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全文图书 > 斯特朗文集1

第八章 改弦易辙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大约十五年前，是林肯·斯蒂芬斯在西雅图的布兰克咖啡馆启发了我去莫斯科的念头。 　　对我们好动的人来说，这样的契机时有发生：生活骤然改变方向，似乎与旧时毫不相干，但这种转变方向实则是由种种影响潜移默化所造成的，随之而来的某个偶然事件，只言片语，所见到的一张新面孔，便会触发我们踏上早已注定的新路。而转变的时刻便成为决定性的关头，永远铭刻在记忆之中。 　　所以我始终忘不了林肯·期蒂芬斯的一席谈话和布兰克咖啡馆那个灯光暗淡的小隔间，那是我莫斯科生涯的开端。在1920年的那些日子，布兰克咖啡馆昏暗的小地下室是西雅图的艺术家、作家和左翼成员通常光顾的地方。虽然我们闹“革命”，但我们仍自称是“进步分子”。我们把贵客带到那里，美餐一顿，安静交谈，而又不至于从我们并不富裕的腰包中掏钱太多。 　　斯蒂芬斯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年轻时所钦佩的记者。他曾报道过“城市的耻辱”和所有旨在维护美国民主的揭发弊端的改革运动。所以当他从饱经战乱的欧洲大陆回国演讲，介绍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我便把他请到布兰克咖啡馆，象所有不客气的朋友那样刨根问底地打听他个人的所见所闻。从墨西哥到莫斯科，他目睹了六、七次革命。他还参加了并没有带来和平的凡尔塞和约的签字仪式。而使我们大家更为兴奋的是，他帮助促使威尔逊总统首次正式派遣特使布立特去俄国考察那个使全世界惶惑不解的苏维埃国家，他本人还与布立特同行。他在全美国就此行巡回讲演，抽出了一天时间来西雅图。 　　我在饭桌上向他倾诉了我们那儿的纠纷。“过去的战友们分道扬镳了，昔日的朋友彼此攻击对方是叛徒。” 　　“这是几时开始的?斯蒂芬斯问道。 　　我回答说：“几个月了，情况越来越糟。中央劳工理事会会议过去一向是来自全世界的工人代表慷慨陈辞的讲坛，如今却成了木匠和管子工为争夺几件小活儿恶语相斗的场所。我想这是在造船厂关闭，金属行业的工人逐渐离去后开始发生的。我们曾经为之自豪的那些工人企业开始分崩离析了，所有参加过的人都受到责怪。现在我们编辑部某些人又在非常猛烈地攻击主编哈里·奥尔特，其中有人还扬言，倘若我不加入攻击，他们就要让我‘声名狼藉’。恫吓我的还是一个我过去所喜欢的男人呢。” 　　“那么你支持哈里啰?”斯蒂芬斯问我。 　　“哦不，谈不上支持哈里，”我对此解释道：“我认为我们的报纸办得糟透了。登广告的商人开始控制我们。工人运动团结时，各个公司都得上门来刊登广告，而现在它们则爬到我们脖子上，让我们采取缓和的立场。哈里进退维谷。我觉得他缺乏勇气，他应该敢于冒犯那些登广告的商人，哪怕我们不得不缩小版面，也在所不惜。不过这张报纸是他的宠儿，是他过去在印刷所当徒工，夜间睡写字台时就梦寐以求的。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张报纸，我不愿听那些暴发户骂他为叛徒。但我也无法赞同哈里，他居然说主人们忘恩负义。谁也不能说这种话。” 　　斯蒂芬斯说：“你真该知道你们在西雅图的这场斗争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斗争简直如出一辙。你那个哈里使我想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背后捅了革命一刀。你必须甩掉哈里，他会把你出卖给登广告的商人的。” 　　“我在编务会上一直是反对他的，”我答道，“但我反对他是出自好意，因为我了解他的难处。我不能加入那些想把他撕成碎片的恶狼行列。” 　　“你得很快加入一派，”斯蒂芬斯严肃地说，“不然两边都会把你撕成碎片。” 　　“他们双方已经要挟我了，”我懊恼地说，“倒不是哈里，他还友好，但他那帮保守的朋友、那帮老派工会分子，威吓起人来非常凶狠，象那些不顾一切的狂热分子一样。我对双方多少还都了解，我要帮助他们和好。他们过去志同道合，我们大家曾携手前进。他们应该重新成为要好的战友。” 　　“办不到，”斯蒂芬斯说，“绝对办不到。这种分歧只会更加扩大。世界上所有这样的分歧都在扩大。” 　　他的话令我沮丧。我们转而谈起莫斯科，谈起斯蒂芬斯最近才到过的那个富有神奇色彩和冒险性的国家，它正在旧世界设立的封锁线那边建立一个新世界。莫斯科，我曾搞到并印刷过那儿出的小册子，却还从未想到去那儿访问。此刻我脱口喊道：“噢，要是能去那儿，我可以豁出一切。”跟别人通常发出这类豪言壮语时一样，我的话未必有多少实在意义。 　　“为什么不去呢?”斯蒂芬斯平静地反问，这可叫我张口结舌。我刚才是不过说说而已呢，还是当真的?西雅图有什么值得我留恋?钱吗?我的工资积蓄足够我在任何地方生活几年。工作?我的工作现在让我感到幻灭。家庭牵连?我父亲那儿有一个日本学生操持家务。大战期间他的和平主义造成了他与老朋友们的隔绝，如今我这个激进的女儿与其说是帮助，不如说是在妨碍他们言归于好。 　　斯蒂芬斯用闪电般的问话使我明白西雅图羁留我的一切因素都不复存在，现在只有惰性使我裹足不前。然而假使不是他对我将了一军的话，我还可能长期徘徊呢——惰性可以延续几年，甚至一辈子。 　　我于是郑重其事地问他：“怎么去呢?” 　　他答道：“现在有两种人可以通过封锁线。在东部各州新成立了一个非法的美国共产党，他们有办法。但你同他们毫无联系，却同可敬的社会福利工作者们交往甚多，你最好的机会是加入公谊会。象在欧洲所有受战争蹂躏的国家一样，他们也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开展救济工作。他们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唯一允许合法进入俄国的平民，也是布尔什维克唯一接受的资产阶级分子。” 　　当天晚上我给在费城的美国教友会寄了封信，提出到它在欧洲，包扩在俄国的各救济站采访三个月，然后写一本关于这些救济站的书。我盘算的是，以海外采访记者的名义向《工会纪事报》请假，采访回来后我就会耳聪目明，明白如何解决我们的纠纷。美国教友会回信说，他们只按九个月的合同往欧洲派人，而且目前只有一个美国救济工作人员被准许派驻莫斯科。 　　几个月过去了。我在雷尼尔山的几个合作营地度过了一个暑假，暂时脱离了斗争。他们甚至把“合作营地”也改名为“华盛顿高山俱乐部，”因为“合作”二字激进主义味太浓!转完这几个营地后我需要休息，而以前我野营后是从不需要休息的。我请假陪父亲去了加利福尼亚，回来后又投入了战斗的旋涡。1921年初，美国教友会突然拍来一封电报，问我愿不愿意去波兰做九个月的宣传工作。九个月?惰性告诫我无法离职九个月，再说波兰，谁愿意去波兰呢? 　　另一次决定性的机遇加速了我的命运。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西雅图《工会纪事报》社发生的事情。虽然由于经营有方，我们搬进了一栋新楼，但也带去了依然如故的内部分歧，这些分歧很快就使这家工会报纸永远散伙了。我们这些干事果断的人染有一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作出决定的习惯，这种习惯使我们见不得桌上堆着没有了结的文牍。所以我写了个回绝的电报后，便叫女电话员发。她叫通西部总局，刚刚开始对费城说头几个字时，办公室门打开了，进来的是我的一个一直在维也纳为教友会做救济工作的朋友。我同她已经三年不见面了。 　　我迅速撤回了我的电报，我发什么疯非要匆忙答复不可呢?再说费城那帮诚惶诚恐侍奉上帝的家伙要到星期一早上才办公，我满可以星期天晚上再作决定。我同我那位更有经验的朋友和其他人商量了此事，另发了一封我十四年后仍记忆犹新的电报：“此次任务是仅限于波兰呢，还是有机会走访他地，包括莫斯科?宣传工作只限于募捐呢，还是也允许写促进改善国际关系的文章?”这其实不过是把我的意图预先告诉他们而已。我多少已经知道我非去不可了。 　　美国教友会办事老练圆滑，既有处世之道，又有理想主义。他们给了我一个来明确表态的答复，随我去琢磨。他们提到了争取俄国签证的困难和钱款对救济工作的重要性。显然他们指望我主要呆在波兰，用我的写作才能去募捐，虽然他们不愿明说，但同样明显的是，信中没有任何禁止你去梦想的话。而且他们也是禁止不了的。我在接到他们的信之前，就已经开始准备行装了。 　　如果说我是利用教友会来达到与他们的意愿相左的目的的话，他们也同样是在利用我和他们在波兰的其他工作人员。在华沙机构服务的大多数成员最初都是申请去俄国，这是我们年轻的左翼理想主义者向往的国度。象我一样，他们也无限期地期望，一旦封锁解除，华沙便会是通往莫斯科的大门。但在他们当中，我倒是第一个达到目的。 　　我认为，虽然我们另有所图，但这一点儿也没有妨碍我们在波兰勤奋工作。恰恰相反，我们倒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以忠实高速的劳动为达到更大目标铺平道路。我们这个救济机构的负责人弗洛伦斯·巴罗是一位温柔的英国妇女。她曾在俄国伏尔加河一带救济战争难民，直到协约国政府实行封锁的命令迫使她撤出。在她看来，布尔什维克既不是世界的破坏者，也不是救世主，而是人，他们在一些大国由于仇视而强加给它的困难条件下，努力重建被战争毁坏的家园。她慈悲为怀，希望仇恨会平息下来，布尔什维克能在没有更多动乱的情况下成功地恢复工业和农业，为人民提供食物。面对革命和反革命的激烈斗争，她平静地保持包容一切的做人之道，正由于此，我得以很快有机会离开华沙去莫斯科。 　　同时她也以她那和蔼可亲的方式，利用我的炽烈希望，去激发我在波兰完成每日使命的热情。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曾在靠近东部边界一个流行疟疾的村庄露宿；还有一天晚上在巴拉诺维兹车站过夜，由于臭虫太多，坐下去都是一种折磨，我们索性彻夜不眠，在月台上踱来踱去。弗洛伦斯微笑着对我说：“这是在接受俄国的训练。”象很久以前登山时一样，我恢复了毅力，以苦为乐，从磨难中品尝胜利的喜悦。疲劳，虫咬，痢疾只不过是诞生欢乐之前的阵痛而已，是进入边境那边正在混沌中诞生的新世界之洗礼。 　　在华沙同教友会的其他人一起，我结识了苏联刚派驻波兰的大使馆的成员。大使馆秘书米切尔·鲁宾斯坦过去认识我。他曾在纽约居住数年，读过纽约《号角日报》上转载的我以“安妮斯”为笔名写的诗。他愿向我提供他所掌握的最大奖赏：“一张去苏维埃俄国的签证。我出于资产阶级的信义感，拒绝抛弃公谊会的同伴而单独前往，他颇有点恼火。我恳求他替我保存那张签证，一旦我有机会再给我。 　　事情的发展使我如愿以偿。我在报社所受的训练使我得以很快把教友会在波兰各机构所提供的新鲜材料整理为大量文章、消息和图片，它们几乎都用不完。我甚至搞了一套完整的幻灯片报道，有一百多幅照片。当我采访完所有机构，准备离开最后一站罗兹回华沙时，终于遇到了去莫斯科的良机。在罗兹的最后一天晚上，一个刚从纽约来的美国红十字会的姑娘走进了我的房间，她坦率地说在波兰才呆了十天就腻透了，她祈祷仁慈的上帝能送她参加胡佛正在组织的向俄国伏尔加河饥荒灾区运送食物的救济工作。 　　“他们已经到了里加，”她告诉我，“美国人进入俄国了，我希望能有我一个。” 　　“是什么使你想去俄国?”我问道，因为从她谈吐中听不出她对劳工问题或革命有半点儿兴趣。 　　她回答说：“那儿大得多，要干的事也多得多。在波兰这儿同在国内的贫民窟工作没什么区别，就是更脏一点。而去那儿是抗饥荒，那才了不起呢。” 　　我彻夜未眠，她的话总在我脑海中翻腾。我似乎听到美国在通过这个姑娘年轻、天真而又清新的声音在说话。美国准备重新看待俄国。过去的诽谤中伤使一些人把布尔什维克看作是世上万恶不赦的魔鬼，共产共妻，从母亲怀中夺走孩子，烧杀抢掠——所有这些看法就要不攻自破了。这个姑娘就全然没有提到这些事。美国当然不会承认自己错了，又有哪个国家会认错呢?但假若激发起它新的慈善热忱，它会忘却那些旧的看法，它会热衷于救助俄国人而忘记他们是恶魔。 　　新闻!饥荒的新闻以及边境那边新世界的新闻。这个美国红十字会姑娘需要它，成千上万像她那样的美国人也需要它。我要传播这种新闻。第二天一早我回到华沙，对弗洛伦斯说：“任何记者现在为世界和平和国与国之间加深了解所能做的最重要事情莫过于真实报道俄国饥荒。你知道法国的反动派叫嚷说，‘俄国人不推翻布尔什维克，就让他们挨饿。’我们必须反对这种想法。在莫斯科的公谊会掌握事实。其他事实也可以很快得到澄清。必须有人打破这种新闻封锁，才能开展救济。” 　　我向她请三个星期假，以便深入伏尔加河流域。我要求有权向纽约发报并同某家通讯社建立联系，鲁宾斯坦许诺过给我一张去俄国的签证，我努力不辜负他的希望。我说：“我可以比别人更快脱身，这会儿我在华沙没什么要做的工作了。” 　　一天后，弗洛伦斯把她的决定告诉了我。她说：“你无需请假，你可以作为我们华沙办事机构的人去莫斯科出差，我们原已决定结束在波兰东部的救济工作，但又有大批难民从伏尔加河饥荒灾区涌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得知道还要有多少人来。他们会来几十万，还是几百万?他们来的速度和来时的状况如何?我们在波兰以后的工作取决于此。 　　“你尽可以去莫斯科，如果办得到，你也可以去比这更远的饥荒灾区。你可以向莫斯科教友会机构报到。如果那儿需要你，他们的要求优先于我们的。如果那儿不需要你，就不要打搅他们，去执行我们的任务。我不禁止你同任何愿接受你的电讯的美国通讯社建立联系。我同我们美国的副主席商量过，也给伦敦打过电报，既然你不占我们的签证名额，他们都不反对。也许——”说到这里，她迟疑了一下：“也许我还应该问一下费城。” 　　我一下子楞住了。虽说费城总部从未禁止人们去俄国，但我有某种预感：“他们会出于谨慎而反对我此行。但面对弗洛伦斯小姐，我镇定自若，我知道我已踏上了去莫斯科的路程，而且终有一天，现在或以后，会达到目的。我只是提醒她：“每周一趟去莫斯科的火车明天发车。而费城回电要三、四天时间。”战后通讯状况的确如此。 　　弗洛伦斯小姐是否也对费城存有戒心呢?她是十分聪明的领导人，是不会让我知道这一点的。她踌躇片刻，显示了她那一贯包容一切的做人之道，为此她可以不露声色地承担所有外界压力。她平静地说：“我们派办事人员去柏林和维也纳时没有请示费城。我看不出有任伺必要认为莫斯科与世不同。” 　　为这件事，她后来受到申斥。至于申斥的严厉程度，我不得而知，因为她从来没有提起过，我是从别人那儿得知的。那时胡佛正在因俄国饥荒而谋划组织庞大的美国救济署。他想利用粮食的威力打入俄国，并试图控制那儿的局面。俄国人深知这点。胡佛派往里加的代表要求给予所有救济工作人员外交特权，以便使他的使者能够调查伏尔加河流域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并把秘密情报不受监督地发往美国。李维诺夫痛心地说：“粮食也是一种武器。”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列强企图使用粮食这一武器深入苏维埃俄国的腹地，这是它们用大炮所未能奏效的。美国的粮食曾经帮助推翻了匈牙利的苏维埃，遏止了德国的革命。 　　胡佛操纵了这一武器。他要求所有美国的捐赠都必须经过美国救济署，公谊会也不例外。教友会是国际组织，美国有，英国也有。美国的公谊会友出于我们美国人潜意识中的那种自然而然的自负，甚至试图把胡佛的控制扩及英国人，结果遭到英国公谊会的反对。而美国的公谊会却不得不听任胡佛操纵。有一段时间，这种状况给教友会对俄国的救济工作造成了歧见。比如说，美国人必须从本国购买所需要的粮食以帮助美国农民，而英国人从罗马尼亚买粮要快得多。胡佛还要求所有派往俄国的人员须经他批准，这也得到了美国公谊会的应允。胡佛不想让同情布尔什维克的“赤色分子”去那儿。 　　因此，当我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远达伏尔加河，每天向赫斯特报系(它们捞到了让我采访报道饥荒的良机)发电讯时，我们的费城总部大为紧张。我毫不含糊地报道说，教友会远在胡佛之前就在莫斯科开展救济工作了，我本人送到伏尔加河流域的食物比胡佛运输的粮食早几个星期到达萨马拉。我同样毫不含糊地报道，苏维埃人通过自己见义勇为的牺牲精神为灾区贡献的救济品远远超过他们从国外所得到的东西。我展示的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卫生部门、学校和地方政权都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而没有美国那种无政府状态。 　　这个情景可不合胡佛的心意。如果费城的教友会愿意象我们过去反抗章鱼般的垄断势力那样为自身的独立而斗争的话。这一情况本可以对他们有很大助力。但他们没有走这条路，他们已同胡佛沆瀣一气。他们告诉华盛顿当局：我去莫斯科是未经准许的，他们认为我不负责任，擅离职守，加入俄国赤色分子的行列，再加上华盛顿原来就认为我是一个参加过西雅图“革命”的左翼劳工作家，结果导致华沙的美国领事扣留了我的护照，那是我严格照章办事，在去莫斯科之前存放在他那儿的。在这件事上我比任何其他去莫斯科的记者都更守法。这叫我吃了不少苦头，在华盛顿花钱打官司，等待判决，直到弗洛伦斯女士证明我是如何去莫斯科的。 　　不过这都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一离开华沙便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为救济饥荒奔波了几周，作为记者发电讯，同伤寒病作斗争，在莫斯科的病床上为教友会写了许多小册子，然后回到华沙，艰难缓慢地得到康复。此后我才知道我是个无护照的黑民。不过即便我事先知道，我也很怀疑这是否能阻止我行我素。因为当我接近分隔两种世界的边界时，我曾相当平静地自言自语道，如果稍微开启的封锁重新关闭，我必须作出抉择：要么原路返回，再也看不到苏维埃国家，要么一往直前，永不回头，毫不犹豫地与美国永别。那道边界在那些年月里犹如出鞘之剑一样锋利。 　　从斯蒂芬斯的那句话激发了我的意志那一时刻起，我已经在通向莫斯科的旅途上飞弛了很远很远。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