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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暴风雨中滚惊雷

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

我与柯棣华同志结婚后，新婚燕尔，柯棣华吻别我这个新娘，即率领战地流动医疗队奔赴“反扫荡”前线，为抢救伤病员服务。 　　由于工作的需要，婚后，柯棣华很少住在家里，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医院值班。他和我结婚一年多，两人真正在一起的日子，也就一个来月。 　　1942年8月23日，我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为我接生的是我心爱的丈夫柯棣华。儿子的降生，让我们这对年轻的夫妻心里乐开了花。柯棣华高兴地说：“嗬，小八路，又多了一个小八路!”柯棣华抱着宝贝儿子，看了又看，亲了又亲。孩子出生的第三天，柯棣华就抑制不住喜悦，给他的中国兄弟八路军卫生处军医李得奇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老弟：报告你一件喜事，郭庆兰生了一个男孩，今天是第三天，他睁了睁眼睛观察周围。这孩子白皮肤，大眼睛，高鼻子，长睫毛，黑黑的两道眉，长的样子像我，但皮肤像郭庆兰。取了我们两人的优点，未取缺点。”我也常对人说：“这孩子圆溜溜的一双大眼睛真像他爸爸。” 　　柯棣华美滋滋地问我：“庆兰，你说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 　　我笑着对他说：“聂司令员非常关心我们，还是请他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聂荣臻司令员得知喜讯后，欣然为这个有着中印两个民族血脉的孩子起了一个象征两国友谊的名字——印华。“印”是印度的意思，“华”则有花和中国的意思，连在一起可理解为“印度之花”或者说“印度和中国”。 　　柯棣华抱着儿子来到了院子里的枣树下，“印华，多么有意义的名字啊!”他笑着逗着自己心爱的儿子，“小印华，小宝贝，快长大!我要教你中国话，也要教你印度话，还要教你学英语!抗战胜利了，咱们和你妈妈一起回印度老家，看奶奶，看大伯，看小叔，还要看姑姑……” 　　在工作之余柯棣华常挤出一点时间，抱抱亲亲自己的儿子印华，对着还不懂事的孩子说，印华长大后到印度打游击，解放印度。还跟我说，将来孩子长大回印度，跟他一起回去干革命时，很可能遭到英殖民主义的逮捕，得准备坐牢等，但印华生下来才100多天，柯棣华就溘然长逝。 　　我跟印华到延安后，印华三四岁就进了延安中央机关保育院，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后，在北京读八一小学、101中学，一直到高中毕业。 　　在北京八一小学读书时，每年春天，我都要带着印华到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为他爸爸柯棣华扫墓，好让他幼小的心灵里就知道他爸爸是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应该继承父亲的遗志，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好本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印华是个懂事的孩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印华始终不忘党和国家对他的抚养和教育，不忘爸爸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决心以父亲为榜样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力量。他忠诚老实，学习勤奋，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遵守纪律。爱好体育活动，特别喜欢踢足球，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和社会活动，他和爸爸一样有着乐观活泼的性格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深受师生们的好评。 　　印华立志要做个像他爸爸那样的国际主义战士，他常说：“我的名字是聂荣臻司令员起的，将来不但要为中国人民服务，还要为印度人民服务。”他的贴身衣袋里总是放着父亲柯棣华的照片，想念时就拿出来看看。 　　1964年夏天，印华被保送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学习。印华原对社会科学感兴趣，想学文科，但周总理的意见还是学医好，以便更好地继承柯棣华的遗志，印华就改学医科。 　　1967年5月29日，印华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学习的最后一年，即将毕业分配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因患重感冒、拉肚子，高烧不止，时陷入昏迷状态。当时学校一切都处于混乱中，在班级没法照顾他，同学们就把他送到学校的附属医院的急诊室。由于医生失职，给静脉注射了发了霉的葡萄糖，在血液中造成恶性循环，致使病情迅速恶化，终于在6月1日撒手人寰。 　　在文革岁月里，就连我这个“红色家庭”，也一直处于心惊肉跳之中，度日如年。一天傍晚，我正闭目坐在屋子里回想往事。盛暑热得我胸口发闷，心绪显得烦燥不安。 　　突然，“嘭嘭嘭”沉重的敲门声震碎了我的回忆，来人神色有点严肃，告诉我们：西安来了长途电话，让马上去接。我赶紧跨出房门，黑夜就像魔鬼一样把我一口吞没。我心情有点紧张，难道印华……我不敢再往下想了。果不其然，接电话时对方语无伦次传来了悲音： 　　“印华突患急病，病情十分严重，请速来西安处理。” 　　一股冰凉的血液顿时窜入我的脑门，我周身冷颤，眼前一黑，几乎昏倒在地…… 　　为了早一点能见到印华，我与家人心急如焚，连夜坐火车从大连赶到北京，又从北京转乘飞机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校园内一片荒凉的景象。当我跌跌撞撞来到印华的病房时，印华已停止呼吸，双眼紧闭，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竟没有和儿子说上半句话，我与柯棣华同志惟一的亲骨肉、即将大学毕业年仅25岁的印华就这样魂断西安，撒手西去。见此情景，我身心交瘁，已无法支撑住自己的身子，双膝跪在印华的床前，失声痛哭起来： 　　“儿子呀，你快醒一醒，妈妈来看你啦，你快醒一醒呀……印华，印华，我苦命的孩子。你怎么不说话呀，妈妈来晚了，对不起你呀，孩子你原谅妈妈吧……” 　　我抚摸着印华的手，多么熟悉的手呀，我握着他的手，他可不握我的手，我拉着他的手哭得更加伤心：“印华呀印华，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我对不起你呀，也对不起你爸爸呀，我怎么向你爸爸交待呀，怎么向印度的亲人交待呀……老天爷呀，你有眼无珠，夺走了我的丈夫，又抢走了我的儿子，你好狠心呀，你太残忍了!我们一辈子做好事怎么落得这样的结局啊!……” 　　“孩子呀，你怎么这样傻呀，你是学医的，怎么让庸医把发了霉的葡萄糖往你身上打呀。孩子你太傻了，我可怜的孩子，我求求你睁开眼看一眼你的妈妈呀……” 　　可是，任凭我怎么声嘶力竭痛哭呼喊，还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印华还是一动不动静卧在病床上一声不响。周围的亲友和印华的同学，见我哭得如此伤心，无不为之动容，都劝我人死不能复活，事已如此，只好想开一些，保重身体要紧啊。 　　这时，我似乎稍微平静一点，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不信神，不信鬼，信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不相信命运，不信因果报应。但人生“幼年丧母，中年失妻，老年亡子”的三大不幸，我竟摊上了两大不幸，20多年前我失去了倾心相爱的丈夫，今天我又失去了惟一的爱子，白发人送黑鬓人，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不幸。 　　印华的噩耗传到柯棣华的亲密战友、印度援华医疗队员巴苏华的耳朵里，他十分悲痛地说：“中印友谊的桥梁断了，谁还能架起来这座桥呀?” 　　印华病危的消息报告了周总理，总理非常生气。立即指示：一定要尽一切努力挽救印华的生命，并指示用飞机从天津送去抢救药物。但已经晚了，印华还是走了。 　　聂荣臻元帅也看到了印华病危的报告，他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印华的生命。当他从军医大学的领导口中获悉印华逝世的消息后，一向不发火的聂帅震怒了，拍了桌子。怒喝道：“孩子本来没大事，吃点消炎药就好了，你们怎么搞的?真是乱弹琴!”不久，我抱着儿子印华的骨灰盒在首都京西宾馆受到聂帅的接见，聂帅表情特别难过，内疚地说：“你的儿子我没有保护好!对不起柯棣华同志呀!”说完涕泪满面。这以后，聂帅像慈祥的父亲，不时打电话到我家宽慰我，要我保重身体要紧。 　　经上级批准，印华的骨灰也安放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同其他英烈一道，受到人们的祭奠和崇敬。 　　多少年来，印度的亲人们盼着柯棣华回家，但他成了印度作家阿巴斯先生笔下的“还有一个没有回来”的人。 　　多少年来，柯棣华的印度亲人们，他们又盼着印华回去，结果印华自1958年后又再没回去，而且像断了线的风筝永远也回不去了! 　　再回顾一下柯棣华的父亲，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为了让柯棣华来中国帮助我们抗日，不幸负债身亡，祖孙三代，他们间接和直接为中国而牺牲。这人世间最大的不幸，一次一次连续降临到这一家的头上。苍天无眼，令人浩叹。但是国际主义者的献身，是为了后人的幸福，他们的业绩是万古长存的。 　　 我与柯棣华/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