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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千年遗产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趁我们的飞机在长江上空滑翔，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眼底下这块中国大地几千年的历史沿革。早已成为过去的时代，通过遗产和传统，依然在影响着当今的生活方式。 　　四千年前，当人口众多的长江流域仍是一片丛林密布的沼泽地区、而世界上尚无铁制工具可以用来开垦这块大地的时候，人类已经在北方比较干燥的旷野上从事耕作。河南中部平原的商朝诸王都懂得如何使用铜器，黄土高原——在现在的陕西境内——上的周朝修建了简陋的水利工程。经过一千年辛勤的劳动，出现了可靠的、有确切纪年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那时候还没有买卖土地的观象，但是已有“私田”、“公田”之分，农民靠种“私田”养家(*饣胡)口，同时替贵族种“公田”。公元前771年，北方游牧部落洗劫了周朝的京都；在随后的五百年间，中国的诸侯互相进行厮杀。铁器开始在生产上使用，牛也用来犁田。这样就有了剩余财富，诸侯的势力也增强了。 　　中国首先是在文化上，而不是在政治上实现统一的。公元前五世纪，出现了“诸子百家”，它同古希腊的哲学时期同属一个时代。这两个国家遥遥相对，互不认识，但都存在一个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也并不完全陌生。诸侯国之间互相进行战争，但都认为自己是更大范围的文化统一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哲学家们都努力寻找某种能把所有的诸侯国都统一在一个和谐的势力之下并具有权威性的伦理哲学体系。①古希腊和古中国的哲学家们都创立了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但却未能找到去除政治弊病的办法。 　　孔子遐迩闻名。在西方，人们主要认为他是一名在公元前五百年就从反面提出了《圣经·新约》中的待人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导师。在中国，人们倒认为他是一名发展了建立在家庭制度基础上的社会道德准则的哲学家。他在封建战争中寻找稳定而非变易，他发现永恒不变的古老家庭制度在一切社会大变动之前早就存在，并在这些大变动后继续存在下去。他把确保家庭制度继续存在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准则以及两者之间牢固的相互关系应用到更广泛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中去。人类的首要职责是在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君臣之间保持“伦常的关系”。他的所谓伦常是指稳定、传统与仁义的关系。他以为，人民起义应归罪于统治者造的罪孽，甚至外来侵略也是对君王道德沦落的惩罚，因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其身正，不令而行。”当蒋介石为他的军队纪律松弛——这导致他在西安被扣押——在中国人民面前自责时，他是按照儒家的思想在思考。 　　中国古代有些哲学家的话听起来出奇地象现代说的话。墨子(公元前五世纪)反对孔子的思想，主张超越家族和国家的人类兼爱。他说：楚人皆我兄弟。甚至他对战争的谴责也具有现代意义：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在其他许多人写的著作里也有同样永恒的评语——例如荀子(公元前208年)写的一段话：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又如庄子(公元前三世纪)对最终归宿的沉思：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这些二千四百年前精辟的思想片断一直流传至今。但是封建诸侯时代的结束并不是由于哲学上的缘故，而是因为在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兴起。他是一个来自现在陕西这个地区的暴君，他在其领地内废除了封建诸侯制度，建立了稍微比较自由的阶级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土地耕种者租用土地，用粮食交纳地租，免除劳役和“封建徭役”。由于这个因素，再加上他拥有最大的灌溉运河及较多的新发明的铁器工具，其农业生产力比较发达，从而加强了他的统治地位，使他能够征服所有的争霸对手而立自己为始皇帝。他下令在全国废除封建特权，制定统一的法典、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甚至统一的车轴，以便使农民的手推车能在同样深的车辙中行驶。他把早些时候筑的城墙延长，形成一座东起大海，西至一千四百英里以外的西部山峦的中国长城；对入侵部落来说，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他残酷地强迫数以万计的犯人和退役士兵服徭役，结果引起老百姓的憎恨。他还焚烧了前朝的诗书，因而引起前朝士大夫的憎恶。在他的王朝建立十五年后，这两股仇恨就把它推翻了。这件事发生在他儿子在位的时候，因为他自己只统治了十一年。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的观念和暴君的名声。在二千一百年以后的今天，当中国人民谈起他时，仍然对他表示憎恨。 　　一名普通的士兵发动了起义，推翻了第一个独裁者，全国各地被压迫的农民和士兵纷纷起来响应。出身低微的刘邦，经过七年的奋斗，登上了皇帝宝座，创建了大汉王朝；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巨大的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新发现的铁金属的广泛应用，以及由于有了剩余财富才有可能进行的贸易，是这个政权得以不断扩张其势力的基础。商人富了，就要买土地，并向新的地区推进。这些势力比皇帝的敕令更能破除封建主义。刘邦跟新兴的商人阶级站在一起。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据说，他吃的败仗比打赢的胜仗还多，但他从不在关键战役中打败仗，因为他对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辨别力总是使他赢得最后的胜利。他颁布一道法令，规定儿子们可以平分他们父辈的遗产，于是，一个诸侯国分成许多小侯国，就再也没有力量同他对抗。他就这样逐步地把他们消灭。他规定，不论封建地位如何，有学问的人才有资格当大官；他让精通哲学和伦理学的人在官府当官。这样，他既赢得了保守的儒生们的支持，又赢得了新兴的商人的支持，并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可以通过经商致富，也可以通过掌握知识而在官府中任职。 　　汉王朝发现并征服了西域。现在人们所知道的基督纪元开始后的头几十年中，卓越的行政官班超——他的妹妹在当时是第一流的女学者，跟他一样蜚声中外——把汉朝的统治扩大到土耳其斯坦的绿洲——主要靠声望，也通过利用当地部落替他打仗，就象精明的贸易资本今天所做的那样——最后，五十个“土邦王”一个一个地俯首归顺，十万名中国军队来到里海的东海岸，仅隔着里海的海水和亚美尼亚山脉同当时的罗马帝国遥遥相望。班超曾派遣一名使者去同当时(公元九七年)处于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联系，但是帕提亚向导带错了路，他们领着使者朝南走，穿过亚洲，到了波斯湾。这样，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帝国一度近在咫尺，但由于狡诈的土族人的干预却从未相遇。 　　可是，那时的贸易却超越了所有这些界限。中国的丝绸、玉器、漆器和艺术品打进了罗马帝国，甚至进入到遥远的不列颠海岸——北海中一个寒冷的孤岛，当时，美国在那里的早期的祖先为躲避凯撒的军队正在丛林中逃窜。这种来自中国的丝绸贸易是古代最广泛的大规模的商业交往。但它最后却决定了汉朝灭亡的命运。那些具有现代思想的古代统治者们废除封建主义后开始碰到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货币贬值，物价不稳，国防开支庞大——在封建时期，由于付款采用劳徭或实物支付的形式，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无足轻重的。铁器制造商和盐商逐步比旧时的封建君主更富有，他们用自己的财富购置土地。一种新型的半封建制度发展起来，在这个制度下，雇农和佃农租用富商和官吏的田地，并受到他们的剥削。 　　汉王朝同邪恶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艰苦斗争。刘邦刚掌权的时候宣布建立一个开明的政府，他用简明的约法三章取代第一个独裁者的严酷法规：②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样就促进了正在兴起的自由贸易的自由发展。不久，这些法律证明是不够的。公元初年，土地高度集中和佃农租地耕种的弊病日益严重，人民在沉重的地租、税赋和债务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帝国的繁荣日益受到威胁；这时，一位进步的皇帝——王莽——起来反对地主。他颁布法令，把全国土地改称为王田，归朝廷所有，分给耕者耕种；他还颁布法令实行“五均”，由官府控制工业和商业。公元二三年，豪富们把他杀害了。 　　个别皇帝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经济规律：在主要财富是通过小规模的农业经营而取得的社会里，少量财富的私人占有滋生大量财富的私人占有，产生地主所有制，引起农村债务，导致农民起义。正象当代农民在同样的压力下所做的那样，破产农民当了土匪；帝国的力量削弱了，北方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但是在汉朝统治的数百年中得到巩固了的变化成了统一中国的永久性因素：统一的文字和终身制的文官制度。统一的文字把哲学、艺术和科学的共同遗产一直流传下来；终身制的文官制度不同于封建社会根据出身选拔官员的制度，至少在名义上它的大门对所有的阶级——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学习——都是敞开的。所以，尽管汉朝被推翻后的四百年间发生了有关类似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的蛮族的入侵和内战，但从来没有象当时欧洲那般黑暗，因为对过去的记忆从未断过，统一的文化留传下来了。 　　帝国分崩离析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长江三角洲和四川紫色盆地崛起而成为独立地区。勤劳的中国农民掌握了新的铁制工具后，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向蒸笼般的丛林开拓。丛林被开垦以后比早先的旱地更确保丰收。这就为被称为“三国”时期的内乱提供了基础，③在那一时期，四川和长江三角洲的军阀进行了反对北方统治者的斗争。经过几个世纪的内乱，中国又变成一统天下。这时，它已经是一个不同于过去的国家了。长江三角洲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富饶粮区，并通过开凿的大运河运贡粮向北方京都称臣。蛮族已被同化，随之而来的新的影响，改变了思想，并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在隋朝进行了几十年的苛政但高效率的统治后——它征服了敌手，凿通了大运河，并建立了通过统一的科举考试录用文官的制度——中国在增加了许多富饶农田的基础上再次实现了和平，进入她的黄金时代。 　　繁荣的大唐时期(公元六一七—九○七年)使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疆域最辽阔、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时中国的体制已不再是汉朝时期建立在首次出现的初期商业资本基础上的原始民主体制。唐朝第二个皇帝、王朝的实际缔造者李世民是一个跟其他两个王族结盟的新兴豪门的王子。他既是学者，又是行政官，也是艺术的赞助人。他以命运的主人及统一和内部和平的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在人民厌战情绪高涨的社会中。他在位第六年时④重新分配土地，迅速实现了国家的繁荣。分配的土地有一定的限额，并“永远”归真正的耕者所有。买卖土地也受到限制。文官制度得到改善，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扩大，中国第一次设省⑤，省界线的划分比现在还合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政府效率的提高，帝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国库增加。唐朝统治一百年后的公元七四六年，中央财政年度收入为：白银十二万五千磅，粮食一百多万吨，普通丝绸七百四十万匹，优质丝绸一百八十万匹，衣料一百三十五万件。中国疆域南至马来丛林，西南越过西藏，在今天的阿富汗境内同穆斯林帝国接壤。 　　唐朝的京城是长安，即现在的西安，但比当今城市大很多；当时，长安是一座世界性大都市，街头灯火辉煌。唐朝三百年间，共有四千名诗人，绘画艺术也同样十分繁荣，但后来历经入侵者的洗劫，传下来的很少。京城里到处都是一群群来自东西南北的不同种族和民族——贝加尔湖地区的西伯利亚游牧民族，印度丛林地带的居民，希腊人，阿拉伯人，波斯人，日本人。那时日本才刚刚开始发展，热切地吸收着唐朝的高度文明。广州是一个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阿拉伯人通过海上贸易把中国商品传入欧洲。尽管欧洲世界除了接受中国的商品外对她一无所知，而中国当时一名旅行家却用文字描绘了君士坦丁堡。 　　那时欧洲正处在宗教战争和迫害的时期，可是李世民皇帝对人类心灵的一切追求却都能接受。他对一切可能获得的教义都亲自作了研究。按照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伦理的思想比战争更值得皇帝的推崇。唐皇对一位他所认识的名叫阿罗本的第一个基督教使者说：“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他给佛教使者以类似的荣誉，他赞成道教，支持儒家，准许拜火教。他的宽容大度是他的国家和时代的象征。 　　在世界历史上，象李世民所建立的范围如此之广、文明程度如此之高、并长期保持稳定的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少有的。即使最终推翻唐朝、一再洗劫其京城并毁坏无价之宝的绘画的外来入侵都未能中断文化的连续性。学者和艺术家去南方，特别是四川避难——今天，中国大批学者和艺术家也去那儿避难。经过五十年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在华北尤甚，另外一个伟大的王朝——宋朝——又统治了三百年。它开始时统治着全中国，后来由于蛮人入侵，它的统治就逐渐限于南方。随着帝国的衰落，唐朝传统的朝气和活力逐步被日益讲究炼字琢句、精心选择富于色泽的词藻的风气所代替，但艺术和教育仍然在蓬勃发展。绘画在宋朝臻于完善，直到后来蒙古游牧民族蹂躏东方世界。 　　然而，这两个伟大的王朝存在着内在的弱点，这些弱点在这两个王朝统治的六百五十年间不断增长最终加速了它们的衰亡。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尚未结束，诗人们就写下了农民在帝国发动的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其言论之自由现在看来相当惊人： 　　边亭流血成海水， 　　武皇开边意未已。 　　…… 　　千村万落生荆杞， 　　…… 　　况复秦兵耐苦战， 　　被驱不异犬与鸡。 　　…… 　　且如今年冬， 　　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 　　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 　　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 　　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 　　另外有一名诗人，也是乡村官员，他把自己的命运跟一名抱着孩子在收割庄稼的人后面拾遗穗的贫苦农妇作比较：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⑦ 　　这些诗歌所反映的日益加剧的阶级摩擦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长江三角洲一带正在全面开发。如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国那样，那里已没有空闲的土地。把土地分给耕者和限制买卖土地的法律颁布后不久就失效，并以被废除而告终。中国的国家机器寻找了对策——象当今罗斯福执政下的美国一样：求助于用巨大开支来兴办公共工程。据官方报告说，四十三个县仅在一一七四年一年中就建了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一项治水工程，可灌溉农田七十五万二千英亩左右。⑧宋朝的京都迁往长江三角洲的杭州后，那儿的人口更为增多，从而对土地的需求更大，这就导致人民在江湖地区筑堤排水，开垦大片圩田。但是当时的诗人们明确指出，这些田地大多落入贪官污吏手中。这些贪官污吏想方设法，加重对下户自耕农的压榨，通过提高他们田亩的等级来达到增加赋税收入的目的，而自己虽拥有大量十分肥沃的土地却长期隐瞒不报，逃避赋税。水利化农业耕作要求对水实行公正的集中管理，而个人应珍惜土地；土地的私有性质妨碍了第一点，分成租制则妨碍了第二点。这个问题在宋朝成了长江三角洲的一个中心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宋朝的失败，并非是因为缺乏聪明的思想家。两个思想派别发展成为两大政党，相互斗了几百年：同儒士和上层阶级的利益拴在一起的保守派和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变法派。王安石是早期的变法派之一，在他掌权的几年中，他进行了大胆的、切中时弊的变法。他让官府在夏秋未熟之前低息借钱给农民，夏秋后偿还；这一做法被形象地称为“青苗”法。他废除各种差役——穷人受此压迫最重，采用“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他采用市易法限定商人赢利不得超过售价的五分之一。保守派上台后罢废了他的新法。一百年后蛮族入侵，把所有派别都一网打尽。 　　十三世纪，好战的蒙古游牧部落袭击了中国的定居地区，当时，中国的力量因内部的腐败和动乱而削弱。他们杀绝了西北地区的人民，以至一些大型水利工程不复存在，许多城市永被沙丘吞没。南方在遭到入侵时幸免肆意掠杀，得以继续为中国文化的中心。野蛮的蒙古人沿袭了中国的文化并引以为自豪。他们在北京新建了大都，并修凿新运河把它同南方连结起来。 　　马可·波罗正是在蒙古皇帝忽必烈汗统治时期从欧洲出发，穿越蒙古人在消灭居住在蒙汉之间的各个部落时所开辟的沙漠之路来到中国的。他在中国看到比他故乡威尼斯更加灿烂的文明。他特别注意到中国人在精工细作金属制品方面的技术；他带回了关于“能够燃烧的黑石头”的不可思议的故事。中国人懂得使用煤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可是马可却感到惊奇。他还这样描述长江：“我敢担保，它流程如此之长，经过的农村和城市如此之多，在江面上往返运输的财富和货物确实比基督教世界全部河流上的还要多。 　　马可时代已经过去了六个世纪。继蒙古人以后，还有两个王朝兴亡。一个中国贫农的儿子在蒙古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明朝，其统治疆域北面一直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并扩大到满洲的沈阳。中国人进行了海洋探险，下西洋进入菲律宾、印度支那、安南及南洋群岛，他们不仅去经商，并且去寻找定居的新大陆。明朝时期出现了得到日本贵族资助的倭寇，他们骚扰中国沿海地区，掳人勒赎。欧洲的海上贸易——先是葡萄牙、荷兰，然后是英国——也象海盗一样进入中国沿海。在明朝统治下，中华帝国的疆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辽阔。清朝取代了明朝，帝国进一步扩大；它包括西藏、土耳其斯坦、蒙古、朝鲜、缅甸和安南。可是文化却变得僵化、呆板，害怕变革；在旧的生产方式和旧的社会基础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任何真正的变革都不再是可能的。千百年来形成的制度根深蒂固，它的习惯势力跟任何变革都是势不两立的。 　　中国文化的光辉并没有很快消失。十八世纪到中国来的法国传教士把她描绘成世界上最光辉灿烂的帝国，胜过他们伟大的国王统治下的豪华的法国。在西方发生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风暴的那几十年，也正是乾隆皇帝统治中国的时期。他是学者，又是诗人和艺术的赞助者；他在位六十年间，中国一直国泰民安，从未受到破坏，他的帝国的外观跟大唐初期一样宏伟。但在表面的背后，却是停滞、衰败，以及对思想的压制。科举考试制度的目的原是为了选拔那些精通民族文化的人担任要职，但在那时却成了一成不变的八股，甚至采取舞弊的手法让满人考取。过去，皇帝渴求外国最先进的知识，而现在，甚至外国人找上门来都被挡在门外。科学被认为不是儒学而置之不理。清王朝和中国的上层阶级从四千年历史中只学到了一点，即任何变化都意味着他们要被打倒。 　　这样，四亿勤劳、能干、俭朴和耐劳的农民生活着的中国大地，在世界上被看作是建立在一成不变的极端贫困基础上的一成不变的无比壮丽的象征。 　　十九世纪，随着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文明的领导地位转移到西方世界，转移到那些把我们乘坐的飞机和我们朝下所看到的高耸着烟囱的工厂和轮船带到长江三角洲来的国家。 　　① 本章大部分摘自菲茨杰拉德的《中国文化简明史》。——作者注 　　② 海伦·普拉特《中国未竟的革命》。——作者注 　　③ 纪朝鼎：《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地区》。——作者注 　　④ 普拉特的《中国未竟的革命》。——作者注 　　⑤ 唐朝谓道。——译者注 　　⑥ 杜甫，公元七二七年，转摘自普拉特的《中国未竟的革命》。——作者注 　　⑦ 白居易，转摘自普拉特的《中国未竟的革命》。——作者注 　　⑧ 纪朝鼎《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经济地区》。——作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