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13日，汉斯·米勒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城。他的幼年、少年时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动荡的岁月中渡过的。当他在著名的兴登堡中学求学时，德国仍处于战后困难境况下，政局不稳，经济危机，割地赔款的凡尔赛和约压得德国人民喘不过气来。米勒家境贫困，为了供米勒上学，他的父母依靠微薄收入，省吃俭用，东挪西借，积攒学费。米勒并未辜负父母的殷切期望，他顽强刻苦地学习，勤奋点燃了天赋的火花，他不仅出色地学完了学校规定的课程，还学习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英文，提高了文化素养，拓展了知识领域，为继续深造打下了坚实基础。他还从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海涅的珠玉名篇中，吸取了日尔曼民族奔放的热情，对天才和先知的赞美，以及对压迫者的蔑视和反抗。
　　1933年，正当米勒满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准备入大学继续深造，以便获得高层次的专业知识，将来为社会服务，并报答父母的舐犊之情时，德国政局发生了变化，维也纳的流浪汉，奥地利下士阿道夫·希特勒，玩弄欺骗阴谋，利用德国民族的弱点和复仇心理，上台执政，很快使法西斯暴政推向全国。米勒为了谋生，被迫放弃升学夙愿，进入右翼政党掌握的钢盔队举办的劳动服务营参加劳动。    
　　在劳动营地，米勒表现了维护正义，扶弱抗暴的高尚情操，他结识团结了一批青年，不久，纳粹党徒进驻劳动营，并立即开始对犹太人的迫害。米勒因父亲的关系，带有犹太血统，被列入纳粹的黑名单。在迫害降临前夕，米勒当机立断，在同伴的帮助下，逃出劳动营，又在父亲的旧友，瑞士巴塞尔大学卢德维克教授的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离开祖国进入瑞士，开始了新的渴望已久的大学生活。
　　米勒因反对希特勒而有家不能归，经济上又十分困窘，有时不得不靠朋友接济勉强度日，但是，政治上的抱负，清苦的生活，更激发他努力攻读，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1939年初，米勒在导师斯梯埃林教授指导下，对心脏病进行临床观察和研究，并写成关于心脏病突然死亡原因的论文，获得巴塞尔大学医学院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结束了大学生活。
　　在巴塞尔，米勒结识了反希特勒的莱芬倍尔，努倍尔，逊斯特等德国留学生和中国进步青年蒋兆先。米勒支持和同情他们参加的反法西斯活动，并商定毕业后赴西班牙参加反佛朗哥的国际纵队，但当他大学毕业时，西班牙战争已经结束，他又不愿去南美建立诊所，独立开业，获取优厚收入过安逸的生活，于是在蒋兆先的影响下，他毅然走向了支援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道路。
　　1939年4月10日，年仅24岁的米勒，怀着对法西斯侵略的憎恨，怀着对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同情，离开瑞士，经法国马赛，乘杜美号海轮直抵香港。米勒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共产党驻香港新华社办事处的安排下，于六月经越南海防，由睦南关进入广西境内。当时，米勒根本没有想到，这就是他的第二故乡，是他毕生事业的归属之地。
　　在西安，国民党当局曾企图阻挠米勒前往延安。以延安为中华民国的特区需要特别批准为借口，设置障碍，拒不发给过境通行证。米勒机智地用国民党瑞士使馆签发的德国护照，威胁说：“你们政府同意我访问中国任何地方，你们如进行刁难，我们电告重庆，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西安当局不摸底细，被迫盖上允许通行的公章。
　　1939年9月，米勒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一辆救护车，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延安。毛泽东在窑洞里设便宴招待米勒，八路军卫生部的马海德大夫出席作陪兼任翻译，席间，他们就当时的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米勒根据他对德国和世界情况的了解，认为希特勒将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但坚信希特勒将以失败告终。
　　米勒被安排在延安拐峁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外科医生，他克服语言障碍，利用工余时间，细心深入地观察延安的一切。他发现，这里的人际关系十分融洽，充满了革命同志的友谊，从司令员到普通战士，在政治上完全平等，在研究重大问题时，下级可以派代表参加讨沦，提出各种意见或建议，业余时间，大家坐在一起无拘无束，谈笑风生，或一起打球、下棋；在生活待遇上，在伙食和服装上，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各级领导克勤克俭，廉洁奉公，和人民同甘共苦，因此军民生活安定，生产积极，抗日情绪饱满，这一切探深地感染和鼓舞着米勒，他在和平医院日以继夜地为战士和群众治病，他深入群众的作风，高超的医术，得到大家的赞誉。
　　1939年11月，米勒毅然提出到抗日前线去的申请。本来，八路军卫生部的领导同志，出于安全的考虑，不轻易派外籍朋友到战斗激烈的危险地区去，但米勒坚决地说：“战士们在前方打仗，作为一个医生，也必须为他们打仗，医务人员要打的直接敌人就是死亡、疾病和残废，就是保护战士们的健康，请批准我的要求吧!”鉴于米勒诚恳而坚定的态度，经毛主席同意，并作了周密安排后，11月4日米勒和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爱德华、巴苏华三位大夫，一起奔赴太行山区抗日前线。
　　在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米勒等受到朱德总司令的欢迎，并参加了追悼白求恩大夫的大会，会上米勒表示：要沿着白求恩的道路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不久，米勒参加八路军总部医院工作。
　　米勒很快掌握了汉语一般词汇，摆脱了翻译的不便，他刚到驻地，就熟练地为一尿道断裂的战士作了缝合术，以后又成功地抢救了大量伤员，并不断为当地群众治病，甚至接生。医院又来了一位德国米拉大夫，开刀是一把好手的消息不径而走。医院需要他，战士和群众需要他，但米勒又向八路军总部提出到前沿部队去，投入更紧张、更直接的战斗的要求。
　　1940年秋，米勒受到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的欢迎，并与师卫生部长钱信忠组织战地医院。分别到三八五，三八六旅的前沿阵地，参加了百团大战。
　　太行山区的战斗是严酷的，米勒曾率领战地医院及三百余重伤员，在远离大部队的情况下，与日寇扫荡部队周旋，安全转移到根据地中心地区。
　　米勒在太行前线渡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残酷、频繁的战斗，日以继夜的紧张工作，供应不足，营养缺乏，使他的健康状况迅速下降。他患了疟疾，高烧不退，而生活不规律及饮食关系，胃痉挛经常发作，他已几次昏倒在手术台前，这一切，促使八路军总部决定：送米勒大夫回延安。
　　1943年初，米勒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太行山区军民，通过道道封锁线，过汾水，翻吕梁，渡黄河，重返延安。
　　革命圣地延安，以一排排新窑洞，一所所新院校，一批批追求真理的青年，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迎来了阔别三年的米勒。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口号下，延安军民用大生产运动为自己创造了丰衣足食的局面。米勒回到国际和平医院与马海德等老友重逢，担任内科主任，开始有规律的生活，这里有比较充足的富有营养的食物，甚至还得到糖、香烟等紧俏品的供应，年仅二十八岁的米大夫，体力迅速得到康复，消瘦的脸庞逐渐丰满，脸上再次出现了健康的红光。
　　国际和平医院是为了纪念白求恩大夫，由八路军总医院改名而成的。医院中有许多国际主义战士，美国的马海德，苏联的阿洛夫，朝鲜的方禹镛等，另外还有黄树则，谭壮、鲁之俊等，这是当时延安医疗技术最高，设备最齐全的医院，但在国民党封锁下仍十分简陋，如化验室仅二台显微镜，更严重的是药品奇缺，很难补充。米勒和大家一样不得不采用大量的中草药和成药治病，米勒还惊奇地发现：小小的一根银针，居然治好了许多西药所无法解决的疾病。在医院里，鲁之俊院长亲自采用按摩疗法为米勒解除了遗传性的三叉神经痛的折磨。
　　一个深秋的日子，鲁院长找米勒，希望他率领一支医疗队去杨得志纵队工作，该纵队刚从前线调回陕北不久，正流行斑疹伤寒，先后有二个医疗队去工作，都未能控制住疫情，发病率继续上升，甚至出现死亡现象。部队情绪不好，战士们既惧怕、又烦躁，急需再派一支强有力的医疗队去控制疫情。米勒接受了任务，迅速到达部队驻地，在听取纵队卫生部门汇报和实地巡诊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斑疹伤寒”。同时他还发现对唯一传染斑疹伤寒立克次体的虱子，没有彻底消灭。原来由于天气寒冷，彻底灭虱在战士中有相当大酌阻力，部队卫生部门对彻底灭虱措施不果断，行动不坚决，致使传染无法中止，新病人不断出现。米勒立即作出了彻底灭虱和加强病人管理的计划，得到部队首长同意后，就雷励风行地贯彻下去，他先作动员，讲明灭虱与疾病的关系，然后下令行动。他在部队各驻地安置大铁锅，要求官兵脱光衣服，把全部衣被煮沸灭虱，由于气候寒冷战士们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甚至出言不逊，骂声不绝，但米勒丝毫不为所动，坚持不许违令，对贯彻不力者给予训斥，并责令重新进行，直至彻底灭虱为止。官兵们虽满腹牢骚，但命令不能违抗，在高鼻子医疗组长面前又不好太放肆，就这样灭虱工作冲破阻力胜利完成。不久，在加强病人管理和加紧治疗后，死亡现象消灭了，新发病者逐日下降，直至完全控制住了疫情，在严冬来临之前，一场瘟疫避免了。这时，部队官兵一个个竖起大姆指连声称赞；到底还是高鼻子大夫有股牛劲，就这样，米勒依靠科学和意志，使部队免除了一场灾难。
　　1945年5月，米勒在延安迎来了德国法西斯的覆灭，不久，又欢呼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   
　　胜利的到来，使米勒越发怀念祖国，怀念亲人和家乡，他要求回国探亲。总部理解米勒合乎情理的心情，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出于安全的考虑，建议米勒从东北经苏联回国。
　　1945年冬，米勒到达承德，准备入东北，但这时米勒的故乡是断壁残垣，经济崩溃，人们靠救济过日子，且东西德分裂。道路中断，而中国的内战阴影日益显霹。铁路停运，也增加了米勒回国的困难。严酷的现实，使米勒傍徨、忧郁。经冀察热辽军区司令肖克、李运昌等的劝说、挽留，米勒才放弃了回国计划，把自己的命运再次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接任军区总医院院长职务。
　　米勒以高超的医疗技术，出色的组织才能，平易近人，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决策果断，行动坚定等领导艺术，很快赢得了全体医护人员和伤病员的信赖。他使一所领导不力，思想混乱的医院，迅速安定下来，在奉命转移时，全院团结一心，克服重重困难，击退政治土匪的滋扰，避开国民党军队的重兵追击，他率领五百余人以病伤员为主的医院，未受任何损失，胜利转移到大后方——林西。为此受到军区的表彰。    
　　在前线手术队，米勒结识了原锦州“满铁”护校的日本护士中村京子，在工作中，双方产生了爱慕之情，经战友们催成，有情人终成眷属。军委卫生部贺诚部长批准了二名外国籍的解放军战士结成夫妻，从此在中国革命队伍里，出现了一个以汉语联系感情的有外籍人组成的美满、幸福、和睦的家庭。
　　在中国解放后，米勒应好友李亭植之邀到东北长春第二军医大学担任第一临床医院院长，科研处长等职。经历了抗美援朝运动，在反侵略战争中，他的心与中国人民更加亲近，从而正式申请并被批准为中国公民。不久，他离开部队，调到沈阳，担任中国医科大学教授，小河沿附属医院院长。在这里，米勒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从一名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参加者，成长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入党后，他更加兢兢业业，把全部精力和智慧献给东北人民，直至因劳累过度，旧病复发而病危住院。
　　卫生部领导十分关心米勒的健康，请马海德专程赴沈看望，并决定接到北京治病，以挽救他的生命。1960年，米勒在北京阜外医院的精心治疗下，逐渐恢复了健康，不久，他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北京积水潭医院任内科教授。
　　正当米勒再次用他的医术为中国人民服务时，中国大地阴霾障天，在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逆流中，米勒坚定地喊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他和马梅德、路易·艾黎一起多次抵制“左”的错误行动，但是，不久米勒自己也受到怀疑和不公的遭遇。他对“文化大革命”由不理解到怀疑，由怀疑到不满，他用要求回国表示自己的态度，认为：“现在中国党不要我了，我要回德国去!但中国共产党一旦需要，我还会回来的。”米勒的境况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在总理热情的关怀下，米勒终于放弃了回德国的要求，走进了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医科大学)担任副院长，直至因病改任顾问为止。
　　米勒从莱茵河畔走来，为了真理和正义，献出了自己的热诚和精力，并在中德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之桥。中国人民将十分珍惜象米勒这样许多建桥人的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