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得奇，1912年10月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事学生革命活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八一南昌起义后，他在赣南找到朱德，带着朱德亲自授予的三条长枪，回家乡领导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展开地下武装斗争。因枪毙了一个有名的大恶霸和一些群众恨之入骨的反动武装头目，受当地反动政府通缉追捕。在党组织安排下，李得奇经香港远涉重洋，开始了侨居生活。他在印度尼西亚比林牙科学校毕业后，以牙科博士挂牌开设诊所，用行医为掩护，继续进行革命工作。1933年，他和徐明等人在印尼玛琅，组织“爱群足球队”，借此团结当地青年和侨胞，从事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和发起援助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活动。1934年，他前往印尼椰城，和廖经天合作创办《胡笳》周刊等报刊，宣传中共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反共、反人民、打内战，出卖东三省、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海外同胞支援祖国革命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祖国和东南亚的入侵。1935年，他到达印尼邦加地区，和陈劲军创建“卡江书店”，出版发行革命刊物和马列书籍，宣传中共和红军的业绩。1937年七七事变，祖国危在旦夕，李得奇同海外华侨领袖陈嘉庚联系，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联络发动侨胞捐款筹资，援助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爱国抗日武装力量，团结组织华侨青年回祖国参加抗日救亡民主战争，1938年夏，李得奇毅然放弃在国外的优越生活，将一位华侨富商传给他的金银财物和自己变卖资产购置的药品、医疗器材以及部分募捐的财物一道，携带出境回国。他冲破海内外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从新加坡经香港，终于在当年秋天到达延安，参加八路军，战斗在抗战前线，同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得奇将携带的所有财物和募捐清单无一遗失的交给了党中央。对李得奇为祖国做出的贡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给予高度评价，赠送了纪念品奖励。
　　李得奇是我党我军的第一个牙科医师，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牙科医疗事业创始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口腔科医师、牙科主任、中央门诊部主任。中央医院牙科主任、陕甘宁边区海外华侨抗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先后在陕北公学毕业和抗日军政大学结业，1939年4月，组织上考虑到他是一名牙科医师，为发挥他的技术力量，委派他重新担任牙科工作，当时，我党我军还没有自己培养出来的牙科医务人员。李得奇愉快的接受了这个重任，表示一定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努力为全体军民服务。他还提出，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建立我党我军自己的牙科医疗事业。他的决心和设想，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鼓励和支持。他先在中共中央总卫生处门诊部组建牙科，该科是内科、外科等八个直属科室之一。医疗器材和药品奇缺，他就自行设计，请八路军兵工厂制造了一些常用器械，他专程到西安买了一部脚踏牙钻机，加上长征时由傅连暲带来的八把英国造拔牙钳，初步具备了一套简陋的牙科器械。牙科所需药品和材料来源，一是由游击队员化装成老百姓穿过敌人重重封锁线到敌后购买，二是宋庆龄从上海送来了一部分。这样，在党和各界人民的支持下，李得奇亲手创建的党和人民军队的第一个牙科就在延安宝塔山的三孔窑洞里诞生了。1939年起，牙科医疗全面展开，包括龋齿汞合金充填，抽髓，根管充填，人工珐琅质和白垩质，亦金黄合金和白合金的镶嵌体，拔牙，除石，齿龈切除，齿根切除，齿痿通过，脓疡切开，赤金黄合金和白合金的齿冠，桥牙，可撤和有钉陶齿冠的全部和局部胶床义齿，局部金属床义齿，牙齿矫正等。李得奇很快地培养出几名牙科助手，经常肩挑牙钻机和器材出诊于枣园、杨家岭、王家坪一带，为中央机关，部队和边区人民治病。他还率领牙科人员到前方巡回医疗。1939年11月，李得奇和爱得华、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医生赴晋东南、冀西前线和晋察冀边区，为八路军司令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115师、129师、120师及几个军分区部队首长和官兵，群众治病。1941年，李得奇在晋察冀边区为军民巡诊的同时，还应柯棣华邀请担负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学任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医疗工作。他还到晋冀鲁豫抗战前线和山东等地，为抗日军民和新四军服务。1942年，中央总卫生处门诊部改编为中央门诊部，李得奇任门诊部主任兼牙科主任。牙科共有医生3名，男护士3名，这是李得奇为党和人民军队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牙科医务工作者。当时，牙科每天门诊约为50—60人次。李得奇对每一位病人都填写上纸油印的病历并用红蓝铅笔画出病灶部位详图。门诊部历年的工作项目，工作量，诊治人次都有详细的统计表格。诊治人次1939年为4751人，逐年增加，1945年为10059人，1938年至1945年共46457人。牙科重视牙齿常见病的治疗，又特别关心牙颌战伤的同志恢复咀嚼功能。李得奇带领牙科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形成了一个习惯，对于未痊愈的病人绝不中止治疗，总是要求病人按时复诊，只有当证实疾病已消除时，才告诉病人可以不来了。如果病人不按时复诊，就派人骑马去找来继续治疗。牙科对治疗工作提出要做到“三满意”，即病人满意，自己满意，别人看了也满意。当时的托牙硬橡皮托板要打磨的十分光滑，可以照出人影。至今，有当时接受过治疗的人员，经历了四五十年，修复后的牙齿仍保持完好。李得奇一直负责中央领导人的牙科保健工作，曾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陈云、任弼时、林伯渠等拔过阻生智齿和治疗牙病。
　　牙科重视贯彻中央关于“预防第一、轻病治疗”的方针，坚持开展卫生宣传，在门诊部张贴自己绘制的口腔卫生挂图，每天开诊前向候诊病人进行卫生宣教。李得奇积极提倡“饭后漱口，早晚刷牙”和竖式刷牙法，并与牙科人员巡回各地向部队官兵和老百姓做示范动作，力求教会他们掌握正确的护齿方法。李得奇设计了新型标准牙刷，牙刷柄用牛骨制成，牙刷毛用猪鬃和马鬃，由门诊部自制，也制造了牙粉，供应军民需要。由于中央门诊部和牙科的积极倡导，我军从抗日战争后期开始，不管在如何困难的条件下，都全面发给每一个战士一把牙刷和由各军区自制的牙粉，每人身上还经常带一小包食盐，用于清洗伤口或清洁口腔。牙科重视龋齿的早期治疗，可是非常缺乏充填龋齿的材料——银合金，这只有靠自己解决。李得奇经过多次试验，以银元宝、银块或银圆为主材料制出了银合金，使牙科在1944年2月到10月完成了龋齿早期充填1529个，几年中为边区节约了大量的开支。牙科还开展了氟斑牙的脱色治疗，使一部分病例显效。这个时期，牙科五次巡回宣教口腔卫生知识，听众达2500人。李得奇和战友们团结友爱，努力发奋工作，深受我军官兵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欢迎爱戴。由于工作成绩卓著，中央门诊部和牙科屡受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的嘉奖，1944年，中央卫生部授予牙科“卫生医疗模范单位”荣誉称号，李得奇出席边区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工作者大会，被选为“边区甲等模范医生”。周恩来还特请作家陈学昭女士在延安实地了解牙科，访问李得奇和他的病友们，写了《边区甲等模范医生李得奇》报告文章刊登在重庆《新华日报》上。
　　抗战期间，在延安牙科先后举办过四期牙医训练班，每期学生10名左右。学生中有长征干部，但多数是当地年轻人，包括高中生，其中有一期全部是女生，李得奇亲自编写讲义，讲课，示教师和带实习。整个训练班和每个月都有教学进度计划。解放战争时期，李得奇先后在延安、晋绥解放区、山西三交镇、陕甘宁边区、河北平山等地，举办过6期牙医训练班，其中有两班是与捷克籍德国牙科博士M·罗别愁女士联合主办的。训练班一面学习医疗技术，一面参加文化学习、政治学习和生产劳动。训练班结业后，学生领一套由兵工厂制造的器械，就立即分赴前线，到各部队开展工作。有一部分学生因战时工作需要，学会了初级医疗技术后，就中途返回前线工作了。训练班学员到各部队开展工作后，多数建起了随军简易牙科，这为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医学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李得奇还和罗别愁大夫在山西兴县寨底村办了一个寨底牙科医院。1946年12月，罗别愁和李得奇先后十次为毛泽东诊治牙病。李得奇还亲自将罗别愁讲授的口腔卫生知识，由英文改写成中文文章，刊在《晋绥日报》上，以加强口腔卫生宣传教育。爱德华博士、罗别愁大夫、柯棣华大夫、巴苏华大夫等国际战友，对牙科人员在极端艰苦条件下，能做出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高质量的医疗效果，十分感动和赞尝。为了迎接全中国解放，加强我军的医疗力量和支援祖国西北、西南地区的建设，牙科分成几个部分，分赴晋绥军区、西北军区和西南军区。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牙科人员和中央门诊部人员成为解放军几个军医大学和陆、海、空三军医院的骨干。李得奇跟随党中央进入北平，接管北平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今北京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任军事代表等职。
　　早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李得奇在担负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中，就为保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负责同志的健康作出了贡献。他勇敢的负起中央门诊部主任的重担，经常告诫自己的同志：确保人民领袖的健康，是关系着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重任。在工作中，他注意协调门诊部各科室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每个同志的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注意加强门诊部与各部队医疗单位的联系，这对做好首长保健工作和战时有效的救治伤病员工作起了良好作用。战争年代，中央领导住地分散，工作繁忙，行踪不定，几乎无暇看病。李得奇就主动带领医护人员肩挑药担，采取“追踪”巡诊法，到各处为领导巡诊。经常是在领导同志工作间歇或会议休息时，抓紧机会抢时间为他们诊治。有时，因为重要事情需要受治疗人处理，就得中断治疗，常常是一次可诊治完的病症，不得不分几次进行。遇到这种情况，李得奇和战友们就见机行事，轮换着为领导人服务。为前线指挥战斗的各部队首长巡诊，时机显得更加宝贵，常常是正在消毒或治疗中间，一有敌情就得行动，而被迫放弃正进行的工作，过后再重头开始。有的军事首长因为全力投入对敌作战，毫不顾及自己的身体，甚至拒绝治疗伤病。在这种情况下，医护人员是十分为难的。每当这时，李得奇就发挥自己的丰富知识和好说笑特点，用幽默的言行一边说天说地，一边对首长进行治疗。他的这种：正作办法效果好，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人称作是一种医生认真负责、病人感到亲切快活的医疗方法。在跟随党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途中，李得奇更是为确保中央领导人的健康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前方巡诊，李得奇和战友经常遭到敌人的包围和袭击。在一次日本飞机轰炸中，李得奇乘骑的大白马被炸飞了，他多处负伤，右肩胛骨摔坏，仍坚持到目的地为伤病员巡诊。为此，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特地赠送了一匹自己使用着的黑骡子给李得奇专用。李得奇就用这匹骡子驮被白求恩大夫称作“芦沟桥”的医药架。李得奇从不在生活上、工作上搞一点特殊。中央照顾到他是华侨知识分子，又是我党我军仅有的特殊人才之一，在生活上给予“小灶”待遇，为他个人配备了勤务员和警卫员。但李得奇不要特殊生活待遇，把“特需品”都分给同志们享用，自己坚持和大伙吃一锅“钱钱饭”，同住白天是医疗室晚上是卧室的窑洞。
　　李得奇重视为民众服务做群众工作密切军民关系。他带领医务人员走到那里就为群众服务到那里，不但宣讲卫生知识和战时救护知识，还利用一切机会，讲解我党我军的性质、任务，讲解世界发展形势。
　　李得奇从小由母亲教授祖传的医术医药知识，因此十分重视采用中医中药防治疾病。战争年代，他结合实际情况，采用当地民间草药，自制中草药制剂，在部队和群众中应用。他曾用自制的中药制剂，成功的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叶剑英等人治疗外伤和口腔、内科疾病。这引起了和他一块工作的巴苏华、柯棣华、罗别愁等国际战友的兴趣，他们从那时起向李得奇学习了中国传统医术医药，这对促进中医中药在外国流传运用起了作用。巴苏大夫和柯棣华亲属在印度各地普及应用中医针灸疗法并在日本，泰国等地传授推广。李得奇提倡中西医结合，曾与巴苏华、柯棣华、罗别愁一道制作过一些中西药合剂，实际应用有效。
　　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期间，李得奇继续联络和发动海内外华侨同胞募捐筹款援助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和边区人民政府。他通过书信和向来访人员介绍情况相互交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成长过程，向海内外民主人士、外国朋友解释共产党、八路军的思想主张，介绍他们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战线所做出的胜利成绩。李得奇生动活泼，实事求是，充满对人生挚爱的话语，令接触过他的人感动和信服，特别是周恩来特命将《边区甲等模范医生李得奇》一文登载在《新华日报》上以后，在海内外华侨和民主人士之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爱惜重用华侨知识分子的范例，又看到了一位归国华侨共产党员、八路军医生忘我为人民为民族献身的品德和精神。在这种影响的历史作用下，几十年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初期，李得奇在海外侨居的众多亲友、老同学中绝大多数人都捐献了财物支持祖国，还有一部分人回国参加抗战和新中国的建设。
　　在战争岁月中，李得奇和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博士、队员柯棣华、巴苏华大夫，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特派牙科医生罗别愁大夫结下了亲密的战斗友谊。李得奇的言行对这些国际战友认识中国革命有相当的影响。他们曾共同参加破坏敌寇铁路线战斗；一同闯过敌人封锁线；并肩在前线抢救伤病员；在数次遭敌人围困中，同生死共患难渡过危难的时刻。柯棣华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就是向李得奇提出的。1957年12月1日，爱德华博士来华访问期间病逝。李得奇遵照博士生前的遗嘱，将爱德华博士的一半骨灰撒进黄河潼关渡口。1986年巴苏大夫说：“从李得奇大夫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气质，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医生的品质。我和李得奇、柯棣华中印三兄弟，是用鲜血和生命在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上结成的。现在，这种兄弟情比以往显得更加珍贵了。”今天，这种兄弟情已延续到了柯棣尼斯、巴苏、李得奇家庭的第二代、第三代中间。李得奇与罗别愁的姐弟情，则是在延安保卫战时期凝结的，直至捷克当局无理关押软禁罗别愁大夫后，他俩的联系才中断。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叶挺、邓发、秦邦宪等同志因飞机失事在山西黑茶山遇难，李得奇根据殉难者的牙科病历记载和家属提供的情况核对牙齿，对于识别完全烧焦了的遗体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后，李得奇先后担任广州中山医院军事代表、副院长，广东省卫生厅办公室主任、副厅长，广东省文教党组成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中央卫生部对外联络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皮肤性病研究所副所长，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副会长，广州分会副会长，广东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广东省卫生局副局长等职。他在为防治血吸虫病，防治口腔病，防治矽肺和肿瘤癌症方面，开创老年卫生保健事业，改善工厂，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医学科研和加强环境保护方面以及体育运动科研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为创建和发展人民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显著成绩，曾被评为中共中央机关特等模范工作者、劳动模范，模范医师等。因受“文革”迫害，不幸于1976年8月22日在广州逝世。
　　注：作家陈学昭女士介绍李得奇的特写，刊在1945年5月5日的重庆《新华日报》，题为《边区甲等模范医生牙科李主任》，文称李得奇“是一个宁静的有耐心的医生，一个对工作能百折不挠地坚持的好同志。”(江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