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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喜结连理

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有两句诗：“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自从1940年6月21日我见到柯棣华之后，柯棣华不远万里，远涉重洋，离乡背井，到中国帮助抗日，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特别是他那一对闪闪发亮的眸子不时在我的眼前出现。因为我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当护理教员，他除了在学校附属医院工作，还兼任卫校的外科教员，这样我们的接触就多了。有时我到医院看到他在外科做手术，就给他当助手，给他传递手术器械，进行消毒等护理工作，双方进一步增加了了解。 　　在接触中，我发现柯棣华大夫不仅工作认真负责，废寝忘食，一丝不苟，还很风趣幽默，非常和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女护士到他屋里唠嗑，大家天南地北神聊起来。柯棣华讲他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如何刨地掏粪；讲毛主席请他用午餐，吃辣椒的情况；讲如何为周恩来副主席的左胳膊骨折治疗。还讲印度的风土人情；讲印度妇女受压迫的情况；讲印度妇女没有自由，不像解放区的妇女乐观大方。讲着讲着，他说起了童年的故事。有一天，他放早学回家后非常疲劳，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直到夕阳西下他还没有醒。哥哥就跟他开了个玩笑，对他说：“你已经整整睡了一夜，现在已是第二天早晨了，天亮了，如果你不想迟到的话，你就得赶紧去上早课。”柯棣华揉揉惺忪的眼睛，急忙拿起书包，把石板夹在臂下，慌里慌张跑向学校去了。到了学校他才知道自己受骗了。回到家里想跟哥哥算账，哥哥已不知去向。听了这个故事，我和护士们笑得前仰后合，几乎笑出了眼泪。 　　一次，卫生学校在一块草地上，组织青年医护人员联欢活动。我在会上用英文唱了一首著名的美国民歌《黑奴歌》： 　　快乐童年， 　　如今已一去不复返。 　　亲爱朋友， 　　都已离开家园， 　　离开尘世， 　　到那天上乐园。 　　我听见他们， 　　轻声把我呼唤， 　　我来了， 　　我来了。 　　…… 　　悠扬的歌声在草地上空飘荡，坐在一旁的柯棣华，也情不自禁用英文和声唱了起来。歌唱完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眼睛睁得大大的，惊奇地问我： 　　“你怎么会唱这支歌?你在哪里学的?” 　　我也诧异地以同样的语气反问他： 　　“你怎么也会唱这支歌?你在哪里学的?” 　　他回答道：“我在学校学的。” 　　我说：“我也是在学校学的。” 　　“哈哈……”说完，我们两个人都大笑起来。 　　歌声划破了山村的宁静，向远方飘去…… 　　歌声把我们这对异国青年的心连结在一起了。 　　印度地处南亚，是属于热带季风气候的国家。柯棣华的家乡孟买市更是四季不分，终年炎热。初到中国北方的柯棣华，对这里干冷的气候很不适应。初冬的一天，我帮助柯棣华整理医疗器械，他虽然穿着棉衣，但是他穿的是空壳棉衣，贴身没有毛衣。寒风一个劲地往他棉衣里灌，他还是觉得很冷，就用嘴吹热气不住地呵手。我见此情形，就随手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毛衣脱下来，递给他说：“柯大夫，天冷，你穿上吧!” 　　“不，不，你把毛衣脱下来给我穿，那你穿什么?”柯棣华确实有些冷，但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大方的姑娘脱下毛衣给他穿，便有些局促不安。 　　我看他迟疑，接着说道：“你快穿上吧!你的家乡一年到头炎热，这里的冷天气你受不了啊。我看见你秋天下雨时还生火取暖呢!我生在北方，长在北方，对这里的天气我早已习惯了。再说了，我还有一件毛背心呢。” 　　柯棣华双手捧着尚有一个女孩子体温的绿色毛衣，望着我羞涩的脸蛋，心中激荡不已，他终于收下了我这一片爱心。能为一个远离亲人，无私帮助中国抗日的异国热血青年做点好事，总是令人愉悦的，我心里自然也感到异常高兴。 　　1941年，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最艰苦的时期，敌人发动了一次次空前的“大扫荡”，在解放区实行更加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根据地人民只好躲进大山里，跟敌人“捉迷藏”。 　　一次，为了躲避日寇的“大扫荡”，所有医护人员都化装成老百姓。柯棣华也穿着一身紫花土布裤褂，还把一头浓密的黑发剃个精光，人们看了他那副模样，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柯棣华见大家冲着他笑，自己也忍俊不禁，装着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不要笑，万一我被敌人抓住了，就说我是王村的铁匠，敌人准保相信。因为我穿的衣服跟中国人一样，又会说中国话，我的脸也像村里的铁匠一样黑。”柯棣华见大家开怀大笑，就继续插科打诨说：“我若再娶个中国姑娘，那就更像……”正好这时我走了过来。柯棣华黎黑的脸迅速飞上了一抹红晕。我也望了柯棣华一眼，脸上立时也飞起了一片红云。此时此刻，我隐约觉得，尽管国籍不同，肤色异样，但自己对柯棣华的尊敬、钦佩和呵护之情，渐渐转化为爱慕之情，爱情的嫩芽似乎在悄然生长。 　　我与柯棣华既是同事，又是好朋友，随着工作上和生活上接触的增多以及性格上的互相了解，我们之间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相互牵挂和关心与日俱增。在反“扫荡”转移途中，我们的生活很苦，没有粮食吃就吃榆皮面“盒烙”。每天行军要走120里，也没有盐吃，身体很虚弱，全身乏力。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我总想起柯棣华，反“扫荡”是中国人的事，而他一个外国人跟我们一样吃苦，我总是不忍心，总是想起眼前他在哪里抢救伤员呢?后来，听说柯棣华在救治伤员过程中，由于过度疲劳，再加上也没有营养，他病倒了，从门板上摔下来，不省人事，我心里真是非常着急呀!过了两天，我看见柯棣华消瘦多了，两只大眼睛更大了。我心痛地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若无其事地说：“老毛病了，不要紧，我能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令人庆幸的是我们又能在一起了，心里很是高兴。 　　在一个冬季反“扫荡”之夜，我和柯棣华以及口腔科医生李得奇夫妇一起转移。李大夫是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华侨。当时李医生的妻子已怀孕，即将临盆，需要找一副担架把产妇抬到老乡家生孩子。为了到村民家去要担架，李得奇大夫抢着要去。柯棣华却说，李大夫说的是广东话，南腔北调，老乡听不懂。他说他讲的是北方话，应当他去。我们听了真好笑，似乎柯棣华倒是个中国人，李大夫倒是个外国人。柯棣华就是这样一个热心肠人，总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也正因为此，柯棣华总是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尊敬。当我们把产妇抬到一个老乡家，柯棣华让产妇躺在炕上，只听“嘶嘶”的几声，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白衬衣撕了几条，在火上烤烤消毒，并亲自为产妇接生。“哇”地一声，当一个男婴平安降生下来，柯棣华面露笑容，又高兴又风趣地说：“嗨!又添了一个小八路!”李大夫笑了，我也笑了，和柯棣华在一起，总是无忧无虑，妙趣横生，充满了欢乐。 　　孩子生下来以后，我与柯棣华都感到十分疲劳，眼皮在打架，就像带了磁性沉重地合在一起。四个人挤在一间破牛棚里，地上虽然铺了一些稻草，但依然很冷。一阵寒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我睁眼瞥了柯棣华一眼，看见他脸盘消瘦，眼睛深凹，绻缩的身子不住地打颤，便将身子移近柯棣华轻声地说：“来，背靠背能暖和些。”说完我将背朝向他。这一次柯棣华没有推辞，将背靠了过来。立刻，我们两人都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温暖。 　　柯棣华来到中国后，学习汉语非常刻苦。但毕竟他是个印度人，在中国的时间也不算长，汉语说的不地道，我利用空隙经常一句一句地教他。尽管如此，有些字他还是咬不准。1941年3月8日，柯棣华应邀在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讲话，往往把“妇女”说成是“布女”，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坐在前面的同志纠正他的发音，但他又说成是“妇牛”，又逗得与会者笑声不断。柯棣华在这次大会上热情赞扬解放区妇女的新生活、新面貌。他说解放区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解放区的妇女真正获得了解放。他说话非常风趣。他说：“中国的枣儿是里面青外面红，印度的枣儿是外面红里面青，中国的妇女(指国民党统治区的妇女)和印度的妇女一样受压迫。”他那流利而不地道的中国话，幽默的比喻，再次逗得大家哄堂大笑，那热烈的情景深深地印在大家的脑中。 　　会后，柯棣华约我到唐河边散步，他拿出刚刚写好的一篇纪念南丁格尔的文章，深情地对我说：“这篇文章是为卫校的全体护士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为你写的，希望你能成为中国的南丁格尔!”听了柯棣华的话，我的心咚咚地跳着，双颊飞红，从他手里接过文稿，凝神仔细地阅读起来： 　　在医药界，有位最卓越的人物留在人们记忆里。南丁格尔①就是其中之一。她并不是罕见的有特殊才能的医学家，她没有发明什么不可救药的某种疾病的疗法，也不是一位熟练的外科专家，她没有施行过令人惊奇的艰难的大手术。说起来全不是。她，只是诚恳的同情那些伤员，不避艰难地去设法减轻患者的痛苦，但她却是世界上大家推崇的一位模范护士。 　　她是一位英国的富家小姐，从小就同情疾病的患者，不论是谁生了病，南丁格尔都尽她所有的时间守护在患者床侧，照顾病人。她抛弃了文娱活动，有时甚至忘了吃饭。她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去医院做护理工作，当一名护士。但当时做护士被人看作是一种低级的下贱工作。她违反了双亲的意愿，在一个夜里偷偷地跑到一个远方城市，做了护士。 　　她在医院工作的过程中，医院的护士们要她参加她们的活动，喝酒、跳舞、调情等等，但南丁格尔并未接受诱惑。她只是以至诚的热情，照顾她的病人，并且还照顾其他护士所忽略的患者。她的伙伴们非常恨她，给她种种刁难和虐待。尽管如此，她的工作也从不懈怠。 　　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她来到前线护理伤员，不分昼夜，不顾风雨交加，不管伤兵如何污秽、溃疮如何散发出恶味，她都为战士们洗涤、包扎，然后把他们舒适地放到床上。夜间，她提着马灯巡视病室，如果发现伤兵不能安睡，她就坐在他们的身旁，亲密地跟他交谈，按摩肿痛的部位，直到患者入睡。伤兵们很快的都喜欢她，并且送给她一个绰号——“提灯小姐”，只要她在患者身旁，伤员们就忘了自己的痛苦，变得高兴起来。 　　有时她夜以继日地不休息，守护在伤员床边，有时她又在冰天雪地中跑出几英里外到伤员所在的地方去照顾他们。废寝忘食的工作损坏了她的健康。她病了，病魔夺去了她的生命。她去世的消息传遍了每一个地区，士兵们听到后都为之哭泣。她，南丁格尔的牺牲，是为了减轻伤员们的痛苦，她为这一高尚的事业而献身。 　　今天我们纪念她，就应该向这位模范护士学习。她把护士工作提到一个严肃高尚的地位。她证明了一个好的护士在减少患者的痛苦方面，胜过医生的处方和几瓶药。我们是八路军的医务人员，一定要下定决心学习南丁格尔高尚的品德，因为我们护理的是为了民族解放，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英雄战士。 　　我越读越激动，周身的血液在加速流动，深深被南丁格尔的事迹所感动；也为自己旁边有一个知心人是如此关心自己而感到无比幸福。我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认真向南丁格尔学习，做一个南丁格尔式的优秀护士。此时无声胜有声，我觉得我与柯棣华两颗年轻火热的心已经跳到了一起。 　　反“扫荡”结束后，白求恩卫校和医院的全体干部战士回到葛公村驻地。 　　我和柯棣华彼此都很牵挂着对方，柯棣华同志急着来看望我，我们见面后说了许多话。由于激动，柯棣华同志情不自禁地紧握着我的手不放，一股暖流顿时流遍我的全身。 　　我们的“秘密”被卫校领导发现后，立即报告了上级。为什么卫校领导要向上级请示呢?一则柯棣华是个外国人，做“中国女婿”行吗?再则战争时期对干部结婚的要求很严，当时部队有个“二八团”的说法，什么意思呢?“二八”就是28岁，还要是个团级以上干部，才能结婚。否则是结不了婚的。显然当时我们是不符合条件的。但上级考虑柯棣华虽是一个外国人，视抗日为自己的事业，为了帮助中国抗日，什么都牺牲了。作为特例，上级同意我们正式建立恋爱关系。聂荣臻司令员闻知后十分支持，他说：“这好，这样他们可以互相帮助；在生活上，柯棣华也可以得到照顾，要促成此事。”一次，聂司令员见到柯棣华时，平时不苟言笑、一向不爱开玩笑的聂司令员对他说：“要吃你的喜糖!”卫校领导江一真校长对我们相恋更是关心。他积极做我们的“穿针引线”工作，主动当起了“月下老人”。一次，江校长有意识地问我：“你觉得柯棣华大夫怎么样?”我略一思索回答道：“我很佩服他，他比我强。在战斗中我们中国人都感到很艰苦，何况他是从小就受到父母宠爱、过着舒适生活的外国人呢?他在我们中间完全跟自己人一样，工作认真，学习刻苦，联系群众，团结同志，不搞一点特殊，真是个好同志，现在他身体有病，我愿意照顾他。”江校长进一步问我：“你愿意嫁给柯棣华吗?”我红着脸坚定地说：“愿意”。 　　柯棣华呢?江校长也有意识地找他谈了。问他：“你觉得郭庆兰同志怎么样?”这从柯棣华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就可以看出：“她是一位文雅、漂亮的姑娘，她不像一般的中国姑娘那样忸怩、羞涩，是一位开朗大方的护士班教员，她是一位好姑娘，我要学习她。” 　　江校长进一步问他：“你愿意娶她为妻吗?”柯棣华兴高采烈地回答：“愿意，愿意!”既然双方同意，江校长就让我们正式打了结婚报告。 　　一天，柯棣华蹦蹦跳跳跑来告诉我：“批准了，上级批准了。”我说：“批准什么?”他把结婚证书递到我手里，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展开一看：“经双方同意，批准柯棣华、郭庆兰两同志结婚。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我高兴之余，也给柯棣华提出了一个问题，我问他：“外国人是要离开中国的，到时候我将怎么办呢?” 　　柯棣华回答道：“那不要紧，只要有一张护照就可以回来的。战争结束了，我们可以自由来往。” 　　1941年11月25日，经军区政治部批准，沉浸在反“扫荡”胜利喜悦之中的战友们，按照中国的习俗，为我和柯棣华举行了简朴而又喜庆的婚礼。校长江一真和教务处主任殷希彭是我们双方的主婚人。热心的殷主任亲自为我们布置新房，鲜红的大红纸上写着黑得发亮的“洞房花烛”四个大字。“洞房花烛”的横幅贴在一间普通的房屋床头的墙壁上，门上挂了新做的棉门帘，床是用门板搭的。床上摆着一对漂亮的枕套，枕套是柯棣华的二妹送给他的，上边绣着柯棣华名字的英文缩写；床上还铺着我从家里带来的红绸被子。跟我一起工作的教务处的教员康克同志自告奋勇当了厨师，他做的拔丝红薯是我最爱吃的。乡亲们把花生、红枣撒在床上枕下。婚庆典礼上，江一真校长致了简要而又热情洋溢的贺词，衷心祝愿我们这对异国情侣白头偕老，永远幸福。 　　在婚宴上，柯棣华吃得很开心。竟和在座的战友们，一起兴奋地猜起拳来，喊着：“全家福呀!”“六六顺呀!”大家喝着边区人民自酿的枣子酒，又说又笑，猜拳行令，好不热闹。战友们向我们这对异国新郎新娘，表示真诚而又热烈的祝福。 　　婚礼结束送走客人之后，我与柯棣华相对而坐，感到无比的幸福。柯棣华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 　　“我们的结合，是时代的产物，印度和中国都受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有着反帝反殖民的共同任务，两国人民的共同斗争使我们走到一起了。”他说他热爱他的祖国印度，也热爱中国，正是为了两国的共同斗争和理想，他不回印度了，要帮助中国把日本鬼子全部赶出去。我听着他的这番话，深深地被他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所感动，也想到了中国一句老话：“有缘千里来相会”，共同的反法西斯事业将我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这是一种缘分，我不禁流出了热泪。 　　他还不无歉疚地说：“我们结婚，由于战争关系，两家亲人都不在场，我们只好请父母多多谅解了。”他还高兴地拿出印度全家合影的照片，指给我看：“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哥哥，这是弟妹……现在还要加上一个你!”看着眼前的一切，我依偎在丈夫柯棣华的怀里，憧憬未来，我俩都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 　　新婚之夜，柯棣华还详细给我讲了多次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情形。在临上华北抗日前线前夕，应柯棣华的请求，毛主席对他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学习好。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二是工作好。要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多抢救伤员，为恢复部队的战斗力尽最大的努力；三是宣传好。要抓住一切机会，多宣传党的主张，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只要群众团结起来，就能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柯棣华深情地说：“我们一定不能辜负毛主席的信任和期望，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解放区军民多作贡献。” 　　当然，在整个恋爱结婚过程中，坦白地说，在我的思想上，也并不是一点想法和一点顾虑都没有的。 　　起初我怕与柯棣华恋爱结婚引起别人的非议，怕别人说闲话，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找一个外国人?正如冀中一首民歌所唱的：“石榴花儿红似火，我疼你来你疼我，年轻人多得像细沙，你为什么单爱我?”因为爱情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那就是感情，特别是爱情。它不受地域、疆界、国籍、肤色、种族、年龄的限制。真正的爱情是圣洁的。有人说爱情是自私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如果真是那样，爱情就成了庸俗和低级的东西了，爱情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索取，既然人家放弃了舒适生活，只身远涉重洋不远万里地无私无畏来帮助中国抗战，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牺牲点个人利益帮助别人呢?这样一想，我心里就豁然开朗。 　　再者我们山西人有个规矩，女儿找对象一定告诉母亲，让母亲一起帮你拿主意，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因为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自己私自找对象结婚，不告诉母亲，就是不孝，老百姓非常忌讳这个东西。我找柯棣华，母亲不知道，我觉得对不起母亲。但是又一想，我不是不愿意告诉母亲，而是由于战争，关山阻隔，交通中断，没有办法告诉母亲，也是有情可原吧，只好请母亲多多谅解了。 　　还有结了婚以后怎么办?他是一个外国人，是要回国的，我怎么办?留下还是跟着走，到印度风俗习惯都不一样，印度天气太热、太潮湿，我是北方人，能过得惯吗?可是一想人家柯棣华从热带到中国北方习惯吗?人家追求的又是什么呢?中国现在正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多少人家破人亡；国难当头，哪能考虑那么多!总之，只要想到我是喜欢柯棣华的，柯棣华作为一个外国人是来帮助中国抗日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新婚后，我俩都忙于各自紧张的工作，平时星期六才能回家团聚。由于反“扫荡”频繁，我俩也很少在一起，总是聚少离多，结婚一年多，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月。虽然很长时间见不到面，但彼此更加互相关心、互相体贴、相敬如宾。在我怀孕五个月时，部队又一次转移，他的工作很多，我见他身上也背了很多东西，为了减轻他的负担，让他轻装前进，我把沉重的英汉词典等工具书背在自己身上。柯棣华发现后，硬是追上来，又把东西抢回去背在他身上。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柯棣华和我已经就寝，一位护士跑到家里报告，说一个截肢伤员的肢端正在出血，血流不止，怕有生命危险。柯棣华立即起床，因为着急，没穿大衣就跑出去了。我见他没穿棉衣，外面的天气太冷了，我急忙拿起棉大衣，追出去，给丈夫披在身上。我责怪道：“天气这么冷，你不怕冻坏身子?你太不注意身体了!” 　　柯棣华回答道：“来不及了，时间就是生命，救伤员要紧。” 　　在柯棣华的及时抢救下，这个伤员转危为安，脱离了生命危险。 　　结婚后，特别我怀孕后，我们夫妇两人更加互相关照、相濡以沫。有一次，柯棣华说已经很长时间没喝到牛奶了，真想喝杯牛奶。我理解他的心情，可哪里能弄到牛奶呢?有了，我不声不响从自己奶头给他挤出一小碗奶汁，端到他的面前，他感动地将它喝下去了。还有一次，一位同事给我们送来一碗红烧肉，在当时生活非常困难只能以树叶黑豆充饥的情况下，一碗红烧肉比一碗人参汤还珍贵啊!我舍不得一个人吃，就等柯棣华一起回来吃，可一天、两天、三天，红烧肉都馊了，总也没等到他回来。他的工作太忙啊。 　　我身怀六甲后，他对我更是关心，我们两个人过去都吃集体伙食，都不会做饭。我怀孕后，他总要抽空给我熬小米粥喝，外加几个红枣，以此让我补补身子。我生下印华后，不会照顾孩子，整天忙忙碌碌。一次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庆兰，有了孩子，可别整天数尿布喽。” 　　我听了有点不乐意，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他：“柯棣，请你放心。有了儿子，我会加倍努力，政治上要求进步，业务上要求提高，更不能让孩子拖我的后腿!” 　　说完，我们两个人都笑了。我偎依在丈夫胸前，又一次陶醉在幸福之中。 　　① 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是英国著名的女社会改良主义者，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办人。 　　 我与柯棣华/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