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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恒河之滨的故乡——回忆我弟弟德瓦卡*

孟凯什·桑塔拉姆·柯棣尼斯

孟凯什·桑塔拉姆·柯棣尼斯 　　编者按：孟凯什·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07—1979)，系柯棣华大夫长兄。生前是印度孟买煤气公司制氨厂经理。青少年时代的柯棣华不仅热爱这位兄长，而且视他为良师。孟凯什曾于1957年和1976年来我国访问。本文是他的遗作。 　　一 　　童年时代留给我的最初记忆是我们在绍拉普尔(该市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南部——译注)拉克斯米棉纺织厂职员宿舍生活的那段日子。记得那个建筑物的形状是四边形的，一边用作工厂的办公室，其余三边用作职员宿舍。 　　那时，我的家庭人口不多，只有父亲、母亲和我三个人。当我刚满三岁的时候，家里又添了一个新成员。在1910年10月9日夜里，我的弟弟德瓦卡纳特出生了。他的出世给我的小天地带来了新的变化。 　　回想起我们在工厂宿舍居住的那些日子，有一件事至今还令人毛骨悚然。一天晚上，我母亲正哄着我们兄弟俩入睡，父亲——我们小的时候管他叫安纳——还没有回家。我躺在床上睡眼朦胧地四下张望着，忽然我的注意力被一个沿着床架移动的东西吸引住了。我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因为我一下子就认出那是一条蛇，如同我曾经看见过耍蛇的盛放在他们筐子里的那种蛇一样。我把母亲的注意力也引到了这条蛇的身上。母亲顿时吓得脸色煞白，但她很镇定地把小德瓦卡抱在怀里，一把抓住我的手，冲出房间，召来四邻。邻居们手拿棍棒急忙跑来帮忙，很快就把那条蛇打死了。那天晚上要是那条蛇没被发觉就爬过来的话，后果真不堪设想。至今想起来，我仍感到十分后怕。 　　我和弟弟妹妹们对童年的美好回忆都是和绍拉普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绍拉普尔座落在中央铁路——当时叫做印度半岛大铁路——的东南部，距离孟买大约280英里。它原是一个重要的农业集市和手工纺织业的中心。后来，由于一系列纺织厂的建立，它迅速发展成为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工业城市。但是在当时，它充其量不过是个大村庄而已。星期二是每周赶集的日子。无数的牛车满载着农产品和牲口饲料从方圆数英里以外赶来。在骡马市上，人们买卖奶牛、水牛、山羊、绵羊、公牛和马。牛车是唯一的运载工具，而双轮轻便马车是仅有的交通工具。街道上积满了没脚深的尘土。到了晚上，稀稀落落的煤油灯在路上投下暗淡的光线。 　　所有这些现在都变了，但是昔时的陈迹仍然存在——古城堡被一条深深的壕沟环绕着，里面灌满了从附近一个池塘流出来的水。池塘里长满了荷花，池塘中央是有名的希望之神寺庙，市立花园座落在它的对面。在那单调乏味的环境中，这里的风景的确算得上是秀丽别致。 　　简单来说，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绍拉普尔城。在那里，我和弟弟德瓦卡纳特度过了我们大部分的童年时代。 　　二 　　临近1912年年底，妹妹希拉在汶各尔拉出世了。母亲是在姥姥家分娩的。我的一个姨妈带着她的小女儿也来到了这里。小德瓦卡和姨妈的小女儿争着把大人分给他们的糖果给我，看谁更爱他们的大哥。这些情景至今仍栩栩如生。 　　与绍拉普尔相反，汶各尔拉座落在西部的海岸上，在孟买南部有200英里。它曾是一个繁华而重要的港口，荷兰人还在这里盖过仓库。但是随着内地的南马拉塔铁路的建成，它的所有贸易物资也都转道去孟买和马穆果阿港口了，仅有的一点物资则用牛车通过山路或用乡下的小船从海上运出去。在孟买和潘吉姆(果阿)中间往返航行的海轮在这里停泊。那时候，这是去孟买和潘吉姆的唯一方便途径。不用说，在汶各尔拉是没有任何工业的，处处使人感到一种乡村的气息。 　　然而幸运的是汶各尔拉有一所独一无二的慈善机构——教会医院。那些患病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寻医求药，他们得到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内科和外科的免费医治。以后，德瓦卡纳特和我也到这家医院去过几次。一次是由于我们的一个表弟不慎烧伤；另一次是我们的弟弟维塔尔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造成腿部骨折。可能就在那时，那些教会医生的人道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给他年轻敏感的头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正是这种精神在以后的年代里激励着他前进。 　　虽然汶各尔拉没有任何吸引我们年轻人的地方，但由于我们的父母都是那儿的人，所以不论何时只要有可能，我们总是希望到那里去住上几天。父亲祖上留下来的房子紧靠大道，离市场只有几步路。它和母亲家的房子不一样，是一座非常宽大的住房，但室内光线较暗。这里有一个宽敞的后院，院内有一些树木和一口深井。 　　很早以前，我们的曾祖父曾担任汶各尔拉市的副市长，而市长则一直由王公担任。巴罗达邦(巴罗达在印度独立前为一土邦，现为古吉拉特邦一城市——译注)在汶各尔拉北部有五百多英里。曾祖父的弟弟曾任该邦一位要员。祖父为了受教育和学习英语，从小就跟随这位叔父。后来，祖父也到巴罗达邦邦政府去供职，而这就给我父亲和叔父提供了学习英语的机会，当时要是住在汶各尔拉就没有这种可能了。 　　母亲的叔叔也是巴罗达邦政府的雇员。因此，两个家庭之间不但彼此相互了解，而且也已结成姻亲。而我父母亲的婚姻则使这种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虽然我母亲在童年由于重病而不幸丧失了听力，但这并未影响她和父亲的结合。 　　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哥哥中学毕业后，到孟买去寻找工作。父亲和二伯在孟买有限公司谋到了办事员的职务，被分别派到该公司在绍拉普尔和马德拉斯的办事处工作。他们兄弟俩就像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一样，自幼远离家乡，外出谋生，但都怀着干一番事业的抱负。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从最低的工作干起，很快就升到各自机构的最高职位。是否就是这种同样的闯荡精神促使德瓦卡纳特后来到外国去寻求新的事业呢? 　　由于祖父住在巴罗达，我和德瓦卡小时候曾到那里去过一次。我仍然依稀记得当时我们游览土王王宫和目睹仪仗队行进的情景。在祖父房子的后面有一座小庙和一个水塘。祖父待人严谨，所以孙子们全都敬畏他。可是我和德瓦卡纳特却最受他的宠爱，从未挨过他的打。 　　三 　　我父亲是在1903年初次来到绍拉普尔的，那时他只有二十岁左右，在拉克斯米棉纺织厂任办事员。1912年，我妹妹希拉出生后不久，父亲便在维什努棉纺织厂——即同一家公司的另一个新企业里被提拔为办事处主任。在我们从汶各尔拉到达绍拉普尔的那一年，我们从原来的住所搬到一处有游廊的平房里居住。这所房子是由一位叫哈吉·哈扎特·汗的穆斯林承包商建造的。他的家庭人口众多，就住在我家隔壁。因此，我们俩家自然而然地变得非常热悉，并很快建立起亲密的友情。 　　那时，德瓦卡纳特已有三、四岁了，性格非常调皮。有一次他想要邻居家孩子的小刀，于是就把小刀藏起来了。不论妈妈怎么哄他，爸爸怎么吓唬他，他就是不肯归还。直到答应给他买一把同样的小刀以后，他才同意把小刀还给人家。还有一次，由于他太淘气，妈妈出于无奈，只好把他关在厨房里。他毫不害怕，从钥匙孔里向我大声喊叫，说他要把厨房碗橱里的牛奶、黄油以及酥油全都泼到地上。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慈爱的妈妈赶紧跑过来把他放了出来，并在她这个得意洋洋的儿子的脊背上，结结实实地打了一巴掌。 　　但是，德瓦卡也有碰钉子的时候，有时他的恶作剧也给他自己带来很多麻烦。一天晚上，当他拿着一把花生米吃得正香的时候，忽然觉得把一粒花生米塞到鼻子里去了。可怜的母亲吓坏了，但是在他的鼻子里又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于是她尽力说服这个受惊的孩子，告诉他那全是他的疑心，但他仍然不相信，为此整整折腾了一夜。第二天在给他洗澡的时候，母亲让他用力擤鼻子。就在他擤鼻子的时候，只听啪的一声，一颗花生米掉在地上，这才解除了他的重重忧虑。德瓦卡决不会相信是母亲事先拿了一粒花生米放在手里，在他擤鼻子的时候，把它扔到地上的。但我知道的很清楚，因为母亲向我透露了全部秘密。 　　还有一次，在玩蓖麻籽的时候，他的一个小伙伴说蓖麻籽像杏仁一样好吃。于是孩子们接二连三地品尝起来。德瓦卡和另一个小伙伴吃的太多了，不一会儿，他就感到非常恶心并且开始呕吐。这件事虽然没有产生什么严重后果，但在这以后的好多年里，只要一提起杏仁、花生和腰果，他就感到恶心。 　　德瓦卡被送去上学的时候已经四岁了。一天放学回家，他一觉睡过了头。当他起床时，太阳都快落山了。我们其余的人刚好用过晚茶，桌子上杯碟狼藉。我想跟小德瓦卡开个玩笑，于是就告诉他，他已经睡了一个晚上，现在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窗外地平线上的太阳可以证明我没说谎，而放在厨房里的茶具又可以证明我们是刚刚吃过“早茶”。我对他说，如果他不想在早晨上课的时候迟到就必须动作快点。这个小傻瓜匆忙地洗漱完毕，夹起石板和书本，飞奔到离我们家不远的学校去了。那些傍晚到学校做游戏的男孩子又拿他取笑了一番，然后才让他回家。 　　四 　　1916年，我们和母亲一起又来到了汶各尔拉，和一位大姨妈住在一起。孩子们管姨父也叫安纳，他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由于平时严于管教，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对他都有点怕。其实大姨妈和姨父是非常疼爱我们的，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小孩。他们的房子是租赁的，房东是一位在孟买行医的大夫。那是一所油漆粉刷过的新式平房，不但通风好，而且光线明亮。 　　我那时上小学四年级。德瓦卡上二年级。我有一个爱好，就是收集空火柴盒。德瓦卡对此虽然毫无兴趣，但却帮助我收集。我们所在的小学校每天早晚上课，中间有三个半小时的间隙，让学生回家洗澡、吃饭。一个夏天的上午，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德瓦卡突然感到不太舒服，于是我们停下来在路边休息。我正在发愁如何带他回家，这时一个过路人走过来说我应该帮德瓦卡背书包。但是不管我怎么劝说，德瓦卡就是不把书包交给我。“我讨厌让哥哥替我拿东西。”他不满地说。“但是如果你硬要帮我的话，就把这个拿去吧!”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了几个空火柴盒，递到我的手里，“我原准备到家后再给你的!” 　　那年5月，我们的二妹出生了，取名莉拉瓦蒂，但是我们仿照对家神的称呼，在家里都管她叫玛哈拉萨。我们在汶各尔拉一直住到玛哈拉萨长到差不多十个月。我的姨父经常回老家阿姆布里村去照料他的财产。如果走大路，从汶各尔拉到那个村子大约要走三、四十英里。他曾带我和德瓦卡一起回去过一次。那是一个美丽的村庄，一面临河，三面环山。山坡上种满了腰果树。山脚下种的是芒果树和菠萝蜜树，还有槟榔园。平原上种着稻子，小河沿岸生长着椰树。我们俩这次玩的非带高兴，特别令人惬意的是我们把芒果、菠萝蜜等都吃了个够。我们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后来我们还专门到这里来度过几个暑假。 　　1917年初，我们又回到了绍拉普尔。第二年就有了我的弟弟维塔尔。我记得就是在1920年，父亲开始第一次参加市议会的竞选，并且当选了。从那时起到1938年的大约二十年里，他一直任市议会议员。 　　1920午，德瓦卡小学毕业后，进入公立英语学校诺思科特中学读一年级。班主任鼓励他去参加政府奖学金考试。在那次考试中，虽然他的成绩名列第一，可掌握大权的校长，却把奖学金授给了第二名，理由是那个学生很穷需要救济。 　　五 　　在1921年的夏季，父亲把我和德瓦卡都送回了汶各尔拉。我们进了当地的中学，可是我们的安纳姨夫早已退休回归故里阿姆布里村了。 　　当时圣雄甘地发动的“不合作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其声势甚至已经波及到像汶各尔拉这样的边远城市。人们在城里集会，提倡用纺车纺纱，同时抵制外国布料。德瓦卡和我都会在纺车上纺纱，并经常去干上二、三个小时。一次我们出于好奇心，参加了一个焚烧外国布料的营火会。一些调皮鬼乘机把看热闹人的帽子抢过来也扔进火里。我们戴的是当时小男孩戴的那种镶着金线的丝绒帽。突然有人从身后把我们的帽子抢走，还没等我们搞清是怎么回事，帽子已经被扔进火里了。这使我们很恼火，尽管我们暂时换上了当地的手织帽，但我只要有机会就不戴这种帽子。德瓦卡有时也戴，只是充充样子。尽管如此，我们穿的都是用来抵制英货的布料，德瓦卡还特别喜爱手工织的棉布。 　　就在这年的11月，我们的妹妹马诺拉玛出生了。在她刚满三、四个月的时候，我们就乘船动身去孟买，然后回绍拉普尔。我们乘坐的这条船是这条航线上入水不久的新船，还是它从潘吉姆返回孟买的首航。大约半夜光景，轮船撞上了贾戈德港口附近的一块暗礁，船身被撞了一个窟窿，海水随即涌进船舱。船上的人吓得呼天唤地，下甲板的人甚至准备好了救生圈。轮船立即发出了危险信号，同时调转船头返回了刚刚离开的港口。当时我们在上甲板上睡得正香，下面的呼叫声惊醒了我和比我大一点的一位表哥，他爬起来就去找救生圈，可是却两手空空地回来，因为救生圈早已被别人抢光了。于是我们打算先看看情况，然后再叫醒其他人。这时，船上的工人开动水泵向外抽水，一位木工也在紧张地修补漏洞。二、三个小时以后，漏洞终于被堵住了。于是，这条船又再次启航。当它驰抵孟买时，比预定时间晚了八到十个小时。在这次有全家覆没的危险中，我大概经历了一生中最惊恐的时刻。 　　六 　　返回绍拉普尔以后，德瓦卡纳特和我回到我们从前的那所中学，分别上三年级和五年级，并参加了学校的童子军。在童子军教练中，有一位是教过德瓦卡的老师，他有自己的哲学见解。德瓦卡经常喜欢在各种重大问题争论之后长时间在宁静的夜晚散步，不久他便成了这位老师喜爱的学生之一。那时，我们养了一条挺厉害的跛腿小狗，它经常一瘸一拐地跟在德瓦卡的后边，和德瓦卡在一起的这些学生很快都喜欢上了这条狗。一天，男孩子们正沿着铁路散步时，一列火车飞驰而过。小跛狗一边叫一边向车头奔去，大家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小狗已被卷进车轮碾得粉碎。这件事使每个人都很伤心。从那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在散步时都绕开那段路。 　　德瓦卡和他的同学们在散步时还碰到过另外一件事情。一次，他们看见一个人赶着一头驮着很多东西的毛驴，为了使毛驴走得快一点，那个人不断地用棍子打它。这时，孩子们上前拉住了缰绳，老师走过去一把夺过那人手里的棍子，将惊呆了的赶驴人好好教训了一顿，使他永远记住这件事。碰巧的是，他们当时都穿着童子军服，因此这个赶牲口的家伙把他们误认为是警察了!在对他进行严厉警告并让他保证今后再不虐待这头毛驴之后，大家才放他走。 　　那时候，我们的父亲担任市立学校校务委员会主席。他结识了一位被大家叫做尤斯塔吉的体育教师，这位教师认为应该增强我们的体质，并建议我们系上护腰带向他学习如何使用带铁箍的棒子(这种棒子是印度警察用来自卫的武器——译注)。为了让我们长得结实健壮，并培养我们的灵活和机警，父亲欣然同意了这一计划。于是，我们就开始到距离我们家大约一英里左右、位于菜市场附近的老师的私人健身房去接受训练了。虽然我们在这儿并没有学到多少关于系上护腰带使用棒子的本领，也谈不上什么增强体质，但这至少养成了我们早起的习惯，这也可以算得上是受益非浅吧! 　　由于健身房离菜市场不远，所以，妈妈就派给我们每天早上买菜的任务。第一天，她给我们每人二安那硬币(一安那为十六分之一卢比——译注)用来买我们喜欢吃的蔬菜。我们觉得应该多为全家人考虑，而不应该只想到我们自己，因此决定买一种价钱便宜而给的又多的蔬菜。我们从一位老年妇女手里买了一大堆野菜，把袋子装得满满的，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母亲以为这就是我们最喜欢吃的菜，因此就一再叫我们多吃，虽然我们再三推让，但家里人却认为我们是出于礼貌和谦让才不肯多吃的。 　　从1923年到1925年在这大约三年的时间里，我们除了到健身房去进行锻炼外，也喜欢打网球，尤其是在星期天和节假日里。至于板球，对此我既没有时间(正在高年级)，兴趣也不浓，而德瓦卡却是他们班队的正式板球队员。 　　七 　　1926年夏天，我们第一次去看望住在马德拉斯的叔叔。由于许多有趣和其他方面的事情而使得此行终生难忘。由于几个表弟都已经会骑自行车了，所以，叔叔也让我们掌握这门技术。他叫一个佣人来教我们，我们就跟着他来到一块空地上开始练习。这个佣人只会讲他家乡的泰米尔语，而这种语言我们连一句都听不懂。显然，他仅仅是一位直观教学法的老师。他先漫不经心地把我们其中的一个扯到摇摇晃晃的车子上，然后再猛力一推，就由我们自己去了，在撒手的同时用半劝告半命令的口气喊道：“尼厄，布!尼厄，布!”(朝前骑!朝前骑!)并指着远处的一棵棕榈树叫我们一直骑到那里。不用说，我们总是骑不了多远就会摔下来。几天之后，除了摔破了几处皮感到疼痛之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收获，于是，我们就明智地决定，宁可暂时先不学骑车，也不要给尊敬的老师丢面子。 　　一个星期天，叔叔决定让我们洗一次印度南方典型的泰拉斯纳姆——即油浴。教我们骑车的那个佣人自告奋勇要来帮忙。他先使劲往我们身上擦油，然后用手掌一下接一下地拍我们的头，直到我们感到头昏眼花动弹不得为止。为了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他又一桶接一桶的往我们身上泼热水，然后用手由轻到重擦去我们身上的油。最后，他敏捷地用毛巾擦干我们的身体。这一套洗法真把我们折腾得半死。正如德瓦卡后来所生动描述的那样；“我不得不用手摸一摸自己的脑袋，看看它是否还长在我的脖子上。” 　　我有个表弟和德瓦卡纳特同岁。由于性格相投，他们之间总是无话不谈。一次，表弟装着懂得看手相，要看德瓦卡的手掌。他信口开河地说，德瓦卡在印度上完大学之后会到外国去并和一位外国姑娘结婚。于是我们开玩笑地怂恿他并让他预言说德瓦卡准会到英国去。因为当时许多学业优秀、有抱负的青年到英国去了，有的还在那里结了婚。这难道不是巧合吗?我表弟的预言在十二年后几乎全部实现了，虽然那个预言中的外国是意想不到的中国。 　　当时已值夏末，夜间闷热，我们男孩子都喜欢睡在二楼露天平台上。有一天晚上，天热得出奇，拉马坎特起床上了平台，坐在栏杆的护墙上。但他很快打起瞌睡来，于是便从平台上摔到邻居走廊的屋顶上。正迅速往下滚的时候，他猛醒过来，拚命地抓住了屋檐，大声呼救。我们蓦地从床上跳起来，一时不知所措。有的跑去找梯子，有的叮嘱他在梯子拿来之前一定要再坚持几分钟。只有德瓦卡急中生智，他跳上屋顶，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摸索到房沿，沉着地把他拉了上来。如果再耽搁几分钟，那个孩子就会因精疲力尽失手从上面跌下去，说不定会摔坏的。 　　八 　　由于绍拉普尔那时还没有高等院校，所以1926年我通过考试进入孟买的一所学院学习。因此，我和一直形影不离的德瓦卡不得不第一次分手了。从那以后，我们只能在假期中短期呆在一起，虽然两年后德瓦卡通过考试也上了大学，但他进的是浦那的德干学院。当他学完内科进入孟买卡瓦亨达斯·森德多斯医学院时，我已经取得了理科学士学位到班加罗尔去做研究生了。 　　如上所述，德瓦卡于1928年通过考试进入德干学院。1929年，当他学习内科的时候，有一次患了重病。他病愈后不久，我满以为他会呆在浦那恢复一段时间。可是有一天，他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我在孟买的宿舍里，这使我很惊奇。原来他和一些同学相约骑车出发到孟买去，而这中间要骑一百二十英里崎岖不平的山路!很自然，骑了几英里之后，他就累垮了，只好放弃原来的打算改乘火车前进，他这种傻劲使我很生气，可是他只是笑着向我摆了摆手。 　　在一次假期中，我们巧遇到以前的体育教师尤斯塔吉，他虽然已四十来岁而且开始发胖，但在这个年纪仍以令人钦佩的毅力学会了骑车。自然，他很为他的成功而骄傲，并给我们讲述了学习骑车的许多益处。当他听说我不会骑车时，就主动提出要教我。那时正临近期末考试，我没有时间去学，也不愿去冒折断骨头的危险，于是就可能地婉言谢绝了。可是德瓦卡却非常热情地接受了他的提议，而且表示愿意当场就学。尤斯塔吉把他扶上自己那辆崭新的自行车，一圈一圈地推着他走，教他如何蹬全轮并保持平衡。看起来如果德瓦卡再加把劲就能够骑了，但每当尤斯塔吉一松手，德瓦卡就显然失去控制而不得不要人扶才行。尤斯塔吉最后累得再也跑不动了，就放开手，让他自己去骑一会儿。他很高兴地发现德瓦卡勇敢地挣扎着骑了一整圈。可是他并没有高兴多久，因为他看到德瓦卡不但蹬完了第一圈，而且连续骑了一圈又一圈，表演了很多使可怜的尤斯塔吉连想都不敢想的平衡技巧。这时他才发现德瓦卡早已是个骑车老手了，教他骑车真是大上其当。当他认识到这一点时已为时太晚了。 　　当我在孟买上大学时，父亲在绍拉普尔得到了一大笔房产，它包括一套漂亮但居室不多的平房和一个宽敞的庭院。它位于两条大街的交叉路口，靠近火车站和工厂区。这主要是从投资获利考虑才购买的，尽管父亲还得靠借贷才能扩建它，但这还是笔好交易。父亲由于担任市议会议员、名誉市长同时兼任其他公共机构的职务，因此总是公务缠身，以至拿不出足够的时间来注意房产的维修和扩建。但他仍然设法扩大住房，以使我们这个大家庭住得舒适一些。此外，他增盖了原有供出租的住房，还沿街修建了一批商店。由于他没有时间去亲自过问施工情况，因此只好依靠承包商。这样，房屋的翻修加盖费用就不能做到像原来计划的那样节省。尽管通过房产所获得的总收入在增加，但维修扩建的负担并没有减轻。 　　九 　　德瓦卡在1928年通过考试进入了浦那德干学院。在当时那是一所最有名气的大学，他似乎在那儿生活得很愉快。他特别喜欢打网球，在学院运动会上还得过些小的奖品，他还参加了学院的大学体训团。 　　1931年，德瓦卡纳特通过了内科考试之后，考取了孟买卡瓦亨达斯·森德多斯医学院。该院院长吉瓦拉琪·麦太大夫由于参加了“全民不合作运动”而被捕入狱，院长的职务由坎奴尔卡大夫接任。 　　1932年8月，学院的学生罢课举行示威，对校方表示不满，并要求为他们恢复名誉。学生们经常聚会。在一次大会上，德瓦卡纳特的朋友们一时心血来潮，要求他向同学们讲几句话。德瓦卡喜欢夸大其词的习惯使得他在提到学院领导时使用了“魔鬼般的院长”一词，而这句话又传到了院长的耳里。罢课不久就结束了，事后，除了院长以外，别人都忘记了这件事情。当院长为学生们填写操行表时，他把德瓦卡纳特叫来，让他不仅要为说过的那句话道歉，而且保证考试后不再留在该学院而转到其它学院去学习。不用说，德瓦卡纳特只得在操行表的虚线上签了名。于是在1932年12月，他转到格兰特医学院去学习。 　　这次转学对德瓦卡好象是有着很深的影响。他变得更加刻苦用功了，而且认真地致力于医院的工作。由于学习的压力，他假期回绍拉普尔的时间缩短了，而且不是每次放假都回去。不过，一旦回到家里，他还像往常那样风趣。人们不分老少，都愿意和他在一起攀谈。 　　1933年年底我在班加罗尔完成了理科硕士的进修课程后，回到绍拉普尔，并在1934年6月结了婚。同年，希拉在浦那医校毕业后，也回到绍拉普尔，在家里开设了药房和产科病房。然而，这番工作干了没有几个月，她就结了婚，于是关闭了她在绍拉普尔的药房，到了贝尔高姆，与她丈夫科特医生去一起行医。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936年，我妹妹玛哈拉萨嫁给了帕雷卡先生，他也是贝尔高姆人，是孟买市政府聘请的工程师。 　　就这样，德瓦卡纳特于1936年结束了他的医科学业，并获得医学学士和外科学士的学位。那时，我们之中已有三个人组织了幸福的家庭。所以很自然，我们的父母也希望看到德瓦卡纳特从事医师的职业，并认真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由于德瓦卡纳特在1937年获得了住院大夫的职位，同时有了一个投考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初试的机会，这件事便暂时放下了。 　　1938年初，事情又出乎意料地被严肃地提了出来。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德瓦卡纳特借给父亲写信的机会，谈了自己对未来的看法和打算。他写道：“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希望我能开始行医并成立家庭。无疑，我早该这样做了。不幸的是，至今我仍然抑制不住要获得更高外科学位的那种渴望。现在我已断然决定至迟要在1940年1月(可能是我一生中的中间时刻)以前实现我的打算，获得那日思夜盼的学位。 　　“说到外科更高的学位，我可以争取下列三项中的一项：1．英国的皇家外科学会会员；2．孟买的外科硕士；3．爱丁堡的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对我来说，第一项是不能办到的，因为它所需要的时间和金钱都是我力所不及的。其余两项，各仅举行一次考试，而要考的学科都是一样的。在这两者中间，一年一次的孟买考试，较难通过，而参加爱丁堡的考试所需要的钱不多，而且一年内可投考两次，准备期间大约需要五千卢比。 　　“倘若我不能通过皇家外科学会会员的初试，我决定将不参加别的考试了。这并不是因为我厌烦读书或自暴自弃，而主要是因为我早已到了不应该依赖别人来过舒服日子的年龄。目前，我已同人协商筹借一笔如上所述的款项，要是我借不到这笔钱，就将需要您的帮助。如果搞到这笔钱，我就能在明年年初坐船去爱丁堡，一年以内可望返回，或者获得皇家外科学会会员的资格，或者一无所获。如果搞不到钱的话，明年6月我可能到孟买去考外科学硕士，去碰碰我的运气。” 　　在学习的同时，他还想谋到一个医生的职务，或是自己去经营一家药房。购买药房以及其他各种东西的钱，他都想用定期有息贷款的方式从父亲那里借，因为“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钱负责，即使对贷款也应如此。但一个人对自己慈祥的父亲的赠款，就不会抱那样认真的态度了”。 　　然而在此信发出后的两星期内，他又写信说，“考虑到现实”，他认为还是暂且把获得外科更高学位的想法放到一边为妙，当务之急还是先作一个全科医师。他在信中还说，“为了能报考他所向往的孟买医学硕士学位，他正在代一个学期的外科手术讲座的课。”最后，在谈到他的婚姻问题时，他明确地表示，在他对自己的独立生活和前途确有把握之前，他不能考虑婚事，而在当时，这两者都仍然是十分渺茫的。 　　我已经相当广泛地引用了在他一生中这一重要时刻所写的书信，以此来表明他的思想活动。当时，他的思想正在两种选择之间进行激烈的斗争：一方面是热烈渴望在外科学上获得较高的造诣；另一方面，生活的现实又力图将他禁锢在一般医务工作的老路上。前者伴随着渺茫不定的前途；后者带来的则是唾手可得的宽裕收入和美满的婚姻生活。回顾往事，人们可以从他这些表面上的彷徨犹犹豫中看出，命运已为他安排了一个远比追求财富、幸福、知识和名誉更为崇高的任务，这就是为国际友谊事业贡献他的一生。 　　他决定参加援华医疗队，接受印度国大党的派遣，到中国去医治伤病员，以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十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附近的中国驻军发动了进攻。8月13日，他们又进攻上海，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全国奋起反抗日本侵略军。中国红军和国民党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将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分赴华北和华东战场，参加抗战。 　　正当全体爱国的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保卫祖国，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时候，英美两国却一直试图与日本妥协，尽管日本的侵略严重地危害了他们的在华利益。他们希望，中日两国在这场战争中能两败俱伤。而日本则试图用发动突然袭击向苏联挑衅，以此逼迫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让步。然而苏联却巧妙地避免卷入战争，坚定地支持中国。 　　在印度，印度国大党坚持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把获得完全的独立作为他们的目标。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是印度人民愿望的代表。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就是向他请求援助的，并尤其希望印度在衣服和药品方面提供支持。潘迪特·尼赫鲁立即想到应该派一支小型的医疗队携带物资和医疗器械到中国去，以表示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积极同情，也表示印中两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这个想法得到了国大党领导人的热情支持，于是尼赫鲁呼吁公众捐助现金或实物，并号召医务界中年轻力壮的医生报名加入这个拟议中的医疗队。为了给医疗队募集款项并挑选人员，专门成立了一个由知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 　　在孟买，人们把1938年6月29日命名为中国日。德瓦卡纳特选择这一天写信给委员会主席吉瓦拉琪·麦太大夫，要求加入医疗队。对德瓦卡纳特报名参加医疗队一事，委员会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正当就两种意见进行充分讨论的时候，他想方设法去求见了麦太大夫。德瓦卡在7月5日给父亲的信中谈到了这件事。“……这个医疗队几乎不到六个人。最后只有那些具有足够外科经验的医生才会被选中。这些医生最后将被安排在自己能力所及的岗位上工作，并由中国医疗部门领导。 　　“他向我指出了前景黑暗的一面：要冒生命的危险，失去深造的机会和有发展前途的工作，等等。我并不认为这些事情是那么阴暗。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提出了申请，并尽可能地宣传我的特长，急切地盼着入选。 　　“不知道你对我最近这种行动有何想法。我希望，你会一如既往地热情支持我这一生所作的选择。” 　　当父亲获悉关于德瓦卡要随医疗队去中国的想法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完全不同意。可以理解，他担心像德瓦卡这样几个既缺乏经验，身边又没有什么设备可言的青年医生，将会大出洋相，成为旁人的笑料。如果能在印度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在组织有序的欧洲战场工作，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即使单纯从慈善的观点来看，难道在印度就没有充分的机会去为那些处在同中国人民一样悲惨处境下的同胞服务了吗?他甚至希望像麦太大夫那样年长而又富有经验的人能够设法劝阻德瓦卡放弃这种冒险的念头。 　　然而，在父亲收到德瓦卡那封最能说服人的家信时，他回信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赞成一个人有事业心的，同时我也了解你的决心，我唯一担心的是政府会给医疗队多少帮助，因为这并不是政府计划内的工作。有关这个问题也许我知道的不多，但是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件事并不荒谬的话，我当然不会表示任何反对。我高兴地告诉你，你母亲也不会去扯你的后腿的。 　　“我打算去孟买。如果能见到麦太医生，我一定会非常高兴。同时你可以再去见见他，并把你的决心告诉他。” 　　当父亲见到了德瓦卡纳特并会见了吉瓦拉琪·麦太大夫后，便从孟买返回。这时，他似乎对印度国大党的主要领导人坚决支持派遣医疗队去中国的提议，并拨给足够的经费表示满意。此外，医疗队还将由曾在西班牙内战中从事过类似工作的像爱德这样的老医生和那加普尔的著名外科医生卓克来率领。 　　十一 　　德瓦卡纳特被选进由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亲自发起的由五名医生所组成的赴华医疗队的消息，像插上了翅膀，很快传遍了绍拉普尔，并使全城大为惊讶。 　　一向在市政府对“国大党”敬而远之的父亲竟然有勇气肯于为了民族事业做出重大牺牲来献出自己的儿子，这件事使当地的国大党人十分不解。父亲的同事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同意这一“愚蠢”的想法，让自己的儿子去干那种傻事。只有他周围的那些挚友，才能了解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以及他最终说服自己让心爱的儿子参加医疗队以前所必然经过的各种思想的反复斗争。但即使是他们也几乎不知道这样做会包含着多么大的牺牲，直到医疗队动身前往中国几个月之后，他们才有所了解。 　　德瓦卡纳特参加赴华医疗队的无私行动给绍拉普尔全城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对此首先表示赞赏的当然是绍拉普尔医疗协会。该会举行了招待会为他饯行。在招待会上，人们赞扬了德瓦卡纳特的自我牺牲精神。向他表示祝愿，并赠给他一些药品，以表示对这一事业的同情。 　　绍拉普尔的公民们自然期待市议会安排一次市民大会来接受这个极高的荣誉。但是市议会仅仅邀请德瓦卡在其办公室私下会见了几位市议员。 　　德瓦卡被朋友们和赞美者们的祝贺与赞扬所感动。德瓦卡在绍拉普尔的街坊邻里也为他安排了一次欢送会，场面十分动人。其中很多人曾亲眼看着德瓦卡从一个孩子成长为一名年轻的医生，他们都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人们一个接一个的站起来讲话，不少人由于过分激动讲到一半就讲不下去了。最后，当德瓦卡站起来讲话时，他早已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痛哭失声。他唯一能够说的就是：“我将尽量努力，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深切期望，也决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谢谢你们，亲爱的朋友们。” 　　与此同时，我的妹妹希拉和玛哈拉萨跟她们的丈夫和女儿也到了绍拉普尔，我们就此机会拍了一张全家合影。亲爱的妈妈送给德瓦卡纳特一个刻着“别忘了你的妈妈”字样的平底银杯。后来，他一直随身带着那张照片并用那个杯子喝水。他怀着眷恋的心情与家人、佣人以及邻居们一一告别。所有能来送行的人都聚集在车站上，为他送行。在车站上，人们给他戴了许多花环。当列车徐徐开动的时候，人群中伸出无数只手向他告别。德瓦卡纳特强忍着盈眶的热泪向人们挥动着手绢。他深情地望了望列车驰过的远处的家门和住房。很快他就与陪同他去孟买的人快活地谈起来，就好像他刚刚度过一个漫长的假期返回学校似的。 　　十二 　　到孟买后的几天里，德瓦卡纳特十分忙碌地整理行装。他素有俭朴的习惯，因此他没有带过多的衣服，他所带的衣服都是从实用和耐穿的标准来挑选的。不仅如此，他所带的衣服都是用印度产的布料做的。我们家在孟买有很多亲友，在动身之前，德瓦卡纳特想方设法挤出时间挨家去看望了他们一次。 　　在8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医疗队的其他成员相继到达了孟买，队长爱德大夫是一位坚定的国大党党员。在西班牙内战时，他一个人组成医疗队为西班牙提供医疗援助，表示了印度对西班牙共和派的同情和情谊。这次，这个医疗队又将由他率领。年近六十的副团长卓克大夫是那加普尔著名的外科医生，当时他也是队里五名医生中年纪最大的。其它三位年轻医生是刚从大学毕业的，相对而言，还缺乏经验。巴苏大夫是达卡人，已经结过婚。而从加尔各答来的木克大夫和德瓦卡纳特一样，都是单身汉。 　　中国驻孟买总领事和该市的中国侨民在泰姬陵饭店为医疗队举行了招待会。在医疗队启程前夕，孟买邦议会(1960年，印政府将孟买邦分为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孟买现为前者首府——译注)又在人民真纳馆召开了盛大的公众集会。萨罗吉尼·奈都夫人(奈都夫人当时系国大党领导人之一——译注)担任大会主席。各种团体和持有不同政见的人纷纷到会，会场座无虚席。那些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都拥上去向医疗队致敬。作为年轻人中的一员，德瓦卡受到了他们最热烈的欢呼。当排着长长队伍的男女纺织工人唱着爱国歌曲，喊着“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到会时，整个会场更加沸腾起来。为了表示在中国人民的反帝战争中与他们团结一致，这些工人是从帕里尔地区徒步赶来的。萨罗吉尼·奈都夫人在讲话中有力地警告英日帝国主义者说，印度和中国将永远不会停止战斗直到他们从枷锁中解放出来为止。他们的自由将意味着是亚非国家自由的黎明。她将这五位医生称赞为是印度驻华大使，并叮嘱他们不要辜负祖国对他们的崇高信任。她在结束讲话时说，他们在履行其仁慈的使命的过程中“必将经受无数的艰难困苦，有的人还可能要为此付出生命。”她深信这几位医生在履行其职责的时候，决不会在需要做出牺牲的时候而退缩。 　　她的这个带有预见性的讲话，看来只是在大厅中听众的脑海中一掠而过，而我却觉得她道出了我内心最大的恐惧，增长了我对德瓦卡纳特生命的担忧。如果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多么希望此时能发生点意外，从而使医疗队的启程日期能无限期地耽搁下去啊! 　　医疗队定于9月1日午夜乘拉吉普塔纳号轮船启程。当我们赶到亚力山德拉港时，发现虽然已是半夜，但仍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为五位医生送行。中国副领事和一队身穿制服的中国学生唱着中国国歌。萨罗吉尼·奈都夫人，在克莉希娜夫人和布希亭先生的陪同下，也来参加送行。此外还有《孟买纪事报》的编辑布莱维先生和代表印度国大党来送行的几位国大党负责人。德瓦卡在大学的朋友和其他学生已经成群地聚集在那里。这个场面可忙坏了可怜的德瓦卡。他既觉得有必要陪陪那些大人物，又想跟他的每个同学说上几句话，但更希望与双亲和其他家人一起度过这临行前的最后时刻。 　　上船的时刻终于到了，他吻别父母，同亲友们一一道别。他向朋友们挥了挥手，然后转向我。虽然我们一直站得很近，但我们都极力避开对方的目光，生怕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们互相拥抱，但彼此却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轮船发出了最后一声汽笛。于是，他走了! 　　自此以后，每当我回忆起离别的情景时，胸口仍然能感觉到他那热烈的拥抱，我看到他快步走上跳板，站在面对我们的甲板上，向我们挥动着手帕。轮船缓缓地移动着船头，为了能始终看到我们，德瓦卡沿着船舷来回走动着。夜漆黑一团，天水似乎连成了一片。我看到德瓦卡一直站在甲板上。船越走越远，直到变成了一个小光点，在茫茫的天水中显得越来越高，给人的全部印象就象一架飞机起飞一样。这使我猛然想起了桑塔拉姆的电影《圣·图卡拉姆》的最后一幕，图卡拉姆乘坐着鹰车升天了…… 　　(译文由李桐连校) 　　*德瓦卡系德·桑·柯棣尼斯(柯棣华)之昵称。——编者注 　　 纪念柯棣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纪念馆等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