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柯棣华 > 全文图书 > 纪念柯棣华

学习的典范 友谊的象征——柯棣华，我们要象你一样生活

江一真

江一真 　　1942年12月8日晚，我刚刚离开学校教务处，一位同志从身后赶来，气喘吁吁地说：“校长，柯棣华院长又犯病啦!” 　　我的心猛地一沉。自从1941年6月后，他的癫痫病时有发作。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特意将一块毛巾裁成两半，以备他犯病时能及时塞垫在他的嘴里，免得他咬破舌头。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下意识地将手伸进裤袋，掏出这半块毛巾，赶紧向柯棣华住处奔去。 　　推开柯棣华居住的那间低矮的农舍的木门，我一眼看到躺在炕上的柯棣华。他黝黑的脸膛显得焦黄，嘴角上挂着白沫和血丝。他的妻子郭庆兰正在用一块湿毛巾为他擦拭。见我进门，他支撑着要坐起来，我急忙将他按住问：“怎么样了?”他躺下去，不无歉意地向我笑笑，吃力地说：“没关系，你休息去吧!”话音刚落，他的病再次发作，颈项骤然强直，全身剧烈抽搐。先是间隔一小时抽搐十分钟，以后每十五分钟抽搐一次。我们全力进行抢救治疗，可能采取的措施都用上了，可都未奏效。12月9日凌晨，印度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柯棣华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印友好的崇高事业。 　　冬季的寒风在华北的原野上呼啸。人们有的放声痛哭，有的低声抽咽。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用那半块毛巾最后一次擦去他嘴角的白沫和血迹，不禁泪如泉涌…… 　　一 　　我第一次见到柯棣华，是在1940年6月中旬。当时我是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一天上午，军区卫生部电话通知说：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和巴苏华已经到了第三军分区，要我接他们到白求恩卫生学校和附属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放下话筒，我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好啦!他们终于来啦!” 　　还是白求恩大夫在世的时候，我们就议论过柯棣华到前线来的事。1939年8月，白求恩准备回加拿大和美国募捐，谁来接替他的工作呢?他告诉我，他已经写信给中央军委，建议派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一两位大夫来帮助工作。可能是马海德大夫向他介绍了一些情况，言谈中，我发现他对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情况很熟悉。他说，他希望能派柯棣华来，柯棣华年青，能比他这个老头子发挥更大作用。白求恩甚至兴致勃勃地说到他第二年“五一”回来后，和柯棣华共事的计划。遗憾的是，这两位国际主义战士连见一次面的机会也没有。白求恩在头年11月离开了人世，柯棣华能看到的只有以白求恩命名的学校和医院了。 　　白求恩大夫逝世不几天，有消息说柯棣华他们已经离开延安到前线来了。我和同志们翘首以待，只盼着他哪一天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现在好了，一下子来了两位，我心里的高兴劲就别提了。 　　我扔下话筒，招呼同志们立即出发，去驻在史家佐的三分区司令部接他们。农时已值夏至，虽说山里的夏天来的晚，可唐河岸边刮来的南风，吹得人身上暖洋洋的。不知是心急还是天热，同志们一个个解下了腰带，敞开了领口。我们东去不远，一队人马迎面走来，其中正有柯棣华和巴苏华!原来，他俩也是迫不及待地要到我们这里来。我仔细打量他俩，个子不高，面色黝黑，一副憨厚谦恭的神态，象是我的同乡福建人。尽管天气热，他俩的衣着却很规范，连腰间的皮带也没解下来。 　　就在我端详他们的时候，发现柯棣华脸上略有倦意。他和巴苏华从延安辗转到晋察冀，足足走了半年有余，显然是劳累了。我这样想，也就没问他有什么不舒服，只是安排他们到村子中间的一户老乡家住下来。柯棣华问我分配他们做什么工作，我摆摆手，让他们休息几天再说。他嘴唇动了动，但终于没再说什么。看他俩用热水洗过脚，我才离开。回去的路上我暗想，他俩还是好说话，不象白求恩那样犟。假使今天是白求恩让我安排工作我不照办，他一准得和我吵起来! 　　在我们起初共事的一些日子里，我更认为对柯棣华的第一个印象准确无误。我当时虽是校长，但要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到医院的工作上。特别是一些大手术，要亲自动手。柯棣华到来后，我就想拉他做帮手。他听我说了这个意思，高兴的眼睛都亮了!第二天，我来到手术室，发现他已经洗好手等在那里。他到底是受过高等教育，基础好，又在八路军军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很快适应了我们的情况。手术做得干净、漂亮。不过他处处谨慎，遇到截肢或摘除脏器一类手术，从不单独处理，要和我们反复商量。有时我讲了处理意见，他又要刨根问底追问理由。他认真谨慎的工作态度使我高兴，可他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劲头又使我狼狈。我这个只上过红军“卫校”的人，被他问得兜出了全部家底。 　　一个多月后，我发现他的脸色还是不好。一天手术结束，他突然弯腰蹲在地下。我赶忙扶他躺在一张诊断床上，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不肯说。以后我又追问，他才告诉我说，他下腹痛，伴有饥饿感，大便时曾排出过几节绦虫。感染上绦虫病可太糟糕了，我不由地为他担心。 　　他或许看出了我的心情，若无其事地说：“没有关系，我已经喝了一些煎石榴根水，看效果吧。” 　　“煎石榴根水?”我很惊奇。煎石榴根水是当地群众用来治绦虫病的偏方，他怎么会知道? 　　“是我刚刚学到的。我还知道十几种偏方呢!”他语气里带着几分自豪。 　　石榴根水还没发挥效力，柯棣华却要上前线了。9月中旬，交通破击战(以后称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斗打响了。柯棣华和巴苏华坚决要求到前线去。我不同意柯棣华去，理由很充足：不是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而是因为他是个绦虫病患者。他不听，一连几天缠着我，不急不愠，慢条斯理地说服我。有一回，还端杯水放在我面前：“我还没参加过大战斗呢。不到前线去，还能算是八路军军医吗?”“白求恩怎么说来?医生要到前线去，要和伤员在一起。我们不是用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嘛，我们得象他那样工作呀!”我“粘”他不过，只好有条件的同意了。这条件是：不直接参加火线救护、不能连续工作十小时以上。又交代随去的同志注意他的起居劳逸。临行前我去送他，又把这话强调了一遍，他向我挤挤眼笑了，我隐约感到，他也并不如我原来所想象的那么“随和”。 　　柯棣华和巴苏华被分别派到三分区和四分区工作。临行前，他俩提出挑战，看谁治疗伤员又快又好又节约医药材料。10月中旬，他们回来了。我发现柯棣华黝黑的脸膛透出了黄色，眼窝更深了。随去的同志告诉我，柯棣华在前线工作了十三天，共接受八百余名伤员，为其中五百八十五人施行了手术。似乎在他脑子里不存在什么苦和累，也不存在什么危险，只有千方百计抢救伤员。有一次，他曾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不离开工作岗位。我埋怨随去的同志，怎么让他这样干!这同志委曲地说：“你试试看，他那犟劲，你能说服得了吗?”我转身想质问柯棣华，可是这个在前线是那样勇敢倔强的人却偷偷溜走了。我这才感到，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并不正确。他也和白求恩一样地犟。不同的是，白求恩不同意你的意见时大声争吵，而柯棣华是笑嘻嘻地把他的意见变成你的。 　　二 　　还是柯棣华和巴苏华在前线时，我接到军区转来的一封毛主席给他俩的电报。只有一句话，要他俩立即取道延安回印度。待他们回来后，我把电报交给他们，柯棣华很惊讶，怀疑电文译错了。一再说：“这是为什么呀?战斗正在进行而要我们离开，我不能理解。”巴苏华比他冷静，分析是印度方面来电报催他们，他们出国已经两年多，超过了原定一年的期限。我建议他和巴苏华讨论讨论，尽快上路，抢在敌军采取新的战役行动隔断我们与延安的联系之前。 　　没过多会儿，他俩又来了，说是讨论已有结果：由巴苏华返回延安弄清情况，柯棣华则留下来在学校或医院工作，因为这里需要医生。我感到为难，毛主席要他俩一起回去，我怎好改变?柯棣华见我面呈难色，主动说：“我留下的原因由巴苏华向毛主席解释吧，我是自愿的。”巴苏华瞥了他一眼说：“我可是不自愿回去。”我又何尝不希望他俩全留下!我们不仅十分需要象他们这样的人材，仅是他们留在边区工作的这一事实，便有利于鼓舞士气!可我不能将这话告诉他俩，我说：“如果留下一个人，那还得报告司令员决定。” 　　请示的结果，柯棣华的要求被批准了。聂荣臻司令员严肃地指示说：柯棣华留下是可以，但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我将请示结果告诉他俩，柯棣华眉开眼笑，捅捅巴苏华说：“喂，你嫉妒吗?”巴苏华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嫉妒，真的嫉妒!” 　　留下来的柯棣华被任命为“白校”的外科教员。由于他坚持自己能说汉语，翻译马寒冰同志已随巴苏华返回延安。可是，他讲医学术语还有困难，只好借助辞典，把生词用英文字母注音，这就增加了备课工作量。困难，对他来说，似乎不知为何物，为了搞好教学，他几乎天天打夜作，情绪极好，仿佛绦虫也不打扰他，脸色反而渐渐好起来。进进出出，口里总是哼着歌曲或小调，时而还到篮球场上来两下。一天晚上，夜深人静，也许是工作顺利吧，柯棣华竟哼起京剧来。他捏尖嗓门学女声的怪腔怪调，先是把我吓了一跳，及至听清他是在唱京剧，我又忍不住笑出声来。真是一个永远不知忧愁的乐观主义者! 　　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1月，敌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扫荡”，我们迅速坚壁起来，向行唐一带转移。转移途中，我们听到了“皖南事变”的消息。当时，他刚给学员做完动物解剖，听过我的简要介绍，他将橡皮手套猛地掷进装着清水的盆子。激起的水花溅了他一脸，他擦都不擦，大声嚷着：卑鄙下流!卑鄙下流!我这是第一次见他发这样大的脾气。这个温文尔雅的书生，此时变成一头发怒的狮子! 　　发生在长江南岸的“皖南事变”，刺激了北方省份的日伪和顽军。策反、暗杀，各种手段都对八路军用上了。为了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各部队和地方政府一起联合召开军民誓约大会，决心同日伪顽军斗争到底。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驻地张各庄召开的大会上，柯棣华庄严地走上讲台，用中文宣誓，与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迎接最险峻的局势。接着，和大家一起唱起他最喜爱的《义勇军进行曲》。悲愤激昂的誓词和歌声，把这个来自异国的年青大夫的感情，同中国抗日军民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一位同志为会场的同仇敌忾的气氛所感动，歌声未停就喊了起来：“中印人民团结万岁!”“打败日本法西斯!”这时，我见柯棣华两眼含着泪水，一双手微微颤抖，他太激动了。 　　散会后，我俩相对而坐，他的感情还不能平静。我燃起一支烟，又给他倒一杯水。这样过了一会儿，他才冷静下来，告诉我：他在中国的时间越长，越发现中印两国在历史上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也渐渐理解为什么在支援中国这件事上，印度各党派，各阶层是那样的一致。所以每逢听到中印团结的口号，便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说：“在我离开家乡时，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他不希望看到一个在中国一事无成的儿子；另一句话是只要印度和中国团结起来，就没有人可以在亚洲任意摆布人民的命运。后一句话不是父亲个人的意思，在每次欢送我们的会议上，我都听到过类似的话。这是印度人民的声音。” 　　听柯棣华发自肺腑的一席话，我对他、对他的父亲、对印度这个伟大民族肃然起敬。我望着并不魁伟的柯棣华，仿佛觉得他正把中印两个民族的苦难一并担在自己的肩上，虽然吃力，却照直前去，一步不停。 　　三 　　几天后，柯棣华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 　　我和政委几经踌躇，才提名他担任这个职务。我们完全相信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赤诚以及他的领导能力。只是在这个斗争最严酷的时候要他担任院长，是不是难为了他，同时也担心他不肯接受任命。在他留校工作最初的日子里，他曾经交给我一份改善手术室的设想，我认为不错，即交代医院照办。几天后，他又提出改变外科换药太勤的建议，认为每天换药不利于创口愈合。他建议我向伤员讲清这个道理，我请他讲，因为伤员信任他。就在这次，我对他说：“老柯，(他年长我四岁，我这样称呼他。)我看你能当院长啦!”我是有意放了一只测探气球，他脸红了，说我开他的玩笑。我隐约感到他对做行政工作很少兴趣。 　　几经踌躇和讨论，最后还是报经军区领导批准由柯棣华担任院长。出乎我的意料，他没有拒绝。只是问了一句：“我行吗?”我说：“你行，聂司令员希望你成为第二个白求恩。”他“哦”了一声，陷入沉思。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显然，聂司令员的希望使他受到启发。柯棣华收集起白求恩的全部遗文，还再三要我介绍和白求恩一起工作的感受。他钦佩白求恩的科学态度。一次，他指着白求恩最后一篇著作《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对我说：“这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好就好在把西方现代医学手段运用到中国的战争实际。” 　　没想到素来文弱的柯棣华竟有偌大魄力!上任之初，便领导制定了不少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象伤病员班排组织、领导干部轮流查房、医生护士每周一次工作汇报会等等。他言必行、行必果，雷历风行。在一次征求意见会上，有位同志提出应该在平时就组成战地救护医疗组，以便适应战时需要。散会后，柯棣华立即召集医院领导开会，决定采纳这条意见并付诸实施，他自己也担任了一个救护组的负责人。在他领导下，医院工作迅速改善。来医院参观的一位英国教授感慨地写道：“在如此之艰难环境中能创造出第一流的成就，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柯棣华的回答是：“只要我们争取进步，我们就能进步!” 　　为英国教授所赞扬的第一流成就当然不只是医疗工作。在当时的环境里，作为一个医院院长，远远不能只潜心于医学，使柯棣华犯难的事多着呢。上山砍柴，到平原区去背粮，他得过问，以至亲自参加。他的身体不好，我们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制止他参加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但都被他一次次笑着拒绝了。一次，我们奉命去背粮，来回要走八十余里山路，还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我告诉柯棣华不要参加。谁想临出发时发现他也在队列里。我请他出列，他不听；我提醒他执行命令，他倒笑嘻嘻地反问我：“我们不是奉命背粮吗?”队列前我不便多说，只好由他。待返回时过了封锁线，他不顾自己身体还带着病，又别出心裁，要和高他一头的奥地利籍教员傅莱搞“马拉松”竞赛。没等我制止，他抢先跑起来。这下子运粮队活跃了，你追我赶，个个身上象带了风。 　　尽管我佩服他这种顽强的毅力，但回到驻地，我还是不客气地批评了他。他不以为然；“这有什么错?”几天后他见我还提此事，便诚恳地向我解释说：“我本来打算和战士们一样背背包、吃小米、爬山行军，只是因为健康状况不能如愿，但我愿意过集体生活，不愿有任何特殊。否则，我怎么能理直气壮地说，我这个院长不是挂名的?”听了他这番剖白，仿佛看到了他那热爱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赤诚之心。除了感动和敬佩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四 　　他领导的医院日新月异，而他的健康却每况愈下。敌人反复“扫荡”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边区军民陷入极大困难。我们曾经有过一项专门规定：部队不得在驻地附近剥树皮、捋树叶，那是留给群众救急的。生活如此艰苦，健康人尚且吃不消，何况他是个绦虫病患者! 　　患难中，柯棣华和本校护理教员郭庆兰产生了爱情。聂司令员知道后很是赞成，认为组织家庭对他的健康有好处，要我促成其事。11月，他们结婚了。不久，这对新婚夫妇就遵循当时的惯例，各自回到原先的住处，只在星期六才住到一起。直到1942年夏天柯棣华病情严重，我们才说服他俩一起生活。这时候，柯棣华因为绦虫病引起的癫痫病时有发作，每次昏厥时间也渐次延长。聂司令员非常关心和焦虑，他要我向柯棣华转达让他易地治疗的意见。这意味着让他离开边区。柯棣华并不直接回答，只是重复了斯大林讲过的大力士安泰的故事，借以说明他不能离开前线。他已经将自己和我们抗日军民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司令员亲自劝他，他也如此谢绝了。 　　就在此后的一天，他突然问我：“一个外国人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吗?”说这话时，他有些拘谨，这是我们相处两年间很少见的。我笑了，因为我早知道他有入党的愿望，并且认为他已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当时正在学习整风文件，柯棣华积极参加了。他不但认真学习文件，还联系自己，对照检查。我看过他写的多篇学习笔记，他的坦率与严格，常常使我感动不已。我了解他，也请示过上级，所以明确回答说：可以。他很高兴，转而说自己还有许多缺点，不知会不会被接受。接着又问我愿不愿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我表示将以作他的入党介绍人而感到光荣，他紧紧地用双手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经支部大会通过，军区党委批准，1942年7月7日，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五 　　柯棣华入党后，学习和工作更加勤奋，病情也似有好转，象是他的虎虎生气把病吓跑了。这年秋天，他写完《外科总论》这部讲义，接着开始编《外科各论》。他信心十足地对我说，有把握在年底前交稿。 　　谁料想，一部《外科各论》成了他未竟的遗作!临去世前，他对党、对同志、对他的爱妻娇子没留下一句话，但他的全部工作，他的革命热情，他的献身精神，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12月18日，天阴如铅，西风劲吹。我和同志们一起扶着柯棣华的灵柩，向军城南关走去。我们要把他葬在白求恩墓旁。在我们祭奠结束时，我看到从几十里外赶来的老乡们，哭泣着来到墓前；更有大爷大娘们烧香烧纸，祈祷柯棣华在天之灵平安。 　　1943年春天，在敌人的隆隆炮声中，我们和边区群众一起，在白求恩墓左侧，为柯棣华修建了陵墓。望着这两座并排的陵墓，我想起1940年6月21日那天。那天，柯棣华在白求恩墓前宣誓说：“我要象你一样生活!”现在轮到我们宣誓了：“柯棣华，我们要象你一样生活!”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也由一个青年变成一个双鬓如霜的老人，但我仍然要这样向我的国际主义的战友誓言：“柯棣华，我们一定要象你一样生活!” 　　 纪念柯棣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纪念馆等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