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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奔赴解放区

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

1933年夏我从铭义中学初中毕业。当时，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就升入高中继续读书。我因家庭经济条件差，无力升入普通高中，而我又梦想当一名“白衣天使”，就考进了汾阳医院附属护士学校，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这所学校也是教会办的，学制四年，只要考试录取，一切费用都由学校负责。学校规模不大，只有几间房子，学生也不多。但护理门类齐全，有内科、外科、儿科和妇产科等。前二年学的都是医学和护理的基础知识。期间英语的学习尤其重要，特别是医学基础英语，因为上专业课都由美国人用英语教，所以首先要学好英语课程。后二年到病房实际操作。 　　在读三年级到外科病房实习时，曾遇到这样一件事：1935年红军东渡黄河跟国民党军队打仗，医院接收了许多红军伤员，每个病房满满的。其中有不少是骨折伤员，牵引架上有上肢骨折的，有下肢骨折的，还有破伤风伤员。这些红军伤员都是为穷人打江山、求解放而负伤的，我对他们很尊敬。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了“共产党”、“红军”的名字。得破伤风的病人整天被关在房子里，因为怕光。病人抽搐着、呻吟着，让人很难受。有些重伤员痛得直叫娘，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也不断地流泪，很同情他们。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了战争是残酷的、可怕的，战争把好好的一个人摧残成这个样子，我憎恨战争!但是那时的我还没有能力分辨什么是正义战争，什么是非正义战争。 　　由于我原有的英语基础比较好，因而我顺利地完成了四年的护校课程。护校毕业后，1937年3月我几经周折后终于正式分到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 　　协和医学院，原名“协和医学校”。1906年由美英两国的五个新教教会和伦敦医学会合办，校址在北平。1915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接办，改名协和医科大学。1929年改为北平协和医学院。医学院整个建筑气势宏伟，高墙深院，屋顶为绿色琉璃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室内却拥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协和医学院工作条件优越，工资较高，生活待遇很好，我梦想就在医院工作一辈子。 　　正当我沉醉在梦想中时，卢沟桥的枪声震碎了我的美梦。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又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29军将士奋起抗日，血洒疆场；吉星文团长打响了宛平城抗日的第一枪；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营以上军官会上慷慨陈词：“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身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旋即率部血战沙场，壮烈殉国。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北平城，古城陷入了一片腥风血雨中。 　　大街上，缓缓行驶的有轨电车和汽车上，贴满了中共地下组织和抗日志士写的标语： 　　“坚决抗战到底!” 　　“誓死不当亡国奴!”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向英勇的29军将士致敬!”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1937年7月7日，我从协和医学院东单三条的护士宿舍上班，远处卢沟桥的炮声、枪声阵阵传进我的耳朵，战争惊慌恐怖的气氛笼罩全城，家家户户紧闭大门。 　　到协和医学院后，我开始在儿科病房工作。当时有不少从东北流亡入关的同胞，他们的孩子有病也住进了协和医学院。孩子们有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救亡歌曲《打回老家去》，护士立即制止，不让孩子唱，怕日本人听见了惹麻烦，孩子只好不唱了。 　　一次，日伪汉奸在日本人指使下，上我们住的护士大楼搜查有没有抗日的文件和书籍，他们旁若无人地翻箱倒柜搜查开来，把室内翻得一片狼籍，怕事的美国人也不敢出来讲话，中国人的权利根本得不到保障。在英美人办的医院里日伪人员都敢这样猖狂，在其他地方就更可想而知了。有一次，我上街去看一个朋友，一个日本小孩抓起一把石子打我，边打边喊：“打中国人亡国奴!打中国人亡国奴!”一个日本小孩都敢明目张胆欺负中国人，气得我浑身打颤，难道我们真是亡国奴了。北平真是不能再呆下去了! 　　那时北平协和医学院和郊外的燕京大学是姊妹单位，每周六下午有车开到燕京大学，我就借机会去看我幼时的同班同学杜若(她读完高中考上了燕京大学，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中共地下党员)。她也常来医学院看我，我们在一起时无话不谈，卢沟桥事变后，我们接触更加频繁，说的最多的就是早日离开北平，一起到根据地去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坚决不当亡国奴!把青春献给抗日救国的大业，把一腔热血献给民族解放大业! 　　就在这个时候我还认识了新西兰人凯瑟琳·霍尔(中文名：何明清)小姐，第一次见面是在1938年。她35岁光景，是一位标准的西方白人女性，长相俊美。鹅蛋形脸，面容丰腴，高鼻梁，金发碧眼，眉毛较浓，一对大眼睛深嵌在眼窝。头发梳成一个发髻，脸上经常挂着笑容，和蔼可亲。她是一位传教医生，于20年代来到中国，曾在协和医学院工作过，当过护士，但主要是传教。七七事变后，她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明确地认为日本人是侵略者，同情中国抗战，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表示要尽自己力量帮助中国抗日。她持有英国的护照，经常往返于北平和河北省曲阳县之间，说一口地道流利的中国话。她还在解放区曲阳县宋家庄开了一个私人医疗所，为解放区军民看病。病重的患者，她还把他们送到保定城内教会的医院里。有的老乡家里困难没有钱，她就用自己的钱给老乡看病。从1937年到1939年两年间，她每两个月往返穿梭于北平和曲阳之间，帮助解决解放区所需医药等方面的问题。解放区不少地方的领导和部队的干部都认识她，老百姓认识她的就更多了。因为她对老百姓好，所以特别有人缘。 　　有一次，凯瑟琳见到聂荣臻司令员，她告诉聂司令员她的教会总部在北平西城区司马桥，她有合法的英国护照，每两个月去一次总部汇报工作，乘此机会就可以为解放区解决医疗上的一些问题。聂司令员听了很高兴，希望她帮助解决三个急需解决的困难：一、动员一些大学生和进步人士来解放区工作。来后，就可以委以重任，当县长。因为农村文化水平太低，没有骨干。二、动员正规医科学校毕业的医生和护士到解放区工作。解放区的医护人员太缺了，已有的医护人员多是工农红军自己培养的，医疗水平低，远远赶不上战争的需要。白求恩大夫很希望有正规学校毕业的医务工作者，做他的助手，并藉此进一步培养部队的医护人员。三、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解放区的医疗设备奇缺，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根据地急需医疗器材和药品。 　　从此，凯瑟琳便积极活动起来。当她了解到我的同学杜若在燕京大学还有一年就要毕业，愿意到解放区抗日，就积极做工作。杜若还谈到了我也愿意到解放区抗日，她就在一年时间内找过我四次。有时是打电话，有时她安排在教堂做礼拜时会面，有时就直接找到协和医学院。为了避嫌，她来找我时就说我是她的好朋友，加之我们见面后说话都用英语，不会引起别人注意。她说，聂司令员是个好人，待人很和气，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人到解放区抗日，到农村去锻炼，为国出力。还让我早下决心，早日奔赴抗日前线。我回答她很坚决，表示一定要早日奔赴抗日前线。在交谈时，她还讲了解放区农村的生活很艰苦，薪水很低，司令员的工资也只有5元。我回答：我年轻，从小我就吃了不少苦，我能吃苦；至于薪水多少，我不计较。我也提出了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怎么办?她笑了笑说：“这不用担心，聂荣臻将军欢迎教徒，因为信教的人很老实，能吃苦耐劳。”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到了那里以后穿什么衣服?凯瑟琳说她不喜欢女人穿军装，她说为了整洁漂亮而又方便工作，应该穿我们在协和医学院穿的公共护士蓝布大褂白领白袖口的护士制服，但服装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在战场上做一名好护士。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39年2月份左右，在协和医学院护士大楼的女宿舍里，我们详细讨论了离开的具体方法、步骤和注意的问题，初步拟好了行动方案。 　　协和医学院规定，护士每年有三个星期也就是21天的休假。在一般情况下，我在夏天回山西老家休假。可是日本鬼子当时已占领了我的家乡，我曾找杜若商量过，我想最好在去解放区以前回去看望家人。然而杜若说：你要回山西汾阳很危险，如果你回山西就有可能回不到北平，我看算啦，不要回去啦。我听从了杜若的意见。所以我从1936年离开山西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对家里的情况也一无所知。 　　后来汾阳护士学校分配来一名护士，谈到了我母亲非常想念我，我走前想回家的愿望又强烈起来。但时间不允许了，距离去解放区的日子越来越迫近，我也顾不得休假回家乡了。 　　1939年仲夏的一天，南风徐吹，杨柳依依。 　　凯瑟琳匆匆赶到医学院，在护士大楼一间僻静的宿舍里，我们最后敲定了出走的行动方案。由于日本鬼子占领北平后，封锁得很厉害，日伪人员在每个城门口严格检查，走出北平非常困难。即使每周坐班车由医学院到燕京大学，车到西直门，车上的人员都要下车，由日伪警察搜身，严加盘查。必须详细说明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去?有无证件?考虑即使坐班车也太冒险，因此，凯瑟琳决定分两段走：第一段不坐汽车而乘火车，第二段再走公路。她买了两张由北平到保定的二等火车票。保定距北平约150公里。 　　上车那天，我紧跟着凯瑟琳走进车站。 　　行前，凯瑟琳和我都修饰打扮一番。她穿的是一套淡绿色带小花的连衣裙，脚蹬黑色高跟皮鞋，气度不凡，显得很高贵。我则穿了一件淡蓝色大花旗袍。我俩一前一后走到了检票口。我虽然表面上很镇静，但心里免不了有点紧张。日伪警察问凯瑟琳我是她的什么人，到哪里去?她从容地回答：“我们是英国教会的，到保定总教堂去报告工作，她是我的中文秘书，陪同一起前往。” 　　日伪警察见凯瑟琳是一个外国人，也就未加细问，我们就顺利登上了二等车厢。这是一节只准日本人和外国人乘的车厢。走进车厢，只见坐满了荷枪实弹身穿黄色军装的日本官兵，他们人人不可一世，个个枪不离身端坐在座席上。不觉间我的心脏在加速跳动，有点害怕。我侧着头望了望坐在身旁的凯瑟琳。只见她神态安详，一派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的心也慢慢趋于平静，自然多了。 　　火车大约跑了两个多钟头，我们顺利地步出保定火车站。在一个美国人办的教会寓所住了一夜。在这里，我邂逅了我在山西汾阳医院护校的一位英语教师(美国人)，她见到我很诧异，问道：“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告诉她说：“到这里串亲戚。我的一个亲戚在保定，到这里来串门。” 　　为了避免被人察觉，防止意外，我连夜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用中文写给汾阳母亲的，我告诉母亲我已不在协和医学院工作了，到了一个我们不得不中断联系的地方，具体什么地方以后我会及时告诉家里的，请母亲大人不要过于挂念，保重身体要紧。另一封信是用英文写给协和医学院我的顶头上司的，我告知医学院我因战争的侵扰，暂时不能回院工作了，请他们谅解。后来我听说，医学院等了我三个月才把我的名字勾掉。 　　翌日，太阳刚刚露脸，我们简单用了早餐，便前往定县。 　　凯瑟琳已把所有的事安排好了。她把我领到一个地方，两辆大车及车老板早已等候在那里。还有一个“女病人”，头上绑着绷带，据说她有严重的眼疾，我不知道她是何许人也，也不便打听。 　　大车上装了一些木箱和柳条箱。凯瑟琳说，她跟北平的大药房有合同，他们负责供应药品和医疗器材。但箱子下边也藏有一些电器设备和无线电机件，上面则覆盖了一些京津生产的铁皮筒饼干。凯瑟琳说，万一日本人检查，首先看到饼干，就说外国人喜欢吃饼干，好让大车顺利通过，避免出麻烦。 　　我和那个“女病人”坐在一辆带篷的大车上，凯瑟琳则骑着一辆自行车跟在旁边。她戴着一副墨镜，一身外国人的时髦打扮。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人还很谨慎，尽量不找英国人或美国人的麻烦。她说她这样一身打扮，使日本人一眼就看出她是外国人，好避免麻烦。她骑着自行车，神态沉着冷静，时刻留心车上的东西和观察周围的情况。当时我对她佩服极了!她真勇敢!一个年轻的外国女子，只身来到一个时刻有战争危险的国家，真不简单呀。只有凯瑟琳这样勇敢的人，才能把我顺利带到解放区。我真的很佩服她，更感激她。 　　日头西斜，我们继续往前赶路。不料碰到一场虚惊：快到定县县城时，遇上了一群修铁路的工人，其中有一个是日本工头。他带着一个翻译走过来问我们：“到哪里去?” 　　凯瑟琳不慌不忙地回答： 　　“安国医院。” 　　凯瑟琳又指着我对他们说： 　　“这位护士是我的助手，我们要把药品和病人送到那里。病人是在保定治病，现在我们是回安国。” 　　他们打开了我的箱子，见里面装的都是衣服、歌片、证件和一些女人用的东西，说我的确是从协和医学院来的。凯瑟琳适时掏出护照，护照上明明白白写着她是英国人。 　　“对不起，耽搁你们赶路了。”他们点点头，口不对心假装道歉走了。 　　天擦黑时，我们进入了解放区。白天，这地方由日本人控制。到了晚上，八路军的游击队自由活动，照中国人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游击区。毛主席常说：子弟兵是在人民的海洋里游来游去的“鱼”，人民需要“鱼”，但“鱼”更离不开人民。军和民就是鱼和水的关系。毛主席的话说得多么好、多么形象呀!我永远也忘不了解放区人民是怎样热烈欢迎凯瑟琳小姐的。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把她团团围起来，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放开嗓子高声喊着：“我们一直在等你，欢迎你回来!” 　　老村长更是激动和关心地说： 　　“何先生，我们日夜盼你呀，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好几头毛驴。” 　　我顺着村长手指的方向一看，果然院子里有许多毛驴，大耳朵忽闪忽闪正整装待发呢。 　　接着乡亲们把我们让到家里，端上来了一大盆猪肉煮粉条，还有几大盆山野菜，让我们饱餐了一顿。味道那个香呀，就不用说了。可我们的“女病人”却不见了，且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 　　当天夜里，我和凯瑟琳睡在同一条炕上，我们忘记了几天的疲劳，彻夜长谈，鸡叫头遍我们才沉沉睡去。 　　现在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凯瑟琳在帮助解放区解决医疗问题方面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安国这一带人民都知道凯瑟琳在做什么。尽管日本人经常来这里，但在群众的有力掩护下，敌人始终没有发现她。 　　因为白天常有敌人来骚扰，次日一整天，我们只好躲在村里一个隐蔽处，等天黑了才能行动。凯瑟琳告诉我说：“从这里再向山里走要靠骑毛驴了，因为山路崎岖太危险，无法赶大车。”以前我从没有骑过毛驴，心里真有点怕，但我知道凯瑟琳正忙于解决各种困难，我不能再让她分心，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克服，所以我始终没有向她流露半点害怕的心理。 　　第二天晚上，油灯摇曳，月亮升起来了，银色的光辉铺满山村的大地。 　　村民们把喂足精料的驴子牵出来，把所有的药品和器械都装进柳条箱，捆在毛驴背上。老乡们听说我过去没骑过毛驴子，都告诉我怎样叠毯子铺在驴背上坐着舒服，怎样防止摔跌，怎样在山路上行走才安全。多么可敬可爱的乡亲们啊。 　　乘着明晃晃的月色，我们又出发了。慢慢地我就能舒舒服服骑在毛驴背上，不再害怕了。 　　山峦起伏，黛色如画。 　　行进途中，我看到远处好几个地方大火在燃烧。火光闪闪，浓烟滚滚，不时传来隐隐约约的哭声。我心里一惊，心脏突突地跳着。凯瑟琳看我一头雾水的样子，还没等我发问，脸绷得紧紧地愤怒地告诉我：那是日本鬼子抢走老百姓的东西之后放火烧了他们的村子。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是多么残暴!中国人民一定不能忘记这血海深仇呀! 　　天亮时分，我们终于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宋家庄。这里像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望望天，天更加蔚蓝；我看看水，水更加清澈；我呼吸着空气，空气更加新鲜。有一首经常唱的歌曲叫“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我觉得这里的情况真像歌中唱的那样。身穿绿军装、头戴柳条编织的帽子的八路军游击队战士们把我们围在中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非常年轻，还都是一张张娃娃脸，要不是战争，他们正坐在学堂里读书呢。最欢乐、最活跃的还是孩子们，他们欢呼着、雀跃着，兴高采烈地喊着：“何先生回来啦!何先生回来啦!” 　　我们穿过村庄来到乡村医院，医院的工作人员见到我们，紧紧握着我们的手，笑逐颜开，他们是多么兴奋啊。他们深知是凯瑟琳小姐不顾劳累、不怕危险给他们带来了急需的医药器材。医院是新盖的，才两年多一点时间。里里外外很整洁、很干净。屋顶插上了瓦，屋里白璧无瑕，有几间病房，还有一间是医生和护士治疗的医务室。真没想到在艰苦的解放区山村竟有这样好的医院。可见民主政府对医疗是何等重视! 　　第二天夜里，凯瑟琳提着一盏马灯到村后的山里去了。事后我听说她是到聂荣臻司令员的指挥部汇报工作去了。聂司令员对她很称赞，慰勉有加。她因为还有一些事要办，没有马上回来。 　　在此期间，我认识了一些新同志。其中有一位是宋先生，他是边区人民政府的一位县长，也是一名基督教徒，他告诉我怎样建设解放区，说起经验体会，他兴奋得如数家珍。他还让我要做长期打算，要有长期抗日的思想准备。我原来想战争至多打个二三年，战争结束我就可以回北平去了，所以我离开协和医学院时，只带来几样常用的东西，心想其它东西以后再拿，好让人知道我是无意离开的。听罢宋县长的话，我才明白，抗日战争说不定要打个十年八年。 　　宋家庄医院药房的一位同志，教了我许多东西。比如如何联系群众，怎样接近伤病员，怎样全心全意为伤病员和群众服务。在和伤病员接触中，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怎样加强思想改造、增强无产阶级意识、争取思想进步等方面的学问。这些东西对我这个刚跨进革命队伍的人来说真是又陌生又新鲜，我非常高兴跟凯瑟琳到了这里，我庆幸火热的、战斗的、新的生活的开始。 　　进入解放区，我第一个感觉也是最深的感觉就是妇女的地位与男人平等，妇女和男人们一样同敌人战斗。有一位叫项芳的伤员对我很好，我们谈得很投机。她说：“我们妇女跟男人一样参加打仗，我们能造手榴弹，一样消灭敌人。”我对这些妇女十分羡慕，从心眼里佩服她们。 　　凯瑟琳从边区司令部回来后对我说：“我已报告聂司令员你来了，他们想让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工作，从这里要走三十多里地，三分区卫生部的指挥部就在那里。”不日，他们备好毛驴，我很快就出发了。到了那里后，我到卫生部长尹明亮同志那里去报到。他听说我是从北平协和医学院大医院来的，受过四年正规的护校训练，很高兴，对我寄予很大希望。他让我负责一个短期训练班，教一群男孩子做卫生员。我得给他们讲一些最简单的医疗课程，教会他们如何照顾好伤员，让伤员早日恢复健康。 　　他们是一群很可爱的学生，由于个子小，军装肥大，军装褂子没过了膝盖。他们听课十分认真，也非常守纪律。他们很尊敬我，因为我是刚从北平大医院来的。当时根本没有教材，全凭我在护校学的知识写在黑板上，再由他们工整地抄下来。由于他们学习刻苦，很快学会了一些最基本的医疗常识，分配到连队去当卫生员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凯瑟琳又来找我，她很关心我的情况，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对她如实说了心里话，我说我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但感到很孤单、很寂寞。她告诉我说，她最近还要去北平。我就对她说：“能否给带回一只口琴来，这样我可以在晚上吹吹口琴解解闷儿。”她满口答应，说这件小事一定能办到。 　　我住的小房子靠近唐河边，这个地方风景很美，流水潺潺，很有诗意。但就是一到晚上房子很黑，与我在协和医学院所住的护士宿舍相差甚远。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凯瑟琳又完成了一趟充满危险富有传奇色彩的北平之行。她又运回来不少医疗药品和医疗器械。她真给我带回了一只口琴。怕我被蚊子咬生病，还给我带来了蚊帐。还有一些药学书籍，供我讲课时使用。这些都是我急需的，真是“雪中送炭”，我一再对她道谢。她摆摆手，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用客气。” 　　隔了一段时间，我的工作有了变动，被正式分配到设在牛眼沟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工作。我是和其他几个教员一起去的，主要是参加“白校”的创建工作。在那里干了几个月，“白校”建成后，我一直在那里工作。 　　七月份，凯瑟琳又出发去北平了。自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她。我知道她联系上了杜若，并把其他一些同学带到了边区。一个是任彬，另一个是位教员。她们来边区后我用电话跟她们联系，她们告诉我她们的行程非常艰苦，比我来时困难多了。日本人的盘查比过去更严密了，所有的交通路口都控制起来了，都有岗哨看着，情况很危险。她们认为凯瑟琳很有可能被日本人抓起来了，日本人还烧了她在宋家庄办的医院。 　　也有人告诉我，凯瑟琳被日本人投进了监狱；还有人说，她让日本人杀害了；也有人说她可能回新西兰了；也有人说她到了香港，然后又回到了晋察冀边区。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一直再也没有见到她，一直非常想念她，因为她是我的恩人，是她把我带进了解放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我的宿舍里，至今还保存着她穿着白色护士服、胸前挂着一枚有红十字会标志的徽章的12寸照片，用相框镶着，端端正正放在我的桌上，以表达我对恩人殷切的思念。 　　我参加建校大约一个多月后，凯瑟琳的两位朋友从北平到晋察冀边区办事，她们是两位外国妇女，其中一位是梅女士。她告诉我她是北平教会组织圣公会的，认识凯瑟琳。我就急切地打听凯瑟琳的下落，她说凯瑟琳回新西兰去了，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事情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有人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想要表达对凯瑟琳的感激，虽然并没有提凯瑟琳的名字，但日本人的谍报人员嗅觉很灵，由于凯瑟琳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日本情报机关的注意。从中找到了线索，发现了她的地下活动，把她关进了监狱。日本人就向北平圣公会施加压力，要他们处理凯瑟琳。在北平圣公会的干预下，凯瑟琳虽然获释，但教会组织的负责人找她谈话，一条是立即回新西兰；另一条是立即离开这里，另谋职业。出于无奈，凯瑟琳选择了前者，回新西兰去了。 　　值得庆幸的是，凯瑟琳这段帮助中国人抗日的历史虽几经周折，但终于得到了承认。1960年凯瑟琳应我国政府邀请参加了国庆观礼，并到故地石家庄等处参观。1989年新西兰著名记者来华了解凯瑟琳的事迹，我作为向导曾全程陪同他沿着凯瑟琳当年的足迹，踏访了当地群众。新西兰记者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凯瑟琳·霍尔传》。 　　1985年凯瑟琳·霍尔在新西兰病逝，聂荣臻元帅题词：“救死扶伤，忘我献身，支援抗战，青史永存。” 　　 我与柯棣华/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