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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混乱中的墨西哥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在墨西哥，我看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充满浪漫情调的革命热情。人们都在谈论革命——农民、工人、政府官员、甚至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他们口中的革命，各有各的含义。农民谈论的革命是指“土地与自由”，工人谈论的革命是要过“美满幸福的生活”，卡莱斯政府官员谈的革命则是保持官位，而美国大使馆官员谈论的革命是指石油大王雇用的私人军队准备推翻卡莱斯政府。 　　我在克里米亚病愈之后六个星期，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到达墨西哥。当时，我正在美国进行一年一度的巡回演说。我父亲从墨西哥城写信给我。他是随同一个自发组织的“友好委员会”去墨西哥的，该委员会旨在设法了解墨西哥，缓和美国国务院与墨西哥总统卡莱斯之间存在的那种可能导致战争的紧张关系。他的来信引起了我对墨西哥的极大兴趣。看来，卡莱斯不仅在与天主教作斗争，而且还与美国石油帝国主义者作斗争，其实这两者都不是他的死敌。美国撰写墨西哥问题的作家卡尔顿·比尔斯说，“墨西哥工人是南北美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革命力量。”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在得克萨斯州的巡回演说结束之后，我请求演说局准我十天假，去墨西哥城访问一次。 　　我还想会见苏联驻墨西哥大使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女士。她被剥夺了穿越美国直接去墨西哥的权利，不得不乘坐一艘缓慢的轮船绕道前往墨西哥城；这使她与美国自由派新闻界打上了交道。我把她看作是能够帮助我清理满脑子糊涂思想的人。我从未见过她，但我知道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曾在西方国家居住多年，因此她了解我们西方。我注意到，布尔什维克的要人在莫斯科是没有时间与我交谈的，但是他们一旦离开俄国，就经常感到孤独，很乐意同刚从俄国回来的人交谈。所以，我一到墨西哥城就结识了柯伦泰女士。这是一个聪明的主意；从此以后，她便成了我的好友。我开始考虑怎样才能弄到我需要的材料。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女士在墨西哥城经常生病；高原气候引起了她的心脏病复发。她只好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库埃纳瓦卡——这是外国人常去的平原疗养胜地。她平易近人，在墨西哥人民中享有盛名；她的魅力和热情赢得了这个友好热情的民族的好感。一位墨西哥人对我说：“可惜的是，他们不能给我们多派一些这样的人来。我们不喜欢板着面孔的布尔什维克。”墨西哥人不喜欢死板的论理；对于理论，他们甚至比我们还漠不关心。在莫斯科，我感到我自己陷入了各种对立意见的旋涡中，而在墨西哥城，我似乎变得超脱了，可以进行独立分析。 　　柯伦泰女士很高兴认识我；她说我是她的莫斯科最新消息的提供者。我惊奇地发现，在这次漫长的演说旅行中，我比俄国人跑得还快。那时，在通讯条件极其困准的情况下，俄国和墨西哥之间能互相了解些什么呢?然而，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向全世界宣布，卡莱斯政府是布尔什维克，它与莫斯科有密切联系! 　　凯洛格只是把事实弄错了，但他的阶级意识是对的。墨西哥人民对俄国的确很友好；他们就象盼望粮食一样向往俄国，我多次出席了在墨西哥劳工联合会大楼举行的劳工大会。在每次会议上，我都应邀发表即席讲话。一个在苏联生活了五年的美国人的发言立即博得了掌声!地方事务且放在一边吧，我们要听苏联的消息!我在任何国家都没有看见过反应如此强烈的人民；虽然我的发言是经过翻译的，但他们似乎能够在翻译之前根据我的声调作出反应。我尤其对几个工会联合举行的一次妇女代表大会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过去，我在哪里看见过这样专心致志的、生气勃勃的面孔呢?在苏联基辅，那里的妇女代表度过了十六个战火纷飞的日日夜夜；在中国广州，那里的妇女为北伐战争组织了红十字会。生活在世界三个地方的劳动妇女啊! 　　在每次会议上，人们都能感觉到生气勃勃的革命热情。他们没有比较冷静的北美人民的那种疑问。他们没有我年轻时代逃避阶级斗争的心理。这些人都准备为“土地和自由”而献身。他们甚至不问他们的死是否值得，他们的领袖是否忠诚! 　　他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没有提出这种疑问……在墨西哥劳工联合会的一间屋子里，我看到了一块纪念塞缪尔·冈珀斯的匾额；匾额旁边是托洛茨基的画像；在另一间屋子里悬挂着托尔斯泰和列宁的画像。他们还为芝加哥草市骚动中遇难的无政府主义者树立了纪念像。……我在墨西哥城听到了一个普通墨西哥工人的故事：他被投入美国的监狱后，写信给苏联驻墨西哥的代表，请求营救，因为他一贯“遵循列宁、托洛茨基、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谆谆教导”! 　　那就是墨西哥人的气质!他们热情款待所有的朋友；只要你赞扬工人，只要你认为享受劳动成果的应当是工人，而不是资本家，那么他们就会把你当作朋友。热情好客的墨西哥人愿意为朋友而捐躯，愿意为所有的朋友而献身! 　　我很快就弄清了产生这种思想混乱的历史原因。墨西哥的第一批工会组织是由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创立的。这些工会组织劳工联合会时，社会主义者占了优势，但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把红旗当作工会旗帜。墨西哥的劳工旗帜是由红与黑两种颜色组成的，代表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后来，他们又加入了冈珀斯组建的泛美劳工联合会。他们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是他们的头号敌人，也是美国工人的头号敌人。这样的看法并不错。冈珀斯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家；他们竭力使自己的言论适合墨西哥人的胃口。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举行的美国劳联大会上，他谴责英国劳工竟敢干预政治。但是第二天晚上，他穿越墨西哥边境之后，便祝贺墨西哥工人采取的政治行动，并且敦促他们“使用他们掌握的一切力量去夺取政权”，他说的力量就是指军队。就这样，冈珀斯也成为墨西哥工人的“朋友”。 　　墨西哥劳工联合会主席莫罗内斯是有名的歹徒和恶棍。甚至他的支持者无意中也透露过他利用私人刺客“干掉”对手；还有人说他花天酒地和珍藏珠宝。他们还说，“莫罗内斯是一个不惜搞法西斯政变的歹徒。”在我访问期间，墨西哥全国最大的工会联合会——墨西哥劳工联合会本身正在公开参与破坏罢工活动，企图搞垮与它争权夺利的铁路工会组织。它无情地把共产党人排斥在它的分会组织之外。墨西哥劳工联合会的一位负责人对我说：“我们不让共产党人就业，要用这个方法饿死这些该死的共产党人。” 　　然而，在墨西哥劳工联合会的大厅里，各个工会的会员们都在为苏联欢呼。墨西哥劳工联合会发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以“亲爱的同志们”开头的，也都是以“祝你健康和社会主义革命”结尾的。我看到了成堆的信件，它们都是寄自遥远的乡村，勤劳勇敢的农民这样写道：“我们唯一的帮助是来自工会。”英罗内斯已担任卡莱斯政府的工业、商业和劳工部长。我在他的外厅等待采访时注意到，昼夜兼程，风尘仆仆赶来的各州农民代表比等候数小时的美国商人优先受到莫罗内斯的接见。据说，任何想见莫罗内斯的重要石油巨商，在乘坐私人轿车到达之前，必须先拍电报，才有可能在莫罗内斯的家里受到接待。但是，他在办公室主要是接待那些穿工作服和草鞋的人。这些工人和农民怀着一种傲慢和藐视的神色，瞧着那些排队等候接见的小资本家，而他们则直接走进莫罗内斯的内室，以“同志”相称。莫罗内斯就是这样既破坏罢工，又使自己成为“劳工的朋友”。 　　这些墨西哥工人，从莫罗内斯到莫斯科，向所有的“朋友”欢呼。苏联电影一进入墨西哥就立即获得成功。苏联工人农民的形象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占领了学校、阅览室、工人俱乐部。他们在这里受到的欢迎远远超过了在影院受到的欢迎，在那里，苏联工人农民似乎是衣衫褴褛的怪人。在墨西哥人看来，这些苏联人衣着自然，一身工农打扮，就象他们自己一样。他们看到这些工人和农民在争取“土地和自由”之战中取得了胜利，苏联人正在建设一个他们所期望的世界。他们只是从电影里看到了这个世界。但是，如果在电影之外进行有理论分析，那么他们就不懂了。墨西哥人不加区别地欢迎每一个人。正象我第一次知道苏联时那样——正象我们过去举行西雅图总罢工时那样，欢迎每一个人。 　　我们是有文化的美国人，而不是易动感情的文盲!难道我们不是也曾经为每一个人，为列宁、英国工党、甚至甘地欢呼马?难道我们没有出版过他们的小册子吗?我们认为他们都带头朝着“同一个总方向”前进。这种为每个人欢呼的特点显然不仅仅是劳苦大众所独有的；它也许不是哪一个国家所特有的，而只是一个发展阶段。几年以前，我本人不是曾对共产国际的报告感到反感吗?那是因为这些报告谴责了德国社会党和英国工党，而我则认为他们都应该是“朋友”。现在，我不再象过去那样崇拜英国工党了；他们使总罢工象我们的罢工一样以失败而结束。他们甚至不仅没有逐步取得进展，似乎反而倒退了。仅仅攻击资本家，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严明的纪律和明确的方向。共产党攻击社会党，不是没有道理的，目的是使阵线分明。列宁有明确的方向和策略。但是，能为墨西哥和其它许多国家运筹帷幄的伟大天才在哪里呢?在那些国家，最优秀人物似乎都无能为力。 　　卡莱斯显然不是那种天才。他分给农民一小部分土地。凯洛格国务卿从华盛顿给他发出强硬的照会，分配土地的工作便马上停止了。接着，农民再次起来造反，又从卡莱斯那里分到一点土地；而凯洛格一发抗议照会，便又偃旗息鼓了。卡莱斯无法实施自己的土地法。墨西哥农民和工人是非常革命的。以致任何一届墨西哥政府都必须谈论革命，否则，它就维持不下去。一九一七年通过的墨西哥宪法规定所有的自然资源都是国家财富，并把剥削者掠夺的土地归还给印第安人村庄。这是一个非常革命的宪法。如果中南美洲的工人们在公众场合阅读这部宪法，就会被捕。在所有讲西班牙语的国家里，工人们从墨西哥那里吸取鼓舞力量。但是，由于“北方巨人”，卡莱斯却不敢实施那部宪法。 　　当时不是有一位伟大的领袖、艺术家迭戈·里韦拉吗?他是墨西哥最著名的革命者。在墨西哥，似乎没有革命纪律和革命理论可言，但有迭戈·里韦拉的艺术，农民和工人从遥远的外地蜂拥而来，朝拜他的艺术。 　　在墨西哥，人们很重视艺术。它植根于古代群居生活。贫穷饥饿的印第安人，这个受压迫长达四百年之久的苦难民族，有着自己的传统艺术。他们的艺术反映在陶器上、舞蹈中以及他们的披肩毯上——这种毛毯也可当作外套。在他们中间，不大重视个人生活：人们为了作出某种姿态，可以置个人生活于不顾。但是，艺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导致严重的斗争。一位可能接替卡莱斯的总统候选人说：“我希望当选，这样我就可以把里韦拉的作品从总统府的墙壁上全部清除掉。” 　　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仔细观看了那些壁画。自从迈克尔·安赫洛时代以来，还从来没有过一位如此伟大的画家在教育部大院四周高大的圆顶走廊上画一幅数百英尺长的油画。这位名叫里韦拉的艺术家在走廊上画满了普通墨西哥农民、矿工、森林工人以及被当作奴隶的劳动者。画家笔下的大地和劳苦大众栩栩如生，他们历尽了人间沧桑，不大意识到他们身上的潜在力量。在矿井里，一个工人弯着腰，吃力地挥舞着铁镐，表现了人类顽强的斗争精神；矿山的奴隶举起双手等待工头搜身，蒙受着极大的耻辱；妇女们世世代代地碾米，表现出强大的忍耐力。壁画里还有集体节日、印第安人生活中的古怪风俗以及喜气洋洋的工人和农民高举红旗、红星旗、红色铁锤镰刀旗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情景。丧事筵席消除了哀悼者的悲伤，变成一种庄严的和谐。画面上一再出现劳苦大众，他们劳动、战斗、牺牲和取得革命胜利。 　　难怪革命的敌人希望毁掉这些壁画!难怪劳苦大众步行几百英里来看这些壁画!壁画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使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艺术家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因为在这些壁画面前，语言显得软弱无力。后来，我们经常讨论艺术和革命，他认为，这两者是浑然一体的。他说：“只有热情反映时代强烈愿望的人，只有善于用有意义的形式表达这种愿望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里韦拉是身材魁梧的墨西哥印第安人，他的面庞与体格都说明了他出生于农民家庭。他说：“艺术已是团结我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古往今来，它赋予我们忍耐的力量。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远古年代里，我们人民生活的土地比现在辽阔；后来我们人民的土地一点点地被夺走了。但是，他们委屈求全，满足于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住房。他们靠歌舞来保持他们的集体精神。盎格鲁撒克逊族人也无法使我们成为别国的奴隶。即使今天，我们也是不可征服的。 　　“我的艺术就是要表达和增强我的人民的灵魂，我的人民是指那些印第安农民和刚刚抛开农田的工人。在我的画面上，工人和农民总是拥抱在一起。资产阶级知道这些画为什么故意选择下等人作为主题——画中的印第安人太多了。因此，他们要毁掉它们。外国艺术家的来访也许能够挽救我的壁画；全世界都在谈论我的壁画。此外，每一届墨西哥政府都必须装出革命的姿态，因为人民有这种要求。但是没有任何一届墨西哥政府可以算是真正革命的，因为美国人太强大了。当领导人们悄悄妥协时，他们总是对人民说：“瞧，我们保留了里韦拉的画，我们是革命政府。他们甚至用我的画来掩盖他们的妥协。但是，一旦他们真正明白艺术是怎样团结人民和唤醒人民起来斗争的，他们就要毁掉这些壁画。 　　“我们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是不稳定的。西班牙征服者的血同印第安人的血流在一起，他们受到美国大亨与印第安人的夹击，他们自己也希望不断发展获得好处。他们既有忠诚的，也有不忠诚的。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为革命工作多年，但后来贪污腐化，谋求私利。我还认识另一些人，他们为资本家服务多年，但后来转变思想，突然为革命卖命。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不稳定性。 　　“但是，我们的农民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一向是革命队伍的中坚力量，然而他们总是受骗。两万三千个村庄需要土地，目前已经得到土地的只有五千个村庄。最大的庄园尚未分给农民，因为它们实力雄厚，收买了州长。在这些大庄园，农民仍然遭到鞭笞，农民领袖被暗杀。然而，由于北方巨人，我们对他们束手无策。” 　　但迭戈·里韦拉不是领袖人才。正如我在西雅图总罢工中所认识到的一样，他也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未来的工人世界的美好，可是他却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途径。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他赞美农民，通过艺术保持其灵魂的独立性。在垄断集团趾高气扬的进军面前，难道独立的劳动者只有象过去那样，节节退却，没有更好的办法?难道他的艺术不是如同宗教那样，只是一种安慰，虽然表达了理想，却不知道如何实现吗?艺术能够团结人民，艺术能够唤起斗争，但艺术却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途径。 　　我到美国大使馆去参加谢菲尔德大使每星期三举行的茶话会。美国人——当然是衣着考究的美国人，都可以参加。他们在美国大使馆里谈论另一种革命；我发现他们都在计算着日子。大家都认为，由于“总统对墨西哥极为不满”，所以谢菲尔德先生随时都有被召回的可能。召回大使和撤消对卡莱斯政府的承认，就意味着石油巨商们可以放手武装他们的私人军队。那就是他们所说的“革命”，由被收买的军从来推翻墨西哥政府。 　　一位石油富商对我说：“卡莱斯是一位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他宁愿使墨西哥贫穷，也要使国家独立?”这位石油巨商认为这显然是一种极其愚蠢的作法。 　　“需要另一种革命，”一位妇女说。“你们美国人没有认识到，墨西哥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换换政府而已。革命并不都要流血牺牲，至少在墨西哥城不是这样。”显然，这个国家的劳苦大众是无关紧要的，左右墨西哥政局的是被收买的军队。 　　另一位石油商人对我说：“正当激动人心的消息即将传来时，你为什么要离开墨西哥?也许一周以后，你只能乘飞机回北方去了!那好，如果你一定要坐火车，必须在明晚之前离开!” 　　大使本人没有公开发表这些预言，显然这些预言都是欢呼这个睦邻国家政府倒台的。这位大使明智地走进了里屋，只是偶尔出来迎接某个大资本家，他可能同这个资本家一起撤回美国。毫无疑问，这位大使正在密室谈论着茶话会上热烈议论的主题。 　　由于一封介绍信，我应邀出席了一位最著名的美国石油巨商家里举行的晚会。大多数宾客是墨西哥的大地主，其中有些人在最近的土地分配中失去了土地，但是有许多人置法律于不顾，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全部地产。当晚会结束时，主人留下我继续交谈。整个夜晚过得非常快活，主人显得格外坦率。他希望我知道——他不怕我知道——美帝国主义有多么强大。 　　“一个月前，你从纽约给你父亲拍来一份电报，建议他去拜访柯伦泰女士，我一刻钟之内就知道了电报全文，”他挑战似地说。“半小时之内，所有报社的记者也都知道了。普通的私人电报我们是不过问的，但这是拍给‘友好委员会’成员的电报——我们称他们是‘该死的友好使者’、美国的敌人。电报中提到了美国的另一个敌人柯伦泰的名字。所有诸如此类的电报在到达墨西哥后的半小时之内都落到我们的手里，我们经经常比收报人先拿到电报。在你抵达此间一个月以前，我们就知道你想来这里了。我们知道，你将何时到达，你会与谁联系。我们了解所有来这里与美国的敌人进行联系的人。”关于美国的敌人，他提到了《民族》周刊的欧内斯特·格里宁博士、弗兰克·坦纳鲍姆、卡尔顿·比尔斯以及所有同赤裸裸的石油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人。 　　他说，“在墨西哥，最头痛的捣乱分子就是美国的这些进步团体。他们不了解墨西哥人，他们用自由思想来腐蚀他们，这只能驱使劳苦大众发疯。靠这些墨西哥人是无法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经过了几百年，他们仍然没有进化成为一个具有自治能力的民族。这就如同两条腿的动物与四条腿的动物有很大差别一样。你能够把狗训练得很懂事，但却不能把猫训练成这个样子。进化的过程附带产生了猩猩，但是猩猩却永远不会进化为人。这些墨西哥人没有接受直接进化；他们是永远不会进化到文明社会的。 　　“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真正差别是，西班牙人极少，所以他们只能与印第安人通婚，把他们当作奴隶使用。我们美国人则把他们杀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文明，而他们只有动乱的原因……这些中美和南美国家如果想要得到自由，非得美国给予并加以保护才行，否则，他们就会土崩瓦解，他们的农民就会欺凌他们，欧洲国家就会掠夺他们。今晚来参加晚会的那些大牧场主都有足够的智慧去组建一个政府；但是他们缺乏勇气。他们害怕他们的农民! 　　“但是，如果有可能使墨西哥人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话，那必然是美国的敌人一手造成的。沿着格朗德河有一条很长的美墨边界线，它比德法边界线还要危险。这两个有着不同传统的民族是不可能友好相处的。谁要是使墨西哥变得强大和有秩序，那就必定会促使美国发动一场战争。” 　　“你自己的行为在促成战争，并使整个拉丁美洲憎恨美国，”我气愤地说。他却笑了。 　　“是的，憎恨我们!但是，只要他们弱小和社会动乱，他们是不能伤害我们的。这些该死的友好使者却想使他们强大和社会安定，用强大的敌人取代软弱的敌人!这简直是对美国的背叛!” 　　他还告诉我“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美国并吞墨西哥北方各州。“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块比法国大几倍的、人口稀少的土地。我反对占领人口稠密的土地，因为同他们混杂在一起，就会使自己的种族退化……你会认为我是作为石油商贾才需要那些州的吧。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可以从墨西哥为我的石油搞到比美国法律赋予我的更优惠的条件。卡莱斯上台，我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不会长久。我的这番话不是站在石油商人的立场上说的，而是站在美国爱国者的立场上说的，因为我希望自己国家的领土不断扩大，日益繁荣富强。谁要不这样想，就是美国的敌人。” 　　在这次谈话过程中，他的妻子出出进进，时而坐在她丈夫的身旁。有一次，她竭力想使丈夫的言词缓和一些。他之所以言词激烈，主要是因为他对客人傲慢无礼，倒不是由于他不谨慎。他对妻子置之不理，他非常强硬，根本不在乎谁在听。“我们知道卡莱斯总统要垮台，你有什么看法?我们在墨西哥的每个角落都有汽油站，他们都给我们传递情报。他们现在都给我们写信，报告各地反对卡莱斯政府的情况，有小规模起义，地方性起义。当华盛顿撤消对卡莱斯政府的承认，派军队向边境移动对，就不会只是地方性起义了。华盛顿已经很厌烦了。” 　　他的直率使我大吃一惊，所以我在那天晚上睡觉前记下了他的谈话；我仍然保存着这次谈话的副本。我能轻易地用普通邮件穿过华尔街向苏联特许权委员会寄送报告，至今思之，不禁捏一把汗。多么悬啊，我岂不是在悬崖边上行走吗?我之所以没有把俄国人牵连进来，大概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公职的人吧。我记得，鲍罗廷在广州曾对我说过，在一个受剥削的国家里，一个安定而强大的政府是不会受到剥削者的欢迎的，因为只有社会动乱，他们才能牟取暴利，巧取豪夺。美国石油巨头们显然和他有同样的观点。而小商人和小企业家则说：“一个正直而安定的政府是有益于发展贸易的。”他们为抢劫和腐败“有损于贸易”而悲叹。这的确损害了他们的小生意。但是所有的大人物、对抗力量的领导人却对此非常清楚。 　　然而，这些“该死的友好使者”的顽强精神超乎美国大使馆里的商人的预料。他们把自由主义者的大批抗议信件源源不断地寄给华盛顿，以致邮车阻塞了交通，使邮件耽搁了一天多。这些写抗议信的自由主义者憎恨石油商贾和堕落的牧师的干涉。这确实是一大成就。所以华盛顿不仅没有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反而委派摩根财团的德怀特·莫罗担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莫罗比前任大使谢菲尔德还要聪明能干。正如很久以前，当展览被垄断时，伦纳德·艾尔斯曾教给我如何保持“独立”一样，狡猾的莫罗也想出了一个办法：既使墨西哥“独立”又使美国资本家攫取墨西哥石油和土地。这些“该死的友好使者”不再抱怨了；他们不是已经达到目的了吗? 　　在墨西哥，来自北方巨人的帝国主义者是如此强大，以致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毫不在乎。在墨西哥，革命的农民和劳苦大众准备献身，准备为卡莱斯献身，为里韦拉的壁画献身，为莫罗内斯献身，以及为任何给他们以希望的“朋友”献身。但是，卡莱斯是飞蛾扑灯，里韦拉只有感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墨西哥的革命领袖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墨西哥农民工人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来提供理论、纪律和明确的方向，并体现群众的强烈愿望。这样，才能如卡尔顿·比尔斯所说的那样，实现以下理想：“墨西哥成为南北美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革命力量。” 　　总有一天，在各民族的交响乐中，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也奏出自己的乐章。总有一天，当全世界都成为墨西哥劳苦大众的“朋友”时，他们会热情地奉献自己的礼物。石油商贾们曾嘲笑：“我们有文明，他们有动乱……”墨西哥的劳苦大众不要资本主义的文明；但是，当社会主义的文明到来时，他们会热情欢迎的。他们愉快地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并使生活中最简单的东西成为艺术品。当人类征服了地球之后，他们必定可以学会去享受它。为了古老的北方民族，为了各种族的“朋友”，墨西哥的劳苦大众经历四百年的受压迫的生活之后，仍然保持着共享节日快乐的礼物!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