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早年留学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后任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这一时期撰写的《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第四版易名为《大众哲学》)一书，为开宣传马克思主义通俗著作风气之先，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不少青年在它的影响下，先后走上了追求真理的革命道路。
　　1937年10月，艾思奇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延安，分配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同时在陕北公学任教，还兼任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主任。毛泽东很关注和重视艾思奇从事的哲学理论工作，曾阅读了他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著作，并对《哲学与生活》作了长达19页的摘录。1938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由艾思奇和何思敬主持。毛泽东作为这个学会的会员，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经常参加讨论研究问题。1938年5月，延安马列学院成立。年底，艾思奇调入马列学院任教，并任哲学教研室主任。他给革命青年和干部讲了许多哲学课，对培养革命干部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期间，他除了讲课以外，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八封信》，并为《解放》周刊和延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报刊撰稿。先后撰写了《两年来延安的文艺运动》、《文艺创作三要素》、《谈谈边区文化》、《谈爱国主义》、《哲学的现状和任务》、《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共产主义者与道德》等文。其中《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张，在我国开创性地提出了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1939年，艾思奇被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担任秘书长，还兼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常务理事、延安青年剧院理事、延安诗会理事、鲁迅研究会委员和编委等。
　　1939年，毛泽东组织了六人哲学小组，艾思奇是成员之一。小组每周活动一次，地址设在毛泽东住的窑洞，每次总是由毛泽东提出问题，让大家准备，然后一起讨论。随后，在延安的中央各机关学习小组纷纷成立。中宣部也成立了一个学习哲学小组，组长是张闻天，艾思奇任学习指导员，负责拟定学习提纲，做学习辅导，并在讨论会上作总结性发言。当时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等。为了配合当时哲学学习的需要，艾思奇编辑了《哲学选辑》一书，选录了当时所能找到的较为系统的哲学资料。全书分“绪论”和正文四章，书后附有博古编译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以及编者自拟的《哲学研究提纲》。这个提纲共分六节，每节末都列有若干思考题和参考书目。他还和吴黎平合作，编写了一本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系统教材。后来这本教材以《唯物史观》为书名在延安出版，稍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以《科学历史观教程》印行。这一时期，上海读书出版社还将艾思奇在上海和初到延安时所写的38篇文章，以及由他翻译的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一篇，汇集成书，以《实践与理论》为书名出版。
　　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中国文化》在延安创刊，艾思奇担任主编。毛泽东的著名论著《新民主主义论》(发表时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全文首次发表在该刊创刊号上。《中国文化》积极倡导学术研究和开展讨论，鼓励学术争鸣。艾思奇在专论、研究、创作、杂论等栏目中，编发了许多有较大影响的文章，他自己也撰写了许多文章，并从第四期起连载了他的“哲学讲座”。此外，他还发表了《论中国的特殊性》、《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五四文化运动的特点》以及《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等。同年6月，延安新哲学会举行了第一届年会，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茅盾等5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何思敬主持，艾思奇作了会务工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充分肯定了新哲学会的方向和取得的成绩，指出“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新哲学会的前途是光明的”。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不久又改名中央研究院，艾思奇调研究院任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
　　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书，以帮助参加整风运动的同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并以此为武器整顿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编辑，艾思奇是主要参与者。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这本书成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学习资料之一，被列为以后规定的12本“干部必读”之一。在其后的整风过程中，艾思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器，反对主观主义，大力捍卫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他先后写了《反对主观主义》、《谈主观主义及其来源》、《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等文章，对于帮助广大干部在工作中克服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了重要作用。
　　1942年5月，艾思奇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年底又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党的代表大会。1943年初，艾思奇调往延安《解放日报》社，任报社编委委员、副刊部主任。8月11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艾思奇没有署名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从哲学理论上对蒋介石新出版的《中国之命运》进行了尖锐有力的分析批判，不仅指出了《中国之命运》的唯心论实质，而且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宣传和赞赏。1944年底，艾思奇参加了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并参加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1945年4月至6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艾思奇回到《解放日报》社，为贯彻中共七大的精神，迎接新的胜利，继续忘我地工作。1946年4月，《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联合大改组，艾思奇任两社编委会委员和《解放日报》编辑室主任，主要负责报纸的工作，年底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延安《解放日报》停刊。5月，艾思奇赴晋察冀解放区，到达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了土地工作会议。年底，他受中央委派到北方大学工作了一个时期。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河北建屏县重新开办马列学院，艾思奇调往该校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主要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工作。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党委常委、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他曾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3月22日，艾思奇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