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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任鸣皋，李文业

河北唐县的葛公村，流传着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西晋年间，浙江省的葛岭有个大官，因对时政不满，被朝廷贬黜为民。他扮成道士，化名葛洪真人，流落到唐县，在风景秀丽的青虚山凿洞居住。他会炼仙丹，精通医术，还收了几个弟子，给周围山庄的百姓治病，救死扶伤，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不少百姓甚至把家室都迁到青虚山下，人多起来了，便成为一个村庄，并以葛洪真人的尊称“葛公”作为村名。 　　1940年8月上旬，柯棣华和巴思华离开平西后就来到这个葛公村。他们的到来，对这里的抗日军民来说，真如同久旱逢甘霖。 　　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在1939年11月初，对晋察冀边区的十五个县、五百余村进行走访，然后写道：“在晋察冀，我曾亲自调查过，平均每一个军分区的医院里，经常有六百名以上的伤病员。由于是在敌后，处于日寇四面包围封锁之中，物质条件的困难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到的，卫生材料、医药和技术人员的缺乏，许多不应该死的忠勇战士死了，不应该残废的变成了残废。” 　　(一) 　　在这样迫切需要医生的情况下，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刚刚逝世，现在柯棣华和巴思华又来到这里，可以想见他们所受到的热烈欢迎。 　　柯棣华就在这里的卫生学校和医院做外科教员兼外科大夫，他每天忙着做手术，休息的时候还坚持学习中文，很是辛苦。 　　有一天柯棣华显得疲乏无力，面色也不好，校长江一真见到后就忙问原因。柯棣华说，他感到肚子疼，还有点饿，大便时排出几节绦虫，这使他很发愁。当时边区没有治疗这种病的西药，柯棣华已试用了中药的一个偏方：煎石榴根汤喝了。江一真同志听了也有点着急，劝他注意休息，并且继续服用煎石榴根汤试试看。但是，紧张的工作常常使他忘记服药治疗。 　　1940年8年20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遍了晋察冀边区：八路军组织了一百十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在敌后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边区的五千里长的战线上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反击战，这就是有名的“百团大战”。在这次大战的第二个阶段(9月20日—10月初)，晋察冀军民在涞(源)灵(丘)地区投入了激烈的战斗。柯棣华率领一个战地医疗队开赴前线，南下到第四军分区，而巴思华则北上到第一军分区前线巡回医疗。 　　出发前柯棣华向巴思华提出了挑战：1．不丢一个伤员；2．为伤员及时进行治疗；3．节约医药用品。巴思华欣然应战，但他心里想，柯棣华真有两下子，中国激励战士的挑战办法他也学到手了，进步真快呀! 　　柯棣华率领的医疗队到达了战地。在炮声隆隆、枪林弹雨中，伤员不断从前线抬来，柯棣华一个接一个地不断为伤员做手术和治疗。在柯棣华的脑海里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在最紧张的时候，他一连三天三夜没有得到什么休息，连吃饭也是用战斗速度来进行的。在这次为时十三天的战斗中，他们接受了八百余名伤员，为五百五十八人施行了手术。这么大的工作量是由柯棣华和两名助理医生、几名护士完成的，真是创造了奇迹! 　　整个涞灵地区的战果是：攻克敌据点二十九个，破坏公路一百五十余公里，击毙击伤伪军一千余人。 　　“百团大战”的辉煌战果震惊中外，显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力量，但也暴露了自己的正在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从而引起日寇和国民党政府的恐慌。日本鬼子重新提出了确保华北“大东亚兵站基地”的任务，以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从而集中兵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总体战和更残酷的扫荡。1941—1943年是晋察冀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加紧了破坏统一战线和策划更大的反共反人民的阴谋。除一再向我军挑衅外，1941年1月又制造了“皖南事变”①。 　　1940年10月，柯棣华从前线回来后，收到毛主席从延安发来的电报，让他和巴思华立即返印。两人商议了一下：如果单纯是因为他们超过了来华一年的期限太久而让他们回去的话，那他们还得根据当时的情况再作决定。但倘若印度国内有急事非回去不可，那就马上回去。决定由巴思华去延安问个究竟。 　　巴思华到延安见了毛主席，得知印度来电只说让他们回去，并没有讲原因。巴思华打电报通知了柯棣华，柯棣华回了一个电报，两位大夫都不想马上回国。“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们“决心与八路军同志在一起勇敢地面对这种局势”。 　　巴思华留在延安工作了，那里只有他一人是五官科专科医生，而每天门诊有一百多病人，另外他还需照料三十张病床。 　　一个在前线被炮弹炸瞎了眼睛的青年，弹片留在眼睛里破坏了视神经，被送到残废军人合作社。他那道德观念淡薄的年轻妻子因而抛弃了他，使他十分难过。他听说医院中来了个能治眼睛的印度大夫，就前来求治，并诉说了自己的不幸。巴思华仔细检查后，发现一只眼睛已无法复明，但另一只眼睛还有一线希望。严重的是如果手术失败，那就将无可挽救地失去最后的希望。他将这一点向年轻人作了郑重说明，病人坚持争取这一线希望。 　　眼科需要极精细的器械，当地的铁匠做不出来。有一位中国大夫建议用竹子自己制造，这真是个绝妙的好主意。巴思华极其细心地制造出了所需的工具，但还要找一把锐利合手的小剪刀，用它剪掉坏死的角膜组织。正巧，有一位中国大夫用一把小剪子在剪胡子，巴思华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高兴得喊了起来：“太好了!太好了!!”上去就抢过小剪刀。修胡子的大夫先以为夸他剪胡子技术高，但见巴思华来抢他的剪刀，就闹糊涂了。巴思华就用这把小剪刀和自制的竹器械，以他那起死回生的精湛手艺，终于使这个青年重见了光明。抛弃过他的妻子也回来了。 　　(二) 　　1941年卫校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有一件喜事，柯棣华结婚了!柯棣华在写给巴思华的信中说： 　　“……我的妻子是一位文雅漂亮的姑娘，她不象一般的中国姑娘那样忸怩、羞涩，她是一位开朗大方的护士班教员……” 　　这位姑娘就是郭庆兰同志。她是山西汾阳人，家境贫寒，一岁就失去了父亲。全家信教，她得到基督教公理会及一位传教士的资助才进了教会开设的小学和中学。中学校长余心清先生，是她的革命启蒙老师。郭庆兰在念书的时候，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如到商店搜查日货，参加示威游行、演戏、募捐……。1932年，她进入美国教会办的汾阳护士学校，1936年毕业后就到北平协和医院当护士。郭庆兰平日爱读鲁迅著作，后来又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她在思想上与共产党日益接近起来。她有个同学叫杜若，当时在燕京大学读书，是个地下党员。她们之间往来很密切，郭庆兰在杜若的影响下决定到解放区去了。杜若通过一位热心帮助我们抗日的美国传教士兼医生何莲清小姐，把郭庆兰带到了延安。后来，郭庆兰被派到唐县葛公村卫校工作，做护士班教员。她把一批一批的毕业生输送到前线。柯棣华来到这个医院后，他们成了同事、同志。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柯棣华和郭庆兰在共同的工作和战斗中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有一次，日寇要来“扫荡”，队伍准备分几路转移，郭庆兰怕柯棣华受冻，就把她自己的一件绿色毛衣送给了柯棣华。“大扫荡”结束后，他俩见面格外亲热，在教研室谈话时，柯棣华拉着郭庆兰的手，恰被指导员看见，于是，“秘密”暴露了。当时别人谈恋爱要受到劝阻，然而他们的亲密却得到全体同学、老师、领导甚至老百姓的赞同，而且还竭力促成这位大家所信赖和爱戴的柯棣华成为“中国女婿”。最善于体贴同志的校长江一真同志做了介绍人： 　　“郭庆兰同志，请谈谈这次大扫荡时你的情况!”江一真对郭庆兰说。郭庆兰作了回答。 　　“柯棣华大夫怎样?”校长接着问。 　　“我很佩服他，他离开了舒适的家庭来到我们这样艰苦的地方帮助我们抗战，还和我们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工作又那么认真负责，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白求恩大夫一样……”。 　　江一真同志高兴地一边点头一边笑着说：“是啊!柯棣华人真不错，在这次大扫荡中表现得很好，做了许多工作，我们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兄弟。他已经三十一岁，你的年龄也不小了，又会说英语，感情上又合得来，志同道合，将来在一起生活，互相可以照顾得很好……” 　　郭庆兰感到高兴，柯棣华也很高兴。 　　1941年11月25日，柯棣华和郭庆兰结婚了。校长江一真和教务主任殷希彭是双方的主婚人。仪式很简单，但因为柯棣华是国际友人，所以大家主动凑份子办了三四桌酒席。教员康克同志自告奋勇当了第一厨师，为新人做了拿手的拔丝土豆等，虽不是山珍海味，却味美可口。喝的是当地生产的枣酒，划拳行令，罚节目，气氛十分热烈。 　　新房里，殷主任用大红纸写的“洞房花烛”四个字，贴在门板床的床头；新床上一对枕头，上面，有柯棣华妹妹亲手绣的柯棣华的名字——D.S.K.；一条他来华时途经香港买的丝棉被；还有一条绸被面的棉被是郭庆兰带来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银杯——柯棣华来华时妈妈送的。这一切在当时算是很阔气了。 　　婚后，他们俩相互关心和体贴。在一次反扫荡时，郭庆兰背着柯棣华平时必备的几本又厚又沉的英文工具书出发了。柯棣华发现后，立刻追赶，他追了好几里地，累得满头大汗，硬是把书抢过来自己背着。郭庆兰知道，平时柯棣华工作时很精神，但回到家就显得非常疲乏。这次背书，郭庆兰本来是想照顾他，可没有照顾成，反而使自己的丈夫更累，真叫她心疼。又有一次，在一个北风刺骨的冬夜里，护士忽然来报告，有一个截肢伤员还在出血。柯棣华立即起床，不等扣好衣扣和穿上大衣就匆匆走了。郭庆兰急了，自己也顾不得多穿衣服，赶忙拿着柯棣华的大衣追出去替他披上，并劝他多穿点衣服再走。他说：“等不及了!”柯棣华总是为了病人而不顾自己。 　　这对革命伴侣，是那样互相关心，连邻居都夸他们。房东老太太说：“你们在我这里住了那么些日子，从没听见过一句刺耳的话，总是那么和气，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你们这两口子最叫我高兴了，这真叫革命伴侣，咱们的中国女婿真叫好，而印度的儿媳妇也真叫好，这一对!” 　　(三) 　　1940年10月，巴思华和柯棣华分开后就一直没有再见面。柯棣华在书信中向他报导了自己的情况： 　　“你离开这里一个月后，正如所料，敌人的扫荡就开始了。这次敌人的意图是要大干一场。华北日军最高司令官亲自出马调动两万多军队。一个月来，我们常常在敌人的鼻尖下与之周旋。学校的领导亲自指挥战斗是很有意思的，也很有教益。学员们自己放哨、警戒……。有五名学员已落入敌人魔掌。 　　“至于我自己，由于学校决定将头三批学员提前结业(明天举行毕业式)，因此他们的手术课学习稍嫌仓促，我也……忙碌了一阵。此外，我还兼顾平西(北平西部抗日根据地)来的彭医生的外科培训班，因此很少有空。不管怎样，在投入这里生气勃勃的生活后，在短短的时间里，我感到自己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1942年1月4日，柯棣华在给巴思华的信中还谈到了他1941年的情况： 　　“去年一月，我正式参加八路军后，被委派负责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这个医院是原来白求恩卫生学校医院附属的一个‘所’、增加了一个‘所’组成的。一般来说，这两个所共有二百多名伤病员。我身为院长，就必须参与行政工作。加上我又主管外科病房，这就使我忙不过来了。我的医务工作包括查病房，做手术和帮助学员上手术台实习。我们平均每天做两个手术，转到医院来的病人很多。去年整整一年里，我们做了大约四百五十余例外科手术，其中有四十五例截肢，二十例疝气，三十五例腰椎和前骶骨副交感神经手术，三例肠吻合和几例妇科手术。 　　“以上是我工作的简要情况，虽然在学术方面没有什么进展，可是我在外科技术方面却获益不浅。 　　“至于我的学习，由于没有英文版的政治书籍，带来很大不便(我没有收到从延安寄来的书，在这里也无法得到)。特别是去年上半年更是如此。不管怎样，现在我已认得不少中国方块字了，并能看懂一些中国书。我还可以几乎不查字典阅读报纸了。报纸的社论(尤其是延安的《解放日报》)引人入胜，特别是剖析政局变化的文章。我目前的困难是时间不够。” 　　我们从信中看到柯棣华大夫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一年中他做了多少事情啊! 　　柯棣华来卫校后为我们培养出了一批批年轻有为的骨干医生。除了特别难的手术外，一般手术都由高年级学生去做。当时，做得比较成功的手术有：胃空肠切除术，结肠吻合术，上下肢交感神经切除术等等。这些手术大多数是在柯棣华亲自指导下进行的。 　　柯棣华大夫对学生的训练是一丝不苟的，他的学生邢竹林曾深有感受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拂晓前的寒风，透过门窗的缝隙，有时冻得人直发抖，但他每次都要看我缠好最后一圈绷带才肯离去。这样的指导，对那时还是一个学生的我，曾给了多少鼓舞和教育啊!” 　　医院设备简陋，但柯棣华总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使它变得更好些。华北的农村都是睡炕，原来一条炕上睡十几个伤员，彼此容易感染、碰撞，诊疗和护理时也很不方便。他就命人把大炕改成单人小炕，并且亲自参加劳动。建成后还在每个炕的炕头挂个小布袋，写上病号的姓名、年龄、服药时间等，这样不易出错，也便于行军转移。 　　柯棣华的工作态度是极好的，从不发脾气。有一次，一个护士没有做好手术前的排便工作，一上手术台，病员的粪水就喷到柯棣华身上。他没有发火，自己一声不吭换了衣服，重新把手消毒后，再接着做手术。这个护士本来应该受到批评，但柯棣华考虑到她是个新手，缺乏经验，所以不但没有批评她，在动完手术后还和颜悦色地教她如何灌肠、排便，使护士很受感动。 　　讲到护士，我们不能忽略柯棣华曾在护士节写过一篇感人的文章：《南丁格尔》。南丁格尔是一位有名的模范护士，柯棣华对她很推崇。南丁格尔是英国的富家小姐，却热诚地同情那些伤病者。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她率领三十八名护士来到前线护理伤员。不论昼夜，不顾风风雨雨，不管伤兵如何污秽，溃疮恶味，她都热心为伤员洗涤、包扎。夜间，她提着灯巡视病房，如果发现伤兵不能安睡，她就坐在这人旁边同他交谈，为他按摩，直到病人睡着。……1860年，她在伦敦创办了英国第一所护士学校，她推动了西欧各国及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 　　柯棣华认为，我们所治疗、护理的，是那些为了民族解放、为了革命事业不怕牺牲的英雄战士，他们应该得到最好的、象南丁格尔那样的模范护士的护理。 　　1941年的冬天，有个叫任远的同志在执行一项紧急任务时，右脚腕被树杈刺破。下山过河时，伤口灌进了许多沙粒，又步行三十余里才到达目的地。第二天早晨，他的右脚肿得象个提桶，整条腿已不能动弹了。医生们为他作了检查，认为如不将膝部以下锯掉，可能会引起大腿糜烂。医生决定次日立刻动手术，并征求了任远同志的意见。在战斗环境中丧失一条腿的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这对病人是多么大的打击呵! 　　次日早晨，意想不到地来了救星柯棣华。他刚到驻地，医生们就向他介绍了当地病号的情况，并陪同他来到任远的面前。他详细地检查和询问病情后，沉思了好一会儿，便果断地说：“不需动手术，要保住这条腿!”并要求由他负责，不用其他同志动手。从此，他每天三次为病人洗伤换药。上药时，他极细心地用小纱布塞进化脓的伤口中，将沙子一点一点地往外拖带。怕病人痛，柯棣华慢慢地、轻轻地做着这一切，十分耐心，每次都要化很长的时间。柯棣华大夫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也从未换人，一直亲自护理着病人。一个月过去，任远同志的腿奇迹般地治好了!柯棣华就这样保全了一位抗日战士的腿。 　　四十一年后的今天，任远同志怀着思念亲人的深情说：“我这条右腿的伤口连一点伤疤都没留下，同左腿完全一样。我真没想到人间还有这样的‘神医’!还有不用护士的大夫，柯棣华大夫既是高级大夫，又是特级护士，真使我非常感动。我想如果每一个医务人员都能如此，那真是病人的莫大幸福!” 　　1942年的春天到来了，花红柳绿，春光明媚，但抗日军民却无暇去欣赏这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活跃在敌后的一支抗日剧社小分队，在冀西崞县敌占区对敌人进行政治攻势时遭到日本鬼子的袭击。在突围中，演员胡朋同志的左脚受了重伤，一颗子弹从脚后跟穿过，贴着大脚趾穿出。经过治疗，伤口虽然愈合，但走起路来总是一拐一拐的。如果治不好这位演员的脚，她就不能再演戏了。同志们为她惋惜，她自己更感到难受。 　　领导上把胡朋同志送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为她作了认真的检查。治疗开始后，他每天下午都亲自端来一盆用中草药熬成的药汤，给她热敷，并揉动每块脚骨的关节，一直揉到药汤凉下来为止。他为病人耐心治疗，又细致地指导病人锻炼，使病人的脚终于恢复正常，她又重新活跃在舞台上了。如果没有柯棣华的精心治疗，那我们现在也不会在银幕上见到胡朋同志扮演的人物形象了。 　　1942年，有一次柯棣华大夫从葛公村医院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去，在司令部听说鬼子要来扫荡，他办完事就急忙往回赶。一路上所经各村都已得到通知进行“坚壁清野”，村民都转移了。当他走到离葛公村还有三十里路的一个村子时，又饿又累，想进村找点吃的。柯棣华走遍全村，好容易才找到一个卖油条的老大爷，柯棣华高兴地买了几根油条。刚想吃，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病人的呻吟。在日本鬼子就要来到之前，还会有什么样的病人留下来呢?如果他不管，鬼子来了这人就活不成了。一个医生哪能见死不救呢?但柯棣华清楚地知道，如果因救人耽误了时间，他就有一个人碰到鬼子兵的危险。然而，柯棣华没有去考虑个人的安危，毫不犹豫地走进那一间有声音的屋子。只见一个脸色腊黄的中年妇女躺在那里，经过询问和检查，方知病人是难产，已经三天了，由于失血过多已无法起床。丈夫离家参加战事勤务，还没有回来。村干部和乡亲们要抬她躲到山里去，但她认为自己一定活不成了，所以不愿意走。显然，象这样一个病人即使马上治疗也极危险，何况柯棣华手头什么医疗器械都没有。必须马上送医院抢救，但到哪里去找担架呢?他出村查看了老乡们进山的道路，就急急忙忙找人去了。跑了好远，忽然为埋伏在山背后的几个游击队哨兵喝住。经过一番解说，游击队员答应用担架连夜把病人送到葛公村医院。柯棣华还不放心，他怕病人着急，于是他又折回病人家里说明情况，安慰一番，然后才匆匆赶回医院。医院已接到上级进行“坚壁清野”的通知，许多人已经转移走了，柯棣华却留下来等着那个难产的妇女。 　　当天晚上，柯棣华给难产病人实行了剖腹取胎手术。母子二人都得救了!他又立刻吩咐把这母子转移到山里去。 　　反扫荡后，遇到了救星柯棣华的母子二人被平安地送回村里，别说她丈夫，就是乡亲们也都十分感动，柯棣华以他的实际行动，谱写一曲中印人民友谊的赞歌。 　　在柯棣华给巴思华的信中说，对他本人来讲，“1941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在写信以后的1942年却更为重要。 　　1941年艰苦的环境，对柯棣华确实是严重的考验和锻炼，而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战斗生活中，他不断地用更高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境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和升华，他已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实现共产主义，是有志之士共同争取的目标和理想。国际主义者是不分国界的，柯棣华也在努力追求这个伟大目标。到中国已经四年了，他常常把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对比，使他深深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他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领导这些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他愿意成为这支先锋队中的一员，为党的光辉事业贡献力量。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江一真同志。江一真同志完全赞同他的要求，并向上级作了报告；聂荣臻司令员也非常支持柯棣华大夫的要求。于是，在1942年7月7日，他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一员。 　　① 1941年1月4日，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移，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我军被迫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柯棣华/任鸣皋，李文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