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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苦难的中国大地
任鸣皋,李文业
    (一)
  9月17日,船抵广州,岸上聚集着热烈欢迎的人群。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还有何香凝和一位医生一起登轮迎接。他们走过夹道欢迎的人群后,驱车前往住所。映入他们眼帘的是:许多防空设备,马路上的弹坑和路旁被炸毁的房屋。他们初次见到了在日寇摧残下的凄惨景象。
  第二天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蓄意挑衅,强占我沈阳、营口、长春,屠杀中国人民。而蒋介石竟命令东北军张学良部“绝不抵抗”,致使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大片国土沦陷。值此国耻之日,印度大夫们见到街上群情激忿的游行、集会、演剧……。游行的卡车上挂着方块字的大标语和漫画,最前面的第一辆卡车上站着女中英杰宋庆龄。暮色降临时,游行队伍则高举火炬、唱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歌曲行进。
  初到异国的第一个城市,一切都很新鲜。游行结束时已是夜里十点钟了,柯棣尼斯、巴苏、木克基三位大夫来到一家饭馆,想吃烧鸡。可怎么跟服务员讲呢?在船上已经学了一些中国字的德瓦卡翻开笔记本,从密密麻麻的字行中找到“吃”字和“鸡”字,于是发出“菜”和“吃鸡”的声音,服务员摇摇头。发音没错,可服务员就是不懂。木克基大夫就弄张纸动笔画图,服务员笑着点点头,似乎懂了。结果送上来的是一盘红烧青蛙肉。他们都奇怪地瞪眼望着这道菜,无法找到疑问的答案。是菜就可以吃,尝尝味道却还不错。吃饱了肚子回到住所,德瓦卡正好在过道上碰到翻译,他讲了吃鸡的事,并问:“鸡和青蛙有什么关系?”得到的回答是:“1.广东话和普通话差别很大;2.‘青蛙’俗称‘田鸡’。”德瓦卡皱起了眉头:“唉!中国话真难学!”
  德瓦卡留心观察着中国的一切风俗民情。他们到中国来是要去前线为抗日战士服务的,可是战线这么长,到哪里去呢?只能听从中国红十字会的安排了。在一次宴会上,德瓦卡听到巴苏低声地向宋庆龄要求到华北八路军中工作,宋庆龄也压低了声音说:“到汉口去找艾·史沫特莱①!”为什么那样低声细语?德瓦卡当时觉得其中有些奥妙。
  9月23日,他们离开广州,坐上七辆红十字会的卡车越过山峦峡谷,目睹断垣残壁,颠簸两天一夜终于到达长沙。
  休息了几天,他们又分乘三辆卡车从长沙向武汉进发。到达武汉后,印度医疗队被中国红十字会委任为第十五救护队,在后方医院开始工作了。这个医院有二千多伤兵,病人太多了,在地面铺上草就算病床。苍蝇嗡嗡叫,四处散发着霉味、臭气,这使德瓦卡在心里打上了无数的问号。
  10月1日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设宴欢迎他们,气氛异常热烈。凯丰代表中共中央致词,他说:“我们以前曾欢迎过许多援华国际友人和代表团,如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等等,他们都是来自独立国家的代表。但是,这次显然与以前的不同,今天我们第一次欢迎从被压迫民族中来的援华代表团。五位来华是以被压迫民族的资格,来帮助我们的。在此,我谨代表中共中央向五位大夫致以崇高的敬礼!”接着,叶剑英代表八路军致词。两位主人致词后,医疗队队长爱德尔讲了话,他说:“在我们从孟买出发时的一个欢送晚会上,有几位印度共产党党员请我们转赠中国一面红旗,并祝愿中国打败日本人,获得最后胜利。”他又介绍了一些印度情况,并表明:“你们不要看我们仅仅是五个人,我们是被印度国民大会派来的,我们的后面是千百万印度人民,一致来援助中国的抗战。”
  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欢迎会上,印度医疗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饱满的抗日斗志。大家一次又一次地举杯为印度独立而祝酒,并纵情歌唱了《红旗》、《马赛曲》、《空军之歌》、《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过黄河》、《国际歌》和《孟加拉进行曲》等。这种充满了国际主义精神的场面是多么感人啊!卓尔克大夫本来对中国共产党并无认识,现在也感到共产党人并不是他所听到的恶意宣传中那样的人物。他看看叶剑英同志的警卫员,简直都是孩子,又聪明,又伶俐。这些孩子般的战士们真诚的笑脸,溶化了卓尔克心里的偏见,他紧紧地抱着其中最小的一个,直到小鬼喘不过气来。亲切、诚恳、坦率、热情的一群人,似乎已联成一个整体,他们为了同一个目标站到了一起,这同国民党官员之间的气氛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照。五位大夫想:在中国工作最好是能同八路军在一起。
  印度大夫一边在武汉工作,一边设法联系到八路军中去。有一次,他们在同史沫特莱共进晚餐时,要求她帮助办这件事。她高兴地接受了委托,但是提醒他们:“除非你能坚持每天行军百里,否则,和八路军游击队一起工作,你们会感到困难的。”
  10月7日下午,五位大夫去看望周恩来同志,当时他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人。大夫们在一旁看着、听着,注意到周恩来同志浓眉下面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之光,胡须很长,忙得连刮脸的时间都没有了。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周恩来同志立即跟印度大夫谈话,印度大夫们要求到八路军那儿去工作,他听了非常高兴,但考虑到统战政策,建议大夫们在国民党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再去更合适一些。这个回答使大夫们肃然起敬,觉得共产党领导人胸襟开阔,目光远大,真有气派!可是国民党的腐败行为愈来愈使印度大夫们感到失望。前线节节败退,他们只好撤离汉口,沿着长江逆水行舟,于21日下午到达宜昌。刚到宜昌又传来泄气的消息,他们一个月前登岸的广州城失陷了,切断了大夫们从原处返回印度的归路,这引起了他们严重的不安。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使他们感到呆在国民党地区实在没有意思,还是早些上延安去才好。他们记着史沫特莱小姐的话,八路军是要长距离徒步行军的。现在他们就开始锻炼了,在去三峡游览的小路上,有意识地走了很远的路,不过头一次兴冲冲的行军练习马上被天公泼了凉水,浑身湿透,一步一滑才挣扎回来。
  一天下午,大夫们为了检验自己的步行能力,又到山区作了一次远距离行军,以致暮色苍茫时还在回来的路上。途中,碰到一支国民党军队,残暴的军官无情地抽打着一个落伍的士兵。此情此景,使德瓦卡想起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小战士愉快的笑脸,想起了他做童子军时看到的那头被赶驴人虐待的驴。他恨不得走过去踢那个军官几脚。
  (二)
  11月16日,大夫们启程向重庆出发,21日到达重庆。中印学会会长、印度泰戈尔大学教授谭云山博士和国民党政府官员、各界代表迎接了他们。在这里他们出席了一系列欢迎会。
  到这个山城已经好几天了,雾老挡住阳光,阴沉沉的天如同国民党官方对他们要求到延安去的回答。前线炮声隆隆,战士们在流血牺牲,这儿的公子哥儿还同妖艳的女郎挽臂抱腰,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街上是熙攘的人群,橱窗里价格高昂的古龙香水,密斯佛陀化妆品,高档衣料等等奢侈品都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招揽顾客。在这些角落里,引来了苍蝇,消失了爱国精神。医疗队员们感到恶心和讨厌。但有一件事情却使他们感到高兴:热心于中印友谊的谭云山很关心他们,为了对他们称呼方便,就根据印度大夫的援华心意,把他们的名字加以中国化,采用每位大夫的姓氏发音中的两个主音,后面再加上一个“华”字,这就成为:
  爱德尔——安德华(以后改称爱德华)
  卓尔克——卓凱华(以后改称卓克华)
  柯棣尼斯——可棣华(以后改称柯棣华)
  巴苏——巴思华(有人称他为巴苏华)
  木克基——慕客华(以后改称木克华)
  谭云山把为他们取名的构思和“华”字的意思介绍一番之后,还送给他们每位一盒名片,大夫们的名字都印在一张张的小卡片上。五位大夫高兴地向谭教授致以谢意,并马上启用他们的中国名字了。下面,让我们也用中国名字来称呼他们吧!
  中国红十字会的颜大夫为减轻印度大夫们无所事事的烦恼,给他们在重庆安排了工作:柯棣华和巴思华去重庆市立医院,卓克华和木克华到红十字会医院,又为爱德华弄了一张飞机票去香港治疗突发的神经性湿疹。
  要去延安可真不容易,他们遇到了国民党政府授意的说客,从各种角度动员他们打消去延安的念头。政府要员也断然告诉他们,不同意他们去延安。“印度人民希望我们去中国人民受难最深的地方工作。”这是印度大夫们最后的回答。柯棣华这时才明白巴思华要求宋庆龄帮助他们去延安时,为什么低声谈话的原因了。
  1939年1月15日,日机又来轰炸重庆了。空袭警报过后,飞机就在头上轰鸣,继而炸弹落下的尖叫声、爆炸声、高射炮声和空战机枪达达声混成一片;房子剧烈震动、倒塌,大火熊熊,烟柱直往上冲;妇女们的惨叫,儿童们的哭喊,构成了一幅恐怖而悲惨的图景。
  警报解除后,印度大夫们跑到现场进行抢救。举目四望,街市面目全非,许多高楼大厦已炸成断垣残壁,在硝烟弥漫的瓦砾堆中躺着一个妇女,怀中的婴儿还含着奶头。直到晚上还有一群人在寻找自己的亲属,号啕的哭声打破了寂静的夜空。……
  这天,柯棣华躺到床上时已是深夜,一闭上眼,他所见到的死者惨状又映现在眼前。屠杀他们的刽子手,使最温和的人也为之切齿痛恨!他想起了泰戈尔的诗句:“准备战斗吧!反抗那披着人皮的野兽!”
  几天之后,爱德华从香港买了大批药品回来了,在他们要动身去延安时,国民党政府却一滴汽油也不给。印度大夫们想:“我们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自己带了医药用品来帮助你们抗日,还主动要求到最危险最艰苦的前线去救死扶伤,居然不供应汽油?世间哪有如此荒谬的事?好吧!给点颜色你瞧瞧!告诉尼赫鲁给我们送汽油来!”爱德华灵机一动拟了一个电文,脸上含着胜利的微笑,把电文给另外四位大夫看了。“对!对!”“妙!妙!”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柯棣华自告奋勇要到电报局去。“不!给它张扬一番!请翻译先生去!”
  电报局的审查员将此电文呈送到有关当局要员之手。这个要员惶恐了,他敢把这个电报发出去吗?后果如何?除了让他的蒋委员长丢脸外,还会得到什么呢?于是,他立刻通知卫生公署供给汽油。
  (三)
  印度医疗队于1939年1月22日离开重庆的前夕,柯棣华收到了盼望四个月的家信。可是,它带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柯棣华亲爱的爸爸不幸去世了。
  安纳,这位心地善良的爸爸,虽然一个月收入不少,但由于培养子女进大学、购置房产及以后的扩建花了不少钱,以致借了债。他是位热心于公共事业的人,顾不上更好地筹划一下经济,甚至租出去的房子都没时间去收租金。孩子们长大了都远在外地上大学,也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让孩子们读完了学费昂贵的大学后,又让长子和两个女儿成家立业,还为遭遇不幸的亲友们提供住房,这就更增加了他的负担。他原来盼望着孩子们工作后帮他还债,但柯棣华很快又离开了家。对儿子向往的崇高事业,安纳并不因为自己的重负而反对。相反,他还为争取医疗队能批准儿子的要求而奔忙。他为儿子的离开作出了自我牺牲。由于安纳乐于助人,他为一个好友的一笔到期债务作保推迟偿还日期。但这位朋友没有履行诺言,到期不能归还,这笔债必须由安纳来偿还了。于是,债主开始纠缠安纳。在印度,债主的逼债是可怕的,他立刻陷入了困境。让拉下脸皮、气势汹汹的人不断上门,这使秉性忠厚、自尊心很强而又有身份的人难于忍受了,这将使全家难堪和蒙受耻辱。于是他就自寻短见了,这事发生在柯棣华大夫来华四个月的时候。
  让我们怀着婉惜和崇敬的心情思念英雄的爸爸吧!他没有留柯棣华在家挣钱帮他还债和经营家业,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一个平凡的异国人,默默地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其他医疗队员得知这个消息后,也很为柯棣华伤心,都劝他回去照顾家人和帮着料理后事。
  此时,柯棣华在极度痛苦中谴责了自己,如果自己留在家,是否可以避免这一悲剧呢?他一个人坐在炉边默默地流着眼泪,他回忆起过去同父亲在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回忆起父亲为使他能参加医疗队而奔忙的情景。他感到,在他所从事的崇高的事业中,倾注了慈父对他的期望。柯棣华擦干了眼泪,继续收拾行装,他决心“到延安去”!
  在他给哥哥曼盖什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忍受丧失慈父的痛苦、下定决心去延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前几天,这座城市遭到了野蛮的轰炸,我亲眼看到无辜的妇女儿童的尸体一个个从瓦砾堆中被拖了出来。他们究竟有什么罪,竟要遭到如此惨死?……”为了支援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柯棣华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① 艾·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为我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柯棣华/任鸣皋,李文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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