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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废墟中的理想国度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我进入的那个理想国度已成为一片废墟：饥饿和瘟疫席卷全国。我们在西雅图目睹了资本家巧取豪夺、残酷剥削，曾推断这些弊病一旦铲除，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的好日子就会随之而来。我们考虑到，为了进行必要的重新组建，得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我们在西雅图搞革命时，由汽车司机工会负责的牛奶供应直到第三天才安排好。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到象俄国这样的非工业国家的落后程度、广大人民低下的亚洲式生活水准和物资的匮乏。我们更没有考虑到干涉与封锁造成的破坏，对这种干涉封锁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认识。我在波兰逗留的两个月已使我对战争的祸害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但没有想到干涉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内战外战打了七年，接着又是伏尔加河流域两年的干旱。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欧亚两洲之间的这块中央平原就经常发生周期性的饥荒。随着地球最后一次冰河时期缓慢地流逝，这块平原逐渐干旱起来。平原上过去那些巨大的内陆湖泊也缩小成为咸水湖，里海和咸海就是这些湖中最大的。平原上的河流不断变换河道，沙子河床变得越来越浅。如果人们不找出征服自然的办法，汹涌的伏尔加河总有一天要绝迹。 　　沙皇俄国的农民对此一筹莫展。他们用木犁把土地开出一条条的浅畦，靠着祈祷和宗教游行求雨。无情的大自然使他们饱一年饥一年。在沙皇统治的年月里他们的命运一向是如此的，正象中国与之类似的地区今天的命运一样。可是1920年伏尔加河流域发生了旱灾，紧接1921年的旱灾更加严重，而那里的农业设施却破烂不堪，马匹也因连年战争大大减少。 　　成千上万的人被瘟疫和饥荒吓得惊慌失措，正在逃离这个我急于进入的工人共和国。整个波兰东部都挤满了这样的难民。他们是六年前沙皇军队1915年大撤退时被赶到东部的农民和城镇居民。现在封锁一解除，这些人又被饥荒所驱赶，便大批回到他们过去的家园，那里自从他们离开之后已经成立了新的波兰共和国。哪怕能找到一点残存的房屋框架，也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只剩下荒芜土地上的一堆瓦砾废墟。 　　在波兰巴拉诺维兹检疫站，我看到了成千上万这样的难民，他们身披六年前逃亡时穿的羊皮，浑身上下长满虱子，在风吹日晒下吃喝歇宿，生育死亡，处境十分悲惨。虱子传播了伤寒病，难民们一路走一路有人病倒。在通往明斯克的漫长道路上——这段路现在只需几个钟头，那时却得在被战火摧毁的小路上走一天多的时间——在黑暗中可以看到这些难民营火的亮光。难民们在掩蔽壕里、在被毁坏的棚子中、在地上的洞穴里蜷缩成一团，或者只好依靠树木那一点点遮盖。谁也说不出他们的数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就会送命。在长达一千英里通往死亡的路上到处都留下了无人照管的坟墓。 　　比较有秩序的是那些搭火车到达边境的难民。他们经过莫斯科和明斯克时都登了记，并且在没有药品、肥皂和干净内衣裤的条件下尽可能给他们消了毒。我试图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谈论他们仓皇逃离的那个工人阶级的国家。他们中的农民在革命中只看到了打短工，打仗和逃亡。有几个工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萨马拉看到了工厂。他们说老板和地主是没有了，由工人来主事。可是工厂倒闭、机器破损，没有食物、没有衣服、没有油、没有原料。他们说，在发生饥荒之前，他们的工资是每天一磅面包。我问还有什么，他们说除了偶尔有些鲱鱼和土豆之外，什么也没有了。纸币卢布根本不值得留。有的还说，有人抢劫工厂，用废铁换土豆和白菜的，可是工厂被拆得七零八落，就连这点来源也断了。饥荒甚至使每天一磅的面包供应也中断了，于是他们不得不逃荒。 　　尽管听了他们这番话，但我还是很难相信我理想中的国度已经遭到了如此的破坏。我看到铁路工人的帽子时很高兴。帽子上带有锤子和活动扳手交叉的路徽，被我误认为是苏联的锤子镰刀国徽呢。这个迹象说明毕竟还有正常运转的工厂在生产帽子。我高兴地打开我的食品篮——那是我最大的一件行李，别人告诫我说，那是用什么也换不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开始把巧克力糖分发给佩带着这些徽章的列车人员。这徽章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件革命后制造出来的物品，我要让佩带它们的铁路工人知道我是他们的同志，正要去莫斯科。这些铁路工人盯着我，好象以为我疯了似的，但他们把巧克力都收下了。在送了五六块之后我停住了，从他们的目光中我清楚地看出他们把我当成疯子了。 　　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那次旅途中与别人的第一次交往。我坐在明斯克车站的站台上，装食品的篮子放在近旁，这时一个鬼鬼祟祟的犹太人走过来用蹩脚的德语问我：“有什么东西没有?”当一位赤卫军士兵走近时，他赶紧走开了。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他是个投机倒把的走私贩，想和我换点东西。那位赤卫军士兵赤着脚，态度和蔼可亲，用条绳子拴着步枪。我们列车上衣冠楚楚的波兰官员看到这情景时轻蔑地笑了笑。我想起华盛顿和瓦利福奇的景象，不由得憎恨起那个波兰人。带着大粮食口袋的农妇企图挤上车来，好把在白俄罗斯多雨地区相对充裕一些的粮食运到莫斯科去卖高价。 　　在明斯克一个为饥荒募捐的男青年来到我们的车上。他的衬衫和裤子都是用自织的麻布做的，而且显然除了这层衣服他什么也没穿。他虽然穿的比美国任何一个乞丐都要少、都要破，却保持着正式官员的尊严。他出示了一张盖有该市图章的文件，说明他是共青团员，有权为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募捐。显然，他并不认为自己需要救济，他是在帮助别人。我第一次认识到被国外的宣传所掩盖的一个事实：这个艰难困苦的国家正在从穷人那里募集援助来养活挨饿的人们。我后来听说，来自苏联公民的救济物资要远比来自世界上富庶的外国的救济品多得多。 　　在明斯克还上来一位身着破旧制服，表情忧郁的人，他在我的包厢里坐了一会儿。他看到我那些国外带来的行李，就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德语。我告诉他，我很高兴访问这个工人国家。他抱怨说，这是个腐朽、饥饿的国家，还说我要是有护照能够逃出去，那就幸运了，最好是离开这儿。我感到很惊奇，难道连一个满腔热诚的人也没有了吗?我又和一位从华沙去莫斯科的苏维埃信使攀谈起来。他是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似乎悒郁寡欢，但后来我看到他面带微笑地用手抚摩无名指的关节。 　　他发现了我注视的目光，解释说：“我的结婚戒指过去就戴在这儿。现在不戴了，指头有点不习惯。我们共产党员决定把所有的金子都捐献给饥民。我结婚三十年了，戒指还从来没有从手上摘下过。我有一个儿子死在波兰前线。我的妻子正在莫斯科等着我。我们用不着戒指了。” 　　是的，激情已荡然无存。那种感情已在严酷的战争与毁灭中耗尽了。全体公民也并不都忠实地支持这场战争，我一过边境就期待着看到一个由不向世界屈服、有着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统一国家。然而我看到的却是怨声载道，食不果腹的人民，许多人赤着脚，许多人在欺骗政府，大多数人都牢骚满腹。然而我开始注意到，到处都有人在默默无闻地、执着地，甚至是愉快地把全部心思放在如何使国家生存下去，而从不考虑自己的需要。这些人中，我开始发现，大多是共产党员。他们人数不多，似乎被淹没在一片混乱、牢骚满腹的群众中了。但是共同的目标激励着他们前进，并使他们推动那些消极的人一起前进。那时在这个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或许甚至更加公开化、更加残酷。那些能团结在一起的是胜利者。虽然他们没有精力去表露激情，但他们需要精力去进行斗争。 　　我来自美国，来自一个有着丰富感情、容易激动的国家。我还不能马上理解这些人冷酷的心绪。他们经历了战争的极度苦难，死亡已成了无关紧要的事了。我一到莫斯科就快活地去外交部。外交部的新闻司在大都会饭店最里边的一个角落里办公。负责人是魏因施泰因。我几乎还没有出示自己的证件就对他说，我想在俄国无限期地住下去，并想现在就开始靠苏联的配给生活，既然别人能够忍受，我也能。他对于我希望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的愿望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只是说：“俄国此时的配给量很少，不能维持工作效率。你要是想干好工作，还是领取教友会给你的食物吧。” 　　我多少有点泄气，于是出示了国际新闻社的记者证，还爽快地提出可以发表他希望发表的一切声明。我不是听说俄国人想要对外进行宣传吗?“你们这边的情况还从来没有向美国人民报道过，”我有点多余似地对他说，“跟我说吧!我将用电报发出去。我会详细地引用你关于革命或者饥荒的言论。”我的提议与其说使他高兴，倒不如说使他尴尬。 　　“你在这儿呆上一段时间，多看看，很快你就会知道该发些什么东西了，”他和善地说。“我可不是为你写电讯的记者。”我努力使自己成为他们的同志，却只落得这么个结果。这是我在莫斯科最初几天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 　　人民卫生委员部给我的印象也很深。驻莫斯科教友会的领导人阿瑟·瓦茨第一天就派我去那里。他没有译员为我翻译，而我又非常渴望立即着手工作。最后，他笑着同意了我的请求，让我不带译员试试。 　　“你愿意把第一批外国食品运到伏尔加去吗?”他问道。“美国救济署制定工作计划之前，还要派调查人员到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巡视。这一耽搁很严重。我们知道饥荒的中心地区在萨马拉。成千上万的人正从那里逃离。教友会从我们在莫斯科的儿童救济品中省出两车皮食品来，不是那种配好的食物，而是罐装牛奶，可可、脂肪和糖，用来补充政府配给的面包。实际上，这些食品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我想，把它们发放到萨马拉，会造成心理上的效果，使人们知道外国救济品到了。 　　“这是用俄英两种文字写的卫生委员部的地址。你去找运输部门负责人特列古博夫博士。他只会讲俄语，可他的医生能讲德语。把这张用俄语写的食品清单给他。问问他是把这些食品都运到萨马拉去呢，还是也运一部分到萨拉托夫。看看他有没有卡车把食品运到火车站，还是非得由我们运。要他下令找车皮，问问他车皮是不是和卫生委员部的食品供应列车一块走，如果是的话，你能不能一块去。” 　　我拿着纸上写的地址向街上的行人打听，终于在彼得罗夫卡街十五号找到了卫生委员部。这是一座大楼，有着贯通的门廊。我还是头一次见识俄国式的房子，一个门牌号有好几个门。我试了两个大门、三层楼。每层楼都挤满了坐在办公桌后的职员，可没有一个人愿意看一眼我的食品单。我恼火了。这就是卫生委员部的苏维埃官员!他们对几车皮的食品并不关心，呷着淡黄色的茶水，连脸也不抬一下。我的证件，他们连用手接一下都不接。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沙皇政权遗留下来的迂腐的官吏。整个革命时期，他们都一直闲坐在那儿，再加上连年来的饥荒已把他们耗得精疲力竭了。他们是共产党人建立政府机构必须加以利用的原材料。 　　大概是因为我有足够的饭吃吧，我倒精神饱满，又很着急。当我找到第四层楼上那些冷漠的官员时，我已经想好了：即使这些职员无动于衷，上边也许有人很乐意得到这批食物吧。这回我没有再和职员们说什么，而是径直从他们身旁走过，看见里面有个门就进，好象自己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似的。没有人拦我，根本没人管。我走进一间里间的办公室，那儿有三个人正坐在桌旁开会。我进去时，他们都看着我。我一言不发，递上了我的文件。 　　我猜对了，这些人一见到食品单，就立即行动起来。他们试着用俄语、法语和德语和我说话。当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后，他们中的一位说“特列古博夫博士在另外一个办公室。我们正在开重要会议，不能和你一块去。我派一位会讲德语的医生送你到特列古博夫那儿去。”我们爬了十几段曲里拐弯的楼梯，穿过了几个办公室去寻找那位繁忙的运输部门负责人。医生终于找到了他，还给我当了翻译。我进楼还不到半小时，就办妥了手续：我得到了运食物到萨马拉去的书面命令，他们还同意我坐卫生委员部的粮食供应车一起去。 　　那天给我的教训，我永远也忘不了。莫斯科可没有我在美国所习惯的那种办公机构。在美国，每一位下属都会为上司提供迅速、热情高效率的服务，而坐在里间办公室的上司则上班时优哉游哉，经常迟到，把具体工作都留给下属去做。俄国的办公机构混乱不堪，充斥着懒惰的人们，他们一点也不关心自己的工作。然而在他们身后某一个里间办公室里，上司却起早贪黑地工作，他们呕心沥血，使全盘的工作得以进行。他们不象那些职员那样只顾自己喝茶吃饭，只顾自己的那点事；对他们来说，苏维埃政权的每一项工作都与自己密切相关，至关重要。 　　我曾想象革命受到所有人的拥护，想象着过了边境就会看到一个无所畏惧的新天地。我看到的是旧世界在崩溃，人们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下濒于死亡。而生活在这废墟之中的人们正在用残垣断壁建设起一个新世界，虽然有不少军队企图把他们埋葬在这片废墟之下。军队干涉使天下大乱，然而大乱之中还有建设者。他们象迷雾之中的火苗，互相映照，驱散阴霾重现光明。 　　我对这个新生的国家的渴望化做一种强烈的感情。这儿有着真正的工作、人世间最重要的工作。我将成为动乱中的一名建设者。把食物送到饥荒地区，就是这项工作的开端。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我得马上学俄语，看我还能干点什么。我记起列宁在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过的一段话，在西雅图时我们曾经散发过这份报告。列宁说，苏维埃最缺少的是认真、高效率的工作人员。他的话是正确的，卫生委员部就是个例子。这正是我大显身手的地方。 　　按照正常的时刻表，火车从莫斯科到萨马拉约需四十多个小时。一九二一年闹饥荒时，我乘坐的特别列车则花十天时间。这是一列神奇的火车，装备有可做五万份配给食物的餐车、一次可烤制一吨面包的烤面包车、一个药品车厢和一个急救车厢以及为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准备的生活用车。这列车除了带有我那两车皮教友会赠送的食品，还有三十多车皮的食物。它仅仅是卫生委员部为救灾而使用的许多这种列车的一列，车上带有要求沿途车站站长加快列车运行的特许令。可是我们照样得在岔道上等着，等着修理机车，等着砍伐做燃料用的木头，等着一列列比我们的车还要破旧的、满载饥民的火车缓慢驶过，开向莫斯科。头五天我们走了四百英里。美国人的那种急躁情绪几乎使我发了疯。我觉得，不等我们赶到，所有人都会饿死的。 　　当我们又开动时，车窗被随风刮来的湿木燃料发出的火星照亮。我们这列车的医疗主任是位年轻的军医，实际上是半瓶醋的助理医生。连年战争和流行病使苏维埃俄国的医生奇缺。那些剩下来的医生要去治疗更严重的疾病，不能浪费在食物供给列车和一般的急救上。列车长问我能不能从外国救济品中分一些冬装给他们长期在露天工作的列车工作人员。“我们有二十四个人。去年冬天政府还给了我们六双靴子、十件大衣，今年他们什么也没给。除非我们的列车工作人员有御寒服装到室外去工作，否则我们怎么能在整个冬天每天给五千儿童分发食物呢?在欧洲大陆所有城市中，萨马拉的气候最奇特：夏天热得要命，冬天冷得要死。” 　　列车上一位官员的妻子在逗着她三岁的小孩玩，她还怀着一个不久将要出世的孩子，她想知道从哪能侥幸搞到一块为新生儿做内衣裤的布料。她旁边那位讨人喜欢、头发花白的妇女是奥伦堡市母婴委员会主任，她去了一趟莫斯科找内衣裤，刚刚回来。但她是为了成百的婴儿，而不是为了一个。政府已经给了她一些棉布，可她没有毯子，也没有一点御寒的东西。她还需要油脂，眼看着婴儿们都瘦弱了。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死了，没有东西给孩子吃……我们车厢里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哭声。一位婴儿的母亲在我们停车时，把孩子放在餐车的踏板上，哭着说：“收下孩子吧。若不然我就得把他放在市场上。我没有吃的。撇下孩子，我或许还能挣扎到有面包的地方。”我们接过了孩子，对她说：如果他能活下来，就交给萨马拉的卫生部门来照顾孩子。 　　列车里的每个人都代表着某种急迫的需求。我转身去看窗外，听到成百骨瘦如柴、肮脏不堪的孩子的叫声：“面包，看在上帝的份上，给一小块面包吧，给一点面包吧!”他们纤细的腿几乎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他们举着瘦骨嶙峋的手，声音微弱地哭着。我看到一群群男女老少的农民在小车站上蜷缩在一起御寒过夜。他们都持有用来代替车票的政府颁发的通行许可证，正等着列车把他们运到有面包的地方去，在等的过程中有的人就死去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救灾呢?”我忍耐不住了，大声喊起来。“机车每隔几里路就得修，车厢每天都要检查，总有一些人被抬出去。燃料是湿木头，还得一边等一边砍。成千上万平方里的土地象烧焦的荒漠颗粒无收，可在这么大的地方只有几条破烂不堪的铁路线。全俄国的人，不管是工人，还是官员，都吃不饱，穿不暖，因为营养不良而效率很低。这真是糟糕透了。这根本没有办法。” 　　“世上没有没办法的事，”索尼娅用清晰坚定的声调说。索尼娅和我共一个包厢。她是他们在莫斯科为我找的翻译。她利用自己一个月假期做救援饥荒工作。她是共产党员。她出生于一个居住在英国的俄国流亡者家庭，革命后回到俄国。在英国，她当过纺织工人；回俄国后，先在波兰前线当战士，后在一所军队医院当政委。战斗中她曾两次负伤，得过伤寒、天花和疟疾。她有过丈夫，后来又离开他，上前线打仗去了。她总随身带着一把小左轮手枪。“以防万一他们捉住我，发现我是个女的”。 　　“过去我也总是认为有些事情是做不到的，”索尼娅接着说“我管理过八个月的伤寒病院，在那儿一千人躺在无法消毒的木头地板上。这些人身上的脏衣服因穿得太久，只好撕下来，他们全身都烂了，身上的脏东西用手一摸就纷纷碎在你手里。他们肉里都长满了虱子，非得使劲擦或是用刀片刮，才能去掉。我们没床，没垫子，没床单，没毯子，没肥皂。医生护士过上十四天就会患伤寒病倒下，根本没有什么办法保护他们。你知道，当他们接触病人时，大部分人两周后就会得伤寒病。 　　“我过去也觉得没法办，但总是可以做些事情的。我们征用了一所学校的大楼，只有这座楼大得足以安顿我们的病人。我们找来了一个洗衣服用的大木槽，在槽里给病人擦洗身体。我们通知全城(这是一个有三万五千人口的城市)要每家送一套内衣裤给病人穿。我们把病人的衣服撕掉后，他们都赤裸着身体。大多数人是无偿赠送。共产党员必须捐衣服。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内衣穿，也得捐。我们共产党人在搞革命，需要我们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她谈到革命时并不仅仅限于过去发生的大动乱，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尚未结束的过程。 　　“负责逃兵的部门可帮了我的大忙。我们不枪毙逃兵，而是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们派他们去做医院工作。这其实比上前线还危险，可他们对这个并不那么害怕。他们往往因脏、病而死，但不是死在枪口之下。让他们干什么活，他们都服服帖帖的干得很快，好不被送回前线去。每隔两周，我就招来二十个逃兵。两周后他们患了伤寒病，我再去招二十个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没有病倒。别人都认为我有免疫力。后来在前线时我得了伤寒，那时我的体质一定很弱了，我曾两次负伤，又很脏，连着几个星期浑身上下都是虱子。后来我什么病都得过了：伤寒、天花，疟疾。 　　“可我明白了世上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总会有办法的，也许没有轻而易举、不需要牺牲性命的办法，但总归是有办法的。除了我们更加疲惫之外，这场饥荒同武装干涉的战争相比，算不了什么。我们已经有了巴库油田和顿涅茨煤矿，还修理好了一千多座铁路桥，就连被干涉军炸掉的萨马拉那里的伏尔加河大桥也修起来了。你想想，救济饥荒要是没有这座桥那会是什么局面啊!我们已经开放了边境，封锁已经被打破。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国外进口食物。我们国家还有黄金和珠宝，我们既然已经挫败了干涉，饥荒也别想阻挡我们。” 　　“可是会有几百万人死去，”我对索尼娅说。 　　她回答说：“已经死了几百万人了。” 　　我不知道她是否只是说在武装干涉战争中死去的数百万人(他们的死赢得了革命的独立)，还是也包括为了军阀的利益和可憎的凡尔赛和约无谓地死在欧洲的几百万人。数以百万计的人将要死去，但是团结一致的共产党人将赢得最终的胜利。索尼娅已经不再去想那几百万人了。这个有着在艰苦环境中形成的人生观的索尼娅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比我还小十岁。在这可怕的重灾区，耳旁响着窗外孩子们的哭泣声，她拿过一本小说，就着烛光读了起来，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我就想要两个孩子，我们俄国有的是孩子，可是能象我这样工作的妇女可不多”。 　　她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我吹灭了蜡烛。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