处去虚心学习中医针灸学理论和技术。他一边学习阅读任作田仅有的一本针灸抄本书籍，同时到市场旧书摊，收集中医针灸书籍，以资学习。一边跟任大夫临床和进行实际操作。在任大夫的指导下，他很快就达到基本掌握常见的多发性关节炎，各种疼痛、妇科病、中风后遗症等等针灸治疗方法。学成后回到医院迅即开展了针灸的临床治疗和研究工作，他不但在门诊而且在病房，广泛运用针灸治疗观察以总结经验，同时还在中国医科大学的实习医生中进行了针灸教学。针灸在延安药品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当鲁之俊同志针灸临床研究取得一些初步成绩的时候，1945年春夏间，中央检查贯彻文教大会精神情况，他撰写了《针灸治疗的初步研究》的三个月小结进行汇报。该文于同年6月2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同时发表了署名评论。评论指出：西医学习中医“是一个重要成就”，“要求西医今后更多的研究中医治疗经验”。这一报道在开展延安的中西医团结合作和防治疾病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表彰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在针灸研究上取得的成绩，还专门授予任作田大夫和鲁之俊同志“团结中西医模范”的特等奖状。
　　针灸学所固有的优越性，为在各革命根据地运用中医针灸学治疗疾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鲁之俊同志学习研究中医针灸所取得的成绩，为西医学习研究并推广中医学、针灸学医疗经验，起到了推动作用。数十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次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成功和胜利促进他以坚定的信心，为革命事业，为救死扶伤，进一步推广针灸疗法。他对针灸学的深入研究，也推动了他对中医学的学习和钻研。
　　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所以能办成解放区第一流医院，当然与中央的关怀支持、国际支援密切相关，同时与鲁院长和全院同志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1945年8月，他被调任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兼冀南军区卫生部长；1946年8月兼任第二纵队卫生部长。1947年9月至1950年1月间，先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中原军区卫生部副部长，第二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在此期间，鲁之俊同志随军转战南北，生活、工作和医疗条件都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他很快适应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利用自己掌握着两种医疗技术，特别是利用针灸这一有利条件，在解放战争和部队行军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7年7月，中央军委命令刘、邓大军，陈、谢大军挺进大别山。为了适应部队的轻装要求，鲁之俊运用他学习掌握针灸疗法的优势，首先以训练纵队医生掌握部队常见病的针灸治疗技术作起，层层负责，从纵队到旅，再由旅到团，由团到连，对医务主任、卫生队长、卫生员等，逐级分工负责，使各级医务人员都能学习掌握针灸治疗一般常见病的医疗方法和技术，针灸疗法先在二纵队得到了较好的普及和推广，甚至一些部队首长也掌握了几种病的针灸治疗技术。如此普及推广针灸疗法，在部队行军打仗和迅速扑灭某些时令病，提高战斗力，密切军民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野的成功经验，很快也在三野、四野得到推广，他们翻印鲁之俊同志编写的《针灸讲义》，举办针灸学习班，推广二野普及针灸疗法的先进经验，在三、四野战军的卫生建设上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950年1月鲁之俊同志被任命为重庆军管会卫生部长，1950年5月至1954年8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卫生局局长。在此期间，他以自己对中医学、针灸学的科学认识和研究体验，正确的贯彻了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政策，在调动中医积极性方面，在发展重庆和四川中医事业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认为发展人民卫生保健事业，必须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做好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工作，他在四川的卫生工作，特别是中医工作，对全国正确贯彻党的中医政策，曾有过良好的影响。与此同时，为了使中医针灸进一步为全国人民的卫生保健服务，他进一步总结自己研究针灸的经验，充实原来在部队进行针灸讲学的讲义，改《针灸讲义》为《新编针灸学》，于1950年由重庆出版社等多次出版或翻印，对促进全国的针灸学习和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当时的中医处在很不景气的情况下，他的著作的积极影响是巨大的。该书正式出版时，刘伯承同志曾题词：“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医学乃为必要之图，鲁之俊同志在延安研究针灸学，以批判的态度接受其合理部分，试用之有效，旋于中原进军时，治愈军民不少，今复编而为书，亦扩展研究之肇始也”。邓小平同志为该书的题词强调：“把我们国家许许多多科学遗产，加以批判的接收和整理，是一项非常重要工作”。张际春同志的题词是“我认为，新编针灸学只要有治病救人之效，仍有发展改造的价值”。
　　鲁之俊同志大学毕业后，先以外科学著名于延安，继以针灸学闻名遐迩。他基于自己多年实践和认识，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逐渐转而以其全部精力从事针灸学的继承发扬工作，进而献身于中医学的继承发扬事业，并为之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于1954年6月，根据当时卫生部门发挥中医作用，组织力量研究中医不力的情况，发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的指示，鲁之俊同志和朱琏同志主动放弃卫生部门行政领导职务，要求担任了中医研究院的筹备工作。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医研究院在有关五个单位合并的基础上，于1955年12月19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他被任命为院长，并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名中医。与此同时，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学员也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是医学院校专业或多年临床的高级西医师。这批人都为中医研究作出了世所注目的成绩。
　　中医研究院在中央和卫生部的领导和关怀下，无论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科学研究，西医学习中医，科研人员培养，中医教材编写，老中医医疗经验总结，中医临床疗效的观察、研究和提高，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国内外学术交流，中医图书资料征集等等方面，都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所有这些，为中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且带动了全国中医事业的发展，为中医走向世界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1978年，鲁之俊被调到中华医学会任副会长。然而，他并不因此而放弃发展中医，针灸的努力。他为了改变针灸、骨伤科人员奇缺和素质不高的状况，发起并致力于创办针灸骨伤科学院，以培养高级中医针灸学和骨伤科学人才，在他和一些热心此项事业的同志的不断努力和争取下，北京针灸骨伤学院终于1986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并招收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批大学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和他对中医事业的热情，1984年他又高兴的回到了中医研究院，担任了中医研究院的名誉院长。在此期间，他还先后被推选为中国针灸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世界针灸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执行主席、世界针灸联合会名誉主席。为我国针灸学术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等作出了新的贡献。现在，鲁之俊同志已是近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但他出于对中医事业的热爱和坚信中医学必将为人类保健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仍念念不忘继承发扬中医学的工作。目前，他虽然退出了第二线，但仍然活跃在中医前进的道路上，他在运用自己在国内外的影响，更为气功的干部培养和探索中医防治爱滋病而工作，进行着新的努力。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1986年，中国医科大学授予鲁之俊同志荣誉教授称号。(李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