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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难忘铭义中学

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

1930年夏天，经过考试，我升入汾阳当地一所有名的中学——铭义中学继续求学。铭义中学也是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校名是冯将军亲自起的。“铭”者铭记、记住之谓也，比喻感受之深，印象不可磨灭；“义”者，正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孟子曰：“舍生而取义者也。”为了大义，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可见冯玉祥将军起这个校名寓意是何等深刻。 　　铭义中学建于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校址在汾阳县西关的教会园区内，与教会医院毗邻。学校有教职员工60多人，近20个教学班，每班30人，全校学生500多人。学校环境清幽，校舍整齐。教学设备较好，一应俱全，在当时来说属于上乘。学校有实验室、图书馆、阅览室、体育场所，还有学生宿舍，学生一律寄宿。学校还有一个可容纳1000多名学生活动的大操场。学校初建时是初中，以后又增设高中，成了一所完全中学。“文革”年代，因为它是教会办的“洋学堂”，扫“四旧”时遭到严重破坏，面目全非，现已改为汾阳中学。 　　同年冬天，铭义中学来了一位新校长，他就是冯玉祥将军的政治秘书余心清先生。 　　余心清先生1923年至1926年在北京南苑任当时颇有名气的育德中学(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校长，听说很有学问，是办学校搞教育的行家。他给学生演讲生动有趣，富有鼓动力。大家都为有这样一位好校长而感到高兴。 　　余心清，安徽合肥人。时届30岁，身高中等偏上，年轻英俊，风度儒雅，长得一表人才，南京金陵神学院毕业。早年曾留学美国、德国等地。思想激进，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倡导“天下为公”，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曾遭到蒋贼的迫害，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后被我党营救出狱。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的朋友，在我党外围组织做了许多有益于进步事业、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好事，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典礼局局长、全国政协委员、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要职。余氏长于组织计划，以敬业精神、思虑周到、认真负责著称，深得周总理的信任和赏识。国务院每每召开会议时，周恩来总理常谓“你们看看余心清先生是如何工作的”，号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余心清先生学习。余心清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批斗，终于1966年9月4日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余心清先生于1978年10月9日得到平反昭雪。 　　余心清先生就任铭义中学校长以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主要抓了三件事： 　　第一，制订校训、校规和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当时他亲定的校训为：“苦读、苦练、苦干。”教育学生“苦学本领，苦练身体，苦干革命，准备随时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担”。 　　第二，充实和加强师资队伍。他从全国各地聘请了许多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教师给学生上课。首先抓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开设马克思主义启蒙知识的课程，积极给学生灌输社会进步思想和现代文明知识，对学生的思想进步帮助很大，对我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触动。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富于幻想，思想感情很脆弱，过高地估计自己；喜欢罗曼蒂克，往往脱离实际。如一位进步教师明确告诉我们说：“小资产阶级只能同情无产阶级，但不能成为领导阶级。”对大家启迪很大。 　　第三，为了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扩大充实学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购置了很多进步书刊。有通俗的宣传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著作，也有思想进步富有哲理的刊物：有叶圣陶先生主编的《中学生》，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周刊》等杂志，冯定先生撰写的《人生漫话》等。还有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的《鲁迅选集》，郭沫若、茅盾、冰心、巴金、老舍等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苏俄著名作家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文学巨匠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风行一时的张恨水先生的言情章回小说《啼笑姻缘》、《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八十一梦》等。特别是当时驰名全国的女作家谢冰莹的自传体小说《女兵日记》对我启发很大。我的性格懦弱，畏首畏尾，凡事不愿出头。读了小说，知道了一个女学生也可以当兵，将来我也要当个女兵。这些进步书刊为我今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思想启蒙的基础。 　　余心清校长根据抗战的需要，还对学生进行军事化的管理。他组织学生与西北军官兵联欢，还组织学生参加军事夏令营，学习军事常识。有一次冯玉祥将军还亲自到学校参观。那时冯玉祥将军正下野，他们一行驻在汾阳城郊30里外的峪道河。他的教导团正驻扎在汾阳县城。听说冯玉祥将军也信奉基督教，人称“基督将军”。记得有一次，冯将军亲自到校参观，跟全体学生见了面。铭义中学大操场的后面是个大山坡，我们学生都集合到山坡上，准备听冯将军给我们讲话，冯将军一副老百姓的模样，穿着一套深蓝色的棉袄棉裤，头上缠着白毛巾。哪像个将军，倒更像个农民。他身材魁伟，目光如炬，给学生讲话时声若洪钟，洪亮的声音在山坡上回荡。他讲话的大意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一定要珍惜青春年华，努力学习各种知识，将来为报效祖国而贡献力量。冯将军的讲演博得学生们的热烈掌声，大家深受鼓舞。冯将军洪亮的声音至今仍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在余心清校长的倡导下，组织了一次军事夏令营，这次活动是学校师生和西北军军官教导团联合举办的。我们是坐着教导团的大马车到部队驻地的，部队官兵对我们学生很好，亲如一家人。那次军事夏令营大会，还请了东北来的流亡学生作报告，流亡学生声泪俱下，愤怒控诉和痛斥了日本鬼子残害中国老百姓的滔天罪行。流亡学生们说他们已停课，无家可归，都流亡到关内来了，使我们了解到亡国奴的生活惨痛极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挺身而出，我们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啊! 　　军事夏令营期间，学生们还和教导团的官兵举行了联合文艺演出。舞台是临时搭建起来的，会场汽灯通明，亮如白昼。军民演了不少抗日的话剧等文艺节目。大家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抗日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看戏的老百姓人山人海，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场面十分壮观。我也鼓足勇气上台参加了演出，演一个大官的马弁。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参加文艺演出，心脏扑通扑通跳到了嗓子眼，但演出时我表现得很镇定，从容不迫，使自己受到了锻炼。整个演出很成功，一次又一次受到老百姓的热烈鼓掌欢迎。屈指算起来，那次演出距今已整整70多年了，至今我仍印象清晰，往事历历在目。 　　余校长还经常利用一切机会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次余校长要检查个人卫生，让每个同学都把脸盆、牙具等日用品带着，他逐个检查。因为同学们带的洋瓷盆都是日本货，都不合格；只有两名男同学带的是铜盆，合格。最后余校长对这两名同学进行了表扬。事后学生自治会还动员全校同学到街上宣传不买日货，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游行，使同学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还有一次，学校进行了一次紧急集合演练。子夜时分，学生宿舍突然响起了集合哨声，要求在两小时内，全校师生在大操场集合完毕。我们女生要跑步一里多地，而男生只要走一半的距离。余校长早就在那里检查集合情况，女生按要求准时到达。男生中，有的迟到了；有的没穿袜子(要求穿袜子)；有个男生更狼狈，只穿了一只鞋子。女生见了都笑了，笑话有的男生如此懒散。最后，余校长对这次紧急集合进行讲评，对做得差的学生进行了批评。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随时发动侵略的情况下，全校师生在生活上一定要紧张起来，时刻做好应付战争突发的准备，使全校师生深受教育。 　　余校长在教育工作上还进行了不少改革。比如强调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提高学生的自治能力；学生会的干部，要由学生民主选举产生；加强学生的劳动观念，要求学生放假时到伙房帮厨，让炊事员休息；进行勤工俭学活动，余校长动员冯玉祥的部队把做好的军装拿到学校，让女同学钉纽扣、锁边，付给学生一点报酬，让穷学生也有点零花钱，穷学生带的被褥少，余校长就给贫困学生加了被褥。当我回家把余校长关心学生的事给我妈和我舅说了以后，舅父就说：“余校长的名字意思就是心清如水，余校长真是好人，为穷苦学生做了不少好事。” 　　三年后，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余心清校长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对全体毕业同学表示热烈的祝贺。接着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正在伸向中国的腹地，大片国土沦丧，国难当头，同学们一定要牢记抗日救国的神圣责任，为救国出力，为抗日献身。余校长语重心长地勉励学生：“同学们就要离开学校毕业了。毕业后，有的同学要升入高一级的学校继续学习；有的同学就要走向社会，踏进社会工作了。一个人在社会上工作，首先要学会做人，要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指导思想。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上的工作都是由人来完成。你为社会工作，也享受社会的成果。由于你享受的成果是由别人创造的，你做的那份工作也是为大家服务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密不可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总之，要为劳苦大众服务。”最后余校长强调了每个同学“要大公无私，不要自私自利”，深刻指出在旧中国贫穷是个社会问题，每个同学都要为改变国家的贫穷而奋斗，要为社会多做贡献，为民众多做贡献。 　　余校长的重要讲话，给了全体同学深刻的教育，我一直把余校长讲的话记在心头，永生难忘，终身受益。 　　三年铭义中学的学校生活，让我终身难忘。它不仅使我学到了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在余校长的教育下，我知道了一些做人的道理，懂得了一个青年首先要爱国，初步树立了爱国主义思想，为日后漫长的人生旅程打下了思想基础，余心清校长是我的革命启蒙老师。 　　1933年夏，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铭义中学。 　　 我与柯棣华/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